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12）武昌起義（上）

1895年4月17日清国和谈代表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图为《马关条约》中文本

国民党篡改民国开国史

近代汉民族反清革命运动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为清末的辛亥年（191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也称做“武昌首义”，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还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为依据而确定，那也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特殊位置与贡献所致，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义给了清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武昌起义就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但是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反清的起义举动。

民国成立短短十几年，整部开国史已被篡改至面目全非。鲁迅1925曾感叹：『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华盖集·忽然想到》）

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开其端，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的作用，到现在台湾的课本总说是满清「腐败」，孙文一直革命就把它弄倒了：「国父孙中山革命十一次最后成功」。不得不佩服当初发明这句话的人，其实许多读者都上当受骗了。满清的灭亡是一个「大历史」事件，可不是那么肤浅的原因造成的，更与孙文失败的革命没有关系。

总有那么一群无耻的中国人， 每次的天灾人祸，改朝换代最关键时期，都是他们趁机渔利、大啮人血馒头的大好时机， 他们在这方面的反应比谁都灵敏！

“吃人血馒头”出自鲁迅小说《药》，其中革命者夏瑜（暗指秋瑾）被抓捕砍头，刽子手则利用杀夏瑜的便利，卖人血馒头赚钱；华小栓生痨病（肺结核）而其父母相信偏方，从刽子手那里购买 沾了夏瑜的鲜血的人血馒头，吃下以治病。 “吃人血馒头”行为关键要素是：

1. 对于为公共利益牺牲者，要么麻木不仁（看客、说闲话跟风侮辱的百姓），要么参与迫害做帮凶（狱卒、刽子手）；

2. 从牺牲者的付出中事实上得利，但却倒打一耙攻击牺牲者；

3. 被吃人血馒头的牺牲者，事实上是为吃人血馒头的人整体利益作出个人牺牲而不被理解。4、搭便车：就是别人付出努力或代价，而自己不付出任何努力或代价就顺便得到好处的行为；及从牺牲者身上获利。
迫使满清退位，这个功劳确实巨大，谁干的肯定可以获得国家的巨大利益，所以不择手段在这方面冒充的无耻中国人一直不少，国民党里面一部分人就是其中一个势力。

『过了两年，内地真革命党渐渐发现，吴越在前门车站放了炸弹，打算炸五大臣。没有炸到，徐锡麟在安徽省城刺死抚台恩铭，温生才在广东省城刺死将军孚琦，熊承基在安徽起事，倪映典在广州起事，这些人都算实行革命，可是跟孙文一点没有关系，孙文都说是他的指使。人死了没有对证，也只好由他去说。他却拿著这个做题目，说各人死得惨烈，该当抚恤他们的后人才是。搜刮了一大注钱，又装入腰袋去了。 』
『因为盛宣怀硬行铁路政策，地方官又一味的威逼，把四川人逼反了。政府放了岑春萱去安抚，岑春萱刚到湖北，湖北军队就哗变起来。瑞征先跑，岑春萱剃了胡子逃回上海。接著山西、两广、云贵、江浙各省纷纷独立，都是各地自己举义，并没有他们党人在内。孙文「躲在外国，闻得内地成事，又归功到自己说是他的指使。又到各地捐募募饷。』
『过两天孙文到了，人家见他行李萧条，问他款在哪里？孙文回答的最妙，说我们国里缺少的就是这副「革命精神」，我把这革命真精神带来了，还用甚么款呢？大家知道上了胡汉民的当，可是事已做成，也就无法想了。 』

—选自杨度《国贼孙文》

历史事件总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联系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是知人论世，窥一斑而见一豹，而不是像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那样，一定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序列，非得争一个谁是第一第二不可，这样的做法只能满足于时下中学应试教育的“定论”思维，把历史人物绝对化和脸谱化，却不为解读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存在。

只有把个体研究同群体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而不至于站在个别历史人物后人的情感立场与利益立场上，不厌其烦地做辩护律师，拼命为某个人物争功，却屡屡找他人的岔。如果历史研究者终生只满足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或与自己及派系利益有关的人物（近代历史学家多为此类人），一般就难以跳出这样的情感纠葛及片面狭隘性。

中國每個朝代的野心家最害怕的，就是讓後繼的革命者知道一個朝廷被推翻的真正秘密，所以經常把它們隱藏起來！滿清被推翻的秘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被推翻的秘密，都是被他們隱藏起來的！事實真相，都是靠國際上的軍事戰略手段及幫助，國與國的較量，引發國際糾紛及戰爭達到目地的！英國、日本、美國比中國人更加清楚滿清是怎麼被推翻的！滿清被推翻前後，為什麼歐美各國在上海等地紛紛開了租界？？與此也有很大關係，全部被國民黨給隱瞞起來了！他們最希望的，恰恰就是一批又一批的想「謀反」的中國人，徒勞地、小區域一次又一次暴動被他們一次次鎮壓、屠殺，直至徹底喪失成功的希望！孫中山所謂的「反滿」就曾經是這樣徒勞地幹的，被梁啟超譏諷為「誘騙他人去送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中國兩岸大量渴望民主的人曾潛移默化地被國共的那兩套虛假革命史誤導，導致了許多無謂的犧牲與精力、金錢的流逝！如果再學孫中山那樣，我會告訴你們，按照目前中國人的精神狀態、體質狀態、不團結的狀態等等，一千年也不會成功的！！

國民黨的那套誇大其詞近乎吹牛的虛假革命史，是在滿清已經與英、日、八國聯軍交戰慘敗，外加太平天國起義，已經四分五裂、清廷已經無法全力對內鎮壓時才可以起作用的。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不久，曾經親自歪曲曆史，編造虛假曆史————他趕到上海，主持其金蘭兄長陳其美殉難11周年的紀念會。作為政治較量中的勝利者，蔣氏在演講中根據自己的需要，如此這般地解說國民黨的黨史：『我們「國民黨」是「中華革命黨」孵生出來的。「中華革命黨」是總理創造的，總理的創造「中華革命黨」，也得陳英士許多助力來的。所以我們追溯國民黨領導國民的成功，我們第一紀念總理，第二是要紀念陳烈士。沒有陳烈士，就沒有國民黨。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陳烈士以手無寸鐵指揮在新舞台的數十烈士轟轟烈烈的打制造局，始得到無限數的影響，而有今日的國民黨……所以我們想到總理，就要想到陳先生……』

