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10）日知會

武昌日知会纪念碑。1938年，“丙午党狱”同人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等敬立于日知会原址，现入藏在省博物馆。

「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请社以屋，此诚当日忧时志杰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晚清之际，朝政败坏，外侮纷垂。甲午战后，继以庚子之乱，国人因受大惩创，犹旁皇不知所以救济之策。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汉，与中美同道筹商，就武昌府街圣公会设一阅书报处，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颜曰“日知会”，时光绪辛丑年也。」—摘自武昌日知会纪念碑

日知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作了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以其独特性出现在历史视野中，尤其值得纪念。1938年7月，梁钟汉、殷子衡、张难先、欧阳瑞骅等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今武汉市三十三中学），同时还配套兴建了碑亭和石牌坊。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碑亭和石牌坊已被拆毁，所幸断损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原物，还入藏在湖北省博物馆。近千字的碑文依据当年所历所闻，述说著一个壮烈的故事，基本上不受思想偏见或刻意歪曲的影响，保存了历史的真实。

梁钟汉（晚年）曾于1911年10月11日响应武昌起义，成立汉川起义军政分府，正式宣布独立。

在中国關於日知會的专论只有两篇。雷渊澄著《“日知会”与“日知堂”》（收入《武昌区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及同著:《吴德施夫妇和辛亥革命》收入《武昌文史》第2辑，1986年）。另外还有贺觉非、冯天瑜著《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的有关日知会的记述（第74页至第81页并其他有关记述）。在日本，只有小野信尔在《辛亥革命与革命宣传》（收入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日本〕筑康书房，1978年）中提到过日知会的活动。他较详细地叙述了下狱党人的宜传行动，但依据范鸿勋的回忆说“严格地说来它不是革命组织”。(日)川村规夫后来写过《日知会的革命活动》一文。可以清楚，「日知会」虽不是革命组织，但是在历史上起的是启蒙新军的重要作用，它是先于武装革命前的思想上的革命。

一、日知会之雏形

「日知会」是一个教会机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大凡清朝官吏对西方人和西方宗教都畏而远之。由于治外法权的庇护，教会内的任何活动颇为自由自在。但是日知会产生和存在并不仅仅是利用了基督教教会给予的这种方便，至少是它的主要领导人还直接从基督教的某些圣训中汲取了可供借用的革命思想，甚至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如刘静庵、殷子恒、曹亚伯、余日章等。殷子恒说：“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作真基督教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

西方基督教在湖北的传教活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这一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汉口驻足（见中华续行委办调查特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翻譯组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1868年（同治七年），美国圣公会开始在武汉组织教会（同上，第229页）。美圣公会在武昌开始传教即建立起教堂和学校各一所，教堂为日知堂，位于高家巷，又称圣约瑟礼拜堂。学校为日知学堂（今青龙巷小学校内）(雷渊澄著《“日知会”与“日知堂”》（《武昌区文史资料》第1辑，以下简称《武昌文史》第1辑），第50页)。

◆子夏名言“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

◆反清復明志士顾炎武著《日知录》，终身不食清禄，又提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守令”）等古代民主思想。在《日知录》中，顾炎武的民族主义情节及古代民主意识与国学典籍无形中连接起来，这时成为革命志士反专制义举的一个推动力，「日知会」的名称当来源于此。所以袁访賚说“该会仿顾亭林所著《日知录》之意命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宗旨发动民族意识，灌输维新思想了”。（袁仿賚著《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13页。）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1月，美圣公会派传教士吴德施（Bishop Logan Herbert Roots）来鄂。吴德施夫妇来到武汉的第一个住地就是高家巷的圣约瑟礼拜堂。同年改任汉口圣保罗堂（位于英租界四码头附近）（《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1045页）。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任教区主教，仍在汉口圣保罗堂办公。吴德施来汉后，即着手选任中国信徒为会吏，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黄吉亭和胡兰亭，两人分别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及上海圣约翰大学。

（注：殷主教于1903年去世，该年吴德施继任主教。参阅《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1045-1047页）

◆吴德施（1870一1945），美国阿肯色州（Arkansas）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剑桥神学院。首义前活动本论中已详述。首义后与余日章组织红十字会，1912年任湘辖境主教，1913年任中华续行委主席，在抗战期间一直从事贬灾工作等，支持联共抗日（《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1045一1047页）。

◆黄吉亭(1868--1954)，原名：黄瑞祥，字: 虞之，武昌人，基督教徒。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武昌圣诞堂被授会吏职。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复活节那天，他与杨开甲等几个同道者，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内组织了中华圣公会，黄吉亭为会长。（雷渊澄说“教会冠上‘中华’二字，正反映了他们爱国爱教思想和教会自办的憧憬，开了以后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先河”。）第二年，顾美玉也调往汉口圣保罗堂。此后，黄吉亭等的活动更趋活跃了，与胡兰亭牧师等于府街口日知学堂原圣救世主堂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武昌文史》第1辑，第50页），“向上海等地购买鼓吹革命救国的书报”（《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第111页）。这时胡兰亭任文华书院监学。

1901年黄吉亭亭受殷德生主教之命，调长沙三一堂「圣公会」任会长，又办阅览室「日知会」，以此结识黄兴等革命党人。黄兴之名，系黄吉亭牧师所取。胡兰亭继而被任命为「武昌日知堂」会长（参《武昌文史》第1辑第50、51页）。这时胡将「日知会」迁到日知堂，增购新书报，扩大其宣传活动，使之走向革命化（参《武昌文史》第2辑第43页）。

“江夏有两杨开甲，原以为杨字显臣，即杨讚绪之兄，武昌首义后任军政府参谋长者，后卢春荣指出，与黄吉亭等设圣公会乃另一杨开甲”。（贺觉非编著《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资料选编》，湖北省档案馆资料编辑室、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1983年，第112页）

◆胡兰亭（又名胡齐勋，1865年－1936年4月19日）湖北省汉阳府汉川县人，圣公会牧师、中国民主革命家，曾任武昌圣公会鄂湘教区吏总、武昌日知会会长。胡兰亭幼年父母双亡，投靠大姐，大姐去世后，逼于汉口街头行乞糊口，被基督新教伦敦会福音堂英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所收养，后来接受杨格非施洗。胡兰亭在福音堂小学当杂役，受允许于教室旁听，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后，杨格非推荐胡到武昌文华书院读书。1882年，胡兰亭被保送上海圣约翰书院，攻读神学。1886年毕业，胡被派至湖北宜昌传道，1893年任职于武昌文华书院。1901年出任圣公会会长兼文华书院监学，1902年调任武昌圣若瑟堂牧师。（参见：〈胡兰亭〉，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及〈日知会与胡兰亭〉，长江日报 。）

