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9)惠州三洲田起義

惠州三洲田起义

惠州三洲田起义表面上好似国民党說的，是兴中会及孙中山领导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可是真相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陆军大臣桂太郎(曾任台湾第二任总督)，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四人策划的，孙中山根本不在现场。由于发生在1900年（庚子），又称“庚子首义”、“庚子惠州之役”。

 甲午战争后期，在还没议和前，前枢密顾问井上毅就地向首相伊藤博文递呈汉文意见书，陈述：「世人皆知朝鲜主权必争之，却不知台湾之占有尤为必争……（台湾）不但能扼黄海、朝鲜海、日本海航权，亦可开阖东洋门户。况且与冲绳及八重山群岛相连，一臂伸处，得以钳制他人出入。若失此机会，二、三年后台岛必为他一大国所有。不然又必成为中立而不可争之地」。任海军教授的中村纯九郎也向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提出：「台湾为南中国海的咽喉，日本非把它纳入版图不可」。由此看来，日方原本就想占领台湾，根本不是由于什么「清方則認山東半島若失，中國北方無守，故另提議以割讓台灣並增加賠款求議和」。

大陆清朝政权自1861年至1895年，历经约35年自强运动，以大规模的西方工业运动强其兵，终因清朝将朝鲜视为殖民地，与日本产生重大冲突而爆发甲午战争，清方战败后日方陆军占领山东及辽东半岛，直指北京，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 日方原以割让山东及辽东半岛为撤军条件，清方则认山东半岛若失，中国北方无守，故另提议以割让台湾并增加赔款求议和，日方几经考量，鉴于国际势力恐干涉其占领山东半岛，故同意由割让山东半岛改为割让台湾。

1895年4月台湾巡抚唐景崧上书表示，台湾民众不服，其约（马关条约）可废。5月8日清廷全然不理会台湾民众之上书，迅速批准马关条约生效。随即由日方与清廷在台湾进行接收移交。

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已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踪迹密切关注。199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引起新安、东莞人民爆发抗英扩界斗争。孙中山见时机有利，于1899年10月11日，召集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十余人在香港成立了兴汉会，会上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该会以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纲领为总会纲领。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這麼多“命”字，外加孫文留下來的文書，也到處是“命”字，足見孫文是一個權力狂、命令狂，如孫文摯友宮崎滔天所言「令人擔憂地他有一病，是謂命令病也、專制病也……」

1898年戊戌政变后，清廷将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视为一流，亟欲除之而后快，派李鸿章幕僚刘学询潜赴日本，以考察学务为名，伺机除去孙、康等人，后刘察觉不易下手，遂挑拨康、孙关系。港英政府也应清廷之请，下达了五年内禁止孙中山入港的命令，这无疑是切断了孙中山进入三洲田的捷径。其次，孙中山流亡日本后，日本政府即派密探随行跟踪，他在日本的活动、出入境时间等详情均被录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地的日本领事也会随时将孙的行踪汇报给外务省。孙中山学研究史上有权威地位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1900年条，没有发现孙中山曾经进入三洲田的文字。

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一直准备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孙中山认为有机可乘，企图利用义和团兴起后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争取英国、日本政府的支持，再次在广州和惠州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孙中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人和李鸿章联络，策动两广建立南方共和政府，未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起义。虽是两手准备，但前者胜算不大，所以他还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筹备起义上。

日本更进一步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新设立一特定的政务机构称「对岸事务挂」，使之统辖和福建、广东的有关政务。2月满清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低头，将从淡水逃抵厦门的台湾抗日三猛之一的简大狮（1870年－1900年3月29日）逮捕，并以日本国之匪徒为由，接受日本的引渡将简大狮递解出境，简大狮被引渡押返台湾后，在3月11日被绞死于台北监狱的刑场内。

简大狮在被日军杀害前留下的“自述文”写道：「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界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妻女被奸淫，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 

4月2日至24日间台湾民政局长后藤新平由台湾到厦门。官式上是表示日华亲善，又同时在厦门开设「台湾银行」之分行，及连络台湾富户林维源(台湾民主国国会议长)等买办商人。5月1日，在厦门开设台湾银行支店，准备充足的资金与众多行员。

廈門事件

1900年（岁次庚子光绪二十六年）5月时，在中国北京城发生了发生义和团的全面暴动。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组联军二万名，7月14日占天津、8月14日占北京。

日人认为时机成熟，欲混水摸鱼，策划趁中国内乱肢解粤闽，强将清国把中国南部地方，尤其福建省，完全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派出大陆浪人和孙中山策动两广独立和惠州暴动。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陆军大臣桂太郎(曾任台湾第二任总督)，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四人，设计一个事件由儿玉与后藤二人来执行。 

但义和团的动乱仅限于中国北部地区，满清政府也十分戒心防范，怕波及中南部，并防止日本有藉口占领厦门。但日方厦门特派办理公使室田，提出清国必须逮捕抗日台湾人，并列出名单，计有赖阿干、黄文开、林清秀、苏力、苏俊、黄晓潭、王赤牛、许绍文、吴清秀、陈俊卿、许木春等十一名，并强力要求引渡。

在另一方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与陆军大臣桂太郎，获得明治天皇的敕许，于8月23日向儿玉总督秘密下达训令。训令要儿玉总督在台湾准备要军队步兵一大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随时待命，以便出兵袭击厦门并达成占领。

