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麼？（18）延安整風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高华根据对当时延安传媒，特别对喉舌《解放日报》的研究，认为该报总编辑陆定一和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已经建构了毛泽东新闻学的框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主要有几点：
1，「党性第一」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现时一再发出的新闻改革呼声都冲不破这五个框框。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以政治学习来洗脑。内容是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听报告是听领导人报告或传达报告，学习文件有二十二个「干部必读」的文件。中共建国后直到今天还在学习所有领导人的所谓著作。
2，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交代问题即所谓「向党交心」；相互揭发则以「小广播」为题，包括党的机密，对国内外大事、本单位等有背离中央精神的私下议论，人们一下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复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还要写「反省」笔记，并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后发展为要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存入档案。
4，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1940年就在全党推行。接着还有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保卫制度等等。领导干部一旦犯政治错误，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随着消失，因此助长他们倒向权势而昧于事实和自己的良心。
党是这样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站队」正确与否，此时见分晓。1942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而后来五七年上当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上当的是跳出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八十年代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马。
2，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文革初期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风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1942年6月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延安整风后期的1944年，面对不满的干部，毛泽东被迫在一些场合脱帽道歉，但是拒绝承认「抢救运动」为错误运动，避免政敌「翻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说文革是「七三开」，邓小平也只认为反右是「扩大化」。
「延安整风」中叫得最响的是「实事求是」，但那时却对中央苏区的反「AB团」和「富田事变」，对长征结束后西路军的被歼等历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伪造历史。这种口头大讲「实事求是」、实践中并不实事求是的传统，倒是一直继承了下来。不但在「延安整风」中就搞一些并不实事求是（如「无限上纲」）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开展「抢救」运动），而且建国后哪些重大举措又是实事求是的？又有多少不是在瞒天过海？例如至今仍说造成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等，就是不提饿死了多少人和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为什么不敢设「文革博物馆」，无非是因为它有碍个人崇拜。
整风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
[US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1979). China Report: Political,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Service. No ISBN digitized text March 5, 2007]
五四运动的精神（自由、民主、个性解放）被延安精神（「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取代。
[Twitchett, Denis and Fairbank, John 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a. ISBN 978-0-521-24336-0
^Borthwick, Mark. (1998). Pacific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ModernPacific Asia. Westview Press. ISBN 978-0-8133-3471-4
^Apter, David Ernest. (1994).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中共认为有必要垄断政治权力时，多次重复运用在整风运动中积累的手段和经验来达到目的。中共上述种种手段，在其后的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早就背离了国家主人的处境。
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可自主决策独立行动的政党、具有真正统一政治纲领的政党。具体表现有：
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下属组织（以损害中国利益、服务苏联为目标）转变为自主决策、不受制于人、只为自身利益行动的严密组织。
中共文艺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确立。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员和干部的服从度和执行力。
中共党内思想高度统一，极大增强了战斗力。
整风中自我认错和互相批评的方式，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经典方式。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延安整风」后，党内建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原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帮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整风」后在1943年3月的中央机构调整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毛主席的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换言之，中央高层的人事安排其实成了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取代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主管中宣部工作的；而政治局委员、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却只能在并非中央委员的贺龙底下任个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则于1944年分别被安排担任各管几个人的「政治材料室」主任和「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倒还全身心投入地干了一年多，写出了若干研究报告。王稼祥也许因身体不好或思想不通，据说一直未到任。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主要是清算他们的历史旧账，让他们检查，这两人从未在「整风」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诸如此类的人事安排，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
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一个喊的。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地区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万岁」，各机关学校自然群起仿效。从此，在中共领导的地方，「万岁」一词就只能属于毛泽东一人了，毛俨然成了封建社会的皇帝。
现在人们多以为关于毛泽东的「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中提出的，而毛泽东则斥之为「讨嫌」。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等。
◆1944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蒋，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毛制定了「中立美国」的政策。声称中共只是温和的农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完全可以跟美国合作。莫斯科跟毛唱的双簧欺骗了很多美国人，多年来这些人一直以为毛有可能被美国争取过去，美国没能把毛从苏联阵营里拉走是「失去的机会」。他们哪里知道，就在毛跟美国拉关系时，他反复告诫中共干部，说这「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1947年，蒋介石想夺取毛泽东的首都延安。在1945年3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夺取延安将会是一场最大的胜利。」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将军夺取延安，第一连第一师的尖兵连连长徐枕被师长授与进军延安捉拿毛泽东的重要任务，从1947年3月14号早上4点进兵，到1947年3月19号五天后下午5点，徐枕就进到了延安城，他回忆：『我们第一旅整一旅开始黎明攻坚，后面有炮兵支持，那个时候我是尖兵连连长，我上刺刀涉过延水，从延安的内门进去，一进去以后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样，哇！通通涌进来，我接著往前走，走到谷口城现在中共叫这地方桃园，那里面有个小山，有五个窑洞。』
徐枕冒著激烈炮火攻入延安城，突破共产党防守，直达毛泽东藏身的五个窑洞。因为中共撤退的非常匆忙仓促，所以非常凌乱。他说，毛泽东住的窑洞跟普通老百姓窑洞不一样，烧媒的热气通过空气传播，在窑洞的四周很暖和，第五个窑洞是医务所窑洞，桌子上有一把剪刀，毛泽东的第二个窑洞里头有一个烟灰缸，有一杯茶，那个茶的玻璃杯还有一点点热的，所以知道他逃得不远。
『天黑了，命令下来，因为都已经很疲劳了一天，我就把剪刀放在口袋里头了。』徐枕在毛泽东那里拿来一把剪刀，后来没想到会变成攻克延安之役的纪念品。『我父亲打下延安后，在陕北继续进军，几乎抓到毛泽东，最近的时候只差400公尺。幸亏毛泽东的侍卫勒紧马嘴不让他发出声音，400公尺外29军刘戡的部队就没有发现他。如果当时发现毛泽东，那整个情势就会改变。』
但是，国军进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分粮分布，让老百姓领各种日用品，造桥修路、种树，一年之内，做了许多有益陕北老百姓的事，包括使水方面也尽量帮助，甚至向重庆、南京要了好些滤水器，让当地老百姓有干净的水。从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在当地做了许多事。
至于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形，一般引述最多的是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人熊向晖的文章，199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氏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工作，后来成为胡的机要秘书，在国共陕北战争中，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熊的文章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他透露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因此多年来不断被摘录引用。国军距离真正的胜利甚远，然而胡宗南发出的战报却极其夸大，『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16,606名，俘获伪官559员、兵9,625名，掳获轻机枪30挺、步枪243枝、手枪5枝、掷弹筒29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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