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17）暗殺陶成章
据刺陶当晚值日的门卫回忆:14日凌晨，有两名自称是光复会成员的男子来到医院，说有要事要面见陶先生，还未等睡眼惺忪的门卫开口，两人便匆匆上楼而去。由于当时夜色朦胧，门卫并未看清两人的面目。
这是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以后，革命党人所遭遇的第一桩血案，究竟是谁刺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又是谁胆敢在临时政府成立的第14天就制造这样一起惊天血案?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次日，孙中山即电令沪军都督陈其美，宣言追捕刺陶凶手，“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
然而，随著调查步步深入，刺杀背后的真相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不日，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被射死于浙江绍兴郊外的树林里。关于王竹卿的死，有说是被警方击毙的，也有说是被光复会内部镇压的，至今没有确切答案。只能确定一点，他的确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之一。
令人费解的是，在警方对广慈医院的盘查记录中，杀手明明有两人，但为何只找到一名杀手呢?光阴荏苒，直至时光流逝数十载，悬案之谜才终于得到了解答，神秘的刺陶案主犯不是别人，竟是日后叱诧政坛、掌控全国的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皆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陶成章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详细的记述（按：详情参见边芸编著的《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
最早披露“陶案”为陈其美主使，蒋介石刺杀的，是陶成章的好友魏兰。他在1912年8月撰写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提到：在陶案发生前一天，蒋介石曾到上海江西路光复会机关访问陶成章，“及晤，介石与先生（指陶）言论融洽异常。谈毕，介石询先生住址，先生随书一条实告之”。次日凌晨，即1912年1月14日凌晨2点，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今瑞金二路瑞金医院）二层楼病房里，遭遇枪击，陶成章死在血泊中，年仅35岁。
陶成章（1878－1912年）字焕卿，浙江会稽(今绍兴县)陶堰人，早年为私塾教师。根据现存记载分析，性格坦诚、直率、果敢、暴躁。他初出茅庐时就计划过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足见其胆魄。1902年赴日本留学，翌年回国。1904年10月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建立以江浙人士为主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陶则负责联络会党。1905年与徐锡麟等于绍兴创立大通学堂，招收会党人士并将其教育成为革命骨干。1908年再到日本，曾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上海起义中，均担任主要组织者，率部攻克南京。同志章太炎「每戏呼为焕卿强盗或焕卿皇帝」，亦足见其豪气。
陶成章
陶成章待人严厉，他制订的光复会会规，据当时也在日本并曾受陶之托代保管章程的周作人回忆「记得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另外他为人好猜忌、不能容人（陶本人自评）其实，陶成章奔走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只不过担任了沪军第五团团长这么一个小职务，和陶成章之间并没有任何来往和联系，更没有恩怨和私仇。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完全是受其结拜大哥陈其美的指使。陈其美(1878年—1916年)，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英士。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任庶务部长。后在上海积极响应革命，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那么蒋介石与陈其美又是如何相识的呢？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许多中国学生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留日浪潮。蒋介石和陈其美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上海第一都督陈其美》一书中，就描述了两人结识的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一天晚上，陈其美正在东京近郊的林荫道上散步，无意间看见路旁的树林里有一对男女在调笑，仔细一听，那男子竟操著一口带浙江口音的中国话。陈其美认为当街和日本女人调情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于是便上前将他教训了一番。正所谓不打不相识，那位调情男子正是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便与陈其美有了来往，并且关系日益密切。陈其美偕同蒋介石以及另一位留日学生黄郛结拜成为异姓兄弟，并立下结盟誓言:“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1893年「洪门」弟子尢列与孙中山、陆皓东等聚于城南广雅书局之抗风轩，议设「兴中会」，但未得成立，同年郑观应在澳门创立了兴中会（YoungChinaParty）；1894年11月24日，孙在檀香山欧胡岛募款，于华侨何宽宅中，又创立兴中会，其实这个「兴中会」，类似于今日南中国的民间「银会」，“会底银”，每人五银元，“银会”股票每股十银元。1895年2月21日，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陆皓东、郑士良、孙中山、程奎光等旧友在香港集合，并与杨衢云的香港「辅仁文社」合并，成立「兴中会总会」，檀香山会为支会，黄咏商被选为临时主席。总会的办事处，以经营贸易的商号“乾亨行”为名，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会底银”仍为每人五银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银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银元。