晚清以来，日本佛教各宗(包括净土真宗、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就开始向中国传教，谓之“清国开教”，规模最大的是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日僧传教与日军侵华往往互为表里，他们担任间谍、配合作战，有记录表明随军僧侣直接参与了进攻南京的战役。战后，舆论追究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本愿寺东西两派都进行了反省。

日本学者川边雄大的研究表明，东本愿寺开始海外活动的时间，比其他宗派更早。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就派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华， 1876年在上海英国租界的北京路，设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这是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据点。

　　其次，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东本愿寺(真宗大谷派)的僧人和信徒，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刘景岚等先生指出:“1894年6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华宣战的诏谕后，大谷派法主大谷光莹随即颁布法谕:‘扬国威于海外，是则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本分’。(同月)从8日到11日，即连续发布了19份通告，要求未从军者恪尽农工商之本分，献纳军资，力购国债，寄赠物品，‘力抗暴清’。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大谷派随即发布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要求奋勇杀敌，号称‘利剑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从而喜归净土极乐。”

　　就是这么一个日本真宗大谷派，1896年前后来到厦门，开始了在厦门的布教与阴谋。
净土真宗东本愿寺1873年派出了第一批赴华布教僧侣，陆续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建立传教所。甲午战争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和《通商行船条约》，日本政府以为根据“一体均沾”的原则，也获得了在华传教权。据曹立前先生的研究，最先发现破绽的是福建惠安县士绅，因为反对日僧，1899年7月惠安县出现了一份传单说:“中日和约虽载有游历通商，未载传教之约。”一语点醒梦中人。

厦门老城的小巷宛如迷宫，清末民初，这一带布满烟馆、妓院和赌场，是藏污纳垢的堕落场所。日本并没有在中国的传教权，很难想象，为什么日本东本愿寺的僧人会在这里建一个「布教所」。1899年10月，清政府总理衙门答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查各国条约及本衙门奏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均系专指天主耶稣教而言，他教不在其内。贵国如有传习天主耶稣教者，应准起造礼拜堂及一切优例，若系日僧传教，各国条约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均未载明此条，本衙门碍难照办」。意思是，日本人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基督教，自然没问题；但传播佛教，条约里没有相关条文。

日本京都東本願寺“御影堂”，世界最大木構建筑之一。

真宗大谷派的本山——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始建于1602年，以建筑宏伟著称。山门高27米、宽31米，与知恩院、南禅寺的山门合称“日本三大门”。尤其是东本愿寺中的御影堂，南北宽76米、东西长58米、高38米，与奈良东大寺中的大佛殿，并称世界最大木构建筑之一。寺内还珍藏著亲鸾所著真宗圣典《教行信证》真迹，系日本国宝。

据此推论，厦门的东本愿寺布教所，实际上是非法建筑，日僧属于非法传教。可惜，总理衙门的意见，此时尚未成为清廷上下的共识。对于这所布教所的设立，《厦门市志》中这样记录:“清光绪22年(1896年)，日本真宗大谷东教派僧人水谷魁耀等，通过日本驻厦总领事，租用山仔顶一座民房作为布道所，称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不仅将水谷魁曜名字写错，且“真宗大谷东教派”、“真宗大谷教”之类名词，显然对日本佛教颇为外行。

廈門局口街山仔頂巷

1896年前后，厦门人林丽生，迎合当时已占领台湾的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向时任日本驻厦门二等领事上野专一建议，在厦门开展日本佛教的传教活动。这一建议，得到时任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大力支持，派出真宗大谷派僧人、时任台湾宜兰兰阳寺住持的故加苏广法师来厦，开始布教，初时大概住在厦门城内的东亚书院之类地方。其后，东本愿寺派来的僧人水谷魁曜等人，才在局口街山仔顶巷，租下一处小小民房，作为“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

综合日本外交机密电报及中国官方当时的记录可知，这处山仔顶巷的布教所，“为租赁之房”，房主姓张，为英国教民，“租金不详”。该处房子“房间狭窄”，进门后左侧有佣人房间。门外左侧小巷里，有公共厕所。

日本将福建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僧最多。1904年11月，泉州安海发生民众袭击日本教堂事件，让日僧传教权问题成为焦点。日本领事上野要求清方查办滋事人犯，闽浙总督强硬回答:“西洋各国在内地传教，订有专条，日本并无传教条约，何得在内地设立教堂？”声称地方官不能对此尽保护之责。中日双方为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銅版東本願寺圖——選自稻葉昌丸,禿氏祐祥編《真宗溫古圖錄》，第1輯。日本京都:真宗溫故會，昭和13年(1938年)版

清政府行文各省总督巡抚征集意见，一片反对之声。有人担心，中日佛教相同，日僧如有治外法权，以后恐怕全国庙宇尽归日人，附属僧众将尽变成教民，每个庙宇都变成日本租界。还有人指出:“皈依多以教民，即地方多一教案，游历多一日僧，即政府多一交涉。”刚刚从义和团事件中回过神来的清廷高官，畏教案如虎，达成的共识是绝不退让，并在各地查封日僧布教所。民国初年，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特意添加“允许日本在中国有布教之权”的条文，但在中方的强烈反对下取消。总之，日本从来没取得在华传教权。

德國老照片:日本哨兵在街道的哨位

1900年8月24日凌晨零点30分，位于厦门仔顶街的日本「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仅焚去正厅三椽」。无人伤亡，因为当晚日僧「恰巧」都不在布教所。日人依据此火灾制造了出兵厦门的藉口。當天白天，一队便衣的日本士兵进入厦门城；另一队以保护日本领事馆为名，登陆鼓浪屿。

