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1) 百年反思，孫中山是問題人物

 ※鲁迅1925曾經发出感叹：『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华盖集·忽然想到》）

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孫文

◆1912年元旦，诞生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来被塑造成「国父」形象。 将近百年过去了，于大陆民众而言，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及『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等自由权利仍是空中楼阁。

数千年专制统治，使得中国历史的书写以「胜利者」为本位，唯权力马首是瞻。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痛斥旧史学是『霸者的奴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正因为如此，国共两党在上个世纪杀得你死我活，但对共同的「恩主」孙文始终敬若神明。

孫文是中國第一個被現代官方傳媒、現代獨裁政黨和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塑造的卡裡斯瑪式人物（魅力型領袖）

◆事实国民党实现民主转型之前，神化文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写革命领导人，以孙文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多有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仅因突出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第3期]

中国国民党北伐夺权后，出于合法性和正统性的需要，贬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称其为「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中共和解严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政权都把北洋政府贴上「军阀混战」、「政治反动」的标签。

王铁群认为北洋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远胜于国共两党的党国体制。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创造的一系列经济奇迹也是有赖于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

◆现代国家是国民意志的结合，而不是几个草莽英雄、或几个将门贵胄以武装革命、发动政变的形式「打天下」打出来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结合体。将某一特定人物尊为「国父」，实在是封建王朝的残留意识在作祟。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如同今日中共将改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实在有失公允。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孙文、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自知之明和应有的谦逊。孙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孙文去世后，被国民党奉为「国父」，意指为中华民国的开国之父，这种观念，完全是封建意识，毫无国民主权的观念，且与历史事实不符。「国父」名号始自1940年代，原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要对对抗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才把孙文抬出来当国父的。没想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竟然一路败退台湾，台湾人也就莫可奈何地「默认」这个政治神话了。

孙文死后，章太炎前后写了三副挽联。第一副是：

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碧云，指北京香山碧云寺。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看中这块宝地，扩建后准备用作自己死后的墓地。魏忠贤生前权倾朝野，朝中官员纷纷认作魏的义子。1925年，孙文在北京去世后，曾在该寺后殿停过灵柩。章太炎认为，孙文与魏忠贤一样爱认义子，堪称魏忠贤的继承人。

第二副是：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章太炎以魏代指段琪瑞等领导的北洋政府，以孙吴政权代指孙文另立于广州的「军政府」。章太炎支持北洋政府而不赞成孙文在广东另立中央，因此用「魏德萌芽」比喻北洋政府所代表的民国百废待兴，用「袭许」暗指孙文建立军政府兴兵北伐如同孙吴想袭击魏的首都许昌。楚怀王听信秦国间谍张仪的蛊惑，决定进入武关与秦国结盟，结果成为阶下囚。屈原反对怀王此举，「怨灵修之浩荡兮」是《离骚》中斥责怀王的句子，「灵修」指君主，「浩荡」即荒唐之意。章太炎用楚、秦关系比喻中国与苏俄的关系。南国乃楚国，此处指中国，与北面的苏俄相对而言。意思是说，中国乃华夏民族故土，为何要白白送给苏俄呢？

1929年，国民党政府将孙文灵柩迎到南京，并举行「奉安大会」。章太炎作第三副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上联说洪杨（以太平天国）的灭亡与孙文的死相隔一个甲子（六十年）左右，洪杨固然失败了，但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谈判的孙文也很难说成功了。下联则质疑「中山」之称呼，「中山樵」是孙文浪迹日本时使用的日本名字，中山是日文名字中的姓，却被移花接木成汉文名字中的名，结果「孙中山」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为天下所知；而章太炎显然不赞同南京政府大兴土木修筑中山陵，对孙文死后还要当皇帝的心态不以为然。

◆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中，孙文的地位与贡献固然不可磨灭，但是即使没有孙文，1900年代中国的革命风潮，依然是风云际会，风起云涌。据历史学者的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出现有191个革命团体从事排满倒清的运动，原来的「兴中会」及改组后的「同盟会」，也不过是其中较大的团体而已。又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国民党历史课本的『国父领导革命，经过十次失败，百折不挠，最后终于推翻满清』，显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里。况且，1911年的武昌之役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事发时，孙文并不知情，当时他人在美国丹佛市，从报上才知道中国有武昌革命发生。所以，中华民国的出现，是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个开国功勋，归于孙文一人，显然不合情理。

