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么？（19）抗戰的一些負面情況
抗戰的一些負面情況——關於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狀況實錄
抓壮丁
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1355万8493名。这还不算自愿入伍者和国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招募的士兵。（《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121）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也差不多：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5万0521名。
但实际征兵数量恐怕远远不止这些，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回忆：“1943年夏天，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给何应钦的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周开勋《国民党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P67）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也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1090余万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301）。这样算起来，实际的征兵人数要比官方数字多得多，但到底征了多少兵，恐怕很难说清楚。
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这部分人有多少呢？据蒋纬国书中记载：“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
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这部分人有多少呢？据蒋纬国书中记载：“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
从这段话看，国民党自己编写的官方抗战史已经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但是这可能包括了逃跑的和死亡的。为了给国府一点面子，蒋梦麟所说那死掉的1400万我们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写了个零吧。就算虐死的壮丁不是1400万，是140万。
而根据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所报数字，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受伤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踪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计3650405人。
——孟国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页
（注意：这里这死亡的132万多人只是死亡人数，不是阵亡人数。也就是说，并不全都是作战中死的。）
也就是说，日军打死的国民党官兵最多不超过133万。而国民党自己虐死的壮丁有140万。可见，国军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军打死的还多。
抗日战起，国府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兵役适龄男子登记于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男子是否适龄、健康与否、是否独子、抽签后谁去当兵等等几乎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特权滋生腐败，而国军的征兵过程可谓腐败透顶。
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在1945年间，每名壮丁的安家费是5万至7万元不等，各乡按各县分配的应征壮丁名额筹集，逐家逐户摊派，人民无一能够幸免。区、乡、保长趁机浑水摸鱼，尽量多摊多派，大事搜刮，甚至将应发给因家境贫困自愿应征者的安家费，也玩弄各种手法加以吞没。” （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当时的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也做过这种事情：“壮丁到了补充部队后，等待开赴前方，壮丁家属急如星火地想把自己的子弟弄回来，就设法与接兵人员疏通，找兵贩子去换人顶替，5至10块银元换一个，是当时的普遍行情。1942年底，我在四川南充接收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壮丁，共计2160名。冒名顶替、买卖交换之风席卷而来，我也顺风由军需出面，照例以5至10元调换一名壮丁，见款换人，随到随换。就这样从接收壮丁到开拔的那天止，仅五个月的时间，他就交换了800名之多，净得银元7000多块。临行时，地方上还设宴为我送行，赠送锦旗。”（赵矶《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7-12）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赴美留学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曾视察役政工作，有一段目睹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而刻骨铭心的记忆。为此，他专门给最高统帅蒋介石写过一份报告，陈述“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被政府抓来的抗战壮丁，有四分之一逃亡，有四分之一被虐待致死，有四分之一因受虐待致病残而不能入伍，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的兵员不足四分之一。当蒋梦麟以此询之某“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因为据蒋梦麟回忆，该报告陈诚看过，并曾主动提出为蒋梦麟代呈蒋介石）时，这位“统兵大员”说：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的兵员“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当时的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介绍：“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
（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征兵官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防止新兵逃亡，有的在队伍行军通过山地时，将新兵三个、五个一串缚在一起，使他们互相牵制，不易逃跑；有的则在行军途中，收去新兵的裤带，迫使新兵用两手提着裤子走路。在夜间宿营的时候，为了防止逃跑，大都将新兵关在较坚固的楼房中住宿。有的在睡觉时收去新兵的裤子。……当捕获逃跑的新兵后，为了恐吓、警戒其他新兵，施以残酷的吊打，以致逃跑者身受重伤。……有一次，新兵利用夜间撬开屋顶逃跑，卫兵发觉后开枪，杀死新兵一人。事后暗中埋葬，以报逃了事。有个补充团，……行军经过宜宾，所属的连长把生病的新兵活生生埋在了河滩上。”
（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也记载了国民党军队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其中记述道，“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还记述了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曾著书抨击：“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该书的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后来也著书斥责：“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曾愤慨谴责：“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的日记中坦言：“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壮丁逃跑的数据则相对明确些，据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301）