黄吉亭

◆黄、胡二位会长均抱有革命救国思想，并得到圣公会的支援，冯自由记述：『在武昌之圣公会设于高家巷，胡兰亭牧师主之。在长沙之圣公会在吉祥巷，黄吉亭牧师主之。胡、黄具抱革命思想，故于庚子（1900年）8月，唐才常、林锡圭失败之后，湘鄂二省志士刘贞一（刘静庵）、冯特民、曹亚伯、禹之谟等恒假圣公会为护身符。』

胡兰亭聘教友刘静庵为司理（阅览室管理员），以此为掩护吸纳革命志士。梁耀汉率群学社千余人亦并入。1900年的庚子起义，刘静庵是参与策划组织者之一，唐才常任总指挥，起义人马系「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失败后，刘静庵到湖北新军，日知会事务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先生代理，刘静庵在湖北新军组建「科学补习所」后，将革命领导机关搬到「科学补习所」。革命的重点由广泛动员，唤醒民众，转变为改造新军，策反满清武装。

在胡、刘、以及曹亚伯的改组与运作下，武昌日知会由宣传新知识、新思想的读书机构，发展为一个利用教会掩护，向学生与军人宣传推翻满清革命思想的组织，高峰时期会员近万。而黄吉亭牧师于长沙设长沙日知会，亦转型为革命组织。（参见：胡兰亭，昙华林人物 ，武汉市情网。）

刘静庵（1875年－1911年6月12日），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静庵，中国湖北潜江人，清朝末年反清革命人士，基督徒，教名保罗 。

据刘静庵后人和故里长者介绍，「日知会」创建于刘静庵1889年落脚武昌不久，名称由刘静庵所取，系在「哥老会」等反清组织基础上改造、联合组建而成，自成立，便打出了革命救国的旗帜。恐目标暴露，将「哥老会」等反清组织，作为「日知会」外围组织。日知会以美国「圣公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影响了众多教会人士，在刘静庵影响下，由同情革命转变为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如：胡兰亭、黄吉亭、刘藩侯等牧师。美国教会人士对救民众于水火的「日知会」，给予了极大的无私帮助。

早在1903年，刘静庵、曹亚伯就常到武昌日知会参加活动，黄吉亭会长追述当日情形：“武昌圣公会则由胡兰亭继任会长。癸卯（1903）年间，因黎元洪部下书记刘大雄（刘静庵）常来阅览书报，与胡兰亭成为好友，胡遂请其担任日知会工作，用原名静庵。同年曹亚伯由湘返鄂，经馀介绍与胡，复由曹君介绍多人入会。”（冯天瑜《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引《黄吉亭日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903年由吴禄贞推荐刘静庵任黎元洪手下书记，约在第二年四、五月间，黄兴写给他的书信落入他人之手，刘辞去该职，此时开始任日知会司理。刘静庵任司理以后，日知会会务迅速发展。到该年秋季，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大多会聚到日知会。

『癸卯三月，予复返新化中学，过武昌访吴禄贞，问胡宗琬之行踪，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带与会党联络去矣。先是刘敬安（即刘静庵）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密约军中同志，分途运动，闻胡宗琬将至鄂，会合于蛇山之顶，准备欢迎。到会者，即刘与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张汉、徐竹平、徐于七人。胡至后，即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山前东厂口。与刘敬安、冯特民、朱滓淘、时伯弼、宋教仁、易本羲、张朗村、王汉、朱子龙辈分道进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3页）。

『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部充书记。予知黎元洪之名从此始。胡宗琬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科学补习所」专作介绍入伍机关。当时，所用密码，招兵曰货俏，速派弟兄们来曰办货，兵器曰海带。未介绍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密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4页）。

冯自由将胡兰亭列为鄂省「武昌日知会」员之首，刘贞一（即刘静庵）次之；黄吉亭列湘省「长沙日知会」员之首，黄轸（黄兴）次之。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均是湘省日知会员。（《革命逸史》初集第247-248页，中华书局）

二、日知会的成立

关于日知会作为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即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多数史料记载谓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即1906年1月25日至2月22日）之间①，但也有说在二月（即2月23日至3月24日）之间②，也有笼统地称之为当年“春”的③。至于参加成立大会的人数，多种记载均称“百余人”④。会议地点在武昌高家巷的日知会内。开会时，首由刘静庵报告筹备经过，张汉杰记录；次由冯特民宣读会章；接着，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是时名葆仁）等人相继演说，慷慨陈词。刘静庵的报告明确提出日知会的宗旨是“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⑤。遗憾的是，由冯特民宣读的日知会会章迄今尚未发现。会上，确定了日知会的干部人选。“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敬安（笔者按即刘静庵）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⑥。

①《湖北革命知之录》，第81页；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纪》第6页；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②程起陆著《日知会在黄冈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75页；范鸿勋著《日知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年版，第80页。

③皮明庥、吴光耀、田原、张笃勤编《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④《辛亥武昌首义纪》及《日知会》等。

⑤《武昌革命真史》，第10页。

⑥同上。

《日知会启》首先说到日知会阅报室设立的缘起，继而叙述了越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战而胜强吴，法国臣民自普法失败后“各怀愤心，发奋图强，终致富于欧洲”，以及日俄因“革故鼎盛”，即推动朝廷的预备立宪活动。

因为经费困难，人手缺乏，日知会不得不对阅览室的开放时间和对象作出种种限制。如《阅书报章程》中规定每天的开放时间仅为下午一点半至三点半和晚上六点至七点，计三小时，且每周星期六和星期日只对会友开放，“外友停阅书报”。“会友欲借书外出阅考，每次一本，限于七日归还”，报纸限借“前二日已阅之报”，一日内送还。这些情况表明，至少在日知会初期，它所陈列的书报甚为有限，人手亦少，因而必须对开放时间和阅览借出作种种限制。

“每月中请中西名士讲论中西学問一次，或（演）试格致、化学”，每季度“出题汇课”即测验一次，评定甲乙，并对优胜者“奖赏书籍各物”。会友如对新学有所心得，亦可在会中公开讲论，每月一次。从聘请中西友人“教习各学”及“青年会友子弟在本会肄业”并收取学傣等规定看，日知会似乎还开办了讲习班之类，并且可能招收会外的青年子弟入学，因为有对会员子弟减半以取学费的规定。

《捐项章程》规定了多条有关收费和接受捐赠的办法。如“外友阅报至四次者，先付阅报资一百文”，“外友未出采捐投资之先，不得引友阅报”，“外友自欲入内阅报者，每人每次三文，先付后阅”。捐款种类分乐捐、月捐、书籍捐、图画捐、器物捐。乐捐是指日知会会友和外友（非会员）自愿捐赠钱物，数量不限多寡；月捐是指会友按规定必须按月缴的捐款即会费，至少一百文，“捐巨款之会友可商议会事”(书籍、图画、器物等捐指的是捐赠上述各种实物。会友有捐赠的义务，外友所捐赠则格外欢迎，如捐赠人等“不入此会”或“不喜显登芳名”，则“听其便”。捐章还规定“凡中西友人在本会教习各学者”，应将酬金的一半捐助日知会。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想见日知会多方筹集活动经费的艰难。

