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6）公車上書與戊戌變法

◆二十年1894 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浪人突袭朝鲜皇宫，幽禁朝鲜皇帝与皇后， 扶植亲日傀儡政府，意图驱逐清国在朝鲜势力，随后爆发了 1895 年的甲午战争， 清国被击败，朝鲜的闵妃被杀，至此成为日本附庸，清国则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叫日清战争，曾被反满志士认作一个可乘之机，孙文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广州建兴中会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杨衢云等则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款和购运械弹。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既没有想到满清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满清会败得那么快，当孙文的兴中会正考虑给如何行动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此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装已经骑虎难下。

甲午战争清廷失败后，全国陷入了图强救国的情绪之中，反倒是孙中山却借清朝自顾不暇之际，于1895年在广州开展武装暴动，并为此数次访问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请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彻底帮助日本从内政上击败中国。从此之后，孙中山借助革命的名义，暗里合纵连横日本各种力量，尤其是那些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团体甚至军方，开展对中国的各种武装颠覆活动。

有论者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种论调进入了一个误区：将专制政权等同于国家，把满清统治者的利益等同于华夏56个民族的利益。美国学者韦慕庭认为："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

公車上書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

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日本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中国知识份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中国，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传统官僚制度掣肘。

 

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人容闳（英文：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年轻时便曾与太平天国打交道；洋务自强运动期间，容闳向曾国藩进言，若要船坚炮利，必先造「制器之器」（王尔敏. 清季兵工业的兴起. 中央研究院），之后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

1863年（同治二年）十月，容闳向曾国藩进言：「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Yung Wing（容閎），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09。中文譯本，惲鐵樵，徐鳳石等譯，《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容閎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內附英文原作。ISBN：978-7-5060-5150-7。）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因不忍心隔洋看着祖国灭亡，应召远赴伦敦向外国商借军费，虽所谋因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踌躇不决而失败，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国，并于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让他在中国设立国家银行，结果还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怀居中破坏而不了了之。

1895年容闳认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容闳曾经进入南京，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洪秀全则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后容闳拒绝赐封离开。他后来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其后，自营商业，旋即投入师夷自强运动。

《西學東漸記》卷首插圖（1909年）中的

容閎像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会试的各省举人云集北京，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群情激愤。

中日《马关条约》中文本

3月28日，康梁诸公与林缵统先是发动粤湘两省在京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吁请朝廷拒署和约。为壮大声以促使成功，4月初康有为又邀请18省应试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集会，决议联名上书皇上。康有为受委托执笔，连夜起草了长达万馀言的奏书《上今上皇帝书》，要求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举人接连响应，签名者1300馀人。

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数千北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无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赞许。

这种说法和定论，要是追根究底的话，正是源自康有为本人的《公车上书记》、《自编年谱》等著述。从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出：他草疏万言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用宝是指皇帝已在条约上盖了玉玺。事实上，光绪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马关条约》上钤印的）。

《公車上書記》，光緒乙未年上海石印書局石印本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如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公车上书的时候，18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签名。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而仅仅是另一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梁啟超

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都察院不收；但梁启超却说，该上书因“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的万言书，却不愿转呈皇上。

参见：康有为究竟有没有领导“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不久，康有为会试中式第五名，榜名康祖诒。殿试之后，位列二甲第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用工部主事。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安徽会馆创办《万国公报》，成为强学会组织的发端。该报因与上海基督教广学会的一个刊物同名，后改为《中外纪闻》，刊登海外新闻，时评政论和有关公文，以“渐知新法”为宗旨，“遍送士夫党人”。同时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在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或后孙公园胡同安徽会馆定期召集集会，演讲与讨论。

11月中旬正式成立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康有为作《强学会叙》，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入会者众多。袁世凯曾捐银入会。李鸿藻、翁同和、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也予支持。李鸿章也愿捐银2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不好，遭到拒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强学会。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立即南下南京，游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列名会籍的有康有为、张謇、陈三立、黄遵宪、吴德潚等，和张之洞幕僚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梁鼎芬、汪康年等。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维新变法。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

强学会之后，各地也纷纷组织会社，有湖北质学会、广州圣学会、湖南南学会、广东粤学会、苏州苏学会，陕西味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等。其中，陈宝箴且在 1895 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

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的親家）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严禁北京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强学会等于被解散。张之洞也随之停发上海强学会经费，令其自动解散。1897年，康有为又在京成立「保国会」。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1，曰：「御史杨崇伊奏、京官创设彊学书院，植党营私，请旨严禁一折。据称近来台馆诸臣，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彊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等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

 戊戌變法

1897年（光绪23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今属青岛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的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

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即《上清帝第六书》） ，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摺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长期居住于美国，英文造诣极高的容闳，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他十分倚重，而在临老之年报国有门，容闳也对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大小改革，积极参与。「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