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王嘉伟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1904年（光绪三十年）10月，由「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陶成章、蔡元培、龚宝铨、魏兰等发起，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基础上改组扩大而建立「光复会」，会址设于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时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与了该会的筹建工作。陶成章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大力发展组织。上海“复古会”、“对俄同志会”，东京“浙学会”、“军国民教育会”，其会员均加入光复会。《绍兴市志》立传者32人：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女）、陈伯平、王金发（女）、谢震、尹锐志（女）、尹维峻（女）、沈钧业、陈魏、孙德卿、王子余、周树人（鲁迅）、陶冶公、陈威、许寿裳、裘吉生、陈仪、蒋尊簋、张伯岐、王晓籁、马逢伯、何燮侯、蒋智由、孙世伟、刘大白、周清、许铁崖、张载阳、斯烈、竺绍康。简介事迹者69人。
光复会员合影
蔡元培
次年，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全称大通师范学堂，学堂旧址原为清代山阴、会稽两县豫仓，占地5020平方米，建筑面积1645平方米，坐北朝南，建筑分东、中、西三路，中路三进，依次为门厅五间、礼堂三间（前有抱厦一间）和“徐社”五间，东西两路为教室和办公室，东路四进，西路五进，各进均为五间，西路以西为操场。学生560余人皆为光复会会员。该会之会员以金牌为徽章，中镂一“复”字篆文(旁刻真楷)。其口号为：「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该学堂专重兵式体操，以为革命之备，遂成为光复会宣传革命，培养军事骨干，联络会党的机关。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首领则镂一“黄”字，协领镂一“河”字，分领镂一“源”字，如是次第，共分为十七部门。清末，浙江杭州设有都督府，都督府办有一所陆军中学，绍兴设有分都督府，分都督府也办一所陆军中学。民元以后，绍兴分都督府撤销，绍兴的陆军中学也就与杭州的陆军中学合并为一，改称大通陆军学堂。
大通师范学堂平面，西路最后一进和操场未绘制
西路第一进内侧，西路原为教室，现设有光复会史迹陈列和辛亥革命遗物展
大通学堂中路礼堂，为举行开学、毕业典礼的场所，两侧为贯通南北的回廊
礼堂内景
礼堂梁架
教室复原陈列
学生寝室复原陈列
体育用品陈列
1904年，作为华兴会会员的李燮和在长沙求实书院求学时，为首组织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准备反清。“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6年春，李燮和任安化驻省城师范学堂教员，再谋长沙起义。湖南巡抚庞鸿书侦知，密令按察使张鹤龄逮捕李燮和。张故意泄密，李燮和得以出走至上海。在这里，李结识了浙江著名革命党人陶成章，两人引为至交，并由陶介绍，加入光复会。李随后东渡日本，与孙中山、黄兴会晤，加入同盟会。1906年12月，徐锡麟赴安徽从事革命活动，大通学堂由秋瑾接办。为筹备皖浙起义，秋瑾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并在此创建光复军。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因发动安庆起义失败而牺牲，案件涉及大通学堂，7月13日，秋瑾在此被清兵逮捕，学堂遭清政府查封。秋瑾也在绍兴遇害，光复会活动一度停顿。
秋瑾家藏清代画册《补斋图》，为筹措革命经费曾数次典当
秋瑾办公室复原陈列，后墙上悬有“读书击剑”草书横披
秋瑾随身所佩倭刀（上）和所书诗简（下）
1907年，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同盟会相当于一个建立在各会党之上的领导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进步团体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同盟会成分复杂，相对涣散。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宗旨来看，两者反满的立场是一致的，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光复会却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在这一点上，两会的观念难以统一，因此渐渐产生对立。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预者之一。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日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临行前日本政府和财团向他赠款2.3万日元。当时日币200元日币相当于现在一千万。相当于现今11亿5千万日币台币2亿8千万台币。1908年9月，孙中山的新加坡寓所突然来了一位稀客，此人正是化名唐继高的陶成章。他不远千里登门拜访，为的是向孙中山索要三千元，作为《民报》的办报经费。正为筹集革命经费而多方奔走的孙中山此时手头也紧，为了不让陶成章空手而归，他当即脱下自己的手表，交给仆人拿去变卖。然而，陶成章非但没有对此表示感谢，反而大为不满，因为他绝不相信，堂堂的同盟会，竟会拮据到要靠孙中山变卖私人财物来维持的地步。
陶成章
《民报》本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但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渐渐倾向于谈论国粹与佛学，失去了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关注，销路锐减，经费紧张。陶成章是《民报》第20至24期的编辑，他严于律己，但却在革命战略、经费、人事等问题上不能容人。过了半个月，陶成章又来到孙中山面前，说要回浙江起义，需筹款5万元。孙中山面露为难之色，表示近期南洋经济很不景气，实难筹到巨款。
1908年陶成章到南洋募款又受到当地同盟会员阻止，遂重新以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1909年9月，陶成章以蘇、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陶成章怀疑孙中山暗中捣鬼，遂指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一千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在爪哇，《中兴报》编辑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遂从中挑拨，更增加了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其后他在英、荷各属宣传光复会主张。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李燮和对孙中山也多有不满，认为孙中山以「诈术待人」。陶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所谓的《孙文罪状》，发表于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陈威涛在爪哇，也作成「南京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印刷数百张到南洋各地分发，《罪状》并称孙中山贪污公款，私下接受日本政府政治献金6，000元与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政治献金10，000元，在香港、上海滙丰银行等处存款二十万云云。
