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15）南北議和

武昌起义成功，武汉三镇的迅速克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望平街报馆门前，每天挤得人山人海，都在打听湖北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广大人民坚信，满清必败，革命必胜。一次报上登了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报馆立即遭到了一千多人的围攻，认为是造谣。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船，百分之八十的乘客都是前往汉口参加革命军的工人和学生，其中还有许多是归国华侨。沿途南京等地，不断有人上船。他们一到船上就把辫子剪掉，表示革命的决心。与此同时，革命已似烈火燎原，席卷各地。武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鼓舞着各地人民；各地起义胜利后，又把支持湖北革命作为重要大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甚至广东、广西等地，都纷纷派来援军。湖南援军出发时，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到江边热烈欢送。从南昌出发的援军，在船樯上高悬着「满奴不灭不生还」的大旗，表达了誓夺胜利的昂扬斗志。

站後戰場

◆1895年之后的16年当中，孙文除了在上海作过三次秘密而短暂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为了视察一次预谋的起义而通过中越边境进入广西之外，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事实上，长期流寓海外的孙文远离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他对中国革命党人的领导脱节了。

廖宇春、顾忠琛商订之秘密条款

自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成都、武昌新军起义后，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各省汉族政治势力蜂起响应，数月之间大清国的疆土已是狼烟四起，长江以南几已全复汉土，而陕西、山西革命军（主要由新军与哥老会组成）江浙滬的光復軍也在与清军激战。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稍微美化一點的說他正在籌款。）

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

主持国政的满清摄政王载沣眼见大局溃烂，又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六镇北洋军，在他人的建议下，慌忙将满清的军政大权移交给被罢免闲居在河南的汉族人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就已经和革命党人有过数次联络，并主动表示要「推翻清室，光复故国」。他到北京视事后，即以亲信冯国璋为禁卫军统领，掌握了皇宫的警卫大权。随之又对满清皇室施加压力，暗示他们应该退位逊国，否则生命财产不可保全。

宗社党

这个时候有一个满清皇室成员叫良弼，他还掌握着北京周边的部分满族军队，他坚决反对满清逊国，纠集了一帮满清权贵中的死硬分子成立所谓「宗社党」，他们计划刺杀袁世凯后以满族军队护送宣统、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逃往关外，依靠张作霖的兵力和日俄的武装干涉与革命军血战到底。为此张作霖还紧急会见日俄代表，答应出让更多东北和内外蒙古主权给日俄。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便联络汪精卫，派四川革命志士彭家珍用炸弹在良弼外出时将其炸死。

良弼一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控制了满清政府。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

11月2日，孙从纽约出发，前往伦敦、巴黎游说西方政府与银行团终止贷款给清政府与支持中国革命。11月10日，在国外得悉「武昌已经为革命军占领」消息后，孙抵伦敦开展外交活动。孙在伦敦草拟《告世界书》。

 1911年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伦敦开展外交活动，11月10日抵达伦敦。
这是孙中山在伦敦用英文草拟的《告世界书》

1911年11月11日，孙抵伦敦，就武昌起义成功接受《滨海杂志》采访，至11月20日离开。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据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当时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典华」的朋友的餐馆打工度日，对革命事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他从报纸上得知新军占领武汉三镇，又听闻各省的新军、「哥老会」「洪门」和「青帮」、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乃至清军中的汉族将领纷起响应革命，才决定回国来收获革命果实，之前同盟会发动的多次革命孙文是从来不到前线上来的。但封从德根据当时邮件资料推斷說，辛亥革命之际孙中山正在美国犹他州小镇奥格登持续其演说募款之旅。

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

美國西部時間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國時間10月10日，孫文在猶他州鹽湖城邊一個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內，用旅店的信簽給美洲同盟總會會長李是男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寄給黃興的一萬元「匯港急款」，說並不夠，希望再籌足一萬寄去。——經驗證，此信與孫文筆跡不符，且裡面居然有多個毛澤東時候才有的簡體字，如最後那個「號」字，系偽造！

具體偽造分析見 http://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11/blog-post.html