国军在抗击日寇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确可敬！但这种腐败透顶的征兵行为，祸国殃民，极其可恨！老百姓在自己的领土上被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祸害成如此模样，着实可怜！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王奇生2014年在〈抗日战争研究〉期刊中指出，国民党军习惯性假造数据，不管是战绩虚报、军饷虚领或夸大日军伤亡等等，经常性的扩大十倍来计算，因此相关数据并不可信。他并引述1943年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人所说：“中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采信”（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中国大陆的相关记载也显示国民党军普遍军纪败坏的一面，如孙元良早在淞沪会战就出现借机贪污与奸淫女学生的记录（葛天 “我所知道的孙元良”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卷》，460-4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督战队、以抗戰手段消滅軍閥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都有督战队防止士兵阵前逃亡，中国军队中，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双方有很多士兵因临阵逃脱而被处决。而蘇俄的軍閥蔣介石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往往是把擁有重型武器與最精良的德制裝備的部隊作為自己的督戰隊的。督戰隊不殺日本人，只殺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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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時期，凡是這種裝備嚴整的，都是督戰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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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時期，凡是這種裝備嚴整的，都是督戰隊。 |
抗戰的時候，蔣家軍跟共軍一樣，不抗日。蔣介石一般都是把軍閥先作為炮灰，督戰隊在後，指揮士兵往前衝的。張自忠為什麼以大刀隊跟日本人打，因為張自忠就是軍閥雜牌軍，是蔣介石要消滅的對象。蔣介石完成任務，殺死了張自忠，然後送張自忠一個沒用的勳章。邱清泉，黃百韜，抗戰基本沒上過戰場。
美國為中國裝備了好幾個師的『美式化部隊』。...結果，這些部隊抗戰也根本沒上場。
上海松沪战役时，国军第十九师受到日本军猛烈攻击而后退之际，遇上后方的中国督戦队｡在被夹于日军和督战队间的国军第十九师面临里外受敌的困境，竟选择了攻击自己人国军的督战队(可能与日军相较之下国军督战队实力较弱)，而督战队也用全力应战自己人国军第十九师，于是自相残杀造成数千名伤亡者。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由第三大德械师之一的36师师长宋希濂部担任督战队。时任国军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在南京防卫战中正防守光华门一带。12月12日上午，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在挹江门内被督战队所阻。下午，曾发下「誓与首都共存亡。」豪语的中国南京总指挥司令官唐生智下令南京弃守，命令并没有下达完毕便自己先跑了。各军措手不及。孙元良遂放弃指挥脱队藏匿，全师失去指挥陷入混乱。
中国布防于南京城外大部分军队是朝著长江逃跑的，南京城的长江沿岸有三个门，挹江门是大门。但是，唐生智为了防止中国士兵随便逃跑，将门塞住了。唐生智决定撤退逃亡时，结果督战队并不知道允许部队撤退了，对在撤退途中的部队进行攻击，与溃军打得风声水起，双方均使用重武器，是役其辖下88师的3个旅长阵亡2个，六个团长阵亡3个，营长阵亡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第88师战前约6000馀人，战后仅500人生还归队。中国最精锐的德制师之一88师几乎全灭。
便衣战术
「便衣队」起源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西班牙组织人民游击队进行抵抗时期，1907年海牙陆战规定［第２条］［第23条禁止事项］便衣队」违反交戦法规，以人民的形式接近敌军，予以攻击，便服队可依交戦者「现行犯罪」作为正当防卫立刻杀害。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更指示中国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1937年底南京沦陷时，约2万中国南京守兵脱掉军服抢夺民众衣服换装，逃入「南京安全区」，有些國軍還會趁亂向日本人丟個手榴彈甚麼的，趁机偷袭日军，施行「便衣队战术」。所以，每次城破，日軍一定搜捕國軍。
......有這麼一個南京國軍第一人稱報導：他換穿了人民衣服，想必是搶來的。他被日軍攔下，日軍摸他的手，有持槍的繭，就指稱他是逃跑國軍。剛好這時他在一家彈子房門口，他辯稱自己是打彈子的，還邀請日軍到裡面挑一把。幸好日軍沒跟他進去，否則就穿幫了！
对于中国方以此非正规的「便衣队便战术」，日本士兵之间由向中国便服兵的憎恶和畏惧转化成对民间人士和投降俘虏的杀害，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命丧中国便衣队之手。日本军方看到南京市区内好手好脚，却「不当兵」的男子，特别疑惑，视为南京「败残兵」伪装，依据成年男性的右肩膀是否有老茧来判断是否是军人，以「败残兵」、「便衣队」抓出来枪决。被视为「现行犯罪」的中国便衣兵若被日本兵杀死，可以栽个「滥杀无辜人民」的罪名给日本，大大宣扬日军残暴。
投敌
投日者以国民党系统最多，首推汪精卫，绝大多数的伪军是国民党的部队。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总共为43.56万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数是38.52万人。（详见[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8）。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甚至还包括了1945年8月投降之后死在中国的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绝对不足45万。
据冈村宁次透露，在抗战胜利前夕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末期的短短几个月中，居然有40万国民党军队「归顺」。从1942春到1943年秋，整个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全部投敌。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大批地方国军投降的情况。