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馀人厖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中，蒋介石自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馀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馀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馀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徐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53页。）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大通学堂徐社，原为教室，后为纪念徐锡麟而改设，匾额由田桓题写
徐锡麟致秋瑾信
《事略》又说：「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馀情。英士告馀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馀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馀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中正自述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同盟会」领袖黄兴在东京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越南的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广西、云南起义的经过，以确凿事实驳斥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說法。为了消除误会和影响，南洋同盟会根据陶成章所说的情况，特地组织人到香港九龙孙中山的家中去调查，却没有证实这些罪状。南洋的中国革命党人公布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
双方僵持不下，互斗激烈，章太炎与光复会等人选择退出「同盟会」，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在1907年同盟会几乎瓦解。陶成章并到南洋成立「光复会」分会，侵犯了孙文「兴中会」系地盘而成为孙派的死敌。
追随孙中山多年、作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陈其美，难以容忍陶成章的直率性格和对孫的攻击。陈其美曾经公然警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曾是镇军军官，被陈其美枪杀，陈其美以他为例警告陶成章，但陶成章却根本不把警告放在眼里。
不久，光复会便退出了同盟会。此后，陶成章以光复会的名义广泛进行活动，在南洋各埠吸收成员，筹募经费，这就与已在南洋建立广泛根基的同盟会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两会裂隙进一步扩大。而同盟会中，对孙中山忠心耿耿、朝夕不离左右的重要人物陈其美，此时更是与陶成章发生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冲突，可以说，两人的冲突正是两会激烈矛盾的集中反映。
1908年春夏之际，陶成章等在杭州联合苏、浙、皖、赣、闽五省「洪门」等会党，成立秘密组织「革命协会」。定「山」为「一统龙华山」，定「堂」为「汉族同登普度堂」，供祀「岳武穆王」像，宣誓收回「大明江山」，最高行政机关为「新中国军政省」，下「分作内、外二府」。外府职官从上到下为都督、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正副介士。所有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
其章程说，革命成功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
入会规定须有「盟证人、执法行刑人」，要求新入会者仿洪门三十六誓，在神位前跪誓。『第一誓诚心入会，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诛地灭。第二誓入会以后，协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烧。第三誓会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义，闻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尽五殇。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与同盟会正式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为会长，陶为副会长。魏兰、李燮和等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在潮、黄、惠、钦、廉、镇南关、河口起义中，南洋一隅供应革命党的资金“以巨万计”，所以当时人们称赞“南部为革命党根基”。陶成章公开批评孙文，并公开号召倒孙。孙文这时感到了危机正在扩大，黑道出身的孙文因而对光复会的龙头展开报复行动。