辛亥爆发之后，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侨民、留学生、及舆论界等咸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推举袁为第一任大总统。当时还在英国伦敦的孙文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的意向后，专门致电军政府表示同意：『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 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致电袁世凯：『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世凯『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当年日本外务省之所以派遣宫崎寅藏前往中国调查秘密会党，是希望利用反清秘密会党的力量来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负责执行此项牵制策略者，正是时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也都有各自的目的。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离开欧洲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这是孙中山抵达上海时摄影

日本人认为，要是让袁世凯掌权了，之后就很难从中国获得利益， 尤其袁世凯答应满人，要让满人回到东北的家乡，这对黑龙会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于是，日本人为了避免一个团结的中华民国 (五色旗)， 成为日本扩张的障碍，武昌起义之后，内田良平随即命令犬养毅和宫崎寅藏去把流亡国外的孙文带回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1911年11月24日，孙从法国马赛启程，乘「狄凡哈号」邮轮，经停马来亚槟城、新加坡、香港，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
 

 当时，无论是武昌的军政府，还是南京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都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关税、盐税、厘金、田赋都收不到，发行的公债与军用钞票又不被市场所接受。孙文在回国之前，先派亲信胡汉民到上海和南京活动。胡在两地对革命群众和各省代表宣称：『孙文将携欧美各国援华巨款回国支持革命，故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当推孙文。』。南方政府刚成立，不但需要资金发薪水也需要钱买粮买火药，更需要钱来做好争取列强承认的工作。这时听到长久以来都在国外募款的孙文回国了，当然大家认为是一个及时雨。人们都将孙文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立宪派首领张謇明白表示：「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这句话似乎是故意将孙文放在炭火上烤——孙文在海外屡次贪污华侨捐款，早已声名狼藉；孙文花钱如流水，哪里是什么「理财专家」？

 

果然，孙文在西方各国筹款处处碰壁。12月25日，孙到达上海，偕胡汉民答称中外记者：「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众记者一时愣住，然后……镁光灯四射！一旁观民众大喊：「孙先生说得好啊！」而这句话也堵住所有军官的嘴，搞得当时三十万大军最高领袖、江苏都督程德全，明明被底下欠薪的士兵骂翻，也只能说：「孙先生回来就好了。」而国民党教科书是这样写说「当时革命同志听了，都被国父的精神所感动，更加为革命努力。」

所谓欧美各国支援中国革命的巨款，各省革命军一文也没有见到。有代表质问孙文巨款何在？孙答以：『吾此番回国唯有一颗赤诚的革命救国之心。』故当时人称其孙大炮，认为他满嘴跑火车，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牛都敢吹。 

 

◆孙文就职当天，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成立南京临时政府。1月4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质问说：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又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之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

可见，南京临时政府之成立及孙文之「当选」，乃是背信弃义、瞒天过海的结果，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有言：『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用来描述孙中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所谓「十次举义」，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丵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

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驻华記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鄂军都督黎元洪

（西里爾·珀爾《北京的莫理循》.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ISBN 9787533436643. 黎元洪談孫中山：名聲是虛構 對革命沒有實質貢獻. 鳳凰網. 2011-07-11.）

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月，南北俨然形成分治局面。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凯镇压义军。国民军政府后来也被清军打下武汉，等于革命其实已被镇压下去，阉阉一息，再打下去，武昌起义一样会失败。不过袁世凯打下武汉后，经英、日等势力调解，加上黎元洪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黎元洪的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儿子），革命军又不断释出善意想策反袁世凯。一开始，武昌军政府不愿谈判，等到冯国璋的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武昌指日可下之际，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领袖逃离湖北、沿江而下，军政府一片混乱，黎元洪见情势危急才答应谈判。

11月12日，黎元洪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明确表示，只要袁氏『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1911年12月2日，在汉口召开的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议作出决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待袁世凯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民立报》，该报1911年10月21日报道：『《每日镜》（Daily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27日，武昌起义仅过半月，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劝袁世凯『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杨敦颐《满夷猎夏始末纪》第八篇）。

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企图选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获知袁世凯倾向共和之后，在14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还将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原本「革命」之后的「众望所归」，根本就是袁世凯。

 司法总长伍廷芳（1842—1922），广东新会人。

 斡旋南北议和的英国商人李德立

 1911年11月中旬，南方双方开始在汉口议和，从12月8日起，南北议和改在上海举行。这是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坐者)与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立者)合影。