《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这仅仅是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时的数字，而且也只包括了“地方军”的投敌人数。故总数当大于之。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这里说投敌数字共为50万，但只说到1943年，没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所以投敌总人数，可能比这更多一些。换句话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在50万。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至少有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下面是在投日的部分名单：国鲁苏战区第57军军长缪澄流企图投敌，后被粉碎；接着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又阴谋投敌，被国民党处决。但这股逆流并未能遏止。冀察战区方面，新5军军长孙殿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69军军长毕泽宇、游击第1纵队司令丁树本、第2纵队司令夏维礼、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杜淑、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侯如墉、暂3师师长杨克友、暂4师师长王廷英、预备8师师长陈孝强等相继投敌。鲁苏战区方面，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游击第1支队司令丁丛堂、第2支队司令颜秀五、第6支队司令陈才福、第7支队司令秦庆霖、第11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新6师师长赵云祥、新181师师长陈光然、新13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新4师师长吴化文、苏北游击纵队第1支队司令吕其赓、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张良才、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邱吉胜、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投敌。他们降日后，即在日军指挥下进攻游击战区内尚存的游击据点，加速了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区的失败。
貪污腐敗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即十分猖獗。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长期实施「训政」，即「以党治国」，国民党一党独大，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而「以党治国」的「帮派」用人机制，导致政府充斥的全部是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奴才，而非实实在在的人才。
◆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得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约300架。他厉声质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去了？”周至柔不得已才说，空军经费全被宋美龄存到了香港的外国银行里。后来，这些日常训练的飞机大半超龄，且在训练中损坏，却没有补充新机。存下来的经费进了谁的腰包？没人能说得清楚。
◆亚利桑那大学历史教授沙勒（M.Schaller），依据美国的外交档案，写了一本书《美国十字军在中国》（The US Crusade in China），详述美国政府在二战时期与战后，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根据沙勒的剖析，美国想利用蒋政权抗日，蒋则藉著与美国结盟，捞取大笔金钱、武器、战略物资以及军事人员的协助，取得在中国最高的权力。蒋的部属与各地拥蒋的军阀，贪污图利；蒋把自己的权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消极抗战，保存实力。而共产党则藉抗日组织农民，壮大自己的实力，国共明争暗斗抵消了抗日力量。美国人既要帮中国人抗战，也要帮中国人调停内战，中国内部的矛盾，成了美国人的问题。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既是抗战时期中国所获得的数额最大的军事援助，又是抗日战争后半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军援。在其他国家或中止对华军事援助、或仅能提供少量“象征性”的租借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不得不为以往输入的军事物资支付信贷本息的时候，美国却向中国提供了无须偿付的租借援助，其数额大大超过了苏联、英国等国对华输入军事物资的总和。
在获得租借援助之前，美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数次借款，其总额约达１９７８０万美元。这几笔借款的还本付息，成为国民政府不小的财政负担。事实上，中方直到１９４８年才把这几笔借款基本清偿完毕。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躲在重庆，以四川的天然屏障来保住政权。日本全面侵华导致美国民意发生逆转，美国开始挑战日本。罗斯福总统7月7日当天宣布美国的《中立法》不适用中国。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信贷和租借法案项目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质，另一方面逐渐加强对日本贸易制裁。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美日贸易条约，1940年开始实行对日实行部分禁运，包括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1941年7月又实行全面禁运，并进一步冻结了日本资产。但是，由于军事上没有准备，美国政府和军队都不想介入与日本的直接武装冲突和战争，还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
由于80%的日本石油依赖美国进口，美国的禁运给日本侵略战争带来巨大困难。为了攫取战略资源，继续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决定南进，占领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产油地区。而日本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存在，让其无法保障南方战略资源基地。因此1941年7月的御前会议批准了南进的作战计画，随后又批准和实施了由哈佛毕业生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领导制定的偷袭珍珠港计画。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对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可以借重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人力，使中国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而严酷的现实使美国人失望，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美军军史资料显示，美国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地方势力和共产党各怀鬼胎，并不齐心协力抗日 ; 政府和军队效率低下，腐败无能，无法承担抗日重任，因此，美国调整了战略，将重点放在跨岛作战，同时也降低了对中国的期待值，只求中国不与日本媾和，能够坚持抗战即可。
◆二战时期，中华民国号称有380万国军，蒋直接指挥的只有30个师，其他都是杂牌军，大部份是素质低、缺乏训练，没有什么战力的部队。蒋依照司令官对他的忠诚度来分配经费与物资，部队的薪饷则由将领任意发放。军饷系以人头计算，因此各省军头到处抓农民当兵，造假名册，谎报人数；多余的军饷放入自己的口袋，趁机牟利。