蔣介石根據自己的需要編造了「孫文-陳其美-蔣介石」的國民黨正統史觀。蔣氏定調后，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及官方文人紛紛出來闡揚這種「正統史觀」。

這也是以后國民黨繼續編造民國假曆史的基礎與樣板 ！辛亥革命一下是他(不勞而獲的)國父領導的，一下又是陳其美組織發展的，一下又是變成黃興組織的，宋教仁組織的，一下又是袁世凱推翻的……事實，國民黨大佬骨干分子及后代到現在也沒搞清楚整個辛亥革命到底是如何組織、發展起來的，直至導致滿清垮台！

國民黨篡改歷史的手段有：

1、截取無關緊要的片段誇大其辭。把廣東那些有孫文參與的根本成不了氣候的小區域暴動當作推翻滿清的主力的前奏。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孙文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非常有限，暴动皆以失败告终，让清廷和国民等闲视之，认为是一群亡命之徒小打小闹，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会」成立后，马上就分裂了，几次所谓「革命」，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1911年黄花岗之役，孤注一掷，代价很大—一百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洪门天地会」（注：后来孙文为贪功劳特意改为了他的「革命党」了）的骨干，经费用尽，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而洋务派、改良派——梁启超、张之洞等人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例如，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

辛亥革命所谓「十次举义」，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

「革命十一次」：孙文参与的只有十次（或九次，因第一次根本流产），而真正在场的只有一次：黄明堂发动镇南关起义占领关上本就无清兵驻防的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孙文与黄兴、胡汉民、日籍秘书池亨吉、法国军官等人立刻从越南河内赶往镇南关想取得领导权。当时孙中山自谓：“余自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以来，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国之土地，与革命将士宣力行阵间。”。但他说要去募集武器离开前线，不久就不见了。武昌起义共有两次，第一次流产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策划，孙文既未参与也不知情，第二次成功的武昌起义完全出于意外，更与孙文无关，孙文自己也承认：「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最后成功」：含民国后的「二次革命」与「护法」（三次革命）在内，孙文所发动的革命全数失败，没有一次成功。

孙文旅日时化名为「中山樵」，「中山」是日本姓「NaKaYaMa」，可不是名字或称号！孙文只能称为孙文、孙逸仙，或是「中山先生」(= Mr. NaKaYaMa)，是不能叫做「孙中山」的。这个错误是因为日本人宫崎寅藏（宫崎滔天）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搞不清楚把两个姓连用，日本人常搞不清楚中国的命名原则，结果章士钊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也不察，就照著用，所以后来这个搞错的称呼竟然成了孙文的通用称呼，不过这个错误也可说是孙文一生的写照了（就是...错错错）。

民国的特点就是盛产小说家，国民党的孙文革命建国说及辛亥革命历史，事实只能当吹嘘的小说看看，千万别去当真。 用逻辑推理就知道了。鸦片战争，英国打广州，发现即使拿下广东，大清帝国也不痛不痒。所以才挥军北上，直捣天津。 同样了，拿下武昌城，大清帝国一点感觉都没有。 太平天国早就已经建立国中之国了！严格的说，孙文、黄兴、陈其美在广东所有暴动的总和，再加上武昌起义，还比不上太平天国一次与清军交战，太平天国还打下了半个满清建立了国中之国。

很多人以为武昌起义等于辛亥革命，实际上武昌起义只是辛亥革命的开端，我们不会认为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开端）等同整场抗日战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开端）等同整场太平洋战争，在同一逻辑下，我们更不应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开端）等同整场辛亥革命。

2、有意割斷歷史，甚至把整個滿清歷史上對瓦解滿清作用最大的太平天國起義都與之割斷開了。

中学历史书讲述辛亥革命通常只提武昌起义，之后令至满清复亡。但其实你细想，辛亥革命之前五、六十年前的太平天国民变，太平军攻占了长江中下游大遍土地仍未能推翻满清，为何革命军只攻占一个小小的武昌就能推翻满清呢？只可说书本上只集中讨论武昌起义，而忽略了南方其他省份，在武昌起义后都出现类似的起义，令革命军夺取南方很多省份的控制权，宣布这些省份脱离满清独立，又因清廷被革命军的浪潮吓怕了，重新任用袁世凯，才令袁世凯乘机独揽北洋军大权，能迫使满清倒台。


3、偷换概念、偷梁換柱、混乱思维：把辛亥革命前存在中国民间的大量反清组织，如洪门、三合会、哥老会、文学社等，在近现代许多昧着良心的史学家的精心篡改中，一律冠以「革命党」的字眼，叫以后的人以为都是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那个极权独裁控制的「中华革命党」的前身。这种后遗效果至今在涉及历史的文章及教科书中大量存在。


4、銷毀證據，清军在武昌起义汉口战役放的大火、国民党抗战时期在长沙放的大火，再加文革破四旧，两湖的宗族社会遭几乎毁灭的灾难。武漢的宗祠，大部分都在那些時候被毀，一些宗祠的石碑被用來鋪學校的地基等用了。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用他们子虚乌有的［同盟会］去冒充了。国共一贯拿手的这种销毁证据行为，其实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满清文字狱、烧书、纵火烧毁武英殿的延续。但是，建築被毀，漢民族宗族聚居模式在武昌漢陽至今依舊存在

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利益得到苏俄武装北伐成功后，蒋介石那帮文人就专门开始了炮制以炎黄-孔子-孙文-蒋介石一脉相承，代表国家正统的理论，其它与之抵触的出版物一律遭封禁。

没有国际力量帮助参与对清廷的打击根本没有各种起义的机会

😀許多歷史的真假，事實用現實來驗證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中共一直以為你們都在造搬國民黨同盟會推翻大清、小米加步槍打敗日軍的那些假東西，一群精神與身體都屬於東亞病夫的群體，怎麼會推翻他們？所以他們才敢叫囂，中共一千年也不會垮的,你們民主派鬥不過中共等話的。

如果你執迷不悟，按照國民黨孫中山的那套虛假革命史，到大陸試試看？哪怕能在大陸一個省成功，我也承認說是孫文來領導了革命黨推翻了滿清！🐷按照大部分中國人的不團結狀態、極端自私狀態，🤮東亞病夫的體質及精神，我會說，你1000年也無法成功的！