不幸的是，当时参与此事的所有人，包括大清官员、日本人和欧洲人，都没有意识到，日本根本就没有权利在厦门建布教所，更谈不上派军保护了。

综合几份日本外交档案记载可知，1900年8月23日那天，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本多文雄已回日本，寺庙事务交给漳州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高松誓负责。当天傍晚，高松誓与泉州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水谷魁曜、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僧人宫尾?秀等人，一起到鼓浪屿参加一场法事，据说当晚就住在鼓浪屿上日本人小岛荣藏方家里。那天晚上，在山仔顶巷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里住著的日本人，只有教徒、清国游学生片贝治四郎(30岁)﹔在佣人房里，还住著一位目不识丁的19岁泉州籍佣人赵振须。

当晚，位于水仙宫街的广贯堂主人、日本人隅田岩次郎来访，与片贝交杯互酌，至21时而散。随后，片贝和赵振须分别入寝。

1900年8月24日0时30分左右，已入睡的片贝治四郎和赵振须，先后被喊声和枪声惊醒，发现布教所的门扉已被人破坏，四五人闯入屋内，四处纵火；门外还有人声喧哗。片贝和赵振须慌忙逃命。奇怪的是，据赵振须说，进屋纵火的暴徒见他逃出，竟然一言不发；门外的人也是任其逃命，只一味喊著“失火啦”、 “救命”。

两人分别逃出后，先后坐舢舨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报告火灾事件。

凌晨1时20分，日本领事馆收到火灾事件报告。日本领事馆附警部(警长)日吉又男，率巡警上原寅太郎，准备从鼓浪屿到厦门火灾现场察看，却遇到正在鼓浪屿码头待命的日本军舰和泉舰的小汽艇。日吉又男没上船，却奇怪地折回日本领事馆。

凌晨1时50分，日吉又男携带日本领事上野专一拟好的文件，登上另一艘火力强大的日本军舰高千穗舰，将文件交给舰长武井久成大佐。凌晨3时30分，由日吉又男带路，率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1名、水兵1分队，从和泉舰出发，在厦门港仔口街(镇邦路)码头登陆，经木屐街、二十四崎顶街、走马路街(今大中路)，于凌晨4时左右，抵达位于山仔顶街的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据称，该布教所主屋已烧成灰烬，仅剩门边两侧佣人房间尚存。

日吉又男强调，到达现场时，火灾现场门口有厦门本地练勇十馀人警戒。

即使仅凭日方外交档案的记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其中充满漏洞和谎言。
首先，负责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水谷魁曜等人，8月23日下午及晚上在鼓浪屿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举办法事，始终没有交代。布教所失火后，高松誓等人又在哪里？在干什么？也始终没有交代。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次，在山仔顶布教所，暴徒强行破门而入，进屋四处纵火，却始终一言不发，让人不能不怀疑他们的身份，是不是怕一开口就泄漏了他们是日本人？

第三，负责在厦日本人安全的日本领事馆附警部日吉又男，接到火灾报警后，不仅不急著赶到现场察看，反而晃晃悠悠地在鼓浪屿等著，以便后来给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带路。

第四，不论是当晚在鼓浪屿码头上待命的和泉舰小汽艇、或是仅仅1个多小时后就能出发登陆厦门的和泉号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切仿佛早有准备。

第五，火灾发生的8月24日，日本领事上野专一发给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电报称，是台湾抗日的简大狮馀部逃到厦门，火烧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10月5日，上野专一自己又改口称，“(厦门)本愿寺(布教所)遭焚毁一事毋庸置疑乃是排外思想下(一语不明)之暴徒所为”。

同样态度变来变去的，还有赶来处理厦门事件的日本特派处理公使室田义文。1900年9月15日，室田公使发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机密外交电报中，第一句话居然是:“本愿寺布教所遭纵火一事，其实情暂且不言”。10月22日，室田公使却向厦门地方政府开出一份11人的拘捕名单，认为就是这11位居厦的台湾籍抗日志士“有形迹证明焚毁本愿寺之事件乃为彼等乘此次北清事变之机教唆人为之”。

1900年8月29日，日本驻英国代理公使报告称，在厦门的英国领事报告英国说，“纵火云云之报道显然缺乏事实根据”。8月31日，日本驻福州领事丰舍松报告称，美国驻福州领事认为，“厦门事件全无土匪袭击之迹象。本愿寺失火之时，乃目击清人、日人协同灭火，关系亲密”；英国驻福州领事则不客气指出，福州民间盛传，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失火之前两三天，“日本僧人已将(佛教)器具悉数移至他处……失火原因亦有证可循其可疑之处。”

中国方面更不用说了，时任兴泉永道延年，在致福州洋务局的电报中清楚记述了当晚情形:“厦门山仔顶街日本教堂昨晚十二点半钟失火，适弟带兵查夜巡至该处，当今(即)扑灭。……兹领事照会藉称，匪徒开枪放火并无人抢劫等语，其实焚烧之际均弟目击，并无其事。”《申报》的报道中也称:著火时，“幸(厦门)地方文武各员，督率兵丁，舁水龙往救，得以立时扑灭。”

经过学者们多年研究，现在一般认为，所谓中国“暴徒”纵火之说与事实不符。纵火焚毁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正是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及在厦日本浪人千叶久之助等人所为。还有学者指出，他们受到日本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指使。

“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影像资料极为罕见。幸好德国人1900年拍摄的5张“厦门事件”老照片保存下来了，德文标题为“厦门照片，军港内，日本对中国提出索赔”。根据德文注释推断，其中2张所谓的“日本寺庙”照片应该是失火后的山仔顶巷东本愿寺布教所，殊为珍贵。

