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22)流產的中華帝國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十二章国徽

1915年4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称为使中国富强必须废除共和，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

6月，中俄蒙三方签定《恰克图协约》，外蒙取消独立，保持高度自治。中俄承诺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和殖民。中国政府保持外蒙宗主权但失去实际控制。

8月，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现阶段多数民众民主素质不高，权力继承问题会引发动乱，共和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推戴袁世凯称帝。

1914年，洋名Rosamond的宋庆龄在日本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孙相恋。虽然孙是宋家20年的朋友，宋庆龄和孙的婚事遭到其父宋嘉澍等人极力反对，因为孙比她年长27岁，已婚有一个妻子卢慕贞，还有一儿两女。只有当时还在美国读书宋美龄对二姐表示支持。宋庆龄被软禁在上海家中，从窗口逃出后，奔赴日本。卢慕贞与孙分居多年，协议离婚。 孙中山离婚后，两人于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结婚仪式。 参加婚礼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家人。婚礼后，在梅屋庄吉家举行结婚宴，招待日本方面的要人和朋友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等。在宴会上，梅屋庄吉夫妇充当证婚人。宋嘉澍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婚礼。 孙中山也在1918年10月17日在致老师康德黎的函中，告诉他自己三年前已『在东京第二次结婚』。 陈炯明叛变事件中，宋庆龄坚持让孙中山先走，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宋庆龄在逃亡过程中不幸流产，后终身未再有孕。 一次，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问起宋庆龄：『您是怎样爱上孙中山博士的？』宋庆龄告诉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 『在我到达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离了婚，也不知道他打算要立即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飞语将对革命有害。』宋庆龄稍微一停，语气肯定地说：『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侯宜杰. 论黄兴不入中华革命党 (PDF).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0-11-04 [2014-03-15] （简体中文）.） 〈致富崎民藏函〉，《富崎滔天全集》第五卷，转见挟间直树《孙文思想中的民主与独裁》；译文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 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1915年，袁世凱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頒佈《懲辦國賊條例》，並發行楊度撰寫的《國賊孫文》一書，披露孫中山與日本「日中提攜」的秘密協議等問題。參見維基文庫：國賊孫文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

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 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 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1915年10月，蔡鍔（中）與友人戴戡（左）、陳國祥（右）在天津密謀討袁時合影。

1915年10月，蔡鍔（中）與友人戴戡（左）、陳國祥（右）在天津密謀討袁時合影。10月梁啓超在其天津住所召集最後一次秘密會議，梁啓超、蔡鍔、戴戡、陳國祥、王伯群、湯覺頓、蹇念益等與會，作出「武裝討伐袁世凱，堅決維護共和國體」的決定。會後，戴戡、蔡鍔、陳國祥到山本照相館合影留念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 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 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 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

『……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 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 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蔡锷与蒋百里同庚，并且为莫逆之交。1915年底，在北京的蔡锷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因周围有袁世凯派人监视，所以表面拥护袁世凯称帝。实际上蔡锷先将母亲和家眷分批安排送离北京，随后经周善培策划，整日在市场、戏院、八大胡同妓院游荡，并假装迷恋妓女小凤仙，以麻痹袁世凯，使袁世凯减少了对蔡锷的监视。

小凤仙之母为偏房，受正妻排挤，离家早亡，小凤仙随奶妈四处漂流，以卖唱为生。许姫传所记1951年小凤仙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年仅15岁，「那时常听他（指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实际上蔡锷在北京密谋反袁世凯时，知情人及协助者为其侧室潘蕙英。小凤仙既不知情，也未参与蔡锷逃走之事。

一个月之后，蔡锷装病，先入北京的日本医院，然后串通医院出具证明书，要蔡锷赴天津治病。经梁启超帮助，蔡锷随即潜逃出北京，赴天津。后来，蔡锷取道越南回到云南。

1916年春出版的杨尘因所著章回小说《新华春梦记》中，最先将蔡锷与小凤仙写成知音。此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蔡锷和小凤仙被虚构并演绎成一段爱情故事的主角。

1915年（民国4年）11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回到云南。

中華帝國國旗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卢慕贞与孙分居多年，协议离婚。1915年10月25日，孙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12月12日，袁在北京称帝。

1915年護國軍出征前夕，部分護國軍將領合影。左起：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第一軍總參謀長羅佩金、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第一軍參議殷承瓛、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

1915年12月，陈其美与杨虎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因后援无济而起义失败。图为在街头搜查的北洋政府军警。

12月25日，唐继尧发表云南省独立宣言。同时组织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第2军总司令李烈钧、第3军总司令唐继尧）。护国战争爆发。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

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

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 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 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 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 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 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至今，国民党提到袁的死因总是清描淡写，事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谋杀的疑案：袁世凯的死亡疑为被政敌下毒谋害。这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之前，有袁世凯曾遭革命党炸弹暗杀未遂，1914年初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之后1927年3月康有为也被下毒谋害。

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27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

1916年袁世凱的葬禮

1916年3月20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孙中山自日本启程回国，5月1日抵上海。这是他此次回沪后的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

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徐园慰问并欢宴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