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7）《革命軍》與《蘇報》案
虽然康有为的勇气、维新思想和实践值得肯定，但其自负，浮躁，而且过度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使得他的贡献黯然失色。热情如何与理性结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康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与他在《大同书》中暴露的缺点是一致的：以追求空洞的目标代替对现实环境和可行性的细心研究，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恰恰要求「下诏定国是」，可以看成是争取体制外知识份子与最高统治者共治的局面，恢复宋代传统的努力。（参看于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于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这一模式也适用于清末，则康、梁显然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份子。
章太炎，后易名为章炳麟，浙江馀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梁启超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他是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苏报》，本在1896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办人是胡璋（铁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驹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主笔最初是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欺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苏报》为陈范（梦坡）购得。陈原为江西铅县知县，因教案落职，愤而办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之所注目矣。」
爱国学社成立后，由于「仓猝成立，经费不足，因与《苏报》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述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行严为主笔。六月一日，是日苏报大改良，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用二样字体，错落出之。是日之论说为《康有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数语，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论说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以风闻北京大学堂学生接应东京义勇队者二人被拘，且讹传正法矣。其实并无此事，不过大学堂学生曾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耳。而海上风谣四起，一日数惊。故《苏报》有是论。大约此簦议论，乃《苏报》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九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连载了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词激烈，一切在所不顾。它犹如狂飙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沈寂的空气顿时被一扫而空。
这个时期的《苏报》，公然地、毫无顾忌地昌言革命。《康有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外，还写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用欧洲共和革命时期学生们起来「杀皇帝」、「倒政府」的历史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写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供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学生诸君将追其迹，而照耀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乎？将为先人雪耻，而壮大吾汉人之声色乎？吾歌之，吾诵之，吾全国之学生将欢迎诸君矣。望诸君自重，诸君胆壮，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中国万岁！中央革命万岁！」
其中，写得更激烈的，是《杀人主义》一文。这篇论说中，虽然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所表现的那种同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势不两立、鼓吹革命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写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他还写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黄旗已招展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苏报》对改良派散布的教育救国论、变法维新论等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对教育救国论，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国民之公敌哉！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对变法维新论，他们嘲笑道：「夫大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总之，国民与政府，立于对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权，革命操之，欲革命则竞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之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神明之同胞，以仰一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这些对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学生刊物如《国民报》等，显得更旗帜鲜明、痛快淋漓，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
《苏报》的不少论说发表以后，外地报刊如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纷纷选录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光绪29年（1903年）一个来自四川巴县的十九岁青年邹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120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著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全书共七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两万多字。
「革命之原因」一章中，邹容不仅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的種族歧視。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在《革命军》印行单行本的同时，这篇《革命军自序》就刊登在《苏报》上。
《革命军》第一版由上海租界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上海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此大张旗鼓地迅速展开，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这年的五、六月间，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就函告江苏巡抚恩寿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向江苏巡抚恩寿前后开了两次名单建议捉人：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
「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不肯依照恩寿的意思把蔡元培、吴敬恒等人抓起来。清吏在碰了钉子以后，聘请了外国律师担文与古柏，向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告了一状。担文在《苏报》上找到了八处足以被解释为侮辱元首或鼓动推翻政府的字眼，按照英国法律，言论尽管可以自由，元首却不能侮辱。清廷所定捕人名单里有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其中,陈范、陈叔畴实为一人,钱允生、程吉甫是报馆杂工,龙积之至多只是同之前的勤王运动有点干系,却也上了捕人名单。6月29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苏报》馆，捕去报社帐房程吉甫。第二天，到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时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学报》馆捕去《苏报》办事员钱宝仁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另有龙泽厚，也因自力军旧案而被指捕，于当晚自动投案。邹容最初由张继藏在虹口一个教士家中，后亦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