8月26日后藤新平秘密启程从台湾抵厦门，以执行既定政策。日本高千穗舰又派出约300人的海军陆战队，携带2门大炮，登陆厦门。并计划在8月28日上午9时，台湾的日本军舰高雄号、筑紫号載日军大队人马自基隆港出港急航厦门。

日军登陆厦门后，厦门团练总局，四处张贴了一份奇葩的半文半白告示，替贼说话∶「日军登岸巡行，声称保护商民。尔等铺户居民，照常不必忧惊。往来如遇日兵，切宜静气平心。听候上宪施行，特此告诫凛遵」。

可能受到英、美、德三国领事的抗议，当天，进入厦门城内东亚会堂的日军撤回鼓浪屿。

德國老照片:海港的苦力們搬運行李

8月29日，中国官员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福州将军善联等人，纷纷发电抗议日军登陆厦门，在厦海军、炮台严阵以待。同日，英国军舰“爱西丝”号驶抵厦门。

8月30日后藤新平预料等陆军部队一抵达量立即在30日向清国以「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火警是「中国暴民向日本攻击」为藉口，向清官员发出最后通牒。并预估会遭到拒绝，于是准备在翌日(31日)凌晨五时展开军事行动。30日15时，英军海军陆战队约60人、携大炮1门，也登陆厦门，与日军对峙。同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召开紧急会议，确认登陆厦门的日军撤军。

德國老照片:日本寺廟內部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东本愿寺的二位住持高松与片贝被居民看到先行搬出私人物品，然后再发生火灾，故判定是日人自行纵火、自导自演的丑剧。此外又谣传「最近台湾总督府将派遣数千名兵员赴厦门与福州」。因此，清国与欧美列强早已察知该寺火灾是日本的藉口，欲进行私自强占厦门、福建。尤其是去年日清的「福建省不割让条约」，引起列强的注意及防范。于是清国向日本提出抗议，俄国也于26日向日本提议撤兵，接著英、美、法、德、俄等均以实际行动派遣军舰至厦门，准备陆战队登陆，大有不惜一战的态势，以阻止日本在马关条约后占领台湾又想来占领厦门。8月31日，登陆厦门的日军，撤回鼓浪屿日本领事馆。

1900年9月7日，驻厦门的兴泉永道延年，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奇葩的“谢罪书”(照会)，表示找不到放火的坏人∶「以(日本)教堂被何等坏人焚烧，本堂缺查，深为抱歉。业经饬查，分别认真办理在案……」

1900年12月，时任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竟然开放厦门各炮台，带著日本厦门特派公使室田义文、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和泉号舰长成田大佐、宫古号舰长八代中佐、参谋本部所派土井陆军大尉、海军军令部所派佐野大尉等人一起参观，「且炮台司令官等众将士纷纷出列欢迎……并一一指示武库、火药库及备用炮之作用等」。开门迎贼，简直不可理喻。

1901年底，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习辛盛(C. Lenox Simpson)撰写的海关报告中，简洁准确地记录下整起事件的发生：『（1900年）8月24日凌晨2点，厦门城内一间被日本佛教徒改作庙宇的出租小屋被烧毁。2个小时后，60名身穿蓝色夹克的武装巡警从港口一艘日本军舰上赶到火灾现场，然后越过海峡到鼓浪屿，并逗留在那里。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在岛上巡逻了6天，守卫著他们的领事馆。』
9月1日，英国军舰“万霍克”号、美国军舰“卡斯汀”号抵达厦门。
9月9日，登陆厦门的日军、英军同时全部撤回军舰。厦门事件初告解决。

在厦门事件最紧张的的9月初，厦门港内，一度停满了虎视眈眈、互相对峙的各国军舰，包括日本军舰高千穗号、和泉号、筑紫号、高雄号等4艘；中国军舰海筹号、海琛号等3艘；英国军舰爱西丝号、万霍克号等3艘；美国军舰卡斯汀号、德国军舰施瓦尔伯号(另一艘正在赶来)，另外还有法国、俄国各1艘军舰。

美國報紙《聖路易斯星報》1900年8月24日報道:《在廈門爆發騷亂，海軍陸戰隊登陸》

从1900年8月底到9月初，关于“厦门事件”的消息，不时占据著美国各地报纸头版。1900年8月28日，美国堪萨斯州南部城市威奇托市的报纸《威奇托每日鹰报》(The Wichita Daily Eagle)，罕见在头版上接连发表4篇与厦门有关的报道。其中一篇报道题目，令人吃惊——《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厦门》:『纽约。8月27日。一位被派到中国从事杂志采编与广告的工作人员，从厦门发回消息说:「日本派出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三天了，而这里既没有挑衅，也没有来自领事的抗议。虽然厦门本地官员早已证明他们有能力保持完美的秩序，但一座日本寺庙被纵火焚烧，成为日本人采取行动的借口。今天，有3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城市里充满了紧张气氛，数以千计的百姓正在逃离厦门。本地官员和几位商人拜访了美国领事馆，恳请美国领事出面，劝说日本海军陆战队撤退。否则，他们声明，城市秩序不可能恢复。」』

另外3篇报道，一篇写道:『厦门事件的最新进展，一时成了吸引人们关注的最大热点。一场暴乱，一场火灾，最后竟演变成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与士兵大量登陆，美国领事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另两篇则说，在厦门的美国传教士成为难民，美国驻香港领事建议欲前往内地的传教士们最好暂避到菲律宾，或干脆返回美国；而美国军舰「卡斯汀」号(The Castine)，奉命正在开往厦门途中。

