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干什麼?(12)延安的經濟來源
◆红军长征抵陕后,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多次通过电台电台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1936年冬,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5万美元。12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了30万美元。1937年9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3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释放的同志。但后来据康生说,中共并没有收到150万美元。目前有据可查的祗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
◆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见共产国际领导,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现查到4月28日由毛泽东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1939年2月14日,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希望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25日,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后来中共总共收到353123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的100万美元,7月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一百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目前可以确认中共收到60万美元。
◆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部岁入(即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俄援直到抗战结束后仍在继续,苏联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批军械转拨中共,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迅速膘壮,成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资本。
◆整个抗战时期,中共首脑机关一直盘踞在延安,因此延安又被中共称为红色圣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取得了合法地位,赢得了喘息时间,很快就发展起来,短短几年,党政机关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就扩大到二十馀万人。抗战八年,他们就躲藏在延安八年,唱歌跳舞,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了八年,没有向日军开一枪。这支喊着抗战口号却不打仗的队伍,基本上靠边区人民供养,给边区人民加上了十分沉重的负担。
◆中共那时候的经济来源,有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每月60万大洋。这笔钱大约国民政府在1940年停止拨款。还有一笔就是共产国际拨给的经费,每月30到50万美元。这笔钱很大部分共产国际是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的,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才停止拨付。所以说那时中共并不是向它嚷嚷的那么穷,它的经济情况比许多国军的都要好。但是中共把这些钱都用在购买军火和军需扩充实力上和高层挥霍和搞统战阴谋上了,而军队和机关的补给,都要边区人民承担,这就使边区人民苦不堪言。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只要求整编后的红军赶快出兵。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如115师参谋长周昆领取该师第二批军饷8万元。国防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940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当时延安抗议说,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941年开春,延安就开展了大生产自救运动。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经办者何伟和李人林)
1941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1940年4月出发,1941年初皖南事变,被宣称是「叛军」,也就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那时的文化界》,陈明远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如115师参谋长周昆领取该师第二批军饷8万元。国防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940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当时延安抗议说,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941年开春,延安就开展了大生产自救运动。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经办者何伟和李人林)
1941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1940年4月出发,1941年初皖南事变,被宣称是「叛军」,也就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那时的文化界》,陈明远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民党不给钱了,延安就急需开发劳动力资源。延安有很多二流子。为把二流子改造成劳动力,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二流子改造运动。1.制定每村二流子的比例和二流子的程度,分成:二流子、半二流子和「民选二流子」(相对于「民选二流子」,「二流子」实为「官定二流子」)。2.召开大会深入揭批二流子,领导发言,群众跟进,大家一起骂。3:二流子自我批评和表示悔过,找出担保人,并制定工作计划。4.二流子在群众监督下工作和生活。
与此同时,用社会舆论,甚至主旋律秧歌来营造气氛,如信天游版的《笑话二流子》和《二流子英雄》。《兄妹开荒》也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二流子运动的工作流程是中共经典的「运动」流程。
与此同时,用社会舆论,甚至主旋律秧歌来营造气氛,如信天游版的《笑话二流子》和《二流子英雄》。《兄妹开荒》也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二流子运动的工作流程是中共经典的「运动」流程。
◆边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历来是靠天吃饭,种一葫芦收一瓢。历代政府对边区也是轻徭薄赋。中共来了之后,横征暴敛,更是使边区人民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那时候的边区百姓,要交农业税,名为救国公粮,仅拿公粮来说,1937年是1.4万石,到1941年就增长到20万石,几年之内就翻了十几翻。除了公粮外,还要交公草税,就是马料税;买卖牲口要交牲畜买卖税和斗佣,养羊也要交羊子税。而且共产党对边区进行严酷的经济管制,垄断了边区的经济命脉。边区产盐,而且边区百姓有种植鸦片的传统,那只是小规模的零星种植,这是过去边区百姓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共不仅把这两项都垄断了,不许百姓染指,而且把种植鸦片发扬光大,大规模种植,大规模的输送到国统区,牟取暴利。老百姓还要为共产党服苦役,义务为边区政府运盐、运鸦片等。仅运盐来说,从产地输送出境的路程就有七百馀里,全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辛苦。盐和鸦片的收入,在1938年大约五万元,到1945年就高达1.78亿元,暴利惊人。那时候国民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就几亿元,而国民政府有多么沉重的负担,可见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对于一般的商业活动,共产党还要征收入境税、出境税,各个地区还要征收过境税,而且还要交产销税和营业税,使得百姓根本无法正常经商,搞的边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中共则把生产生活物资垄断起来,除自需外,还向社会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而且共产党的征收管制手段极为残酷,如发现走私,轻则坐牢、服苦役,重则枪毙;如果交不上公粮,就是抗捐,就是破坏抗战的反革命,不但要游街示众,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罚。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各种税捐征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个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共产国际1942-1945年间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延安日记》
海外人士还查得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规定:「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那时的烟土税按售价的15%征收。
◆1941年,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部署征粮工作。正在开会时,会议室突遭雷击,当场击伤七位县长,其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被击死。事后边区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这些人遭到了报应,活该,老天爷睁眼了。还有的老百姓说:「老天爷还是没睁眼,怎么不击死毛泽东,他才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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