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麼？（15） 與日本的聯盟
與日本的聯盟 及 中共在延安開 男女關係混亂 之先河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杉本一夫等3名日军走上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成为第一批日本「反战」士兵。11月7日﹐以他们3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此后﹐日本人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战场后方。到了1945年8月﹐盟员已多达千余人。
◆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自愿为八路军医治伤员。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救治了不少军民﹐曾被誉为「日本白求恩」。当时八路军的月津贴为﹕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而「日俘」一律按连级军官待遇。中国官兵以小米为主﹐连八路军首长也吃小米﹐「俘虏」们却主要吃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根据地的，群众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省给他们﹐衣﹑被﹑鞋袜等生活用品也优先供给。
在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野坂被人告发入狱，但因眼疾而被假释。获释后，野坂参三携妻野坂龙秘密流亡苏联，其间的详细情况有许多谜团。到达苏联后，野坂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接受秘密训练，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克格勃特工。此后被派往美国，同美国共产党联系。
野坂参三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参三获悉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野坂参三此议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意。
1940年3月，丢下患难16年夫人的野坂参三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真实姓名为马斯·普拉沃依洛戴鲁乔·阿明)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经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当月25日到达延安。他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在中国的外国共产党代表。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1940~1945年，「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
◆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2年的。1942年，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为教务主任，高山进被任命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负责政治工作。
◆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实际情况在其将领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吴任政委的115师685团是中共的精锐部队，参加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进入江南敌后区，从3千多人迅速发展到1万2千人，后编入新四军第3师，全师从2万人发展到7万多人。所进行的5000多次战斗，大都是与所谓国民党「顽军」以及伪军争夺地盘而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所谓反扫荡，共军基本上是化整为零，东躲西藏于数量少于自己数倍的三流治安日军的追击。吴透露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下半年，其部队整整一年多没有打仗。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的近三年时间里则是按延安指示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其他敌后游击区的情况大体与之相同。
問題就在這裡：當時的八路軍新四軍根本就與日寇沒一場正規戰斗，敌后游击战的实际情况也是与所谓国民党「顽军」以及伪军争夺地盘而发生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國民政府軍隊及與偽軍搶地槃，哪來的那么多「戰俘」呢？
當時毛澤東已經派代表潘漢年與日軍談判成功，那麼有理由相信，這所所謂的「日本工农学校」，其實就是中共與日軍在軍事、後勤上合作的一個掩護罷了。例如，當時的「日本工农学校」就為日軍提供了醫療等條件，而日軍在那裡又培訓了中共的許多飛行員、醫師、砲兵等技術兵。
 當時崗村寧次正在對民國進行大掃蕩，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難的階段，而此時的毛澤東正在延安悠哉悠哉，且寫信與日寇駐延安代表野坂参三（林哲）聯繫，居然稱當時崗村寧次的駐華派遣軍為「華北的幾十萬日本兄弟」?! |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8月14日，野坂参三在延安以日共代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名义，向日军指挥官及士兵发出通告，敦促他们投诚。随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全体盟员积极投入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受降接收工作，以及对解除武装的日军的安顿、遣返工作中去。
当庄涛出现的时候，野坂参三自然赞成 “衣不如新”；当与老妻野坂龙重逢时，野坂参三当然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庄涛、肖月华俩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好歹是肖月华、李丽莲毕竟 “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而庄涛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1945年9月初，一架美国运输机飞抵延安，野坂参三在聂荣臻等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张家口，后又换乘苏联军用飞机飞赴莫斯科。不久，野坂参三回到中国东北，从朝鲜釜山乘船，于1946年1月中旬回到离别多年的日本。
在写给归国的西伯利亚滞留者（二战中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的日本兵）的相关信件里，他赞同苏联对这些日本兵的劳改行为，要求延长劳改期限。1950年，由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批判，导致日本共产党的分裂，野坂参三与德田球一成为所感派的领导人，与宫本显治的国际派对立。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行赤色清洗，转为地下活动，后来流亡中国，成立日共的「北京机关」，主张采取武装斗争路线。
◆1950年6月6日，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日本吉田政府「整肃」日共中央委员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24人，次日又下令吉田政府「整肃」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共众议员听涛克己等17人，并在日本各地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据报道，8日，50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对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和《赤旗报》市中心区办事处联合使用的办公处，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搜查，是谓「赤色整肃」。当时，野坂参三等日共中央委员一起被非法禁止进行政治活动。