 🔮滿清真正滅亡的原因，首先來自於國際力量對滿清的打擊，其中有許多立志推翻滿清的獨裁的漢民族精英參與其中，林則徐就是其中關鍵人物之一；其次，來自乾隆下江南後，漢民族對滿清官場及軍隊的滲透。😈請國民黨以後別再冒充你們的🤮騙子國父孫中山🤮領導🤮同盟會🤮推翻了滿清，那也是中共與之合謀的騙局，並且還是現在中共🐷統戰國民黨的武器之一。因為中共事實就是後來的國民黨的一部分，都源自蘇俄支援的那個黃埔軍校！

 滿清被推翻的整個過程其實是如下的策略—
最早是通過虎門硝煙故意激化滿清與英國開戰打擊清廷實力的，
再後面就是故意縱容太平天國起義，隱瞞不報，讓其發展開，瓦解了整個滿清。
再通過甲午海戰，國與國的較量，挫傷了大清的元氣。
最後的武昌起義可是漢民族幾個宗族的人通過實體經商貿易在漢口發展宣傳組織開.

没有乾隆后汉民族对清廷军队官场的渗透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要了解满清灭亡的原因，就要从满清入关到清朝的「盛世」说起。这场革命本身就是汉民族反异族满清压迫的运动。明末李自成叛军入京崇祯自缢。自满清入关后，汉民族各种激烈的反抗就层出不穷，满清在临进入江南时就遭到了史可法等人的激烈抵抗，之后以长江为界，实际只控制了江北。历经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1623.11—1662.6） 及明郑时期，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这时候的明王朝文武官员事实都还在，退到江南地区，并未实际灭亡。汉民族是中国人口最庞大的民族，人口仅占少数的满清不可能把汉人全部杀光。以后江南许多地区一直保持了明宗室旧部及汉人的宗族自治状态，整个满清时期一直未有插足。基本状况就是聚居地普遍建有宗祠（明宗室后人在江南基本上都有宗祠），每村一姓，绝不容他姓进入。（至今江南从浙江到武汉大量明代建筑，及宗族聚集模式，就是铁证，而江北往往无此类情况。）整个满清期间，明代残余的旧部领导发动的各种反清活动层出不穷。

明代的江南是资产阶级萌芽的地区，丝绸、茶叶、陶瓷等为基础的产业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资金，也是国家最富裕的地带，徽商、浙商纷纷崛起。到清代时的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局、沪局、江南造船所等国家新兴企业就在江南，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同治年间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各种反清会党的发源也源于江南。清廷自雍正皇帝暴毙（民间流传是被发现在圆明园没了头），乾隆继位开始，就在军队、朝廷逐渐全面安插各种汉人官员，重用汉民族曹振镛为首席军机大臣，汉民族势力在官场、军队里逐渐渗透。因为报「反清复明」之心者众多，江南汉民族参加「科举」之风极盛，极力以各种途径打入朝廷，军队与官场被汉人逐渐渗透，这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真正原因。

孙文在官场基本上无多少人脉及权力，无资格与威望使各省独立。整个民国时期一直是兵荒马乱的原因就在于此：满清并不是孙文领导推翻的，他趁着他人的努力成果快达到时，马上回国自封了一个临时大总统，谁会服这个躲在海外而且只有百条枪与一群乌合之众的孙连长？他凭着实力与威望根本无法打进紫禁城的。

浙江省东阳市卢宅的明代建筑

福建泰宁县尚书第为明朝天启年间的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李春烨的府第，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

敬爱堂原为安徽西递胡氏十四世祖仕亨公住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安徽歙县雄村西面村口曹氏宗祠前的乾隆御赐，二楼额枋上刻记着：皇清诰赠金殿传胪曹文埴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夫人程氏诰赠一品夫人。诰赠文埴的曾祖父曹士琏、祖父曹世昌、伯父曹景廷、父亲曹景宸一品官，共是四代五人，故为“四世一品”。后来文埴之子曹振镛任军机大臣，做到首辅，要算其内，应是“五世一品”了。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的古建筑

乾隆曾经得到徽商的资助六次下江南，大多是时为朝廷一品官的新安曹氏家族接驾的，乾隆曾经在新安(今安徽歙县新安江风景区的雄村）曹文埴府留下了他题给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四世一品」真迹。乾隆下江南一个目的是调查汉民族反满的会党结社情况的。（民间传说乾隆南下目的是会见他的汉人生父陈阁老）。满清曾经举东南数省之力搜寻反清会党，虽累积了约数百万字的案牍文书，但仍感「终无确据」。（參見：清宫史料揭秘乾隆身世之谜：生母确系汉人 http://book.hexun.com/2011-11-18/135360048.html）

乾隆到孙中山那时候的朝廷重臣举例：曹文埴、曹振镛、纪昀（纪晓岚）、潘世恩、于成龙、胡林翼、彭玉麟、张廷玉，年羹尧，李卫，刘墉，刘统勋，高其佩、姚莹、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盛宣怀、法若真、蒋廷锡、邹一桂、董邦达、董诰、钱维城、袁世凯等人大部分都是汉人。而恰恰大贪官和珅是满人，琦善是蒙古人。清廷普遍被汉民族渗透，才为以后的纷纷独立埋下伏笔。

晚清末年，清王朝内忧外侮不断，已经摇摇欲坠。图为清朝的满汉官员

遇到天灾，生活无着的灾民就会四处逃荒。图为清末流离失所的灾民

清末各地民变不断。图为上海妇女反对厘局苛抽布匹税的时事画.

浙江农民捉官毁衙的时事图.