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大都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如蒋介石本人所形容的：『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1940年4月，日本扶植下的汪精卫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建立，加强援助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张在美国朝野渐占上风。7月12日，蒋驻华盛顿的特使宋子文向美方递交了第一份总额为70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订单。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数额最大、包括轻重武器和作战飞机在内的军事援助要求。此外，宋子文还要求美方提供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以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1940年10月22日，中美达成了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合同。同年11月，美方又宣布将向中方提供信用借款（即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各5000万美元。(cp：《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 这些贷款并未注明作为军事开销。
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并经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主要是为了向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提供大批军事援助。3月12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第一笔租借拨款，便达70亿美元，这笔远高于中国当时寻求美援总额的拨款于3月27日获得批准。
但是，美国政府在提出《租借法案》前后，为维护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需要中国有力量制约日本的扩张。1940年12月19日，罗斯福便批准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指示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协商，拟订相应实施方案。1941年5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国民政府委派宋子文为处理租借事务的全权代表，另由宋子文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并从国内专门调派江杓、朱世明等兵工与交通技术专家赴美襄助。在重庆的蒋介石、孔祥熙也曾向美国大使高斯、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盟军中国战区参旗长史迪威、美国特使居里等人，交涉过租借援助问题。
◆美国战时对外租借援助总额502.44亿美元，英国所获得的份额270亿美元，中国获得8亿美元左右［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 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P1183］
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约为２６００万美元，占当年美国提供给各国租借援助总额的１．７％；以后几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数额以及占美国对外租借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1942年，１亿美元（１．５％）；1943年，４９００万美元（０．４％）；1944年，５３００万美元（０．４％）；1945年，１１．０７亿美元［抗战结束前拨付５．５亿美元］（８．０％）。（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35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苏联也通过三次信用贷款帮助中国获得苏制军事物资。在2.5亿美元的信贷总额中，实际动用额为1.73176亿美元，除了偿付本金外，中方尚须支付28603897.13美元的利息［《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１１卷，p31］。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约为苏联信贷实际动用额的5倍。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德国为履行战前达成的易货协定，曾向中国提供过若干军事装备，随著远东和欧洲局势的演变，到1939年后，中国已无法获得德国军火。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觉得他的政权有希望了，一方面可以取得美国大笔资金、飞机大炮，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有美国人帮他跟日本打仗，两全其「美」。
1941年12月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由麦克阿瑟将军与海军上将尼米兹领军。初期并不顺利，隔年6月 7日美军在中途岛歼灭日本海军主力舰队，取得关键性胜利后，太平洋战场从此逆转，美军逐渐取得优势。
1942年蒋派宋子文到华盛顿向美国要求贷款10亿美元，摩根索开出的条件是，由美国直接发军饷给士兵，「每月贷款一次，只要士兵在哪里打仗，就能拿到钱。」但是美国要派员查核人数，宋子文不答应。美国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要求蒋介石说明10亿美元的用途。摩根索后来同意给5亿元的贷款，蒋政权收到贷款后发行公债，只准有钱有势的大官、银行家、地主购买，宋美龄、宋蔼龄各买了500万美元，宋子文也买了500万，捞了不少钱，都转到私人帐户。宋子文还成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局」，专门经手美国援华物资，从中抽取佣金，中饱私囊。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
◆1942年日本进军缅甸，为因应日军攻势，美国将东线的战场，规划为中缅印战区。美方派一个中文说写流利的「中国问题专家」史迪威将军（Gen. Joseph Stilwell），原本想指挥中国军队作战，蒋介石却只让他当个毫无实权的参谋长。到中国以后，他发觉军权握在蒋介石手中，根本指挥不动中国军队，而蒋的嫡系以及杂牌军，毫无战力可言，除非进行军政改革。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与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造蒋的武装部队。
史迪威在日记中，形容蒋是「一个渺小的独裁者」，指挥不动地区杂牌军的「小笨蛋」, 「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小响尾蛇」, 在他的总部称蒋是「小人」，「必须除掉这个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后来他曾经考虑找陈诚、或地区的军阀，但是他发觉他们都是庸才，成不了气候。
史迪威看透了蒋介石，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都知道蒋政权贪污腐化；但是华府内部也充斥著拥蒋派，认为蒋在中国的地位无可取代，而蒋政权也利用教会团体强力游说罗斯福政府，宋美龄则利用她与《时代杂志》老板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关系，帮蒋介石搽粉化妆。时代多次以蒋当封面人物，编造假故事，把蒋吹捧成抗日英雄，世界性的领袖，中国是战时「四强」之一，邱吉尔对此嗤之以鼻，说那绝对是笑柄（an absolute farce）！