6月29日至7月1日名单上人员除了陈范全被抓获。陈范逃到日本，巡捕以“父债子偿”观念，抓捕陈仲彝代其父受审。章太炎被捕后，在狱中致书《新闻报》记者，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苏报》上刊出。第二日，《苏报》就被封闭。邹容投案后，到了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钟斯两个人。苏报案主要涉案人员为章士钊、章炳麟和邹容。其中章士钊由于老师俞明震的关系并未被抓捕。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清朝政府委讬律师古柏提出控诉，指责《苏报》「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云云。章太炎在受审讯时，慷慨陈词，继续宣传革命，说：「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这次诉讼，引起国内舆论的沸腾，成为全国视线集注的焦点。案中的陈中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因无关重要，被关押四个月后即被释放。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章炳麟在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1905年2月29日去世。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份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苏报》案的发生，对国内思想界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这件事在上海发生。它对内地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难比拟的。章行严在回忆中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维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为借《苏报》案就可以将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大出反动统治者的意料之外。《苏报》案发生后，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动，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苏报》第四期的本省时评说得很清楚：
「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敌。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
他们还特地发表《祝苏报馆之封禁》的时评说：「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时评中更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之革命风潮，当为奔涛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将以何术济其穷？」
《苏报》案尚未结束，在北京又发生了清朝政府杖毙参加自立军的沈荩事件。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先时，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维新派中是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曾说：「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东渡日本。后回上海，参与唐才常主持的自立军事件，为右军统领。但，「荩所恃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不喜学问，无复杂之头脑，故一闻才常之言，以为天下事大可为也。」事败后，潜入北京，秘密居住两年，被人告发。1903年5月19日，被清政府逮捕。这时正在《苏报》案事件起后二十天。沈荩被捕后，被判死刑。这时，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这时行刑会「破其庆典」，于是就下令在狱中杖毙。7月31日，清吏用竹鞭捶击沈荩，连续四小时，血肉横飞，乃未绝命，最后用绳子勒毙。
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蛮残暴，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江苏》杂志的国内时评写道：「夫沈荩以何罪死，满政府固未尝有一纸死罪宣判书以告我国民也。夫杀而不能言其罪，则四万万人孰非可杀之人乎？」，「呜呼！吾向者犹以为满政府不过用其呼尔蹴尔之术以待我汉族，而不知今后竟至于磨刀霍霍而来也。今日杖杀一沈荩，不过小试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写影也，吾同胞其将何以待之？」章行严更于同年化名「黄中黄」写了《沈荩》的小册子（章太炎在狱中为这本书作了序），书中指出：
「自荩死后，而满政府之丑状尽形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沈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尽杀吾四万万同胞。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故？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
上海的激进份子又在愚园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到会的有数百人。会上，宣读章太炎所撰的哀词，鞠躬致敬，并有人演说沈荩惨死的事实和今后对待清政府应有的态度。到会的人中间，不少人为之流泪。
这样，从《苏报》案以后，革命思潮在国内，也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种种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地向前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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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后易名为章炳麟 |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苏报》，本在1896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办人是胡璋（铁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驹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主笔最初是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欺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苏报》为陈范（梦坡）购得。陈原为江西铅县知县，因教案落职，愤而办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之所注目矣。」
爱国学社成立后，由于「仓猝成立，经费不足，因与《苏报》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述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行严为主笔。六月一日，是日苏报大改良，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用二样字体，错落出之。是日之论说为《康有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数语，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论说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以风闻北京大学堂学生接应东京义勇队者二人被拘，且讹传正法矣。其实并无此事，不过大学堂学生曾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耳。而海上风谣四起，一日数惊。故《苏报》有是论。大约此簦议论，乃《苏报》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九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连载了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词激烈，一切在所不顾。它犹如狂飙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沈寂的空气顿时被一扫而空。
这个时期的《苏报》，公然地、毫无顾忌地昌言革命。《康有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外，还写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用欧洲共和革命时期学生们起来「杀皇帝」、「倒政府」的历史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写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供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学生诸君将追其迹，而照耀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乎？将为先人雪耻，而壮大吾汉人之声色乎？吾歌之，吾诵之，吾全国之学生将欢迎诸君矣。望诸君自重，诸君胆壮，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中国万岁！中央革命万岁！」