同日，《华盛顿时报》(The Times,Washington D.C.)也在头版发表了2篇报道:『美国政府对厦门的局势，并不感到惊慌。上周，那里的暴徒烧毁了一座日本寺庙，导致大量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厦门，以维持那里的秩序』；『卡斯汀号军舰，开往厦门』。

厦门收藏家陈亚元先生手里，也收藏了一份1900年8月24日美国《圣路易斯星报》(St.Louis Star)第1版。相关报道的标题是《厦门爆发骚乱，海军陆战队登陆》。报道中称:『骚乱在这个城市爆发，引发严重问题，并威胁著城市。(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保护日本领事馆』。这应该是关于厦门事件的最早报道之一。虽然有时差，但这份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报纸，居然事发当天就作了报道。其消息之灵通，令人佩服。

德國老照片:德國炮艇“虎”(Tiger)號，在廈門港

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事前未获通报，得知日本军将占厦门及列强的强烈反弹，急急寻找解决之道，得到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协助，又得到倾国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提出中止派兵厦门。这项提议获得明治天皇的核准，在28日晚上十时，中止派兵的命令正式传达儿玉总督，儿玉听命虽极不愿意但也立即命令将已乘船出发的作战部队自厦门港外停止进兵厦门并转向回台。儿玉总督，对上级政府态度突然转变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辞呈，不过，明治天皇特派遣敕使以阻止其辞意。
 

从1900年8月24日到9月9日，厦门事件发生过程中，厦门城市受到了莫大冲击。据《北清日报》8月31日“号外”报道:厦门“原住民惶恐不堪，陆续有人离厦，眼下人口已走大半，市街已形同空虚，商业停滞，盗贼横行。”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时厦门变相万端，而其中清国人自不待言，居厦台民，多数已将妇女及财产转至他处，各处店铺闭锁，商业停滞”。而据时任闽浙总督许应?称，厦门居民逃离城市过程中，“竟有百馀名男女士民，于避难途中溺死。”

 惠州三洲田起義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9月26日，中国革命军领袖孙文 (孙中山) 认为厦门事件是一项良机。故化名为「叫仲」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参阅藤井森升三「孙文研究」一九六六年p32-36）。

孙文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请求援助推翻满清支持惠州起义。后藤新平、儿玉总督皆同意并约定「中国革命党先起义，以其力扰乱厦门的后方地区，为日本出兵制造藉口，等日军占领厦门时，就能对孙文的起义军援助武器、补充兵力」。因此，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以承诺援助孙文起义，意图利用惠州事件，做为延续尚未冷却的厦门事件之大好机会。(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 向山宽夫著 杨鸿儒译 p60-67)

孙文在台湾停留四十二天，期间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提出革命計劃，请求援助，也获得儿玉总督对补给武器弹药，以及派遣现役军人指导之承诺。9月28日孙文转往淡水，在台湾遥控在广东的武装起义。并在10月8日，孙文指示，在中国的革命志士郑士良（号弼臣），在广东省的三州田发动惠州事变的军事起义，革命军也以优势攻略惠州。

1900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日本到达香港，6月（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和杨衢云及日本志士平山周、福本诚、远藤隆夫、原口闻一等十余人乘法国轮船因狄斯号到香港活动。7月16日船到香港，接到当局通知不许任何人登岸，被迫在轮船旁一木船内召开香港的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萌南、史坚如、李纪堂及宫崎、平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

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联络会党，以新安县(今深圳)、归善县(今惠州)的绿林、三合会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卸在台湾的军火，在三洲田山寨起义，目标是夺取广州；但发动地点为广州与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沿海东进，直趋厦门。然后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再攻回广州。(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策动响应；成功后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三)杨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经西贡赴新加坡，营救日本义士宫崎寅藏。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电报香港当局，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

孙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6月21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一个月后的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乘佐渡丸再度返回香港，拟潜入内地亲自发动起义。谁料香港政府又派水警轮监视，登不了岸。孙中山紧急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定由郑士良(惠州淡水人)率会党领袖黄福、黄耀庭、江恭喜(三人均新安人)等集结三洲田，准备武装起义；史坚如、邓萌南负责广州起事和暗杀活动，策应惠州起义；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总部负责接济饷械等任务；命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合哥老会党。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赴台湾筹措饷械。9月28日到达台湾基隆，招募了第一批军人，筹划连人带饷械运往香港，寻找时机再潜入内地指挥。

　　会后，郑士良肩负孙中山委托的军事指挥权重任，马上和黄远香抵达三洲田，并通过邓子瑜同乡，联络潮州、惠州、博罗、河源、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三洲田，待机起义。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画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画；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三洲田起义电报图

 郑士良按照计划吸收了新安一带的绿林，并联络了潮州、惠州、嘉应州各属会党，集合于惠州三洲田。三洲田「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芜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党出没之处」。而且附近地区一向没有什么兵丁驻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集结起义武装之地。郑士良坐镇惠州三洲田，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武器，以及台湾方面的指示，即行发难。

三洲田照片

10月8日，郑士良、黄福等受命率会众猛袭新安沙湾，清军溃逃。首战告捷之后，旋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15日，起义军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继又在镇隆大败清军。其后，在永湖、崩岗墟又连败清军。21日，经龙岗、淡水进至三多祝，义军辗转作战连连得胜，沿途乡民纷纷投军，队伍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由于义军已连战十来天，弹药已尽，且二万余人队伍庞大，粮草不足，只能等着孙中山筹置的军械弹药来接济。然而，不料计划却全部落空。