◆1943年2月17日，宋美龄一行自海德公园搭火车前往华盛顿。下午5点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站内站外人头攒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让宋美龄受宠若惊的是，罗斯福总统把她迎进座车中，把她接往白宫。并且，这一住就是11天。罗斯福夫妇在私人小餐厅内举行「家庭晚餐」，宴请宋美龄。席间，罗斯福问她和蒋介石如何处理战时煤矿工人的罢工。宋美龄用—个涂色的长指甲姿式优美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意思是「砍头」。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为了掩饰尴尬，假装大笑起来。埃莉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史迪威看透了蒋介石，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都知道蒋政权贪污腐化；但是华府内部也充斥著拥蒋派，认为蒋在中国的地位无可取代，而蒋政权也利用教会团体强力游说罗斯福政府，宋美龄则利用她与《时代杂志》老板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关系，帮蒋介石搽粉化妆。时代多次以蒋当封面人物，编造假故事，把蒋吹捧成抗日英雄，世界性的领袖，中国是战时「四强」之一，邱吉尔对此嗤之以鼻，说那绝对是笑柄（an absolute farce）！
◆1943年2月17日，宋美龄一行自海德公园搭火车前往华盛顿。下午5点抵达华盛顿联合车站，站内站外人头攒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让宋美龄受宠若惊的是，罗斯福总统把她迎进座车中，把她接往白宫。并且，这一住就是11天。罗斯福夫妇在私人小餐厅内举行「家庭晚餐」，宴请宋美龄。席间，罗斯福问她和蒋介石如何处理战时煤矿工人的罢工。宋美龄用—个涂色的长指甲姿式优美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意思是「砍头」。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已。罗斯福为了掩饰尴尬，假装大笑起来。埃莉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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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六月、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為延緩日本帝國陸軍推進速度、下令炸開黃河缺口。導致數百萬中國百姓流離失所、追擊蔣介石國軍的日本陸軍不得已暫緩推進速度、參與救災、並發放軍糧食救濟受災民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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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11月，宋美齡參加開羅會議。前排左起：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宋美齡。後排左四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 |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幸的是，罗斯福以国会难以批准为由拒绝了他。此后，美方也没再应允蒋介石这一请求。
1944年3月，日军猛烈进攻中国东南省份，中国军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夺取了陈纳德在那里设立的空军基地，中国战场起了很大的变化。同年7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前往中国，蒋政权给华莱士的印象是「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返回华府后，告诉罗斯福「广大的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蒋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与能力。」
由于日军攻势凌厉，使得美方不得不考虑解除蒋的指挥权。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提醒蒋注意「危急情势」，因此，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包括共军在内的中国军队与美军」，蒋则以拖延战术回应美方的要求，说要给史迪威一点时间去熟悉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而罗斯福最好派一位私人特使来协调中方的军事与政治决策，罗斯福派了一个百货连锁店的总经理当特使，这个人就是赫尔利（Patrick Hurley）。
赫尔利这个性情古怪，对中国也不是很了解的商人，一到中国，即跟蒋秘密合作，反对史迪威取代蒋，成为中国战区总司令。蒋透过赫尔利转达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赫尔利告诉罗斯福，必须做出抉择，不是支持一位可以一脚踢开的将军，就是支持一位 「不可或缺」 的中国领袖。赫尔利在10月10日给罗斯福的信中说：「如果你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也会连同失去中国。」
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任命魏德迈将军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的参谋长。史迪威在日记中骂罗斯福「老软脚虾给我致命的一刀」，10月21日，带著满腔愤怒离开中国。
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蒋介石已把他跟罗斯福之间的大石头搬开了。1944年底，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以及美国记者，都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赫尔利下令驻华外交官与情报人员全力支持蒋政权，不容有异议，否则将遭到史迪威那样的命运。不过此时，中国战场已经变成次要战场，太平洋才是主战场，日本人承认他们是输在这个战场，最后败给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
◆1945年春，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3月10日轰炸东京，造成十万人伤亡；4月 1日登陆冲绳岛。当时日本海上补给线完全被美国海军封锁，也失去制空权，经济濒临崩溃，无力再战，投降只是迟早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尼米兹并不认同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他说：「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原子弹并没有扮演结束战争决定性的角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联军投降，中国拜美国之赐宣称「抗战胜利」，现在两边的中国人也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否认的，中国虽败多胜少，也打了几次胜仗，但若无美军参与太平洋战争，试问，中国哪来「抗战胜利」？
◆二战结束，由于蒋政权实质上并无空军，也无海军，根本没有接收日军占领区的能力，美国不得不动员庞大的海空力量协助蒋政权，从1945年9月起至隔年7月，由第10及14航空队运送14个军及8个警察总队，总计54万余人，前往各个战略要地及城市，美国付出的成本是6亿多美元。
此外，美军也将700架军机移交给蒋政权，270艘军舰与船只赠予蒋军，1万5千多辆军车在上海交给蒋政权，提供价值1千7百多万元的物资援助，将8亿7千万元的军需物资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予国民党政府。
战后，蒋政权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筹接收日本人留下的资产。这不啻是国民党贪官污吏一次大好的发财机会，接收的单位往往几十个，连黑道也参一脚。结果接收变「劫收」，负责接收上海的单位竟多达59个，封条是此封彼揭，一接再接，争相抢夺日人留下的资产。
在上海，为了争夺一个日本人留下来的俱乐部，汤恩伯的部队与警备司令部，互相开火，死伤多人。负责接收的要员邵毓麟呈报蒋：「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美国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给了民国政府3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不少了。相当于当年中国一 年的GDP，比抗战还多十几亿美元呢。问题是这三十亿美元真正能用到地方的恐怕不到一成，过度的贪污惹恼了美国人，所以最后被切断了经济和军事援助。