据赵安博披露：「赤色整肃」时，野坂等人曾到北京居住、工作。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孙金科《关于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走到了一起。据陈叔亮（曾任中国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康岱沙回忆：『在延安时我喜欢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像黄兴的儿子黄乃、庄涛这些人一起打桥牌。他们两 人都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康岱沙口述《从延安到金边》）
黄乃的同事、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马兖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我们中央统战部三室第二处有一位领导黄鼐，后来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黄兴的儿子。黄鼐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会啊！可以两个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爱人叫庄涛。庄涛原来在延安时，跟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居。大概那个时候，冈野进没有妻子在身边，就要找个老婆。 当时也不知道党内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让庄涛跟冈野进结婚，也不算什么正式结婚。庄涛就跟了冈野进了，还向他学日文，学得很好。庄涛也就研究日本问题，成 为日本问题专家，周总理很重视她。抗日战争结束后，冈野进就回国了，他跟庄涛没有孩子。后来庄涛跟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嘛。』
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乃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黄乃的最后一位夫人安琳（原名王玉玲），也是老延安，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
此后，庄涛则和张香山（王稼祥政治秘书，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顾问）、赵安博以「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接待了大量来访的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袴田里见、砂间一良、听涛克己、松岛治重、米原昶、竹中恒三、西泽富夫、安斋库治、冈田文吉、吉田资治、竹内七郎、戎谷春松、市川正一、宫崎世民、黑田寿男、三好一等人。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 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周刊文春》在9月至11月连载了对野坂参三经历的调查结果，认定他是苏联特工。中央委员会总会立即解除了他日本共产党名誉议长的职务，后来又作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101岁。
野坂此前的同志袴田里见等人则怀疑野坂是苏联与美国的双重间谍，但此事永远是个谜团。
◆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回忆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病院连级会计师、日本籍军官中村义光回忆，1945年8月15日，中村正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驻地服役。司令官将驻屯地的七十名军官集合起来，说正午有重要广播。到了正午，广播里传出了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由于日本当局当时对民众和士兵封锁战争的真正消息，「日本一定胜利」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战败这个事实不能理解，就和有同样想法的一些同伴向朝鲜方面突围。但是，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东北，使他们去朝鲜的想法破灭。这以后，他们就混在开拓团逃难的人群之中，东奔西跑，十分艰难。这时苏联军队渐渐撤回苏联国内，八路军渐逼进，中村等经商量，决定由盛准尉和高柳班长去吉林省敦化与东北民主联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长、政委见面，民主联军表示欢迎他们参加「解放军」。中村等八十馀人留在部队，其中有十馀名有特种技能的留二旅后勤医院工作，其它编到战斗部队或地方部队，中村分到二旅野战医院医务室。参加八路军后，他们以为会受歧视。但令他们吃惊的是，虽是日本人，但是作为「同志」，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享受特殊士官待遇。后八路军占领东北，部队改编，中村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第47军。在47军中有三百名日本人，整个第四野战军中，约有四千名日本籍官兵。
◆1945年8月，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八月风暴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战后，馀下的关东军被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
◆二战结束後，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毛泽东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的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前苏联军队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东北解放，大批的原东北的居民大规模开始返乡，导致在1945至1946年出现空前的移民高峰，在1947年高达近 5300万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是东北，GDP占全国的80%以上，即使是现在许多的东北工业依然在使用日本当时遗留下来的技术，加上东北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说占领东北就占领了全中国。百万苏军与仅仅10多万的中共军队面对近70万的国民党各级部队，其军事力量差距就在此。大批的百姓和前政权人员被屠杀或逃亡，死了大约是两千多万，这就是北大荒的由来。
◆日寇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部份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中共建政三周年时，天兰线提前八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
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但是中共军队士兵素质不高，不会使用重武器如飞机坦克等，所以中共就偷偷大量用日本技术兵。
◆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言论：『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甚至还有『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1961年1月24日）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你们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向美国讨账。它欠了我们的账，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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