北方的反清组织是「白莲教」等，而江南到福建广东，汉民族民间发展的反清组织，即「洪门天地会」的各种分支，又叫「会党」:「清水会」、「三合会」、「匕首会」、「双刀会」、「小刀会」、「红旗会」、「剑仔会」、「八卦会」、「添弟会」、「致公堂」、「红帮」、「胞哥会」等后来全部被孙文、冯自由及蒋介石的文胆们偷梁换柱成为满清早被推翻后，孙二次革命在日本个人搞的「革命党」。

1890年代，山东邹平的清军将领

没有太平天國对清廷的瓦解也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史可法的部将殷洪盛、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创建了反清组织「洪门天地会」的一个分支「汉留」。因为反清，康熙纵兵火烧少林寺，方大洪等人逃到南方，发展组织了「三合会」、「金兰郡」，方大洪后来是南方反清的主力及民间武术团体南少林的领袖。「三合会」「金兰郡」深度参与了导致满清瓦解的［太平天国］。

曹振镛(1755—1835年)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为官长达52年，官宦岁月之长整个清代无人能匹敌。曹有个十分出名的学生，名叫林则徐。林则徐一生奉命与西方周旋，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根据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着力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及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此书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太平天国起义能够发展的那样声势浩大且可以打下一半的满清建立国中之国，没有上面的暗中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像孙文那些根本不成气候的暴动马上就被镇压。军权在身的曹振镛每每建议道光帝从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 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到嘉庆年间，农民起义四处爆发，如「白莲教」、「天理教」等。

到咸丰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有人说这是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的。曹振镛这方面为当时私人笔记所揭露，毁掉了他“文正”的声名。当曹振镛死后谥「文正」时，就有了「不文不正」的毁誉，可是太平天国却是瓦解了满清的至关重要的阶段。而林则徐却在广东暗中支持三合会、洪门、南少林等军队在基层民间的组织。（参见同系列博文的：興中會源于洪門会党 ，林则徐的「师爷」郑安在广州三元宫与会党密切联系）。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残余部，又继续了「哥老会」、「三合会」的发展。

广西边境的清兵

太平天国的同时，第二次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焚圆明园，咸丰「北狩」，这时候清的华中被太平天国横断，首都也丢了。

1900年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奔西安。图为帝后西逃情形

为保住权势，西逃的慈禧太后命奕劻、李鸿章与各国议和，指示「量中华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威逼下于北京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图为签约情景.

太平天国战争中，由于满清实质上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整个国土都被横断――所以清廷干脆权宜之计，将军事与财税权下放地方自筹军饷，造成湘军、淮军的兴起，也因此最后平定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后，两江闽浙已非清廷势力所及，实为湘军、淮军系统把持。义和团运动中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湘军、淮军关系俱佳）、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改建共和，由李鸿章作大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

皇亲国戚把持着朝政。图为摄政王载沣一行巡行上海南京路

租界成为清帝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是中国主权丧失的重要见证。图为清末上海会审公廨审案时情景

1905年7月清政府因“新政”未见实效，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求各国政治。图为考察宪政五大臣在罗马

几次战败，西方势力强行渗入中国。图为清朝贵族夫人与各驻华大使夫人合影

立宪改革对满清崩溃的影响

八国联军之后，慈禧主导了大规模的改革计画，其深度及广度都远超过光绪的「百日维新」，且光绪的维新根本上并没有可执行性，庚子后新政则是有许多项目有切实的落实，但甲午之败导致满清失去「天命」，满清的统治正当性动摇，包括孙文等人都是在甲午战败后才开始反清。立宪改革中，影响最主要的是废科举、兴办新学，以及留学生计划，其中废科举的上奏是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共同联名，但是张之洞的作用比较是当个背书用的大老，因为张之洞自己是探花，他说要废科举大家比较不会打枪，(袁世凯是贡生)实际上废科举兴新学的执行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庚子后掌直隶（河北省及天津），《辛丑条约》中规定发生义和团的地区不得科举，因此袁世凯在直隶就有了「废科举」兴新学的经验。

清末立宪派为使中国走上立宪政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绵延数年的立宪运动。图为立宪派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的《预备立宪官话报》

废科举的影响是封杀了传统士绅的官路，兴新学则直接引进西方思想，扩大留学更是等于制造革命党。立宪改革最重要的部分，即「立宪」却被搁置，这让士绅透过新式民主管道参政的权力受到影响，于是累积了有影响力的士绅在政治上的不满。

◆张之洞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张之洞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英国、德国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推动清朝军工改革，因此在清亡后被遗老们视为清朝灭亡的「祸首」。督鄂期间，在鄂兴实业、练新军、办教育，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等，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

1895年，清两江总督张之洞和美国人的合影。

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军工企业——汉阳枪炮厂。图为汉阳枪炮厂远景

练新军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北在清末编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两支部队。图为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北新军将弁合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

1896年回武昌，张任湖广总督，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一次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1896年张请奏创办江南陆师学堂。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新编护军营，湖北云梦人吳祿貞次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冬，吳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 北洋 三杰」。在日本时， 「 北洋 三杰」 即与梁启超时务学堂的得意门生、中国近代军事奇才蔡锷、蒋百里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尽管 「 北洋 三杰」 是新军中的重要军事力量，但要发动宫廷政变，必须要有内外的结合与联络。而这内外的联络人即是梁启超及其立宪派骨干。

有可能成為近代中國華盛頓的張之洞得意門生—吳祿貞（1880—1911），湖北云梦人。

蓝天蔚（1878—1922），湖北黄陂人。拟发动北方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未果。

一八九八年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五十六名中有湖北籍學生十八名。前排左三為吳祿貞，二排左一為傅慈祥。

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喋血于菜市口的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弟子。从张的门生中，走出了许多后来的改良派甚至革命党人。

滦州兵谏及军队的渗透

◆辛亥革命（严格的说应该是汉民族反异族满清压迫革命）后期事实在公车上书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前期就是从满清入关开始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反清复明」。要求清廷改革的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等地的许多参加科举的汉人，有的已经打入清廷成为官员的，有的就是之后导致清廷独立的功臣。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汉人先是要求清廷宪政改革，后来实际投身到武装革命，为武装革命曾经去美国筹款， 他们的反满行动比孙文都要早。 最后康有为自上海回到青岛后，疑被国民党下毒谋害致死的，国民党以为这样就消除了辛亥革命重要時期的见证人了，康梁还被国民党一直污蔑到现在。

「滦州兵谏」以及与此相关的宫廷政变计划，其策划者、主导者和实施者，正是身处海外和政治边缘地位的立宪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

立宪派骨干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中指出：『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辛亥之前，两宫(指慈禧、光绪)驾崩后，当时清廷中枢分新旧两大派系。旧派是继承慈禧衣钵的顽固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度支部尚书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皆为袁世凯死党。新派反对袁世凯出山，主张君主立宪，与梁启超关系至密，代表人物载涛、载洵外，还有军咨使良弼、民政部尚书善耆等，在康梁立宪派的策动下，他们极力扶植新军领袖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以壮大势力，压制袁党。光绪死后，梁启超抓紧派人活动载涛等握有军权的上层人物，使宫廷政变的密谋逐步成熟：一方面抓住宫廷禁卫军，一方面抓住近畿［新军］领袖，京南是驻保定的吴禄贞，京东即是驻滦州的张绍曾。