戰後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国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分析和政治分析家的意见都是一个调子：都一致断定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杜威肯定会获胜，而民主党的竞选人杜鲁门则注定要失败。于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了杜威身上。国民党政府不惜从濒临枯竭的国库中强抽出大笔资金以赞助杜威竞选。
1948年月11月28日，宋美龄离开中国去美国访问。4天前，即11月24日，宋美龄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访问美国。马歇尔的答复比较含蓄，他请蒋夫人以私人身份前往，并且为她“允派”了一架美国海军的专机。可是，这一次，在美国白宫等着宋美龄的，不再是那位笑容可亲的罗斯福，而是新总统杜鲁门。 而此时登上飞机的宋美龄却不会想到，此一去，将是她与大陆的永远诀别，从此时起至她的有生之年，她再也未能回到中国大陆。
在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的第七天，蒋介石写信给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三天后，这一要求被杜鲁门拒绝。杜鲁门后来说：『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我不是说他们收买了任何人，而是说他们有许多钱在流动』。
这一次宋美龄访美，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请她住白宫，也没有邀请她向国会讲话。杜鲁门总统甚至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但是我不愿意象罗斯福那样邀请她住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在所有的官方埸合，杜鲁门都使宋美龄感到尴尬。杜鲁门不仅不给她起码的面子，甚至在她逗留期间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战后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8亿美元。
此次宋美龄来美国，还带着一份呈杜鲁门总统的《援华计划》：
1、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
2、派一高级美国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
3、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10亿美元。
这一计划被美国当局拒绝。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援助均于事无补』。
杜鲁门私下抨击这对令他厌恶的夫妇，他坦率地对他的助手说：中国政府的这些「贪官和坏蛋」，『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在纽约』。数月后，杜鲁门估计的数额被证实「太保守」，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说，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一报告。这些调查结果非常机密，直到38年之后才解密。
无论宋美龄如何努力，美国朝野都对她表示出一种轻蔑和冷淡。她只能隐居在纽约里佛代尔的孔家公馆里，那是一幢置于极为偏僻地段的孤零零的大房子，她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
1946年底，得了重病的史迪威，拖著孱弱的身躯前往华盛顿拜访杜鲁门，告诉杜鲁门：蒋不值得美国扶持。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使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二战后欧美国家政府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一场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拉开帷幕。1947年，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从7月29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禁运开始生效了。
美国武器禁运的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由于美英在当时条件下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党军队出售武器。
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 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导致了国军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
中国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党无法购买武器，共产党却得到大批苏联武器和军事援助，美英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掐住了国民党的脖子。国民党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而共产党却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这成为国民党在短短三年即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5年8月29 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首批國軍一万二千多人，由美国第七舰队护送来台，10月15日登陆基隆。台湾在日本的治理之下，原本经济发达，人民极守纪律，治安良好，生活水准远远超过中国人，从此沦为中国贪官的乐园，台湾人生活水准急遽下降，种下了二二八悲剧。 ?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
《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著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热衷于穷兵黩武，盲目膜拜权威、军人与武力的作用，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导致国家其他方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美国发现用庞大的国家财政养著一伙不事生产，热衷于内耗的亚洲 寄生虫，这样下去会把美国的经济也也拖垮的，这才是美国最后放弃了国民党的原因。
1950年，台湾蒋介石的“总统府”聘请孔祥熙为“资政”。但是美国并不是孔祥熙所想象的安静的“避风港”，孔、宋家族敛财的传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和媒体追踪的热点。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强烈认为是国民党贪污腐败所致，他们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遭严重亏空。 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与他较劲的宋美龄在美的活动有孔祥熙3000万美元支持时，吃惊不小的总统立即下令他的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后来，孔祥熙找到一位美国朋友，请他帮忙。孔祥熙与这位朋友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什么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
这一招果然奏效，虽然人们都知道孔祥熙财产数量之巨是无疑的，但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与财政部的证明材料及孔祥熙对记者的谈话，却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也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调査不了了之。