常见的光绪帝照片，事实上是被修饰过的画像，且服装龙纹与朝珠佩戴不符清制

康有为曾是我曾外祖父方某的朋友，他是明代詩集《隨園詩話》、《千一錄》的作者方弘靜的後裔，康有为写过一副对联送给他，后在民国末期在上海滩經商期間，我外公的一个所谓的「朋友」说要借去看下，就无故不翼而飞了，在上海法租界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后人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以前的许多事关重要的历史证物无故失踪，疑为一些野心政客为篡改历史作出的见不得人的勾当。Kang Youwei was a friend of my grandfather Fang. He was a descendant of Fang Hongjing, the author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collection "Suiyuan Poetry" and "Thousands of Records". Kang Youwei wrote a couplet to him, and later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Shangai，At that time, a so-called "friend" of my grandfather said that he would borrow it to see it, and he would fly without any reason.

 光绪与慈禧虽然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光绪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

光绪生母 叶赫那拉氏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同治皇帝因为患天花病突然去世。临终没有留下由谁来继位的遗命，而国家又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在第二天召开大政会议，讨论究竟由谁来继位，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湉，入宫来继承皇帝大位。载湉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没有留下儿子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薰心，想找个儿皇帝，创造再次垂帘听政的机会。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

 光绪虽然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

◆慈禧自 1861 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到 1898 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 37 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

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 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摺，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太后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而事实上，后来被杀的变法派戊戌六君子，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才是康有为的人。但在变法中，光绪帝基本上只听康有为的意见，而其部分不切实际甚至涉嫌造反的意见引起慈禧等保守派的不满，才会导致最后的政变。

期间，康有为的思想渐趋保守，为自己进入权力核心铺路。他提出变法核心为「立制度局、新政局」。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架空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等部门。他也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不足以设立议会，应由皇帝专权。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将中美英日四国建立为一个类似后来苏联或独联体的政体，藉以对抗俄国。（參見：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光緒皇帝

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

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人人自危，李鸿章甚至不顾危险在慈禧面前称自己是「康党」；意在将推行「合邦」计画者，与一般维新派人士做出区隔，希望保持部分维新的成果，但随著保守派掌权，新政纷纷废除，使得中国走向更保守排外的道路。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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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至天津，又得李提摩太牧师协助，坐上重庆号到上海，再由英国领事馆职员协助在上海海面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自己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秋天，康有为、梁启超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亲自访问了康一次，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有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他们畅谈联合反清第二天的天亮。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李鸿章在政变后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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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救大清皇帝會加拿大成員一覽，康有為在其中

光緒帝與康有為、梁啟超的合影，這張照片是合成的。

康在光绪25年6月13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机关报为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鼓吹君主立宪與「保皇」，反对革命，大肆攻击慈禧，被清廷列为「头号反贼」。刘学询趁机落井下石，直接刨了康有为的祖坟，将事情做绝。

戊戌變法失敗後的1900年，梁启超作散文《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極力贊揚少年勇於改革的精神，鼓勵人們肩負起建設少年中國的重任，曾風靡一時，影響深遠。

『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干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
『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 』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

梁启超此文发行后，「少年」一词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成为辛亥革命燎原中国的星星之火。

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就连毛泽东也说，年轻时影响他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 胡适说，少年时读了梁启超的文字像受到电击。

李鴻章與港督卜力會面。站於李鴻章右側者即為劉學詢

◆在筹办第一次武装起义过程中，孙文认识了一直抱有反清复明之心的老乡刘学询。刘学询曾担任李鸿章的顾问，仰仗着有钱，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孙中山不过是他皇帝梦中的「开国元勋」。在孙中山后来的多次起事中，他多次为孙提供财力支持。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孙中山）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刘曾问孙中山；「我是否能当皇帝？」孙中山告知「革命党不能有皇帝，但可用新政府的名义，使赞助者与他的后裔获得头衔，甚至被选举为官员。」后来更私下表示，「会尽力让刘学询担任喜欢的职务」 。

刘学询的另一个老乡康有为，在科场中一直不顺手。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于1896年和1898年与人两次弹劾两广总督谭忠麟，罪名分别是包庇「巨蠹」刘学询及与他狼狈为奸。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从此，他与康有为算是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梅屋庄吉,1868年在长崎出生，是当时日本电影业界的活跃人物，从事电影制作和进口业，有了他惊人的财产。1895年他在香港经营一间照相馆，这年一月五日，孙文拜访了梅屋，对梅屋道出自己立志革命，打倒腐败的清朝的计划，且恳请梅屋从旁协助。孙中山与梅屋的会面，实乃由一位英国的传教士，也是孙中山的老师詹姆斯医学博士从中牵引。梅屋是詹姆斯在香港最值得信赖的人。梅屋在14岁时便曾远渡上海，亦在厦门生活过。他向孙中山承诺：『你尽快出兵革命，我以财产支援你的事业。』梅屋把他从经营电影业里的盈利作为孙中山的革命资金。那时孙中山30岁，梅屋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