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什麼么?(16)延安整風的前奏

延安整风运动又称作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是中共自1942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约3年时间。所谓的「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整风运动的实行,使毛泽东成为党主席,在党中央的地位更为确立,也使共产党对于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自 1940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 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 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
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长江局是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周恩来。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
 ◆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1936年 6月 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 中共闻之消息, 立即表示支持, 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 6月 I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 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7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1937 8月 22至 25日,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 1日,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8
1937 83刘少奇张闻天的电报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刘少奇年谱》,上卷,p186191)
4日,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的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9
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
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 8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年谱》,中卷,页 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3册,页387。)
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 3册,P390;另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 ,原载苏联《远东问题》 ,1981年第 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P350)朱德、彭德怀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洛川上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一 1938),第 11册,P32526)
21日,毛泽东电彭德怀,,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毛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具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产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 9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一 1938),第11册,'p33940)
◆ 1938 1月 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938年 6至 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
19382月,国民党想学共产党搞政治工作,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里成立政治部,像北伐时期一样,恢复国民党的政治传统。但政治部的权力不能放,所以部长职务由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担任。但是要把政治部办好,没有共产党人又不行。蒋介石比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决定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1938 年年 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 周恩来的领导下, 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明:《中共五十年》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P192)
1938 3月 月 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抵达莫斯科,1938年 年 4月 月 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1938 4月下旬,毛泽东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p175-76)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1938年 年 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 年 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
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1938 年年 11月 月 日至 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烦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
1938 年年 11月 月 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为攻占意识形态阵地,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
1941622日,德国入侵苏联。毛事先就知道相当准确的德国入侵时间,也通报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将袭击苏联……日期——一九四一··二十一 !〔粗黑体为原文〕」这是季米特洛夫唯一记载的警告。情报是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等获取的。克里姆林宫感谢了中共。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是了解的,他们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使他们不时发生冲突,但共同的长远利益把他们连在一起。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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