话分两头说，在日本因厦门事件引起，引发日本国内政争，山县内阁于1900年9月26日总辞，次日(27日)由立宪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为首的伊藤内成立组阁。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交恶在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时期，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出席大本营（战时所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协议机构）会议，撤换了无视参谋本部方针，一意主张进攻北京的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这次伊藤博文再次组阁。

然而新的伊藤内阁，却对中国的革命支援又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伊藤内阁下令台湾总督禁止对中国的武装起义提供任何协助，要求在台湾的儿玉总督与后藤新平民政长官执行，并严令孙文离开日人所统治的台湾。孙文此时得知无日人武力的支援助及配合，革命成功机会丧失，不得不派日本人上田良政在十月二十八日，向郑士良说明得不到日援的因由，并立即解散革命军。可是为时己晚，满清军队全力反击，革命军惨败，郑士良逃亡香港，而日人上田良政却被清军逮捕并遭杀害。

儿玉总督的侵华构想也烟消云散。原本有一个大计划是对中国的福建、广东二省实施，将并计画写出一篇名为「厦门事件始未及对岸将来之政策」的备忘录。

伊藤内阁之成立对台湾的影响是，原逃亡在厦门的台湾抗日义民军人物，因日政府的政策改向得以不被押返台湾处罪。

原来孙中山在接到捷报后，请日本人宫崎寅藏将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运往惠州，不料，这批军械尽是破铜烂铁一堆，全不能用。时值日本政府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一改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而是保全清王朝作为其代理人，禁止军火出口。由于日本方面的变化，致使革命党人购存在台湾的武器也不能运出。这样，在清军进逼，弹药军械不足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得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从香港潜入白沙大营告知郑士良，“政况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难接械，可自决进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将队伍大部分就地解散，留下精锐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回师三洲田。水路绕道香港，购置弹药，准备联合新安、虎门义师，围攻广州。他们还想袭击深圳、横岗等地清军，借因弹尽援绝，被迫于11月7日解散队伍。郑士良率少数骨干先后被迫经香港逃亡海外。　

三洲田起义旧址。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作战所用旗帜為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此次起义在军事上起最大作用的是三合会首领黄福，在他的号召下起义军会集了600名三合会会众，占据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八月十五日晚袭取沙湾，起义最盛时达两万人，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画，由郑士良全权决定。由于孙临时改变军事路线向东北方向进军，未能按计划与新安、虎门的义军会合，该地义军被迫解散，起义失败告终。孙亦返回日本。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今天的三洲田，让人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

深圳东部华侨城茶溪谷，过去这块地方叫三洲田。

兴中会员史坚如为配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刺杀两广总督德寿首开暗杀先河，在德寿的后花园下挖掘地道，引爆200磅炸药，气浪将德寿震下床榻却未能致死。

10月29日，史坚如欲搭船去香港时，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李岚描述史坚如被捕后的表现令人深为动容：南海县令裴景福软硬兼施，先是“优礼相待”，但史坚如“不受笼络，惟嬉笑玩弄之”。后来裴恼羞成怒动用酷刑，企图迫使他供出革命党内情。在遭受“惨酷无人理”的火烫烙和拔掉手足指甲等酷刑后，史坚如仍“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志士入狱后，多方民主革命人士曾千方百计出面营救，但均未成功。

1900年11月9日，史坚如在珠江天字码头英勇就义。行刑前，清朝官员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史坚如微笑着轻叹：“悔甚！恨甚！”清朝官员连忙问：“悔什么，恨什么？”“一击不中，遗恨千古！”这是史坚如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铿锵之语，牺牲时年仅21岁。
李岚提到史坚如就义后的一个细节：兴中会派人于夜间秘密将其安葬，并立了一块石头，上刻“司马氏”3个字作为暗记。后来，陈少白为史坚如撰写了碑铭：“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募捐为史坚如修建纪念碑，表彰他是继陆皓东之后的“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并追封为上将军。1913年史坚如墓祠落成于广州先烈路青菜岗，1978年迁至先烈路黄花岗七十二墓园内。

兴中会员史坚如（右一）、崔通、黎俊民、张后臣合影

史坚如被捕后所作“供词”。

史坚如出身士族，字经如，原名文纬，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有人说，史坚如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人。这种说法无据可考，著有《革命逸史》的冯自由在书中提到，史坚如是穆堂的后人，穆堂即史澄，是咸丰同治年间的翰林，广东著名学者。这位历史学家表示，史坚如是名门之后，其性格中也确有史公舍生取义的风骨。

廣州市越秀區先烈中路79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內的史堅如墓塑像

宫崎寅藏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早期革命党当中最有实力、最有行动能力那一部分，恰好就是日本人。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运送军火是他们，运送消息是他们，最可靠的是他们。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惠州起义，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

因为，坦率的说吧，就是中国式士大夫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说，会写文章，不会打仗，也不会做事。他们的办法就是，像鲁迅很讽刺的描绘说是，徐锡麟被杀以后，革命志士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坐下来喝酒，撕乌贼鱼下酒，慷慨激昂的说了一阵子，然后派日本浪人到中国去把徐锡麟的家属给接出来。孙中山在他背后有一个宫崎滔天，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都是振亚社的早期成员，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没有日本人经济上的支持，来回的奔走跑腿，中国这些行动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是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会团结起来。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光绪26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为了向刘学询借钱，答应让他当总统或者皇帝。孙中山交由平山周送来的书信说：「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讬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可惜的是，刘并没有接到这封信。随著局势的不断变化，他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开始退隐西湖，在湖光山色间怡情读书。