三、日知会的会员人数

日知会的会员人数是个尚待探讨的问题。范腾霄说“改组日知会，不两月军界之加入者以数千计”，并自称“经余介绍入日知会者达二百人”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89一92页）所载，有名籍可考的会员仅118人。据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所载的也仅有140人（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7一16页）。两个资料均没有谈到入会全部人数是多少。朱和中称“相率入会者达数千人”②；曹亚伯则说“法人欧吉罗未来演说之前，军学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③；《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也云“万人”④。（参阅川村规夫《日知会的革命活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从和该地区总人口的对比来看，据苏云峰的研究，1911年至1916年时期，江夏（武昌）县城人口为18万余人，汉阳县城为6万余人，夏口（汉口）镇为70万余人⑤，总计94万多人，应是首义后概数，应该考虑，首义前后的较大人口变动。比如虽有首义后的城市混乱和人口移出，但过几年汉口的人口有所增加，1917年的人口为106年的1.3倍⑤。估计武汉三镇在日知会时期总人口为72万余人。因汉口人口的大部分是在城市，三镇城市人口有60万多。很难想象，60万余人日的城市有“万人”的团体。

范腾霄、张难先所说的百至千人应当属于学界及城镇居民的人数，笔者认为日知会的正式会员当不超过千人之数，因为「日知会」只存在了短短不足一年时间即遭破坏，风气未开时的初期组织日知会何能发展到如此规模？曹亚伯所说的＂万人＂应当是后来加上被启蒙的新军及「文学社」、「共进会」的影响所及武昌起义的人数的估计。

①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藏，第33页。

②《辛亥光复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续）》。

③《武昌革命真史》，第130页。

④欧阳瑞驊撰文、张难先书《武昌日知会纪念碑》，抄本，1938年（？）。

⑤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一1916，湖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第516一517页。

⑤同上，第522页。

四、日知会的活动

（一）宣传活动。

日知会成立后，“会务发达，一日千里”（《武昌革命真史》，第80页）。这与它卓有成效的活动，尤其是宣传活动密不可分。日知会的宣传活动一是游行讲演，二是秘密印刷和散布革命书刊。「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其成员多转到日知会，力量得到加强，活动大幅增多。

日知会从一开始就举办演讲活动，范鸿勋回忆：“多择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举行讲演会，每每延至初夜。到会人数，逐渐加多，演说内容，初系说明时势，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后就坦直宣传革命，辞意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很能吸引听众。”演讲会之外，又偶或放映电影幻灯，或作物理、化学实验，其间穿插革命宣传，形式生动活泼（《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80页）。日知会的演讲活动，初办时是每月一次，以后逐渐增多，每逢周六、周日举办。冯特民演讲次数较多，颇能打动听众，吴禄贞、余德元等人也曾是主讲人（《辛亥武昌首义纪》第6页，湖北通志馆）。（注：吴禄贞1896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受张之洞所派，赴日本士官学校习骑兵科，约在1898年留日其间加入兴中会。）

此时，日知会的活动除讲演（在日知会或文华书院）、游行之外，还秘密印刷和散布革命书刊，有些日知会员甚至在武昌城内散发革命书刊。日知会员也以讲课的形式宣传革命，那时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还任文华书院国文讲席，授课时常多加发挥，引申及讲述民族、民权思想。吴禄贞对日知会多有支助，如曹亚伯曾叙述：“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斯时吴禄贞将调往北京陆军部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10页，上海书店）

劉靜庵畫像

（二）武昌城内的游行

胡兰亭曾组织“救世军”、“学生军”，率“二三十名学生，每周星期日下午，在蛇山整队歌唱，伴以乐队，进行公开宣传活动”（胡懋生《武昌日知会概略》，抄本，1956年；《余日章传》，第13页；《武昌文史》第2辑，第45页）。时功璧等甚至“在武昌城内散布革命书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81页。）

（三）秘密印刷和散布革命书刊

刘静庵、余日章等在文华书院发行一种校刊《文华学界》（季刊），公开载文鼓吹革命（《余日章传》，第14页；《武昌文史》第2辑，第45页）。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梁耀汉（梁瀛洲）、吴昆、徐竹坪、冯特民、李筱香、成邦杰、彭临九、辜天保、吴梵翘、蔡大辅、邹幼云等数十人捐出私财，在武昌左二巷（今九龙井街）组织群学社。梁耀汉约长兄梁钟汉也筹开办费百串（《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80页；梁钟汉著《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5页）。之后为了培养人才，在武昌郎家巷租得一房，又开办「明新公学」，以梁耀汉为经理，聘黄福为堂长（校长），黄金门、富鹤年、徐竹坪、张庸、李亚东、蔡襄云、黄瀛洲及韩国人马某等为教员，招考学生500名，开设国文、历史、物理、经学、算学、体操、图画、音乐、英文等课程。教员在讲授中“以灌输革命思想为主”，如“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明新公学」的校名“表面上说是‘明明德，在新民’，实隐明朝复新之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5、6页）。

创办时「群学社」以孙中山为“革命共主”，与「日知会」之间存在竞争现象；后由李亚东居间沟通，「群学社」并入「日知会」，「明新公学」亦由「日知会」接办。（曹著《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83页）

梁耀汉

这时，发行革命书刊成为日知会从事革命宣传的重点。『设印刷革命机关于黄州。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学界则易散播，兵士则传播颇难。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密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页）

1906年春（光绪三十二年），吴贡三、梁耀汉、殷子恒等在黄州创办「鸿译书舍」，该书社来自吴、殷等人会同留日学生夏占奎、吴昆等在黄冈团风创办的坪江阅报馆。它不久即成为日知会的秘密印刷所和发行部。如梁耀汉与吴贡三补充石介所著《孔夫子心肝》，作成《孔孟心肝》（《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75页）。“书内凡‘满州’二字，均以黑点代之”，是日知会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媒介。该书篇幅不大，前半部保存在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中（后半部已佚），大约不过三千字，前有署名为“常山黄耆”石介为《孔夫子心肝》写的序文，说明该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字求其浅，句求其明”，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传反清道理，使一般粗识文字的商贾之流“读之皆可悟其理而警於心，发聋振聵。”在经过增补的《孔孟心肝》中，作者发挥孔孟“夷夏之辨”和民贵君轻的思想，鲜明地鼓吹将其视为“夷狄”且视汉人为草芥的满洲人驱逐出去。这一部分末尾附有“满洲韃靼之来历”一篇，最后两句是“忍令上国衣冠，沦龄夷俗；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武昌革命真史》，第197一203页）。