◆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遭严重亏空。此时，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注意到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两家敛财手法不正常，因而十分不满。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说：「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七億半美元，相當於現在超過百億的價值。）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这里，紐約的房地產。但此说法经联邦调查局调查后，最后以证据不足结案。（参见：维基百科:哈里·S·杜鲁门）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蒋介石已把他跟罗斯福之间的大石头搬开了。1944年底，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以及美国记者，都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赫尔利下令驻华外交官与情报人员全力支持蒋政权，不容有异议，否则将遭到史迪威那样的命运。不过此时，中国战场已经变成次要战场，太平洋才是主战场，日本人承认他们是输在这个战场，最后败给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
◆1945年春，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3月10日轰炸东京，造成十万人伤亡；4月 1日登陆冲绳岛。当时日本海上补给线完全被美国海军封锁，也失去制空权，经济濒临崩溃，无力再战，投降只是迟早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尼米兹并不认同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他说：「纯就军事观点而言，原子弹并没有扮演结束战争决定性的角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联军投降，中国拜美国之赐宣称「抗战胜利」，现在两边的中国人也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否认的，中国虽败多胜少，也打了几次胜仗，但若无美军参与太平洋战争，试问，中国哪来「抗战胜利」？
◆二战结束，由于蒋政权实质上并无空军，也无海军，根本没有接收日军占领区的能力，美国不得不动员庞大的海空力量协助蒋政权，从1945年9月起至隔年7月，由第10及14航空队运送14个军及8个警察总队，总计54万余人，前往各个战略要地及城市，美国付出的成本是6亿多美元。
此外，美军也将700架军机移交给蒋政权，270艘军舰与船只赠予蒋军，1万5千多辆军车在上海交给蒋政权，提供价值1千7百多万元的物资援助，将8亿7千万元的军需物资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予国民党政府。
战后，蒋政权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筹接收日本人留下的资产。这不啻是国民党贪官污吏一次大好的发财机会，接收的单位往往几十个，连黑道也参一脚。结果接收变「劫收」，负责接收上海的单位竟多达59个，封条是此封彼揭，一接再接，争相抢夺日人留下的资产。
在上海，为了争夺一个日本人留下来的俱乐部，汤恩伯的部队与警备司令部，互相开火，死伤多人。负责接收的要员邵毓麟呈报蒋：「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美国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给了民国政府3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不少了。相当于当年中国一 年的GDP，比抗战还多十几亿美元呢。问题是这三十亿美元真正能用到地方的恐怕不到一成，过度的贪污惹恼了美国人，所以最后被切断了经济和军事援助。
戰後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国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分析和政治分析家的意见都是一个调子：都一致断定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杜威肯定会获胜，而民主党的竞选人杜鲁门则注定要失败。于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了杜威身上。国民党政府不惜从濒临枯竭的国库中强抽出大笔资金以赞助杜威竞选。
1948年月11月28日，宋美龄离开中国去美国访问。4天前，即11月24日，宋美龄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访问美国。马歇尔的答复比较含蓄，他请蒋夫人以私人身份前往，并且为她“允派”了一架美国海军的专机。可是，这一次，在美国白宫等着宋美龄的，不再是那位笑容可亲的罗斯福，而是新总统杜鲁门。 而此时登上飞机的宋美龄却不会想到，此一去，将是她与大陆的永远诀别，从此时起至她的有生之年，她再也未能回到中国大陆。
在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的第七天，蒋介石写信给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三天后，这一要求被杜鲁门拒绝。杜鲁门后来说：『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我不是说他们收买了任何人，而是说他们有许多钱在流动』。
这一次宋美龄访美，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请她住白宫，也没有邀请她向国会讲话。杜鲁门总统甚至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但是我不愿意象罗斯福那样邀请她住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在所有的官方埸合，杜鲁门都使宋美龄感到尴尬。杜鲁门不仅不给她起码的面子，甚至在她逗留期间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战后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8亿美元。
此次宋美龄来美国，还带着一份呈杜鲁门总统的《援华计划》：
1、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
2、派一高级美国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
3、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10亿美元。
这一计划被美国当局拒绝。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援助均于事无补』。
杜鲁门私下抨击这对令他厌恶的夫妇，他坦率地对他的助手说：中国政府的这些「贪官和坏蛋」，『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在纽约』。数月后，杜鲁门估计的数额被证实「太保守」，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说，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一报告。这些调查结果非常机密，直到38年之后才解密。
无论宋美龄如何努力，美国朝野都对她表示出一种轻蔑和冷淡。她只能隐居在纽约里佛代尔的孔家公馆里，那是一幢置于极为偏僻地段的孤零零的大房子，她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
1946年底，得了重病的史迪威，拖著孱弱的身躯前往华盛顿拜访杜鲁门，告诉杜鲁门：蒋不值得美国扶持。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使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二战后欧美国家政府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一场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拉开帷幕。1947年，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从7月29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禁运开始生效了。