◆清廷派刘学询赴日「考察商务」，旨在与日本政府谈判引渡康梁。临行前，他携带两把匕首，声称谈判不成，哪怕舍命也要刺杀「反贼」。这个政治秀弄得朝野震动，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时任两广总督）竟称赞他是「国士」、「烈士」。在日本期间，经孙中山介绍，并通过犬养毅的安排，刘学询得以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这次会见，也让他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归国后，李鸿章通过他的关系让孙中山协助刺杀康有为。孙中山制定行动方案后又开始摇摆不定，而这时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已经开始以牙还牙的报复。北京的荣禄、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询均成为暗杀目标。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首倡满清立宪，不遗馀力地推行「北洋新政」，编练新军、发展实业、开办新式学堂，深得人心；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担心袁世凯功高震主，将他『着即开缺回籍养疴』，革命党人亦刮目相看，视袁为潜在的反清势力。

◆1901年，头山满以玄洋社的骨干成立了黑龙会，由内田良平担任会长， 此黑龙会就是中国同盟会背后最大的金主与实际行动支持者。 黑龙会，组织名代表的意思就是意图牟取黑龙江流域一带的东北地区 作为日本领土，这块地方是满人的老家，因此满清政权非常厌恶同盟会。

同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1909年，章太炎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其中主要指责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

1902年，孙抵达越南，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在河内结交法国官员。

1902年的冬天，康有为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与保皇党的人员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能投资获取收益的保皇党党营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

1903年，孙中山于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并任「紅棍」的職位，中国所谓的现代政治，以黑社会的力量开始起家，同盟会也由此重新壮大。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 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孙文与帮会的关系甚深，同志郑士良、陈其美等皆是帮会人物。

1903年夏，孙在日本娶15岁的妻子大月薰，是1902年夏，大月薰因打碎花瓶而使双方认识。后生一女富美子。孙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9月，孙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清光绪甲辰夏历三月（即1904年），孙中山从日本赴檀香山，因为当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此办报，宣扬保皇立宪，并有人加入致公堂，孙中山遂创办《檀山新报》，亲撰《敬告国民书》、《驳保皇报》等文章，与其论战。

◆2月21日孙文抵美，由檀香山至三藩市登岸，被税关阻留，羁之于木屋。时经17日之久。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三藩市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孙中山带同盟会并入致公堂，总堂设在三藩市，支堂设在各埠。致公堂“新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特别会容纳同盟会会员，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的公告说：『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大埠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孙中山被致公堂授以「红棍」之职。《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师爷斗嘴，师爷自称『华府首席西席（私塾老师），手执白纸扇』，而唐伯虎则自称『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就是拿洪门开玩笑。因为红棍和纸扇都是洪门的职位，而红棍高于纸扇。

孙中山在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三藩市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同时改组了三藩市《大同日报》，冯自由在日本推荐了刘成禺任总编辑。孙并组织「支那暗杀团」，清除周围具有影响力的同志或竞争对手。国民党传统上的特务组织也是效法孙文之「革命」思想。　 
孙文在美国所到各埠，均是黄三德陪同的，洪门人士招待之。至纽约时，更大放洪门，招贤纳士，请孙文演说，望博得华侨与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在纽约逗遛将近一月。是时保皇会之势极盛，孙文演说，无学问做根本，无口才以动人，故不能受人欢迎，往往不终会而去。因此令其灰心，尤其是香山人最反对之。孙文尝对人说，谓『革命成功先杀香山人』游埠半年﹐虽所到各处，华侨多未能听从，至纽约后，孙文即萌退缩之志。曾在纽约对三德说，谓提倡革命，辛苦艰难，满途荆棘，不如罢了。结果，『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十一月初八日，孙文遂由纽约搭船赴英京。』

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作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华裔报人「伍盘照」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洪门为此事支出状师费四百元，另零用不少，查孙文并非在檀香山出世， 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律师事务所Ralston & Siddons代理孙中山，向美国移民局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理由是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了「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

◆『三德与孙文日在旅店中，无事不谈。三德因问其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之事，又问其在英国被公使馆扣留之事。孙文直白对我说，谓广州起义，与我无关，城门关闭两天，我尚在则妾侍处安睡。后闻得我亦有名在内，始决意逃定，走出新基渡头，搭船往开平赤墈，由赤磡再出澳门。至于惠州起义时，我亦在日本，入内地运动者梁慕光，我不过担任在外筹画粮饷而已。但我筹款阻滞，援济不及，故惠州失败。至于在英国被公使馆扣留一事，我在被困之房间，写一函命送煤炭之黑人送到英国首相处，英国首相知到此事，要保护我，向中国使馆交涉，故我得以出险云。此是孙文在旅馆亲口对三德所谈之话，但后来三德查得孙文在中国公使馆写信，是写交其师英人康得黎，并非写与英国首相，孙文乃车大炮骗我也。』黃三德《洪門革命史》

◆1904年5月，由于有人向香港当局密告梅屋庄吉支持革命军，他不得不出走到新加坡。在此，他展开了他的电影事业。对他的电影事业有着莫大帮助的是在此居住的华侨所创立的「兴中会」，那是当地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秘密团体。华侨对孙中山的推翻满清革命运动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梅屋帮助孙中山搞革命之事，促使他们不惜为梅屋的电影事业四方奔走，如提供土地、筹措必要的资材、为电影宣传等。