《孔孟心肝》印了一万余册，“用竹箱先后挑运来省，散发军学界，广事宣传”。后来，在英山“亦翻印万部，运往两广散发”。武昌南路、西路高小学生，“常常购买《孔孟心肝》，每次三、五十册不等，分赠同学”。

此外，鸿译书社还翻印过《猛回头》、《作新民》、《破梦雷》、《警世钟》、《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俄占辽东》、《黑龙江》、《训兵谈》、《革命军》、《太平天国史》、《黄帝大刀阔斧像》等，由殷子恒密送武昌日知会交刘静庵散布军学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76页）。吴贡三、殷子恒曾到长江南岸的大冶、鄂城一带散发书刊，宣传革命。

其中，《作新民》、《破梦雷》为日知会员吴贡三所著，《黄帝大刀阔斧像》则为吴贡三刻制；《俄占辽东》、《训兵谈》由日知会撰。吴贡三、梁耀汉、殷子恒等一九零六年在黄州创办鸿译书社，鸿译书社不久即成为日知会的秘密印刷、发行所。当时，这些印刷品由殷子恒密送武昌日知会，交刘静庵散布到军学界（参阅川村规夫《日知会的革命活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日知会大量散发《民报》，每期由东京范腾霄（日知会员）邮寄武昌日知会，三、五千份不等（《范腾霄自传手稿本》，转引自《辛亥武昌首义史》，第82页）。日知会员曹亚伯又是《民报》（同盟会机关报）发行人，借助教会的掩护，散发给湖北军、学各界（《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8页）。

黄吉亭与殷子衡

早在日知会成立前，1903年春，黄兴由日本归抵武昌时，即带回《革命军》、《猛回头》等书，“零星赠送军学界至四千余部之多（刘撰一著《黄兴传记》，刻印者不详，1929年，第4页；《辛亥革命》（四），第276页）。因此第五，科学补习所时散布的革命书籍《死法》，在日知会时期已无提及。大概是两团体之间的宣传意图差异所致（欧阳瑞驊《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运动始末记》，《辛亥革命》（一），第554页）。

五、往军队的发展

在「日知会」所属的救世军和刘静庵到湖北新军后建立的武库所基础上组建的「科学补习所」，于1903年农历三月由刘静庵主持创立。吴禄贞，湖北云梦人，10岁时随到武昌教书的父亲读书，之后，与年长5岁的刘静庵在武昌相识，是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早期会员。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投，结为生死之交。

吴禄贞是張之洞在湖北新軍發展的佈線。吴禄贞後來一直做到北洋第六镇的统制（军长）。1900年，回国协助唐才常起义。1901年冬毕业回武昌，张之洞扣押审讯他，反被说服，委以重任，给了他很大的活动空间。1903年，他在武昌的花园山聚会，实际上是起初从1900年的自立军庚子起义（唐才常起义）到「科学补习所」、「日知会」这一支革命力量的延续，再到「文学社」、「共进会」的很多骨干也从中脱胎而来。在花园山聚会中，吴禄贞宣导「秀才当兵」，受其影响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有三十人，包括胡瑛、张难先，这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就在军中形成武昌初期的革命组织。常常参加花园山聚会的爱国知识青年，如曹亚伯、魏宸组、朱和中、胡秉柯、贺子才等人，不久后就被当局遣散到海外留学。

新军即甲午战争后，清廷用洋枪洋炮，采用洋式训练方式，武装的新式军队。它明曰抵抗外辱，实为镇压日益高涨的国内反清革命运动。会党即国内反清秘密革命组织的总称，是推翻满清王朝的重要革命力量，其首领都是忧国忧民的贤达之士，会员都是一些不堪忍受满清奴役压迫的贫苦百姓。

同一时期，胡兰亭与当时是文华书院中学部教师余日章，共同成立了「救世军」学生组织，一来布导教义救世，二来宣传革命。

庚子起义失败后，刘静庵、吴禄贞等人痛定思痛，为减少民众因战争带来的灾难，改变斗争策略，亲入虎穴，率领「日知会」革命党人打入新军，策反满清武装。利用负责招兵之机，将大批会党骨干招入湖北新军，灌输革命宗旨，壮大革命力量，实行了会党与新军血浓于水的大融合，以此带动全国各地，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武装。台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静庵》载：『武汉党人大多出自新军，以日知会总其成，主之者，刘静庵也。』正是刘静庵带领的日知会革命党人，以策反湖北新军为突破口，并渗透全国各地新军，影响带动全国各地新军反正，至辛亥革命完成了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使命，演示了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获得成功之先例。

另据回忆，吴禄贞在鄂时以月薪之半捐助日知会；蓝天蔚任新军标统，有一次捐款五十元。吴、蓝各介绍多人入会，二人离鄂后仍同日知会保持联系（参冯文）。另外，吴禄贞又和黄兴、宋教仁等创建「华兴会」，这是后来日本在东京整合创建同盟会的一支主要生力军。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都是同盟会成立时的主要加盟机构。

『圣公会之日知会，实系革命机关，表面则讲道阅书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敬安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用。斯时，吴禄贞将调至北京陆军部也。蓝天蔚亦暗助不少。结合军学两界之重要会员，分途运动。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援引青年，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　11—12页）。

在白色恐怖下，明曰读书看报，开启民智，实为聚集革命党人，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鼓动民众，实行革命救国主张的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曹君记载的日知会此次活动，为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吴禄贞离汉赴京、范腾霄赴日留学前的1904年冬。

予入圣书学院研究宗教，每周必至东京中心之神田区，与「日知会」同志黄兴、宋教仁辈会晤，谋革命进行之法。（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二章 武昌日知会之运动　14页）。

1906年1至2月（光绪三十二年元月）日知会中的黄冈籍会员熊十力、熊飞宇、钟大声、邱介甫、冯群先、张海涛、张其亚、易介三、徐浩、童树等，始倡议联合黄冈人中之肆业武昌各学堂（如两湖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陆军特别学堂及四路高等学堂等）及驻省各军军人组成「黄冈军界讲习社」（《武昌革命真史》，第83页）。该社组织于武昌正卫街，活动范围限于武昌，不在黄冈（《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第12页）。

社员姓名可查的计有31人（《辛亥武昌首义史》，第84页)。除黄冈人外，有黄梅、广济、汉川、荆门、孝感、鄂城、沔阳和河南、湖南人(《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13页)。该社“每星期日为大规模之集会演讲”，内容多根据“孟子、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发挥反清民族大义’，又时援《周礼》，‘倡地方自治中之論’”“社员的结合，用兰谱方式，十人为谱，此十人又各约十人而推广之”。“各组随时私聚，而为革命之计划”。他们散布和传播的书籍有《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孔孟心肝》(《武昌革命真史》，第136页)。曹亚伯说“其宣传甚有力”。本县人也有加入的，如荆门季雨霖、沔阳赵光华、蘄春郝可权、鄂城徐叔渊、蘄水毕振英、孝感李实栗等，并成为该社的“主干”人物。