◆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开其端，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及孙文的作用，许多读者上当受骗了。其实，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会成立后，马上就分裂了，几次所谓「革命」，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1911年黄花岗之役，孤注一掷，代价很大——一百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会的骨干，经费用尽，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而改良派——梁启超他们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例如，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

刻意的把历史上大量人的生命金钱斗争得来的结果，归功到几个党魁身上，不仅仅是无耻的冒充，而且也是近代、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冲出专制制度的原因，

所以，必须先把毛泽东与孙文拉下神坛！这是民主宪政的前提,他们成了神，复合在他们附近的那群帮派也随之成了神，才造就了两岸的权贵，这正是少数政客的目的，现在骑在人民百姓身上的那群权贵，其实就是依靠毛泽东与孙文、蒋介石的帮派得益发家的！

◆以是否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增益来评判一个政治人物的言行，或可直切要害：以"二次革命"（1913年）为分水岭，之前的孙文，为排满革命、建立共和，八方奔走、积极筹划，不愧为国之良才；之后的孙文，鼓吹"党在国上"，以一己、一党之私凌驾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为获得苏俄军援，竟饮鸩止渴、"联俄、容共"，沦为中共乱华的关键先生。

◆学者李劼认为，孙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他称孙打断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然而，孙革命的喜剧性，在于其与辛亥革命两大主要事件皆无关。武昌首义时，孙不在场。清室逊位是袁世凯所为，与孙无关。民国成立后的二次革命，孙把中国推回到江湖造反的历史轮回中。

孙习惯江湖造反，缺乏宋教仁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的现代政治意识。孙口讲三民主义，骨子是洪秀全。后来联省自治也是一条政治现代化道路，国共史家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是为孙的北伐战争寻找理由。这场战争使中国未能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孙后来以列宁主义为中国政治培养两个势如水火的国共两党，国共内战是北伐战争一种历史延续。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大量史料证明，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

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

近代百年孙中山和革命党(特指滿清被推翻後的争权夺利目的的「中華革命黨」，而非推翻滿清的「洪门」会党）有四次复辟专制记录：一次复辟指辛亥革命满清退位后的破坏活动，二次复辟指二次革命，三次复辟指苏联支援三党联军的北伐战争，四次复辟指中共获得一党专制。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复辟极权制度的精神贵族，共产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轻视人民，两面三刀，儒家三民主义。他的表现为：封杀自由，追杀异己，动乱独裁，党国至上，镇压人民反抗。

陈破空先生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可以对孙中山昔日的政治路线做一番还原，足以打破国民党所塑造的孙中山神话。孙中山可说是个思想极端、手段偏激的政治野心家，在革命的历程当中，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事作风，早就遭到革命党人的唾弃。连一手建立起广东军事力量支持他的陈炯明将军，也受不了孙的跋扈，开炮后拆伙走人。

百年反思，孫中山是問題人物

作者：陳破空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近代中国（大清国）经历的主要大事，计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立宪运动，革命风潮等。

三方角逐，革命派胜出

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却大伤清廷元气；洋务运动，技术上效法西方，文明上却抵制西方。这种“体制内的改革开放”，终以1894年的清日海战、清军大败为警示，而证明“此路不通”。慈禧太后死守既得利益，以宫廷政变扼杀戊戌变法，不意为社会革命奠基。狂热排外的义和团，以杀害外国传教士和攻打外国使馆的反文明行径，遭来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再次被打掉国威。

此后，清廷、立宪派、革命派成为角逐中国未来的三大势力，三足鼎立。在国内外压力下，清廷被迫改革，曾派群臣出国考察宪政（群臣归国后，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立宪）；曾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先定九年，后缩短为五年；曾设立资政院（中央）和谘议局（地方），议员经由选举产生（从士大夫阶层），可谓破天荒。

客观而言，清末朝廷的政治改革，做了很多（远多于今日中共），但与当时形势相比，仍做得不够，且动作太慢。尤其立宪，能拖就拖，一再错过佳期。拖至1911年5月8日才出笼的责任内阁，却是“皇族内阁”，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这为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埋下伏笔。一拖再拖的结果，就是拖出了一个辛亥革命。