孙中山在11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1904年冬，孙中山携朱和中赴德国柏林，访问清国籍华裔留德学生。在宾步程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留学生加入了兴中会。在柏林逗留数日后，孙中山与朱和中赴法国巴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铭、向国华等十多人应邀入兴中会。孙中山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一天，汤芗铭、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结伴来找孙中山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王发科、王相楚二人中途离席，到瓦克拉旅馆盗走了孙中山的行箧中的党人名单及入盟书、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此为四人合伙设计。得手后，四人到清国驻法国公使馆告密，公使孙宝琦训斥四人称：「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孙宝琦收阅了这四人盗取的文件后称，「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

留法学生夏坚仲是孙宝琦的亲戚，得知消息后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孙宝琦乃将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掉，将其馀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通过邮局将文件寄还孙中山。但是，孙宝琦从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计划后，即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导致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之后，孙中山曾特别致电日本政府称颂胜利。

1904年底，孙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受到清政府全力追缉影响，自1907年起孙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前清光绪甲辰夏历三月（即1904年）孙文来美，由檀香山至三藩市登岸，被税关阻留，羁之于木屋。三德闻之，以洪门人士之力，为之设法……时经十七日之久。接美京状师来电，准孙文登岸，洪门为此事支出状师费四百元，另零用 不少，查孙文并非在檀香山出世，但系文为登岸计，不得不誓假愿，无可如何也。』

『甲辰四月，三德召集致公堂叔父昆仲会议数次，资助孙文游埠，鼓吹革命，以尽我洪门之义务。未起程游埠之前，在昃慎街丹桂戏院演说一次，但可惜当时中国公使通告拿捉孙文，故华侨多不敢与之接近。其在戏院演说，所发言论，又不能感动华侨，听者皆谓其无学识，到各铺户拜客，亦招呼懒慢，但我洪门革命之心，则不能因此而消阻，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亦必勇往趋赴之。』

『三藩市在未地震之前，此英国旅馆可称头等旅馆，各国官员多住此也。三德在旅馆与孙文倾谈游埠之事，孙文谓游埠要演说，演说颇困难，最好大佬同去帮忙，则我省力甚多云。三德因对孙文序述梁启超游埠演说之事，谓其如悬河，滔滔不竭，说明中国维新之好处，诚令华侨感动。他在三藩市义群英戏院连讲十九天，愈讲愈精神，言之不尽，你若有此口才，游埠演说，可以成功。孙文闻之，有难色，但谓无论可何，必要游埠，望大佬领导云云。于是决定游埠，此前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四月时事也。』

『孙文之革命精神，其党人往往称之，但以三德所亲见，所经历，则殊不见其精神。当甲辰年与游埠数月，至纽约后，孙文即萌退缩之志。彼在纽约对三德说，谓提倡革命，辛苦艰难，满途荆棘，不如罢了。三德力责之，谓三德拚生命财产不要，相随游埠，洪门人士，尽力招待，虽然所到各处，华侨多未能听从，但断不能因此畏难，半途而废，宜奋起雄心，努力做去，但孙文闻三德之言，仍不能将精神振起，祗要三德筹行费其往欧洲，谓不愿再游美国各埠。三德谓再游乞佛，波士顿，榄间顿等埠，再回纽约，往欧洲未迟。结果，三德自送三百元，另函各埠致公堂筹六七百元，送与孙文，作为游欧洲旅费。十一月初八日，孙文遂由纽约搭船赴英京。三德独自一人游埠，十一月十七日游薄扶芦，廿日游企李扶仑，十二月初一游芝加哥，大放洪门，新进者八十馀人，可称一时之盛。自是经柯眉贺，恳士瑟地，猫瑟地，尾梳罅，舍路，砵仑等埠，回三藩市，过夏历年。此为三德与洪门人士帮助孙文，策动孙文，提倡革命，不辞劳怨之事实。』

——《洪门革命史 》台山七十三老人黄三德述 (1936)

1905年6月，梅屋庄吉结束了在星加坡的事业，他拿着手头的50万元日币（按现在计算约四亿日元）回到日本，归国后马上在东京设立一个电影振兴事业公司，致力于电影制作，开始走入了电影界行业。那时他只有三十六岁。

孙中山在1905年5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6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孙文在美国遭挫折，不从根本著想，只想马上成功，一锹成井，并妒忌康梁，谓保皇会阻其进行。1905年6月，即光绪31年乙已，孙文竟来函叫洪门黃三德谋害康有为，此时康正在罗省养病，闭门谢客，黃三德生平对于康梁两位先生，皆敬其人格，爱其文才，三德认为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如双轮之并驰，并非相反相背。保皇会之主张政治革命，为中国富强计，信清廷能改革，望清廷能改革。革命党则主张种族革命，根本推倒清廷，此则断定清廷不肯改革，与其望之清廷，不如望之自己，较有把握。实则彼此为国家之心，无有异也。三德当时宗旨，虽不与康梁同，但为国家为人民计，断不忍害贤能，而况我洪门宗旨，光明正大，暗害贤良之事不屑做，宁可明枪明马，各对垒而已。故三德对于孙文之函，秘密之，不告人，一笑置之而已。但今日则不能不言，以存信史。可惜1906年三藩市地震，烧去孙文寄三德之函件不少，否则此函原笔迹，当可以铸电版，印之于书，以表明三德非说谎也。』(黃三德《洪門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