『当时日知会分会密布于军队，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所为重要。先是鄂中军人与学子不相联络，军界中只有少数志士阴投身于其间，以无结合之故，不得大生影响。丙午春，日知会会员黄冈熊十力、熊飞宇、钟大声、邱介甫、冯群先、张海涛、张其亚、易介三、涂诰、童澍等始倡议联合黄冈人之肄业武昌各学堂及在驻省充各军兵役者组成黄冈军学界讲习所······初为黄冈人之结合，迨成立半月以后，则不分县界，而广结同志，故其宣传甚有力。盖以外县人而首先加入此团体居主干之列者，则有荆门季雨霖、沔阳赵光华、圻春郝可权、鄂城徐叔渊、圻水毕振英、孝感李实粟等。』（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135—136页）

熊十力想响应湖南举事，进行联络，并在陆军特别小学校内鼓吹宣传，但为清官吏所知，熊被悬赏缉拿。这个外围组织成立仅三、四个月，于“丙午夏四月”（1906年5月）被封禁。这个事件是日知会受到的第一次打击”(《辛亥武昌首义纪》，第7页；《武昌革命真史》，第136页)。

『湖北军界隐藏各省之志士，不泛济世之才。如贵州之王宪章，河南之李济川，广东之许崇灏等皆得与刘敬安同立大愿，分途进行。而各省新军中亦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阴为结合同志，湖北各县之有新学知识者，以及缙绅先生，多暗助日知会之宣传，其名虽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138页）。

◆日知会还有几个特点，第一，骨干组成人员来自汉民族的宗族社会，有血缘关系。譬如殷子恒的舅夫是吴贡三；郭尧阶的表兄是张难先（《武昌革命真史》，第164、141页）；梁钟汉与梁耀汉是兄弟；余日章的父亲余文卿，也是日知会的重要人物。这与当时的汉口镇等是江南等汉民族开发并发展的宗族社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二，组织内部的高度知识水平也是特点之一。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人，有熊十力、张纯一等。

◆日知会曾创作有两首军歌，以普及反清革命的宣传（参见：卢春荣1957年2月28日撰述《文华书院学生军歌作者为汉阳张纯一先生》及曲谱三首；胡懋生（胡兰亭之子）撰述的《武昌日知会概略》）。卢春荣是当时文华书院学生，据他说，1905年，在文华书院教授英文的余日章“兼主持学生军操课务”，为激励学生的尚武精神，与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张纯一“议作军歌一首”，这就是《同胞团结歌》。“复作第二首歌”，即《向前奋勇歌》。十余年后，张纯一又对《同胞团结歌》的歌词作了进一少修改？如将原歌词中的“一腔热血儿，按剑摩”改成“一腔热血儿，意绪多”；“争优胜，武士道”改成“与物竞，同探讨”等等。

关于曲谱，据卢春荣说，当时“尚无国人能创造”，故“不得不选西方乐谱适合者利用之”。上述两首歌选用的分别是英文歌曲“I have reamed over mountain…… (我站立高山之巅……）和“march on,march on,Our way along……”（前进，前进，我们向前进……）的曲谱。

军歌的创作原来只是为了给文华书院的学生上军事操典课时使用，以振奋其尚武精神，但很快传到校外，进入兵营，且不仅湖北军学界广为习唱，而且“安庆军营中亦曾学习之”。其所以得以不径而走，广为流布，出现“大江南北群高唱，收拾山河声震天”的盛况，不仅是因为它的曲调朗朗上口，易于学唱，主要是因为歌词表达的爱国情怀和反清思想符合一般热血青年和士兵的需要。

六、「同盟会」湖北分会成立于「日知会」之后

「日知会」与「同盟会」湖北分会在组织上只有合作关系，即后者借用前者从事革命活动，但并无从属关系。由余诚主持的湖北分会“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日知会的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史》82页）。据《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21一124页）载1905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的鄂籍同盟会会员共106人，以后入会的有37人。其中，曹亚伯、范腾霄、宋开先、吴昆等均为日知会员。

甚至有些骨干分子也没有加入同盟会，张纯一乃是一例。据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载他曾约同田桐往晤张纯一，“劝其入会”，但张说“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爱国爱民的事，吾必生死以之，决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会入同盟会‘是以人为强制之结合重于血性至诚之契合，甚无取也”。曹“犹强劝之”，而田桐认为“设吾国人皆如张君，具足革命之神理。虽不入同盟会，无非同盟会之健者也”（《武昌革命真史》，第142页）。——张纯一的儿子张保元的回忆中没有说到乃父加入过同盟会（张保元《忆先父张纯一》，《汉阳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176页），但《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854页）中的《张纯一传》却断言他“加入同盟会”，不知有何依据，还是根据国民党篡改历史的一贯手腕下驱使的？？

◆曹亚伯以自己亲身经历，证明「华兴会」、「同盟会」成立于「日知会」之后。国民党为否定「日知会」之绩，统收革命之功，冒充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源自孙中山的「兴中会」，一口认定「日知会」在「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武汉后的1906年2月成立，使人误以为「日知会」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从其著述可见，曹亚伯没有参与日知会创建。对日知会创建时间及早期活动，或许是为不知，或者不敢明说。

余诚，原名余仲勉，与孙武、彭楚藩等人同为刘静庵器重的得意学生。原是科学补习所主要成员。科学补习所被封之后，他东渡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湖北分会的主盟人。因“革命宜在内地策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回鄂“藉日知会作根据地”，“尽力向军界阐扬本堂主义”，余诚回武汉后，既没有以同盟会湖北分会长身份活动，也没有在湖北地区发展同盟会组织，而是协助刘静庵办理日知会事务，侧重兴办革命学校。

『日知会极形发达。每逢礼拜假日，至日知会阅书报者更多，兵士学生习以为常。因而做礼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刘敬安扩充武昌日知会之成绩，于法人欧几罗未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记，于日知会破案时，俱为中西牧师辈焚去。而刘藩侯会长尚保留捐册一本，今抄出以誌盛。其原册字迹，系刘敬安亲笔也。

姓名 赵听秋 住址 黄土坡武防三营内第一镇炮兵一营三哨四棚 月捐三百文 九月起 （以下仅录姓名、住址，笔者注） 盛中潢，住址同上；鲁士植，住址同上；郑作坤，住址同上；范幼卿，住址同上； 金家钦 ，住址同上；赵茂卿，住址同上；刘绍才，住址同上；张南山，住址同上，朱克林，住址同上；蒋良轩介绍：邢则宽（良轩介绍）熊元勋（良轩介绍）萧石蕃 ，南师范；袁铭勋，南师范；李国芳，南师范；周进先，南师范；黄文凯，南师范；冯孝友，南师范；陈道章 ，南师范；葛鄂屏，南师范；刘祖荣，南师范； 刘治驯，南师范；舒仁敬 ，南师范；朱子饶，南小学。』 （《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30—134页）。