其中，写得更激烈的，是《杀人主义》一文。这篇论说中，虽然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所表现的那种同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势不两立、鼓吹革命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写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他还写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黄旗已招展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苏报》对改良派散布的教育救国论、变法维新论等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对教育救国论，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国民之公敌哉！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对变法维新论，他们嘲笑道：「夫大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总之，国民与政府，立于对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权，革命操之，欲革命则竞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之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神明之同胞，以仰一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这些对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学生刊物如《国民报》等，显得更旗帜鲜明、痛快淋漓，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
《苏报》的不少论说发表以后，外地报刊如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纷纷选录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光绪29年（1903年）一个来自四川巴县的十九岁青年邹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120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著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全书共七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两万多字。
「革命之原因」一章中，邹容不仅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的種族歧視。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在《革命军》印行单行本的同时，这篇《革命军自序》就刊登在《苏报》上。
《革命军》第一版由上海租界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上海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此大张旗鼓地迅速展开，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这年的五、六月间，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就函告江苏巡抚恩寿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向江苏巡抚恩寿前后开了两次名单建议捉人：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
「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不肯依照恩寿的意思把蔡元培、吴敬恒等人抓起来。清吏在碰了钉子以后，聘请了外国律师担文与古柏，向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告了一状。担文在《苏报》上找到了八处足以被解释为侮辱元首或鼓动推翻政府的字眼，按照英国法律，言论尽管可以自由，元首却不能侮辱。清廷所定捕人名单里有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其中,陈范、陈叔畴实为一人,钱允生、程吉甫是报馆杂工,龙积之至多只是同之前的勤王运动有点干系,却也上了捕人名单。6月29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苏报》馆，捕去报社帐房程吉甫。第二天，到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时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学报》馆捕去《苏报》办事员钱宝仁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另有龙泽厚，也因自力军旧案而被指捕，于当晚自动投案。邹容最初由张继藏在虹口一个教士家中，后亦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
6月29日至7月1日名单上人员除了陈范全被抓获。陈范逃到日本，巡捕以“父债子偿”观念，抓捕陈仲彝代其父受审。章太炎被捕后，在狱中致书《新闻报》记者，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苏报》上刊出。第二日，《苏报》就被封闭。邹容投案后，到了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钟斯两个人。苏报案主要涉案人员为章士钊、章炳麟和邹容。其中章士钊由于老师俞明震的关系并未被抓捕。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清朝政府委讬律师古柏提出控诉，指责《苏报》「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云云。章太炎在受审讯时，慷慨陈词，继续宣传革命，说：「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这次诉讼，引起国内舆论的沸腾，成为全国视线集注的焦点。案中的陈中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因无关重要，被关押四个月后即被释放。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章炳麟在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1905年2月29日去世。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份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苏报》案的发生，对国内思想界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这件事在上海发生。它对内地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难比拟的。章行严在回忆中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维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为借《苏报》案就可以将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大出反动统治者的意料之外。《苏报》案发生后，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动，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苏报》第四期的本省时评说得很清楚：
「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敌。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
他们还特地发表《祝苏报馆之封禁》的时评说：「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时评中更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之革命风潮，当为奔涛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将以何术济其穷？」
《苏报》案尚未结束，在北京又发生了清朝政府杖毙参加自立军的沈荩事件。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先时，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维新派中是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曾说：「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东渡日本。后回上海，参与唐才常主持的自立军事件，为右军统领。但，「荩所恃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不喜学问，无复杂之头脑，故一闻才常之言，以为天下事大可为也。」事败后，潜入北京，秘密居住两年，被人告发。1903年5月19日，被清政府逮捕。这时正在《苏报》案事件起后二十天。沈荩被捕后，被判死刑。这时，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这时行刑会「破其庆典」，于是就下令在狱中杖毙。7月31日，清吏用竹鞭捶击沈荩，连续四小时，血肉横飞，乃未绝命，最后用绳子勒毙。
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蛮残暴，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江苏》杂志的国内时评写道：「夫沈荩以何罪死，满政府固未尝有一纸死罪宣判书以告我国民也。夫杀而不能言其罪，则四万万人孰非可杀之人乎？」，「呜呼！吾向者犹以为满政府不过用其呼尔蹴尔之术以待我汉族，而不知今后竟至于磨刀霍霍而来也。今日杖杀一沈荩，不过小试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写影也，吾同胞其将何以待之？」章行严更于同年化名「黄中黄」写了《沈荩》的小册子（章太炎在狱中为这本书作了序），书中指出：
「自荩死后，而满政府之丑状尽形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沈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尽杀吾四万万同胞。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故？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
上海的激进份子又在愚园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到会的有数百人。会上，宣读章太炎所撰的哀词，鞠躬致敬，并有人演说沈荩惨死的事实和今后对待清政府应有的态度。到会的人中间，不少人为之流泪。
这样，从《苏报》案以后，革命思潮在国内，也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种种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地向前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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