◆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因向慈禧告密而与维新派结下了世仇。就此，在康、梁的计划中，一直将除袁作为重要目标。1908年， 光绪帝、慈禧太后两宫驾崩后， 载沣摄政，握有重权的袁世凯成为载沣专权的障碍。 康、梁积极谋划推动监国摄政王载沣除袁。他们通过时任外务部考工司郎中的满人长福（字绶卿）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联系。善耆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关系「至密」，而载泽「大为监国(即载沣)所信用」。载泽和善耆告诉长福，「元凶（即袁世凯）之必去」「必无中变」。长福致信梁启超转告载泽和善耆所言，叮嘱梁启超「勿虑」。1909年1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名，谕令袁世凯「回籍养疴」，也就是解除了袁世凯的官职，袁世凯由此大权旁落，远离京师。

袁世凯为什么会有此一劫呢?按照一般流行的说法，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行为深怀仇恨，为替兄报仇而罢袁回籍，但没有注意到载沣因事涉帝、后是非而不敢翻戊戌旧案之苦衷。载沣初拟杀掉或治罪袁世凯，后接受世续、张之洞意见，决定罢袁回籍。

1909年12月月7日，载沣召见曾于9月9日弹劾袁世凯「权势过重」并于是日再度上折提醒载沣谨防「事权旁落」的御史江春霖；12月8日—9日，为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载沣、张之洞发生激烈冲突；12月10日，袁世凯又因财政问题惹恼载泽和载沣；12月10日至15日，支持袁世凯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告假，朝堂上少了一个罢袁的反对者。12月11日，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结党营私，不宜继续担任军机大臣。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促使载沣作出罢袁决定。

◆1910—1911年间，梁启超曾派汤觉顿、许佛苏、罗瘿公、麦孟华、徐勤、潘若海等党人先期在国内及京中运动，并派汤觉顿秘密潜回奉天(沈阳)、大连等地，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北军中要人联络。为谋开党禁、归国理政，两年之间，梁启超联络的朝廷亲贵及地方督抚大员即包括载沣、载泽、载涛、良弼、张之洞、袁世凯、张鸣岐、岑春煊、赵尔巽、端方、戴鸿慈、善耆、张謇、汤寿潜等人。

老同盟会员韩锋在《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一文中对梁启超与满族亲贵的秘密联络有详细描述：『张绍曾与君宪党梁启超至有交情』，『当政局动荡时，任公(即梁)曾召集汤济武、林长民等「君宪党」人会议，载涛、善耆、良弼等亦派有代表列席。会间多主张催促清廷即刻颁布宪法。会后，载涛派人与任公磋商：满人有不少顽固徒，不容易平平稳稳颁布宪法。能不能找一个据有兵权的人，加入君宪党内』，『然后仿效楚国大夫「鬻拳兵谏」(武装威胁朝廷纳谏)，以威力强迫清廷即刻颁布宪法，他(指载涛)愿为后盾』，『于是，张敬舆遂由任公介绍，列名君宪党中』，『任公更假庚戍俱乐部的名义，草拟宪法一十九条，就中第一条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为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这十九条宪法草案曾先经载涛过目，才由任公密付敬舆，嘱其指使少数官兵哗变，扣留南下军实，然后派员将草案赍送北京，促朝廷颁布。』『后来敬舆遵照任公的计划做去，并派骑兵管带率骑兵二十名驰抵北京，赍送这项表章和宪法草案。』这便是梁启超与满族亲贵载涛等人密谋的计划。这里的张敬舆正是新军领袖、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此文所述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相关史料可相互印证。

“滦州兵谏”实际上是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和皇族大臣载涛等共同策划的一次宫廷政变密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与革命党在推翻清王朝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但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共和，而是实行立宪。而且这一密谋已预定借九月初永平秋操之机来发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康有为派唐才常回国组织自立军勤王，吴禄贞回国参加，统领大通军。后起事日期推迟，吴不知，仍按原约于8月9日率先发难，仅以身免，逃日复学。1902年，吳祿貞毕业回鄂，张之洞以大通旧案，将吴禁闭于弁学堂，访谈后却视之如门生。张之洞先后委以鄂军学务处会办、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会办等要职。吴以职务之便，常与李书城、朱和中、曹亚伯、耿伯钊、贺之才等聚会于花园山李步青家，计议革命；并介绍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多人投入新军。诸人皆视吴为当然领袖，并称聚处为花园山机关部。

在花园山聚会中，吴禄贞还宣导「秀才当兵」，受其影响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有三十人，包括胡瑛、张难先、刘静庵，这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就在军中形成武昌初期的革命组织。從袁世凱小棧練兵開始，新軍的規模逐漸擴大，招收了大量留學生「知識份子」任軍官，結果成為革命思想的大本營，武昌起義前，新軍不論有沒有實質加入革命組織，大概有1/3有革命傾向。

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吴禄贞应黄兴之约，赴长沙参议筹备「华兴会」事宜。次年2月，再赴湘出席「华兴会」成立大会，预议长沙起义计划。另一路，龚宝铨返沪后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后陶成章、龚宝铨会同上海的蔡元培等改暗杀团为「光复会」。 「华兴会」是后来创建同盟会的一支主要生力军。「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都是同盟会成立时的主要加盟机构，「文学社」和「华兴会」在国内的主要盟友「共进会」在武昌起义中更是中坚力量。可以说，「科学补习所」、「日知会」、花园山聚会，是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共同渊源。参见本系列之 日知會

1904年，吕大森等在武昌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图为科学补习所章程

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魏兰等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图为光复会誓词

吴禄贞10岁时随到武昌教书的父亲读书，之后，与年长5岁的刘静庵在武昌相识，是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早期会员。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投，结为生死之交。在「日知会」所属的「救世军」和刘静庵到湖北新军后建立的「武库所」基础上组建的「科学补习所」，于1903年农历三月由刘静庵主持创立。

吴禄贞後來一直做到北洋第六镇的统制（军长）。1903年，他在武昌的花园山聚会及「日知会」，实际上是后来从「科学补习所」到「文学社」这一支革命力量的起点，「共进会」的很多骨干也从中脱胎而来。常常参加花园山聚会的爱国知识青年，如曹亚伯、魏宸组、朱和中、胡秉柯、贺子才等人，不久后就被当局遣散到海外留学。