美国武器禁运的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由于美英在当时条件下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党军队出售武器。
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 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导致了国军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
中国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党无法购买武器，共产党却得到大批苏联武器和军事援助，美英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掐住了国民党的脖子。国民党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而共产党却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这成为国民党在短短三年即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5年8月29 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首批國軍一万二千多人，由美国第七舰队护送来台，10月15日登陆基隆。台湾在日本的治理之下，原本经济发达，人民极守纪律，治安良好，生活水准远远超过中国人，从此沦为中国贪官的乐园，台湾人生活水准急遽下降，种下了二二八悲剧。 ?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
《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著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热衷于穷兵黩武，盲目膜拜权威、军人与武力的作用，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导致国家其他方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美国发现用庞大的国家财政养著一伙不事生产，热衷于内耗的亚洲 寄生虫，这样下去会把美国的经济也也拖垮的，这才是美国最后放弃了国民党的原因。
1950年，台湾蒋介石的“总统府”聘请孔祥熙为“资政”。但是美国并不是孔祥熙所想象的安静的“避风港”，孔、宋家族敛财的传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和媒体追踪的热点。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强烈认为是国民党贪污腐败所致，他们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遭严重亏空。 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与他较劲的宋美龄在美的活动有孔祥熙3000万美元支持时，吃惊不小的总统立即下令他的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后来，孔祥熙找到一位美国朋友，请他帮忙。孔祥熙与这位朋友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什么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
这一招果然奏效，虽然人们都知道孔祥熙财产数量之巨是无疑的，但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与财政部的证明材料及孔祥熙对记者的谈话，却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也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调査不了了之。
◆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遭严重亏空。此时，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注意到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两家敛财手法不正常，因而十分不满。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说：「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七億半美元，相當於現在超過百億的價值。）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这里，紐約的房地產。但此说法经联邦调查局调查后，最后以证据不足结案。（参见：维基百科:哈里·S·杜鲁门）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使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难怪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难怪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第446页〕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国民党由于它的普遍腐败和有如脱僵之马的通货膨胀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现出与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无能，谷物屯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间的饥荒，据估计有200万农民死于饥饿。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时，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相反，农民在某些场合却攻击国民党军队，缴他们的械，甚至把他们杀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651,652页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
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是这样吗？
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过：“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357页
（此书有大陆版本，这段话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中，在267页）
张发奎作为高级将领，这话说得让人很丧气。但是战后的史料显示，他这个感觉居然可能是真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比如日军在中条山会战后发现“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135页）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如1942年华北日军进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事后检讨作战缺陷时这样说：“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2章第5节）
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1943）夏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四章第五节）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 “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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