章太炎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厖馀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画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1911年6月，光复会的中心人物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孙文心腹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陈其美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曾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无人办事，尹未中其计。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上海嵩山路沈钧益〔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上海，陶成章号召光复会旧部，参与上海光复行动，并策划杭州光复。取下杭州后，被举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11年春，李燮和由南洋爪哇回国，谋划上海起义。回家葬母时，受到清政府的搜捕，因而藏身武汉。此时，武昌起义正在紧锣密鼓。李燮和敏锐地看到，武昌起义有可能成功，武汉地理位置决定它是一个很好的起义城市，一旦成功足可影响全国。但是，淞沪为东南门户，如果在那里起义成功，就可以在战略上实行中部和东南遥相呼应。如此，整个长江一带的省份也会跟着行动。于是，他回到上海运动军警，因为这时驻守上海吴淞一带的军警大都掌握在湘籍军官手里，李燮和与这些人早就建立了关系。他回到上海后，把转向革命的大部分新军，组建成光复军第一师，另外还成立了男女敢死队、侦察队、卫生队等，手里握有2万多人的革命武装。1911年，该会成员浙江新军二十一镇八十一标标统朱瑞组织浙军，自任总司令；李燮和任昊淞光复军总司令；许雪秋、陈芸生任广东民军司令，响应武昌起义。1912年1月3日，章炳麟在上海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因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中正刺杀，该会遂解体。
李燮和
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上海闸北和吴淞起义顺利进行。陈其美为夺头功，便率商团武装及帮会势力等进攻江南制造局，但遇到顽强抵抗，混战之中被俘虏，部众星散。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召集陈汉钦等于锐进学社，下令合军赴援”，4日凌晨，他再次组织以敢死队为先锋，发起第二次进攻。队员周德厚等从后门突入制造局，正面进攻的商团队员亦逾墙而入，纵火烧屋，“合围”成功，清军即刻瓦解。李燮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其部众死亡20多人，终于攻克江南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由于这一战功，上海起义诸军公推李为临时总司令。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沪军都督本应由陶成章担任，手腕娴熟的陈其美反而当上沪军都督，李燮和仅被委任为“参谋”，原有的“临时总司令”一职也化为乌有。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陶成章的几个光复会干将如镇江都督林述庆、浙江都督府参议陶骏葆都为陶成章鸣不平，引起陈其美的嫉恨。最后，林述庆与陶骏葆都被陈其美暗算，或逐或杀，从而导致陶成章与陈其美势成水火。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3页），李燮和不同意。
奉李燮和之命领导吴淞光复的湖南籍将领黄汉湘等，决定迎请李燮和到吴淞出任都督。但李燮和11月9日率部到达吴淞后，不肯就任“都督”，改称“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创立了一个“专以筹备进攻军务为主”的新的地方革命机关，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军发动起义，次日即光复上海全城。图为起义当时，光复军攻占的上海道署。
上海光复后，11月6日，随即成立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举陈其美为都督。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这是陈其美与都督府全体人员合影
上海与吴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镇吴淞，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陈其美不愿看到的。不过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无根基，好对付，所以陈一直利用攻宁、援鄂、北伐等机会，想方设法将他挤走。但陶成章则不同，江、浙、沪地区光复会势力很大，他又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浙江独立后又当上了浙江都督府参谋。江、浙、沪虽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他。尽管他曾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去做。上海的光复会总部实际上成为上海另一个权力机构。陶成章的实力地位和威望，对将江、浙、沪视为禁脔的陈其美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本来光复会的誓词中有『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之句，但一来当时还不能算「功成」，二来在持身严谨的陶成章看来，有道德瑕疵的陈其美若上位，不啻为劣币驱逐良币。于是陶利用光复会在浙江及南洋的人力财力资源，在上海设立光复军司令部募兵筹饷，俨然有分庭抗礼之势，同时光复会也为他造势，一时浙江各界推戴陶成章任都督呼声甚高。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得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23—124页）。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动军队」有关（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39页）。
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扇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光复会成员在攻占上海、收复浙江、占领南京的过程中，出了死力。但是“逍遥海外”十余年的革命之父孙中山突然归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重要职位安排给兴中会旧部，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光复会人员不但没有吃到“肉”，甚至连“汤”也没有喝上半口，这令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袖格外地不满。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这就意味着，要将孙再次放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孙中山因此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附录，《陶成章集》，第436页；参见前引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革命队伍有再次争吵、分裂的危险。
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63页）。
