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麼？（17）延安整風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巨大影响，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并没有独立自主权。一方面为中共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和指导（包括周恩来、顾顺章建立中央特科，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等等），因此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由毛泽东等中国本土干部领导而中共中央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掌控，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中共的斗争运用苏联模式并服务于苏联，对中共的斗争产生不利影响。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摆脱共产国际领导，转变成不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


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其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共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直至1976年死去。


◆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的时刻，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用心可谓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异己，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威的目地也得以实现。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已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血腥、残暴的历史。


◆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月5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


◆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知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张醒被认定是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被秘密处决。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


◆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另据陶晶孙之子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P167、162。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据《毛泽东与陈云》一书记载，从1937年起，康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敌情」严重性的观念。最著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国共合作开始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建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


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将其关押起来，进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让其睡觉，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1939年，康生亲自写信，要求严讯王遵及，使其承认是复兴社特务。


三是李凝案。东北地下党员李凝1938年前来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至于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至九十年代初，李先念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这个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被西方人定义为「狡诈的，无道德良知的机会主义者」。其实，国内知情者更喜欢称其为「阎罗王」，他曾用逼供信等手段，迫害致死很多人。


『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XX。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康生遗孀曹轶欧口述

◆延安也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抓特务。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写到：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馀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湖西「肃托事件」〉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p212-24；郭影秋：《往事漫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年，p101-105）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160馀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馀人，被揭发者190馀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73%。

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馀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人是特务……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90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P215-18。〕


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P247－48）


◆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1949年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陈复生（陈湖生）： 《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页35、28）

延安整風事实是中共由民主转向专制的关键时期。在中共「十分宣传」的鼓动下，国统区有近四万名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梦来到延安，无非是因为延安的「民主」。1937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而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宪政，实际却采用了前苏联的「以党治国」「党政集权」的专制体制本质，所以才有内部的大量倒戈。当时延安批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章满天飞。但是经过了整风之后的中共，却走向了以党派（江湖帮派的一种形式）控制国家，党魁控制党的极权专制控制的道路。

◆根据中共党史专家的描述，整风运动源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宣布展开整风，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邓发的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共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同年5月，他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按中共的建党原则和党章来看，「延安整风」其实是非法的。因为「整风运动」之发动起于毛泽东个人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而这一报告似乎事先并未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讨论。像「整风」这样涉及全党、影响全部工作、历时3至4年的大事，理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每年一次）讨论决定，起码也应经中央全会通过；然而当时的党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

原先筹备中的中共「七大」的会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长达3到5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代表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党章党规，违背「共产国际」关于『迅速召开七大』和『不应花很长时间争论过去10年内战的问题』之指示。

再次，党内高层出现了一系列违背党规和党纪的不正常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设立了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总学委会」，并在其下设立垂直系统，于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例如，彭真当时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都不具备，却被任命为全党高干「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主管，他还取代政治局委员陈云而成了中组部长，甚至负责「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和某些人事安排，并列席政治局、书记处等所有中央会议。原先在中央无任何地位的高岗，则突然成了西北局书记，与彭真一样成为「总学委」成员和「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经常列席各种中央会议，人称「西北王」。

◆「延安整风」并非「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义，培养一种个人崇拜与盲目服从的精神。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盲目服从，主张独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当时延安的《整风文献》根本不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整风」学习中从不强调学习马、恩著作，而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马克思曾经对他的女儿说过，他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而「延安整风」学习所强调的却是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尤其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查禁小广播。

至于说「延安整风」是为了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大约也是解放后的党史编纂学才提出来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根本就没有「王明路线」这个概念；直到「延安整风」之后的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延安整风实录》，p4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p299〕，但这一说法并未传达给延安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至于所谓的10年内战中的「王明路线」和『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样的提法，是50年代编辑《毛选》时修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逐渐定型的。

各机关的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来学习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著作讲话，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占6篇最多，而虽然也有许多国外作者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实行上被列为居次。

文件的内容主要在建立一套用于党员和干部的理想标准，包括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上级机关领导，不搞小团体，不搞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重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遵从群众观点和上级指示，多吃苦少享乐等。这些原则要作为党员自我批评的标准。


根据学习内容的行为标准，在整风中各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种批评方式的内容虽是新的事物，但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精神有所结合。 刚开始实行整风时，大家的互相批评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上级鼓励大家积极对党作批评，强调「言者无罪」，并运用墙报的方式提出批评。而王实味则将周末娱乐等文艺活动描写成歌舞升平不思进取、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在此影响下，许多青年开始进一步发展成党员攻讦中央高层，许多文艺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自己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发表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相关的文章；这引起高层的反弹，认为他们的作法是「冷潮热讽，暗箭伤人」。毛泽东以王实味为目标，开始批评王实味的作法，并引起大家对他的「拯救」。


◆促使对王实味杂文被批评升级成为文艺整风的整肃重点对象，是源于王震、贺龙、朱德等几位政治家直接干涉的结果。当王震一行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看完壁报，王震就大声骂起来：『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指王实味)在后方吃饱饭骂党!』骂了之后，王震又来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是问。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王震与贺龙一起狠批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后，诗人艾青(写有长诗《大堰河》等，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言，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实味的种种「罪恶」。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就是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逮捕入狱。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所谓的『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秘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时，从其身后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将他砍死。怕被人认出，乱刀百次，再将血肉模糊的尸体丢于一口枯井里，其手段是何等的残忍。

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附】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致

布礼

陈养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

审讯与处理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文件中更明确指出：王实味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一九〇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1942年秋以后，毛泽东开始针对高级干部来作整风，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重组了权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接著1943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示要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尤其针对国际派的相关人物，在群众压力下终于使首领王明检讨认错，其后国际派相关的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也被迫认错。在这些主要曾参与或同情国际派的领导人认错检讨后，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集体领导逐渐在党中确立，毛泽东也将王、周、陈、彭等再度纳入权力中表示既往不咎。


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对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以前的文件，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1943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其后，毛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整风运动就此结束。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份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和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此后整风运动进入了审查干部阶段。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据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至7月9日，已有450人「坦白」。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的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地，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次，私自被关押的29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但是随著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李克农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做法逐渐产生怀疑。康生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运用了「逼、供、信」的手法。


到了后期，配合「反左」、抓「内奸」等运动的推行，更加对于各党员干部严格审查和强加自我检讨，清查出大量「特务」。但相较于早期江西时期的肃反的大量杀戮的情形，整风用较不血腥的方式，达成了对党员行为想法加以「导正」，加强干部的团结以及服从精神。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来往，「谁也不敢理谁」，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王实味事件后，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的。这群知识分子后来走出延安，个个赤胆忠心，并且很大一部分人自以为亲耳领受过毛泽东的讲话，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于1957年纷纷被打成右派。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恐怖和死亡开始蔓延。陈毅妻子冤死，李锐妻子被趁虚而入到组织都拦不住。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柯庆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


运动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鞠躬道歉结束，害人和杀人者都不再担心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而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国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





附录：《历史的先声》主要收集整理了1941至1946来自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的短评、讲话、社论、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潘梓年、章汉夫、夏衍等一些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文章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发出的挑战，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涉及论点包括民主的重要性、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呼吁普选、对美国制度的赞赏、提倡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反一党独裁反专制政府等诸多方面。

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问）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社论）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社论）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它时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新华日报》1946年6月14日）








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1945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