曹亚伯称，在欧几罗未到武汉前，武昌日知会仅军学两界，数约万人。未谈全国各地、武汉其他各界及欧到汉后，萍浏醴起义前，发展一日千里的日知会组织。可见，曹君所说「数约万人」，为保守说法。一些学者为附和『日知会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小革命团体』等荒谬之说，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仅记载的118名日知会会员为口实，一口认定『日知会员不过120人』。曹亚伯收录武昌圣公会会长刘藩侯幸存的捐册所载25人名字，《湖北革命知之录》未提一人。

据《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载，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伦敦遇难记》俄译本记者采访时称：『在我们的中心省份湖南和湖北，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加入了秘密会社······东南各省也遍布着许多秘密组织，甚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组织都在蓬勃发展，尽管不像上述省份那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难道国内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组织，真是孙中山在海外发展，听命孙中山海外遥控指挥？当今一些持『日知会会员120人、不过200人』之说的学者，是否被某财团收买，成为御用文人，令人生疑。无数日知会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命运，牺牲后，不仅未留下名字，连死难者概数也不认可，历史是如此的荒唐！

◆恩施地处偏远配鄂西，但在省城求学或出国留学的人士不少。1903年，恩施籍学生吕大森、朱和中、张荣媚、康秉钧即开始在恩施秘密散布革命书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1904年（光绪三十年），华兴会成立，黄兴派吕大森、康秉钧与刘汉卿往恩施联络会党，准备回应长沙起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35页）。不久，科学补习所被封，吕大森便回恩施“暂避风声”（《辛亥武昌首义史》，第84、85页）。1905年，前述吕大森等人与湖南人曾伯勋发起“组织日知会分会于府城（即施南镇）”（《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成为日知会后来在鄂西的活动据点。

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途经上海，由吴国光函介与长沙黄吉亭相识，成为日知会会员，“从此学界、军界皆入于圣公会之门而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曹著自叙第4页）。『黄克强，名轸，字庆午，虽出入于圣公会之日知会，仍别立一华兴会以号召会党，秘图起义。』（曹著《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一章 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1页）。长沙「日知会」时为从事革命活动的机关。『（癸卯）五月，闻黄吉亭牧师为长沙「圣公会」会长，爱国心长，并办有「日知会」以开民智。予遂依之。尔时，黄兴先由上海吴国光会长介绍，已与黄牧师相见，记名会员。』（曹著《自叙》4页）。

1904年7月3日，曹亚伯、吕大森、胡瑛、张难先、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多宝街（时象晋寓所）复立「科学补习所」，后迁到武昌魏家巷一号。创办时宋教仁、易本羲在武汉，参与科补所活动。当时张之洞招募的新军大半来自该所。黄兴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到武昌「科学补习所」，为联络组织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人马，于是年7月，组织部分湖南「日知会」会员成立了「华兴会」。在刘静庵主持下，与「日知会」（科补所）领导人密谋「两湖起义」，当时「华兴会」定于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辰时在长沙起义，并联络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届时湖北回应，但此事被清廷侦悉。（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文海出版社）

『甲辰九月，长沙革命失败，长沙日知会亟遣人密告武昌科学补习所即时停办，以防株连。至冬假，予过武昌，知高家巷圣公会胡兰亭牧师办有日知会，又集合科学补习所同志刘静庵、冯特民辈全体加入，继续革命之进行。乙巳，会务极发达。丙午夏，复设科学补习所于日知会内。一时军学两界，声气互通，有若机括之将发。』(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　5—6页）。

配合两湖起义的江浙等地日知会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不久组织了「光复会」。黄兴以化名张守正向刘静庵汇报长沙暴动筹备情况的信，被黎元洪发现后，刘静庵离开湖北新军，回到日知会，将革命总机关，再度搬到10余年前，在武昌圣公会成立的「日知会」。

日知会的活动本身即超出了湘、鄂范围，如：文晋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回安徽，徐于等人在奉天，均进行革命活动。（参冯文）日知会成员季雨霖、徐祝平等人在襄河流域宣传革命，联络「哥老会」。季雨霖是荆门人，曾是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成员。张难先在沔阳仙桃镇设立集成学校，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81页）1905年，吕大森等人与湖南人曾伯勋在鄂西恩施司南镇发起组织日知会分会，从事革命活动。

1904年（光绪三十年）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创办「华兴会」于长沙，联络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有影响的会党。黄兴赴湘潭茶园铺策动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反清，马福益表示“惟命是从”。经商议，决定当年农历十月即慈禧70岁生日那天，在长沙万寿宫玉皇殿炸毙遥祝太后寿辰的省城文武官员，趁机起事，夺取省城。后因行事不密,为清当局所察觉,开始对华兴会进行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十月二十四，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立即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幸亏他年幼的儿子黄一欧报信，黄兴才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处，而是趋避明德学校附近华兴会成员之一龙璋的家中。此时，长沙全城草木皆兵。龙家绝非久留之地，为安全计，经曹亚伯与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商议，认为这时的清政府官吏尚不敢触及教会，故由黄吉亭牧师乘轿垂帘迳入龙璋内室，随换黄兴乘轿子，经小街而至吉祥巷圣公会教堂（今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76号的基督教堂）后门，黄兴即由后门入圣公会楼上。

『（长沙暴动事泄后）对于营救同志，全仗黄吉亭牧师苦心筹划。故派袁礼彬之弟某搭轮船送信至武昌西厂口革命机关之科学补习所，使胡宗琬、刘敬安辈速将机关取消，并托其通知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处机关同时停止。一面由袁礼彬、李仲廉两人在长沙邮政总局检查邮件。凡关于明德学堂转交黄轸之信札，皆一一收检。因袁礼彬、李仲廉皆长沙邮政总局重要职员。』（《前编·第一章 黄克强长沙革命失败》6页；及李志新：《曹亚伯记述黄吉亭甲辰长沙营救黄兴脱险经过及其简介》湖北文献 第10期。）

黄兴隐居圣公会将近一个月，拘捕空气稍缓。黄吉亭牧师与正从武汉到长沙的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兼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牧师秘密商量，想办法护送黄兴出城。胡牧师先将黄兴蓄的“黄帝式”胡须剃掉，黄兴面貌大为改观。然后，黄兴与黄吉亭等人均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在黄昏城门将关未关之时，出城至预先约定的海关职员邓玉振家。晚餐后，两黄同乘日本轮船“沅江丸”，于凌晨4时左右离开长沙，晚上9时左右安全抵达汉口。