其他记载也说，某日，陶成章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进行到一半，陈其美突然站起身来，重提筹备中华银行商借资金一事，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当面质问陶成章为何不肯给予帮助，出人意料的是，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6页）。听闻此言陈其美怒不可遏，当即拔出手枪直指陶成章的脑门，幸亏被旁人拉住，才避免了一场惨祸。（见：《蒋介石的十七次暗杀行动》）由此，陶、陈二人由来已久的矛盾终于大白于天下。
二、还有一件事，就是陶成章招募义勇军之事。辛亥革命胜利后，陶成章要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发展自己的军队。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钜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光复义勇军纪闻》，《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8页）。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陶成章竟然在沪军都督的眼皮底下招兵买马，筹饷练军，此举自然引起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高度警惕。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
三、两人竞选浙江都督一职，陈其美败于陶成章。1912年初，原浙江都督、光复会要人汤寿潜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于是江浙都督职位空缺下来。陈其美竟有得沪望浙之念，更让陶成章深感不忿。关于浙督职位，当时有三个热门人选，分别是：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但章太炎醉心学问，不愿为官，他主张推举陶成章为浙江都督，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越铎日报》，1912年1月12日）。陶成章也假惺惺地通电，表示「退让」。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人通电宣称，浙江都督「非陶成章莫属」，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当时，陶成章在浙籍人士中威信最高，无人能比。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0-11日）。
陈其美作为浙江都督的候选人，根本不是陶的对手。可惜陶成章在浙虽有人望，但身居上海，黑白两道处处皆是陈其美的势力，二人素来不睦，陈其美更因陶成章望重江南，深以为忌，暗露杀机。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1912）。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陶成章集》，第436页）。陶成章也觉出了危险，他一面发公开信明言自己无意浙督，以缓解陈其美的猜忌，一面离开住所，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馀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第438—439页）。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陈其美摄于1912年
陈其美可以说是带蒋介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领者。像刺杀陶成章这种天机不可泄漏、且事关重大的秘密行动，陈其美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自己最亲信的兄弟。由于陶成章是结拜大哥陈其美的心头之患，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是下定了非杀陶成章不可的决心。刺杀的第一步，就是首先物色一名枪手，蒋介石选中了陶成章身边的叛徒王竹卿（王祝卿）。他是强盗出身，枪法高明，而且心狠手毒，见利忘义。他虽为光复会的成员，但为人嗜赌，曾挪用公款赌博，被陶成章严责，心生怨怼，暗中投入陈其美门下，早已与同盟会暗中往来，经常出卖光复会的机密以牟取利益。枪手找到后，蒋介石便开始加紧打听陶成章的住处。而陶成章也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有人要加害于他，于是深居简出，行踪不定。
陶成章的迁徙不定，使得蒋介石一直无法下手。1912年1月12日，天气格外寒冷，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经筋疲力尽，就在他心灰意冷地途经福州路时，蒋介石却意外地看见陶成章正站在路旁的屋檐下，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连忙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临别时，蒋介石向陶成章索要住址，以便日后再联系，放松警惕的陶成章竟轻易地告知了广慈医院的地址。蒋介石如获至宝，拱手告别。
颇有城府的蒋介石当然不会贸然行动，他决定先试验一下地址的可靠性。于是，按照陶成章给的地址，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于当天晚上派人送给陶成章。信送到了，地址果然不假，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
次日，蒋介石又携带礼品，登门拜访，以探视为名，嘘寒问暖，实地勘察了陶成章的病房环境以及进出路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两个神秘的黑影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广慈医院，他们正是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和日后大名鼎鼎的蒋介石。两人悄无声息地踏上二楼，对著陶成章的头部连发数弹，昔日领军起义的革命元勋，就这样梦断午夜，血溅病塌。枪声刺破黑夜，待值班的护士匆匆赶到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
在后来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吴敬恒）所编的「蒋总统年表」1964年版中，于1912年这一条下记载「民国元年，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亦有「决先除陶，以定革命之局」。可见得在国民党扭曲历史的过程中，在70年代以前，并不否认蒋介石曾为刺客谋杀陶成章，而以指控陶成章”先图谋刺杀陈其美、破坏革命”，为暗杀陶成章一事合理化。一直到后来发现如果坦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将与其它所编篡的假史矛盾，这才于后来的版本中一一抹去(1975年版的「蒋总统年表」已经改「公怒杀之」为「公怒之」)。其中最大的破绽就是，历史上有太多的资料记载，孙中山于陶成章被刺后，还给沪督陈其美与后来继任的浙江总督发去公开电报（曾刊登在上海《申报》），要求一定要缉拿到这个凶徒，以慰陶成章成天之灵。