袁世凯指派的唐绍仪、与黎元洪指派的伍廷芳、以及英、日、美、德、法、俄六国总领事等，于12月18日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在12月28日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

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渴望权力的孙文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在「看报纸才知道」之后，12月25日匆忙从国外赶回，26日，孙与黄兴等在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行馆召开中国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29日，南方十七省的革命派代表「同盟会」就单方面撕毁协议，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建立所谓「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果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 这些投票给孙文的「南方各省代表」，并非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连清末新政期间各省谘议局议员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后者毕竟经过选举程式产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孙文以一名未参加革命的外来者身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其德高望重、众望所归，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最有可能对外筹借钜款，以解燃眉之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省纷纷选派参议员赴南京，以组织临时参议院。图为各省选派的参议员名单

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商讨组织临时政府。图为当时会议情形。

 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议决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1911年12月11日上海《时报》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在伍廷芳与唐绍仪议和的同时，黄兴亦委派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为代表，与段祺瑞代表廖宇春在上海进行秘密会谈。图为1911年12月20日黄兴委任顾忠琛与廖宇春商谈的手迹

『孙文既归国之后，南京将选临时总统，三德与唐琼昌等谋之，谓南京各省代表，现震于海外华侨之声势，我等张大其声势，以为孙文后盾，并当发电公举其为临时总统，唐琼昌等皆以为然。于是连日筹画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各省代表投选票之结果，孙文之票，遂多于黎元洪十一条，孙文于是得临时总统矣。事后三德尝说笑话，谓孙文之临时总统，系三德一手造成，亦系「洪门」人士合力造成。若使当日不发此百数十封电报公举之，其声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视之。马君武博士虽极力在南京为之运动，强迫各省代表投孙文票，亦未必有效也。即孙文自己亦梦想不到能得选为临时总统。三德今日追述此事，亦非夸功，或者反为有罪。然事实如此，信史不能不存，毁誉则听诸公论矣。』

—《洪門革命史》

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大概花了日本人300万元，以当时的币值来讲，200元相当于现今1000万，当然有借必然是要有还的。日本朝野透过三井等财阀借钱给孙文的条件包含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满州送给日本等，其实原本都已经谈好了。（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煤铁矿工厂）日本政府通过三井借款给孙文，最大的企图是希望取得在东北的权利。

三井财阀是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第一大财阀，据评估其财势超过排名第二的三菱财阀约有三倍以上。在日俄战争之后一段期间，仅仅三井财阀所属三井物产会社一家公司的贸易额，就占了全日本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有余。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左四黄兴、左五孙中山、左六唐绍仪）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总统府会见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

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在黄兴的要求下，不得不立刻根据汉口决议，『声明暂时就职』，随后以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并在就职誓词中特意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当时袁世凯只要一翻脸，认为革命军政府表里不一，继续效忠清政府，决定挥军平乱，国民革命军众人是会功亏一篑！孙文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未因孙文当选而改变。
 

台湾学者洪圣斐在《孙文与三井财阀》一书中指出，在整个签约及借款过程中，除了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陆军总长黄兴等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南京临时政府等其他首长，如财政总长陈锦涛及实业总长张謇等，大多并未与闻其事，参议院更不知情。消息泄露后，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首先发表反对意见。张謇以身为实业总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愤而辞职。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0时，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宣誓就任。是年1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国会）。

「大总统誓辞」如下：倾复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这是孙中山与总统府职员合影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

孙中山就职时发布的宣言书

孙中山就职时发布的告海陆军士文

 1911年12月30日，上海《民立报》关于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报道。

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对这次选举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疑问

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对这次选举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疑问，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wikisource:The New York Times/1911/12/31/DR. SUN'S ELEC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1912年1月11日、17日、19日，孙文自称的「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却完全得不到任何答复！

孙中山与部分内阁成员合影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办公室.