1907年7月，吳祿貞随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东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推举柏文蔚任参谋。8月，奉徐命调查间岛问题，被任命为延吉边务帮办，常住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吴在延吉时，为「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清廷已微有所闻，借口经费支绌，于1910年2月，将边务督办公署撤销，改授吴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随肃王巡视蒙古。

1907年，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培养中国留学生而设立了清华学堂。图为清华学堂

1903年湖北留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的革命刊物『湖北學生界』和『漢聲』。

1905年孙中山与在比利时的湖北留学生合影。孙周围左起依次为魏宸组、胡秉柯、史青、朱和中。国民党也由此硬要把吴禄贞在新军的发展组织说成是孙文的影响甚至领导的。

胡宗琬，即胡瑛。据其后人撰文介绍，胡瑛1902年在家乡湖南刺杀劣绅王益吾后，逃到武昌，追随刘静庵。为「科学补习所」创建者之一，曾是刘静庵左膀右臂。

中国近代史最大的谎言：「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

◆1907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

有说法认为孙文在日本的宣传对留学生反清有功，事实是留学生一到外国马上就会受到文化冲击而偏向改革或革命，根本不需要孙文去宣传，就算是有受到宣传，当时在鼓吹改革或革命的人多如牛毛，孙文只是其中之一，就譬如说国学大师章太炎亦主张革命，难道他是受到孙文宣传? 这种说法绝对是不通的。

清廷在报纸上发布的购拿革命党人的赏格消息：黄和顺、黄轸（黄兴的原名）、胡汉民、汪精卫、田相、刘霖生、谭人凤。其中的刘霖生是湖南人，毛泽东的姨表兄。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

◆辛亥年间，其实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即孙文的最后一次革命「黄花岗之役」，率两三百人对督署发动自杀式攻击（这可以称为是标准的恐怖袭击行动），结果完全失败，孙文后来自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吹嘘此役有多重要，其实事实跟他所写的完全相反，在「黄花岗之役」之后，孙文在财力、军力，以及革命界的影响力都破产，只能避居国外，在先前他发行很多「革命股票」募资，现在到处被人追讨，主要募款来源海外华埠，冯自由承认已是「强弩之末」，没人肯捐钱了，可说孙文的革命事业已经到此为止，完全完蛋了。「黄花岗之役」以后，所有人并不像孙文写的「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实际的情况是全国都因此知道华南革命完全不可行，孙文革命只会失败。在此之后，要在军事上「推翻满清」只有唯一选项 : 正规军倒戈。

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杨维、黄复生等也多次谋划起义，均未果。图为参与发动四川各地起义的杨维在狱中.

后期「光复会」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它提倡经商以积聚款项，又提倡教育和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实事求是，以图渐进』。［ 《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 陶成章甚至想入非非，计划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这一时期，他虽然还怀着「排满」的总目的，但在进行方针上，却已经和改良派相差无几了。

光复会员合影

总之孙文组成同盟会以后，马上就因为会务问题跟同盟会的成员闹翻，其中，黄兴虽然跟孙文有严重歧见，但当时他「大局为重」的选择继续支持孙文，并在之后一路为他出生入死（直到中华革命党终于让他忍不下去为止），但是宋教仁则对孙文心寒请辞并想另谋发展。

而日本政府的取缔也造成留日发展派与归国派的分裂，并有会员因此自杀，总之，「同盟会」实际上一成立就四分五裂，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各成员招收了同盟会员，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就像加入某活动的粉丝团一样的意思而已)。

而更严重的是，日本政府觉得孙文在日本搞革命弄得清日关系紧张，决定给孙文一笔钱要他离开日本，孙文马上同意，但是此举没有经过「同盟会」商议，而且孙文拿了日本政府的钱却全数私吞而未归入会费，因此让章太炎暴怒，与孙文展开激烈的论战，最后引起章太炎等「光复会」人士退会。

但孙文不管，因为他并不想要一个不能独行其是的「同盟会」，他就拿著日本政府给他的「遣散费」，以越南等地为基地发动了数次革命，到1907年底，孙文因此遭越南(当时为法属)驱逐出境，于是孙文索性与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另立同盟会总部。孙文另立的，我们暂且称为「南部同盟会」，这不是当初那个「同盟会」，原本的「同盟会」还存在，我们暂且称为「东京总部」，「南部同盟会」而是孙文只跟亲信自己开的，不具「跨党派」的代表性，当然不能说所有「同盟会」员的活动都跟孙文有关。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

为促使清政府速开国会，各省国会代表多次进京请愿。图为各省国会请愿代表

保 路 运 动

张伯烈、夏道南筹款自修川粤铁路意见书

庚子后新政的重点之一是兴建铁路，当时采与民股合资的方式进行。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川汉铁路股票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0年4月，湖南长沙爆发抢米风潮。图为反映长沙饥民火烧巡抚衙门的图画

1911年夏秋之间，为反对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主权出让给外国银行团，各省人民掀起保路运动。图为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

鐵路國有歌

当慈禧死后，接任的满清统治集团听从盛宣怀的建议，同年5月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想在经济上榨取利益，以维护其统治，然后再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如何补偿民间损失，此举造成投资铁路的士绅权益受损，因而在四川，由士绅领导与资助下，发生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的发生又与筑路集资中的腐败，及反清组织［袍哥会］、［洪门］、［哥老会］等有密切关系。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1909年底，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开工。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宣统三年（1911）六月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

蒲殿俊等在东京组织川汉铁路改进会。图为会员合影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四川总督赵尔丰为路事告示.

1911年9月为抗议赵尔丰扣押保路请愿代表蒲殿俊等人，成都百姓聚集到总督衙门前请愿，竟遭到枪击，酿成成都血案。图为反映成都血案的保路同志会请愿图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二人，制造「成都血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赵尔丰致电内阁，说是匪徒数千进攻督署。[《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 当天，「袍哥会」成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各会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袍哥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1911年9月，龙鸣剑等在四川荣县起义。图为龙鸣剑.