--孙中山电报原文--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亡，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馀年，奔走运动，不遗馀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这是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还不到一百天。蒋介石本人撰《中正自述事略》时，对此事毫无避讳，他直言竺绍康说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事略稿本》民國32年7月 〕。刺陶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开始撰写日记，有趣的是蒋介石不止在后来解密的日记中承认暗杀陶成章，还打算一肩扛起责任。他在日记中如此提及，因为这是决定他和中国历史的最为重大的事件。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馀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馀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馀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说明蒋始终认为他在1912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并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又说：「馀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中正自述事略》还说：「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复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馀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馀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馀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馀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在蒋所述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复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蒋对陶的描述多无凭据，有妖魔化之嫌，未可尽信，但从中不难看出两点：1.蒋感到陶的存在不利于陈其美；2.倘若陶氏主政浙江，光复会的力量会威胁到同盟会的「革命正统」。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刺陶之后，舆论哗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竹卿逃到浙江嘉兴，被人杀死。再后来，革命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内局势一片腥风血雨，孙中山马上在一年半后倒袁失败，亦逃到日本。刺陶案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等到蒋介石青云直上、一手遮天时，刺陶案自然也就再无翻案的可能了。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两人在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曾经见面达29次之多。但是蒋介石自记两人并未谈这个一年半前的血案。蒋介石说的「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说起」。白话说明了就是认定「虽然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但是最后总理孙中山如此相信我与看重我，也不能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开始」。所以由蒋介石的日记证言，我们就可以知道连蒋介石都认为孙中山绝对是知情的，就算孙中山不是主谋者，最少亦是默许的。
那孙中山自始知情。还能假惺惺的发这样的公开电报给一同密谋的沪督陈其美，要求缉拿凶手，实在是「贼喊抓贼」，可知孙中山一党暗杀成为政敌的昔日同志后，再出面撇清自己非幕后指使者，还先指控他人，实在是惯用技俩。
在章太炎公开如此羞辱孙中山一党后，从此光复会与孙中山一党的仇隙就不止是对于会款运用、革命办报的争执，转而变成谋刺擎友之不共载天之仇，并展开激烈对抗。孙系都督开始对光复军赶尽杀绝，同年5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枪杀光复军的汕头民军领袖许雪湫。光复会之武装组织光复军全部复灭！
陶成章的被刺，标志著光复会革命斗争时代的终结。光复会组织也因陶成章的遇难而群龙无首，就此解体。由于此后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昔日同盟会与光复会恩怨难消，光复会员倍受排斥挤压，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同时，刺陶案开了革命党内部党争的恶劣先例。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处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陶成章的擎友章太炎在知道陶被刺后，怒不可遏。1912年1月28日，章炳麟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公开信》，谴责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相残。1月21日上海各界盛大追悼，计有4000馀人参加祭典。骨灰被迎回杭州。在陶成章的葬礼上，孙中山等人还参加。章太炎除拒不出席外，还送了一副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讥讽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这一票人，并传颂一时。从此与孙中山等人的仇隙就不止是对于会款运用、革命办报的争执，转而变成谋刺擎友之不共载天之仇，并展开激烈对抗。
陶被暗杀后，章炳麟曾指出：武昌起义后，陶曾私下运作选出黎元洪为大元帅，孙文为了报复私怨而下令暗杀。蒋介石暗杀陶以后，为恐「光复会」会员报复而游走日本。在章太炎公开如此羞辱孙中山一党后，从此光复会与孙中山一党势如水火，公开决裂，孙系都督开始对光复军赶尽杀绝，同年5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枪杀光复军的汕头民军领袖许雪湫。光复会之武装组织光复军全部复灭!