1912年，辛亥革命后，黄兴特意回长沙，在北正街基督教堂与黄吉亭牧师重逢，撰写了如下图的感恩题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赠与教堂。教堂几度被毁，但教堂礼拜堂大门内壁这幅题词碑文至今保存完好。1913年黄兴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成了一个“圣公会基督徒”。

武昌圣公会内黄兴的题词

日知会的活动得到美国圣公会武汉各堂的支持，尤其吸引了其中的华人会长和教士。如：保安街（现武昌紫阳街）的圣马可堂、圣救世主堂（黄吉亭创办）、圣保罗堂（会长王理堂）。（《武昌文史》第2辑第44页）日知会也运用报刊作为宣传革命的媒体。刘静庵、馀日章等发行文华书院校刊《文华学界》，公开载文鼓吹革命。（《武昌文史》第2辑第45页）1905年，富商刘歆生在汉口英租界创办《楚报》。此报由日知会员冯特民主办，陆费逵、张汉杰担任主笔。后来因冯特民在此报揭露张之洞向英国借筑路款事，张汉杰下狱，冯、陆则逃离湖北。

日知会成立后，在长沙、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重庆、宜昌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建立了以武昌为大本营，上海为前哨，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为重点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新格局，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刘静庵到湖北新军组建科学补习所后，这些日知会分支机构相应成为科学补习所分支机构。武昌科学补习所只是科学补习所总部办事机关。日知会策划组织的甲辰两湖起义的策源地、大本营在武昌而非长沙。总策划和幕后总指挥为刘静庵，而非他人。黄兴只是起义前奏——长沙暴动的总指挥。

『刘敬安得于日知会勤奋宣传，不遗余力，血诚所感，有情皆应。丙午春，胡厚斋牧师自九江至武昌，听刘敬安在日知会之演讲，大受感动，亦于返九江后设一开化阅书报室。邀李献彬、查冠英、陈义山、杨器之、刘庆云相助，并请九江绅商开会于新安会馆，议开办书报室之法。蒙一致赞成，捐助款项，买各种新书报于开化阅书报室。武昌日知会刘敬安所暗散之各种革命书籍，亦渐分布于九江。故九江学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密谋革命者亦日多。并附设平民学校，日夜授课，以开风气。自此开化阅书报室之革命宣传发起后，影响渐达于南昌。』（《前编·第七章 武昌日知会之破案》129页）。

曹亚伯以湖北、江西两省为例，说明日知会之盛况。其间，湖南、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日知会活动也十分活跃。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以及关外的奉天等地日知会组织也发展迅速。

当时住在武昌司衙巷的董必武经常到位于昙华林高家巷文华书院内的日知会去看报刊和新书，结识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党人。熊十力于1905年也曾参加过该会。

1905年秋，曹亚伯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秋瑾、张继、田桐、程家柽等日知会会员参与了日本东京的同盟会。同盟会成立预备会上，日本黑龙会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人逼黄兴推出的孙中山演讲后，曹亚伯接着演讲，之后黄兴演讲。会上，许多人对孙中山依照日本黑龙会帮规，炮制的入会仪式、入会誓约等极为反感，不肯入会。不明真相的曹亚伯为之圆场，首先签名入会。同盟会成立后，曾负责日知会与同盟会联系。年底，离日赴欧，以日知会、同盟会双重会员身份，在旅欧学生、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

是时留学生反对日本之取缔规则，因陈天华之死，更加激烈，相率归国者日众。汪精卫、胡汉民等，组织留学维持会，风潮渐平息。曹亚伯愤而离日本，适日本东洋宣教会主教中田重治渡英，與之偕行，过上海，引中田主教游武昌四日，住高家巷圣公会长胡兰亭牧师家，籍以与日知会重要干部刘敬安、冯特民等秘商。潘善伯亦来与中田主教相见。当时潘善伯充武昌军中译员，与中田主教亦属师生之谐。

1905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府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万余民众被捕死难。

1906年刘复基回国经武汉，加入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回长沙后负责当地的《民报》和《中西报》发行。同年夏与禹之谟等组织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一时湖南革命情绪高涨。

1906年正月，日知会改组，规模扩大、功能增多。会议在武昌高家巷日知会举行，有百余人参会。冯特民宣读会章，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时名葆仁）等人相继慷慨陈词。张汉杰作会议记录。（参冯文）其间，由刘静庵作筹备报告，指明日知会的宗旨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曹著前编第14页）关于成员人数，回忆者所说颇不同，或一、二百人，或数千人，或约万人（曹亚伯、日知会碑文）。差异应来自于成员定义的不同，由这些不同的说法，似可以作出一个合理推测，当时日知会的骨干人士有一、二百人，而登记为会员者约有万人。

馀诚（余剑侪）1906年回鄂，主持日知会创办的东游预备科和江汉公学，李亚东等参与。馀诚作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主盟人，回鄂后即发展刘静庵、冯特民等入同盟会，以日知会为依讬从事革命活动，许多日知会员加入同盟会。馀原是科学补习所主要成员，也是日知会员。

七、丙午日知会谋反案

1906年夏，法国人欧几罗（法语：Oxil）来日知会演说，刘静庵等人在日知会为欧几罗召开欢迎会，并宣讲革命。当时华兴会已挫败，光复会重点在海外，故欧几罗说日知会是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参冯文）。欧几罗具同盟会员秘密身份，负有来汉视察的任务。此事惊动清廷官吏，开始注意日知会，对刘静庵加强了监视。1906年11月12日，刘静庵和革命党人朱子龙等在汉阳伯牙台召集会议，策划、部署回应萍浏醴起义，被郭尧阶向清政府告密，清廷巡警四处搜捕日知会会员，将刘静庵等九名日知会成员逮捕入狱，又查封日知会。清廷认定刘静庵即湖南通缉的会党首领刘家运。

1906年歐幾羅訪鄂、日知會集會歡迎的情景。(中立戴禮帽者為歐幾羅；中座持扇者為日知會總幹事劉靜庵)

1907年1月，刘静庵在黄陂农村被捕，押到武昌入狱，受到刑讯逼供，后被判处死刑。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吴贡三、殷子衡相继被捕。除梁耀汉逃脱，湖北革命主要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日知会被查封，时称“丙午日知会谋反案”（时为农历丙午年）。当时胡兰亭在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帝国大学留学，亦被列入清政府拘捕名单中，而高家巷日知堂刘藩侯会长正调往长沙，日知堂由馀文卿（馀日章的父亲）任会长（曹著前编第140页）。圣公会汉口教区主教吴德施（L.H.Roots）请美国驻京领事穆德向清政府施压，并在圣公会刊物上发文争取支持。黄吉亭被派赴日留学，道经武汉，与吴禄贞、程家柽冒着生命危险，舍身相救。