当时四川袍哥（「哥老会」组织的一种）组织「保路同志会」已包围成都，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澄斋日记》七月二十六日记：『朝廷措置川事颇张皇，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大局如此，深切杞忧。』

为扑灭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军起事，清政府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图为端方入川前与湖北军政要员合影.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吴玉章,四川省荣县双石镇人，1895年开始接受维新思想，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1905年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

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是武昌兵变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湖广地区（湖北湖南）革命党人见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开始策动在武昌和长沙伺机起事。在湖北的反满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趁机发动留守武昌的新军起义，一夜之间占领武汉三镇，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帅，而共进会、文学社诸人为革命骨干，辅之。

保路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有二：一、清政府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大都被俘，或被迫化装连夜潜逃。

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清朝灭亡的财政原因是把大量的钱财花在养兵维稳上，导致国力不济。1909年，张之洞提醒载沣『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两人不欢而散。张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

一个月后，宣统元年8月21日(1909年10月4日)北京白米斜街寓所，73岁的张之洞离世，临终前长叹「国运尽矣」。在他身后，留下的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湖北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兼任湖北提督的张彪，花1.2万两银子从江南购置沉香木做棺，快车连夜送到京城。张之洞官至一品，清廉一生，『到死，地不加一亩』。仅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导致满清政权最后彻底垮台的政治事件：一是皇族内阁，二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三是滦州兵谏，四是武昌起义等武装暴动。这其中，关键的起因是皇族内阁，导火索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引爆保路运动，导致满清王朝交出政权的是滦州兵谏，对满清王朝军事实力进行重大打击并建立民国新政权的是武昌起义。而这几个事件，没有立宪派的主导和舆论策动，是难以发生的。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武昌起义的成功实是清朝统治阶层内部、汉人和满人分权失败的产物。……满清统治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实际上很多实权是掌握在汉人手里的，后来在立宪运动当中汉人的实力派要求满清进一步让渡出权利，满清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要大大削弱汉人的实际权力。就导致了汉族实力派和满洲权贵在满清统治集团中合作的失败， 就是因为这种大的分裂背景下才产生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新军本就是张之洞的部下）

◆1911年春，陆军部所属［军咨处］升格为［军咨府］(相当于后来的［总参谋部］)，载涛为首任［军咨大臣］，「永平秋操」就是他就任后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正是集结新军除掉旧党的大好时机。当然，此密谋鲜有知悉者，连梁启超在给立宪派骨干徐勤的这封信中，也只是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徐勤求他明言，梁回信：『议事秘密，不欲道尔!』直到武昌起义后，他才告诉了徐。所指的即是通过「滦州兵谏」实现宫廷政变。可以说，「滦州兵谏」由梁启超一手策划，但为了保密，他在信中并未详细提及。

1911年摄政王载沣校阅禁卫军，准备秋操。清军准备于6月(实际日期为9月16日)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此时，同盟会与立宪派双方均加紧部署起义。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一次秋操准备会议上会面，三人密商：『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这就意味着，没有这次兵谏，便不可能有武昌起义。

正当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摧毁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举国震动。

一个触动政变计划的导火索就是1911年成立的所谓「皇族内阁」及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而「皇族内阁」成立之前，又有所谓的预备立宪改革。「预备立宪」对于清王朝来说，本来是一次很好地进行自我政治改革、挽救深重危机的契机。梁启超及立宪派人士对这一改革原本充满希望，而且，清廷对尚在流亡中的梁启超此时也善加利用，一时间，梁成为了清廷进行预备立宪改革的头号领袖人物。为此，清廷派出了以端方、李盛铎、载泽、戴鸿慈、瞿鸿机等为代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各国宪政。考察结束之后，五大臣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报告的撰写者即是梁启超。

这一切美好的愿景，都被随之而来的「皇族内阁」所打破。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皇族内阁，实际权力集中于奕劻一人之手。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立宪。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

中国近代史最大的谎言：「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

「文学社」是诞生于武汉新军之中的革命团体，最初的根源为「日知会」，成立于1906年，发起人为原「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刘静庵在文华书院担任国文老师，并兼任校园内的阅报室「日知会」司理，藉由这个机会，他在「日知会」里头陈列革命书刊，每星期日开演讲会，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反清革命志士。

不料「同盟会」来联络刘静庵，借「日知会」会址为「同盟会湖北分会」，刘静庵也兼任同盟会湖北分会总干事（但两会并未合并），「同盟会」想利用「日知会」捡便宜也就算了，反正是志同道合，但偏偏孙文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1906年发动萍浏醴起义爆发，孙文派人来想借「日知会」的力量响应起义，结果事泄，导致「日知会」主要成员被清廷逮捕，是为「丙午日知会谋反案」，「日知会」就此完蛋，刘静庵在辛亥革命前夕，于狱中被折磨致死。

文学社是武昌起义前重要的革命团体。图为武昌中和门正街杂货店，文学社秘密联络点之一。

由文华大学教员、日知会员张纯一创作的军歌慷慨激昂，风行一时

「日知会」的成员，化整为零后，于1908年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顾名思义，活动以运动新军成员为主，后来被破获，骨干成员再成立「群治学社」，1910年再改组为「振武学社」，1911年因为名称已经暴露，再改名为「文学社」。

蒋翊武在1909年办商务报，组织革命活动，1911年被推举为「文学社」的社长。「文学社」主要在武汉新军中发展，入会保密机制相当严格，于同盟会系统不同。「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前已经在新军中发展至400人，是革命思想渗透新军的主要功臣之一......这功劳不是「同盟会」的，更不是「南部同盟会」或孙文的，孙文一向不重视华中，也不重视在新军中的发展，还是害惨「日知会」的罪魁祸首。

清末的新軍

清朝末年的武昌城。

晚清是中国剧变时期，中西碰撞，传统与现代交织，中国呈现出过渡型社会的特征。图为清末汉口市街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会党」的机构。「共进会」的发起人不少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孙武自称『家富巨万』。刘公家号称「刘百万」，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共进会」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

刘揆一，字霖生，祖籍湖南省衡阳府衡山县

经过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吴永珊等两个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于1907年8月在东京集议，成立「共进会」。到会近百人，推川陕一带会党组织「孝义会」的头目张百祥为总理。

湖北革命党人筹建许多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发展力量，密谋发动起义。湖北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图为湖北共进会机关总部，典型的徽派建筑。