 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的宣传画

孫文被舉為臨時大總統這個時間點（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了沒？答案是，還沒。可是孙文为了自己高兴与自己权力欲望，自封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文当时要钱没钱，人也不是他的人，却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一直呛声：『清帝退位后，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后须取得各国承认…等等等等，这样我才要推举你袁世凯当总统…』(孙文的<<五条要约>>)并且还不断修改内容。当时一直撮合革命军与袁世凯的伍廷芳甚至大骂：『如果我有一把枪，我一定毙了孙大炮！』

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定，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 月8 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

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

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

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武昌首义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

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

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 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 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

心有不甘的孙文确曾有过取消南北议和，誓师北伐、直捣黄龙，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黄兴主张「化敌为友」，让袁世凯做「一个民选的总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汪精卫更是直言不讳：『你不赞成议和，是舍不得总统吗？』何况，临时政府穷得叮当响，南京十馀万民军的费用没有来源，黄兴急得吐血。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后来连稀粥都不能保障。孙文为借款焦头烂额，以致出让满蒙向日本借款，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借款谈判才被迫终止。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2006.11]

另一方面，驻外公使纷电北京，要求俯顺民情，承认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各国政府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更是釜底抽薪，北洋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财力（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上至段祺瑞等较为开明的高级将领对于共和「甚韪之」（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下至普通官兵「多被感化」（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民国建立后，顽固守旧的冯国璋等也「赞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夏斯云《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对于当时受到千年专制统治的社会来说，保留君主的渐进式改革，绝对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国家在稳定中发展。如果孙文是个负责任的领袖，应该做的是促使清廷加速君主立宪，而不是只会进行恐怖活动，让国家陷入不可知的混乱，导致最后走向更为专制的共产统治。

革命党人议和的底线是：实行共和政体，否则一切免谈。梁启超对南北情势洞若观火：『项城兵虽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

当时满清政权并未终结，袁世凯发起逼宫行动，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联衔上奏，以「民贵君轻」为由，陈述『民军所争的是政体而非君位，所要的是共和而非宗社』之情状，请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俯鉴大势，以顺民心』；26日，坚决反对共和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皇族为之胆寒，无人再敢出头反对共和。军队在袁世凯手上，又拥革命军自重，裕隆皇后只好接受袁世凯开出来的条件，2月12日（陰曆12月25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并诏袁世凯组阁，建立共和政府。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以一家一姓统治天下的君主专制一朝终结；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参议院送交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这就是清政府被推翻的经过。也是中华民国真正成立的前奏。

大清皇帝溥儀〈退位詔書〉(1912.02.12)

大清皇帝退位詔書中提及的「民軍」勉強算是與孫文有關的革命力量，但詔書已明文規定袁世凱取得「全權」了，袁世凱三字還直接寫進詔書本文之中呢（後面再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再簽名一次。清帝退位三天後，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名字中沒有「臨時」，但也不算正式），袁卻於3月10日於北京就職。

袁世凯当时是外有孙文在搞破坏，内又有政敌伺机取而代之，孙文不断地搅局，期间，袁世凯曾遭中国同盟会炸弹暗杀，炸死袁的侍卫长，也差点使袁世凯丧生。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坐实南京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南北双方幕后谈判全部曝光，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

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政府的顾问，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包括头山满和内田良平。这些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间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党中间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隐藏在幕后，替他来回奔走，像内田、头山这种人，替孙中山跑腿，替他准备二次革命，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围那些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孙中山的统战对象。这些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

由此可知，国民党所谓称孙文是「中华民国」的「國父」、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根本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场国际笑话！孙文不但根本没有贡献，而且还根本是来捣乱的！当时别人把命豁出去在跟清政府拚，他是把人家奋斗成果直接拿来给自己了。

 1912年1月14日南京卫戍总督府成立，以徐绍桢为卫戍总督。图为徐绍桢与卫戍总督府随员合影。

 1911年2月，冯如带领自己制造的两架飞机从美国乘船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担任广东革命军飞机长。图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的飞机队

至于孙文为什么会变「国父」？首次出现是1925年，孙文病逝时，在葬礼上豫军司令樊钟秀送上「国父」两字横匾额。1938年1月16日近衞内阁于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积极拉拢汪精卫;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和日本达成协议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蔣介石自己不好當皇帝，於是找個已死的孫中山，作為太上皇。针对汪精卫在南京紧锣密鼓筹建「和平政权」的举动，1940年4月，蒋介石为了与汪精卫争「中华民国政府」的正统性，并以争取自己为孙文的接班人，蒋的国民军政府急急忙忙的经过中常会通过明令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陈立夫们宣导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中山、蒋介石』的道统的把戏，1941年5月29日，汪精卫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所以就國民黨把「国父」拿来大作文章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