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却与黄、陈同宴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9日）。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
陶成章遗体运回杭州后，葬在西湖风林寺(今杭州饭店所在地)前、秋瑾烈士墓的西面。当年追随陶从事革命活动，后因制造供革命之用的炸弹不幸爆炸身亡的杨哲商与沈由智两位烈士，附葬陶墓之左右，人称陶杨沈三烈士墓。同时，在杭州西湖和绍兴东湖相继建立陶社，还在绍兴创办成章女校，以作永久纪念。民国5年8月孙中山到绍兴时，亲自到东湖陶社致祭，并题“气壮山河”匾额。1964年，三烈士墓迁葬于西湖鸡笼山。1981年夏再迁杭州“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与徐锡麟之墓为邻。
陶楊沈三烈士墓
蒋介石与“刺陶案”是一场革命党内部的自相残杀，陶遇刺后，《大共和日报》曾刊文反思：『弹丸匕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龃龉，亦借此以泄愤，甚惧乱之无涯矣』。让民国政治摆脱黑社会恶习，回归阳光政治，于国于民都有利。这方面，还是光复会领袖、大学者章太炎看得最清楚。他在1912年1月，就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告诫说：“孙君今日莅中国而总群黎，非复囊日秘密结社时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东西从者三数浮浪之人，一切资遣回国，无令杂处，然后搏精一志，劳来四民，南方虽若，足勉自成就。”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大半就是依靠会党起家，而上海青帮大佬陈其美就是他的左膀右臂。显然章太炎的话，孙中山是听不进的。不幸的是，这种反思没能使人警醒，反而成了一个魔咒，给民国政治风气造成了一股恶劣的影响，使得民国政治的“江湖气”愈发严重起来。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生涯，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民初时期沾染的江湖气，他重用黄埔系，排斥其他派系。这种政治上的“江湖气”让人无法摆脱狭隘的派系之争，甚至置身其中而不悟。蒋介石就是带着这股“江湖气”一步一步地走向民国政治的舞台中央，直至问鼎大总统。这种政治上的“江湖气”让人无法摆脱狭隘的派系之争，甚至置身其中而不悟。“江湖气”让民国政治人物无法领略政治协商的魅力，陷入自相残杀的怪圈，最后只能是“玉石俱焚”。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生涯，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民初时期沾染的江湖气，他重用黄埔系，排斥其他派系。政治力量也有反作用，因而其他派系也反过来这样对付他。孙中山授意杀害陶成章是否一个误会或是误传呢？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事实证明，这段时间孙中山不仅暗杀革命党人，还暗杀新闻记者黄远生，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是恐怖集团的首领。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郑汝成、光复会会员陶骏保、皆被陈其美暗杀。刺陶案的直接凶手王竹卿、疑似幕后主谋陈其美，也都死于暗杀，竟似报应不爽。1913年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宋教仁遇刺案，在当时亦有陈其美涉入的说法。从早期的陶宋到中期的廖仲恺直至末期的李闻血案，整个民国史，政治暗杀层出不穷，非法兼不义的暴力，从此在中国取代了政治辩论和民主竞选。
陈其美被刺杀后的遗照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第一个背叛了民主革命。他不参加辛亥革命，却指使杀害辛亥革命的志士；不仅下山摘桃子，并且大吃人血馒头。最早作为革命先声并屡立奇功的「暗杀」，最终杀死的是一个政权的民心、形象，乃至执政合法性。《左传》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信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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