反观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立宪派），为各自的目标，都十分尽心尽力，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事业心，各自全力以赴，马不停蹄，颇有声势。立宪派办报、上书、公示立宪步骤，交通于体制内外，奔走于国内国际，更积极参加谘议局选举。革命派则不断制造起义、暴动、甚至暗杀；渗透满清“新军”，无孔不入，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立宪派与革命派，方向幷无不同，都是要建立宪政中国。立宪派若要成功，需要清廷的配合，但清廷的拖延，使立宪派功亏一篑；革命派若要成功，只要社会土壤具备，只要民众大体支持。三方角力，革命派胜出。革命爆发，革命成功，或者说，阶段性成功。这便是辛亥革命。

温和革命，可贵的和解精神

这一史实，对今日中国，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对比清廷，今天的中共，毫无政改意愿，精神上的闭关锁国，更甚于清廷。中南海自恃一党独大，傲视天下，残民以惩；又自恃“崛起”，叫板文明世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按理，今日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中国，都更具有革命的需要。只是，改良派不成气候，革命派也不成气候，各自力量薄弱，且一盘散沙，痛使中国变局难产，而僵局持久。

辛亥革命，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它是一场温和革命。立宪派与革命派捐弃前嫌，迅速携手，合力打造地方新政权；南北议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清廷以体面形式退位，国家实现和平转型。南北方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第一条曰：“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足见承国礼数。也同时印证，满清是外来政权，辛亥革命，使亡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中国，终得复国。

温和的辛亥革命，与日后血腥的共产革命形成对照。苏共建政后，列宁亲自下令，残忍杀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幷及全家老幼。中共上台后，大规模屠杀地主和资本家，随后，又大规模屠杀先前已经归顺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以数百万计，包括众多抗日将领、辛亥革命元勋。共产革命的腥风血雨，把辛亥革命的和解精神冲刷殆尽。

孙革命有功，但不该拆台南北议和

作为革命元老的孙中山，早年积极鼓吹革命，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等，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对辛亥革命的早期奠基，功不可没。辛亥革命，由民变而兵变，即由四川保路运动而至武昌新军起义，孙完全不知情，正落魄于美国夏威夷。武昌首义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幷非孙的同盟会，而是另外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半月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才由法国马赛回到中国上海。那时，革命已经成功，十五省已经独立（于清廷），南北议和进展顺利，南方各省达成共识：只要袁世凯（时任内阁总理大臣）促成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也是立宪派，曾于1905年，在直隶总督任上，上书清廷，“奏请实行立宪政体”。

而早在12月11日，十七省代表汇集南京，筹组临时政府，计划在袁世凯正式接任大总统前，推举一位临时大总统。当时，黄兴与黎元洪各受拥戴，呼声最高，黄兴派略占上风。但以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推举结果，不为黎所接受（因在武昌时，黎为正，黄为副），已经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黄兴，则谦让不受。各省代表于是决定虚位以待袁。但到了12月下旬，孙中山返国后，情势丕变。

孙积极活动，各省代表又重新酝酿推举临时大总统，在黄、黎两派相持不下和黄的一再谦让之下，孙得以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孙就任后，即对南北和谈从中作梗，提出“五条要约”，包括“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孙电邀南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入宁面商”，但遭拒绝。在南边，伍廷芳因不满孙反复修改要约，背离原先和谈宗旨，愤而辞职。在北边，袁世凯认为孙所提条件与已经达成的和谈协议不符，拒绝接受，幷召回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此在1912年1月间。

同月16日，北京东华门发生刺袁事件。同盟会京津分会放置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人，但袁世凯本人幸免于难。此事是否为孙中山所指使，历史存疑。

同期，即1912年1、2月间，孙频繁联络日本政、商两界，请求提供一千五百万元，以维持革命军，不至解散，幷“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孙承诺，事成后，租借满洲于日本（孙卖国嫌疑，由此而来；类例还有更多，本文不赘述）。得此承诺，日方汉治萍公司提供孙五百万元；日方更为孙提供大批武器，包括：步枪一万二千枝，机关枪六挺，子弹二千万发，山炮六门，于1月7日由日本轮船秘密运抵南京。