此案惊动清廷外务部和多位亲王。在圣公会主教吴德施、会长孟良佐（Alfred Cilman，副主教）及黄吉亭营救下，清廷迫于外交压力，电令湖广总督免除9人死刑，拖到1909年夏，才分别宣判，刘被判为永远监禁，梁钟汉“解回原籍监禁三年”。在狱中，刘静庵组织囚犯以「铁血军」的名义开展活动，并和监狱外的其他各革命团体取得联系。最终，清廷万万想不到，这反倒成了后来汉川起义的导火索。

圣公会对日知会的革命活动当然知情，英国驻汉公使朱尔典在给伦敦的备忘录中，就提到其关于革命活动的情报来自美国圣公会。教会管理层支持和认同日知会的活动，数次在危难关头给予革命义士重大的帮助和营救。吴德施主教、孟良佐副主教对于日知会的活动，当然也是默许、甚至推动的。后来，武昌起义爆发时，吴德施主教又动员教区资源救护伤病，还为起义筹款。吴主教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要低头俯首想想，在美国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大不列颠在中国对鸦片通商的处理所铸成的大错和自私的行为……表现得太过火了。”“各国各族各俱爱国之心，故理所当然，上帝所使然，而教会切不可以为非然者。”（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引吴德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在基督教传教士中，关心民生疾苦及政治事务者时或有之，并不受宗派背景的影响，如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虽然宗派不同，关注所在国的社会政治革新却是一致的。

日知会案发后，日知会恩施分会改名天锡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直至1907年8月，刘汉卿下狱，天锡会自行解散。辜天保、吴昆、徐竹坪等在奉天，杨讚绪、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汉、彭汉一、周海珊等在四川，不懈地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时又在各地积极回应。

黄吉亭抵日后，就读于崇文书院，结识孙中山。次年返回长沙，与美籍主教盂良佐组织“文学社”。胡兰亭回国任武昌圣马可堂牧师，常以传教为由探视刘静庵，在此时期，胡撰写出版《狱中信徒》一书，1907年胡兰亭个人印行，又公开拍于狱中的虐待革命志士照片。1911年调任汉口圣道书院监学、院长，同年6月12日，刘静庵病死狱中，胡兰亭为刘办理丧葬，赡养刘母，并将刘之言行整理成《刘静庵》一书，1911年汉口圣保罗堂印行。 美国圣公会收殓了其遗体。

（参见：李文熹《拈花一笑野茫茫: 殷海光及其他文人舊事》）

360图书馆：日知会“丙午之狱”始末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05/12/215296_201069070.shtml

殷子恒出狱后受洗礼时说“我认定圣公会所定的道理，确是宽宏大量，思想自由，准古酌今，捷长补短，可以涵盖基督教的各宗派。加以我们从前用以为革命机关的日知会？是设在圣公会内的。在该会内我认识的朋友不少，引导我相信基督的刘静庵先生，也是圣公会的教友，所以我也要进圣公会。”（殷子恒《殷子恒先生昉依基督自述》，鄂湘五运委员会，1931年，第62一63页）。

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认识孙文，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中正，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其美有两侄，陈果夫及陈立夫，二人由陈其美引介于蒋中正 。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联络会党支持革命。

民国成立后，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仅因突出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第3期]

Reverend M.K. Huang and family, St. Peter's, Wuhan, China, ca.1903-1910 黄吉亭牧师和他的家人合影，武汉

八、由日知会、科学补习所、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

1909年秋，已在汉口落脚的刘星澂向负责《商务报》的湘籍革命党人何海鸣推荐自家老弟刘复基，何很高兴，就请星澂把刘复基召来，协助办报，复基就邀蒋翊武同行。这时，湖北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它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一脉相承，虽几经挫折，一直坚持下来，难能可贵。

《商务报》报馆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记者（ “访员”）名义潜赴天门，潜江一访，与群治学社社员蔡大辅取得了联系。蒋翊武随即化名入伍，刘复基则持蔡大辅所书的介绍信返回武汉，与该社负责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学社。李六如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与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刘复基都有极高的评价。小说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过是在自己姓名的每个字上加了笔画而已。（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5-314页。另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

1909年的汉口沿江大道

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以原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庶务，刘复基等人襄助其间。不久，杨王鹏的活动被队官施化龙侦知，司书生杨王鹏被撤职。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也遭重责开除。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和刘复基邀集部分振武学社骨干，在武昌奥略楼召开文学社的成立大会，公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骨干章裕昆说：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在何海鸣的心目中，文学社的“首领” 就是刘复基(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

从与共进会合并之前有据可查的几个重要会议的情况来看，在文学社的四次代表会议里，作为主要发言人，刘复基有三次，蒋翊武只有一次；充当会议主席者，除了一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三次中，刘复基有两次，蒋只有一次。

刘复基

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一片恐怖，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为避免社员失去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藉谂内外消息”（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使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北京）1952年版，第24页）。不久，刘复基为方便起见，索性退出四十一标，租居社员张廷辅的家——武昌小朝街85号，张家住楼下，他带两名社员住楼上，专事专门从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学社的总机关。 刘复基等人驻社办公，是为文学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该社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动场所和常设机构，社务日形发展。据称，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文学社的队伍扩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后，超然于文学社与共进会两派之争的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一书中说：“武昌首义，杠枪抢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

武昌小朝街85号（社员张廷辅家），文学社秘密总部，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曾设在这里。

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遭到湖北当局查封，詹大悲、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十分紧急。刘复基连夜向各营代表报告，告以正筹大举，为期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如果不是刘复基出面，恐怕就会像以往治学社和振武学社一样，稍遇挫折，便中辍社务，一切从头开始。不仅文学社的组织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军中的社务发展一天也没有停止。

当文学社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起义具体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企图支解新军中日益膨胀的革命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军外调，统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刘复基在机关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要求“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具体布署各驻防同志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30页）。经刘复基的妥善安排，驻防宜昌、襄阳等地的文学社社员们后来都能如约响应武昌，从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声势。

无论是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文书部长詹大悲，还是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原「日知会」骨干胡瑛，都从不同方面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至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后来说，文学社“内部干事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从此话中既可以看出孙武对英年早逝者刘复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难感受到他对政敌蒋翊武和文学社的贬低与偏见。

武昌起义的参谋长为共进会（同盟会关联组织）孙武，孙又是当年的日知会员。武昌起义中指挥攻打总督衙门的队官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成员。又如，首义志士王宪章、蔡济民、熊秉坤、李长龄等人也曾经是日知会员。武昌起义前夜，被瑞澄杀害的革命志士彭楚藩、刘尧澄、杨洪胜三人，均是起义组织者，其中的彭楚藩、刘尧澄二烈士，曾经为日知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河北回应武昌起义的吴禄贞、蓝天蔚，与日知会有重要关系；而在新疆伊犁响应武昌起义的杨讚绪、冯特民、郝可权、冯大树等人，都曾是日知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