武昌分水岭32号，共进会秘密机关

孙武

1897年，孙武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自立军起事时，被举为岳州司令。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又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逃亡东北，继又转赴东京，参加「共进会」，任军务部长。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自述：『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一切。』「共进会」第一任总理张百祥任职不久，就匆匆回国。继任者为邓文辉。在此期间，孙武等制订三等九级军制，确定了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同时共同推定各省都督：广东为聂荆，广西为刘玉山，江西为邓文辉，湖南为焦达峰，湖北为刘公，四川为何其义，安徽为孙竹丹，江苏为傅亦僧，河南为罗杰。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共进会」在东京开会讨论，决定加强运动会党和军队的工作。会后，孙武、焦达峰等陆续回国，「共进会」的活动舞台逐渐移向国内。

邓玉麟（1879年－1951年）原名世泰，字炳三，湖北省宜昌府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人

詹大悲（1887年－1927年12月17日），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湖北蕲春人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

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成立「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

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秘密总部，典型的徽派建筑，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曾设在这里。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文学社」是革命思想渗透新军的主要功臣之一，主要在武汉新军中发展，入会保密机制相当严格，于「同盟会」系统不同。在新方针指导下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在武昌起义前已经在新军中发展至400人，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

1910年清华学堂第二次录取留学美国学生榜

图为校阅陆军大臣1911年1月的合影。本图经裁切曾以《海陆军中之重要人物》为名刊登在《东方杂志》1911年8卷8期，图下注左起：陆军大臣荫昌、载振、海军大臣载洵、贵胄陆军学堂总理载润、禁卫军统领载涛、（空白）、蒙古三帕、海军副大臣谭学衡

1910年6月，宋教仁、谭人凤和孙文又针对革命路线争发生了争执。一直以来，孙文都坚持在两广革命，革命的力量以结合会党为主，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宋教仁、谭人凤是湖南人，他们和其他华中地区出身的革命份子明白华中才是中国的要害之处，应该在华中发动革命，这个路线之争也导致后来「共进会」的成员游离出「同盟会」另外组成「共进会」（所以「共进会」并非「同盟会」组织，不可混为一谈）。

谭人凤（1860年9月20日－1920年4月24日），字有府，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中国湖南隆回县鸭田镇人

藉孙文离开日本的机会，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集合了江苏人赵声等同盟会干部，开会决议要组织中部同盟会，决议既成，他们就去知会黄兴，黄兴没有意见，但是孙文的铁杆胡汉民知道孙文的心意，于是大力反对，谭人凤于是怒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鉴于东京同盟会本部处于涣散，且南方起义屡遭失败，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并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图为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员签名本

◆宋教仁、谭人凤等、陈其美等人在1911年7月组织中部同盟会，这个中部同盟会是「另立党中央」，只遥奉当时已经几乎完全瘫痪的东京本部为「中央」，不承认孙文的「南部同盟会」是「中央」，只是因双方都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认为「友好团体」而已。因此，华中的「同盟会」活动，基本上与孙文没有任何关系。当月蔡锷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

而黄更让孙文相较之下蒙羞的是，中部同盟会内部实行「合议」制，以防止专制独断，一方面这是因为宋教仁本来就是「议会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避免孙文的坏榜样，他们批评以往同盟会的许多不良做法：『惟携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掺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这几句话所指责的就是孙文，因为孙文每次发动革命，都是只想砸钱买动会党等三教九流的乌合之众为「佣兵」来扩充队伍，想要侥幸成事，结果往往只搞成无纪律的聚众暴动，一但钱花完了就一哄而散。

黄花冈起义失败后，蒋翊武便派人前往上海，要跟宋教仁组武汉大学，同年9月，「文学社」便与「共进会」(主要领导人为孙武、张伯祥)在武昌协同新军要筹组革命总指挥部。

至此也可以归纳出孙文的两个主要革命方向：一是在华南发动，二是以会党为主要中心武力构成。这两个方向与后来辛亥武昌兵变（成功的武昌起义）的方向完全相反：在华中发动，以让新军倒戈为主要路线。由此可知，孙文的革命和最后的辛亥武昌兵变成功，可说完全背道而驰，不管再搞多久也没有成功的机会。

至于真正对辛亥武昌兵变中，新军的革命倾向有影响力的，前文说过，是「共进会」与「文学社」，最多加上上述的「中部同盟会」，与孙文是八竿子打不著关系。

「共进会」有很多成员也同时有加入「同盟会」以示友好，「文学社」这边的状况也一样，如蔡济民是湖北黄陂人，是前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成立者之一，后来也是「文学社」成员。他兼任「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议部长，但是从他的经历可以明白他的根源是「文学社」，在「同盟会」那边与先前的刘静庵一样只是挂个名，更与孙文没什么关系。

且孙文一心一意在华南三省发动起义，其实同盟会内部普遍不满，批评孙文：『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从这样的叙述，就可以明白华中起义的成功，不论是武昌起义本身，或是华中各省的响应，孙文铁定是不能居功的。或许正因为孙文对华中没兴趣，华中革命才有可能成功，孙文在美国发展时，致公堂华侨司徒美堂回忆：『孙先生后来到纽约发展兴中会组织。最初有200余人，但在革命处于艰难的情况下，大家灰心离去，两年后在美会员只剩七位。其中一位负责人钟性初先生，因工作困难，心中惭愧无似，于旧历除夕跳海自杀。』

这就是孙文的组织发展能力，200人搞到剩7个人，7个人之中还有1个人自杀，在同盟会搞到四分五裂，孙文一辈子跟谁合作就和谁闹翻，（只有最后合作的苏联没有闹翻，但那是因为孙文先死了...），结果和他闹翻的人通通被抹黑成「军阀」「叛乱」，完全不顾史实（被抹黑的最惨的就是可怜的陈炯明，只有章太炎、胡适和李敖帮他说话，幸好陈炯明生了一个很努力的儿子在帮他洗刷冤情）。

顺带一提，孙武与孙文完全没有关系，早期国民党硬要把孙文跟武昌起义扯上关系，甚至还出过「孙武是孙文的哥哥」这样的言论。学者王怡表示，「文学社」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另外，孙武因仰慕孙文而改名孙武之说确有流传，但孙武的字号本是尧卿，后改为摇清，而非遥仙，摇清取「摇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

其实，「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外围组织；部分学者认为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亲缘和离合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从后者分离后有着自己的纲领，并非在「同盟会」的部署下开展工作。

总而言之，了解了革命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后，就可以明白国民党历史课本所写的：孙文 = 同盟会 = 革命，在逻辑上与史实上都是无法成立，全中国有很多人努力于革命，别抹煞了这些真正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