孙竭力拆台南北和谈，但却改变不了当时的大势所趋，南北主流力量，都一致坚持，只要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大总统。清室于2月12日正式退位后，孙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于3月10日，接任临时大总统；翌年10月10日，经国会（国民党占多数）选举，正式出任大总统。

孙是谋刺宋教仁嫌疑，意在搅乱天下

清室退位，民国诞生，举国上下，气象一新，各国纷纷承认中华民国。应该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唯独孙中山，心下不服，随时准备滋事。1913年2月，多党制下，首届国会选举正常展开。由同盟会、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将由声望极高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赴任前夕，宋却于3月20日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

历史上，袁世凯被指为刺宋主使（国共两党党史）；但实际上，孙中山更可能是刺宋嫌疑。当时，从中央政府方面，孙获职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属于“靠边站”的角色；从国民党方面，孙获职理事长，但被党内主流派架空。宋若出任总理，对袁幷无威胁，孙却被边缘化（如果孙中山能为“中国华盛顿”，则何须计较？）。在此之前，孙、宋已决裂；面对如日中天的宋，孙深怀嫉恨。宋临死，留遗嘱给袁，对孙则无片言只语，更绝无所托。

其实，孙一生精于暗杀谋划，曾组“支那暗杀团”；暗杀对象，包括各类政敌，而不论敌方、己方（如杨衢云、邓铿、陶成章等）。孙藉口宋案，发檄讨袁，于同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被袁击败后，逃亡日本。实际上，从1911年底归国起，孙就一心倒袁自立，不达目的誓不休，而罔顾国家大局大势。孙想当大总统，依当时条件，大可循宪政之路、选举之路，惟须等待数年而已，何不为？原来，孙深知自己在党内已失人望、在国内已失人心，难以赢得选票，故铤而走险，假借“二次革命”旗号，搅乱天下，图谋趁乱东山再起。“天下为公”乎？天下为私矣！

经宋遇刺、孙作乱，民国乱象初现。到1915年，在杨度、袁克定等复辟派的鼓捣下，袁世凯称帝（此为袁最大败笔），以为帝制“符合中国国情”，可以稳定中国。但，所谓“君主立宪制”，已经过时。蔡锷等地方都督，起兵讨袁，是为护国战争。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袁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次年6月，袁气病身亡。强人一倒，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当初南北议和的大好局面，又变成南北对峙的刀枪幷举。

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面临质疑

此后，孙中山再到广州起事，病急乱投医，最终把目光投向苏联，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孙获得苏联援助，引进苏联顾问，不仅以“列宁式”政党模式，重建国民党，更将共产党引进国民党内，埋下中国巨祸。

辛亥革命是必须的，况且，辛亥革命是清廷拒绝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长年推动革命，值得肯定。然而，过于强烈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往往导致某些革命者异化，沉迷于夺权手段，而扭曲了革命目的；或曰，目的与手段相颠倒，革命成了手段，夺权倒成了目的。一个革命的促进者，蜕化为革命的绊脚石，这便是孙中山的道路。

之前多年，笔者曾对孙中山赞誉有加，但在深入挖掘、研读和对比更多史料之后，霍然发现，孙中山是问题人物。引用宋教仁的评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功成身退，本应是从政者的美德。中国没有华盛顿，袁世凯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一悲剧和教训，至今值得国人记取。

孙中山被国民党奉为“国父”，被共产党奉为“先行者”，概在于，国民党重起于广州，要推翻“北洋政府”，必奉孙中山（而非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正宗；共产党感恩于孙的引纳，又要与国民党争夺“大革命”的正统，故而要打孙中山的旗帜，以对抗蒋介石。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作为国共两党“继父”的孙中山（国民党党父本为宋教仁，共产党党父本为陈独秀），就这样被国共两党抬上神坛，百年供奉。然而，那种先立论、再选择性收罗历史事实的“写史”手法，需要质疑。一元化的历史观，必让位于多元化的历史观。围绕孙中山的争议，可在相当程度上，正本清源，让后人以史为鉴。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