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32)四一二政變
「整理黨務案」及「寧漢分裂」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加入本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保管，中共对这些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另一方面，凡国民党员未经许可，脱党之前不得入其他党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组织行动，不能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等等。这就是所谓「整理党务案」。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傭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斗殴。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斗地主不但斗到北伐军官兵的家里，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头上。邹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北伐军打到湖北来，委任的地方官员中，共产党员不计其数，反倒把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韵湘、郭聘伯等本党同志关进班房。既然红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于是，你杀我、我杀你，冲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田地撂荒，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季山嘉回国以后，鲍罗廷又来了。在这位洋大人的操纵下，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齐聚江城，乘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因迁都而停止办公之机，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徐谦为主席。
民国16年1927年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当时以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中心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人士主张容共并拥戴汪兆铭。
1月4日，数十万中国民众冲入汉口英国租界，英国军警被迫撤出租界。1月6日，英国九江租界发生同样的冲突。英国最初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国民政府有预谋的对英国挑衅，因此号召其他各国出兵上海以表达维护租界的决心。1月6日、7日各国达成决议除原先租界兵力外英国增派3300名兵力，美国出兵1400名，日本增派300名。(參：吕芳上，北伐时期英国增兵上海对华外交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期)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3月10日， 在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左派主控下，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中正北伐途中剥夺了蒋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
随着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鲍罗廷一伙开始抢点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敌愿意投诚、无意再战的情况下，为抢桃子，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2700人的工人武装；
3月24日，任命程潜为江苏省主席，委员15名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委员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组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接着又在4月1日改组省政府，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10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中正决心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的解决办法，建议蒋介石亲自去武汉说服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蒋乃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遂率领一批国民党人于南京另组政府，是谓宁汉分裂。
南京事件
3月23日，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军中央军所属的江右军部队抵达南京，张宗昌指挥的直鲁军退入南京城内，随即在下关渡江北逃。当晚，未过江的部分直鲁军溃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抢劫活动，但除两名正在街上行走的外国人及两座已撤空的外侨住宅外，直鲁军并未袭击其他外国目标。
3月24日晨7时许，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从上午9时许起，进入南京之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林伯渠），共产党员），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參：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在抢劫过程中，江右军长官和政工干部曾赶到日本领事馆和美孚油行，命令和劝告抢劫者离去，从他们采取的制止方式判断，抢劫者属于友军或本军，而不是「逆军」。 江右军司令程潜在报告中也承认「此次克复南京，不图有反动分子，勾结地方流痞及逆军溃兵，并煽动少数不肖士兵，有掠夺危害外侨生命财产之事」，承认有江右军的「不肖士兵」参加了抢劫。中国记者事后调查报告也称江右军士兵是肇事祸首。
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參：《昭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南军暴行情况》，《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6。]
《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中称，『有湖南口音兵手舞枪支大声言「有要发洋财者统随我去抢」，于是车夫流氓等，千百成群，附之而入外人之教堂学校医院者』。此外，江右军一些部队，如第40军贺耀组部，在1927年1月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就已有抢劫外侨的先例。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此次事件被稱為三·二四惨案。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在南京事件中，外国侨民死亡人数为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另有英舰「绿宝石」号上的一名英国水兵在江右军发炮还击时阵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中方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 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一说伤数百人。（參《南京市总工会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1927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藏；《申报》，1924年4月7日；《革命文献》第14辑，罗家伦著，606-607页、612-615页。）
江右军首领程潜和张辉瓒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次日发出的报告中称，抢劫风潮是残留城内的「逆军余孽」和「地方流氓」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干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也宣称南京事件祸首是直鲁军宣传队的何海鸣等人「乔装南军」所为。
但是，南京事件的排外和抢劫风潮发生在江右军全面占领并控制南京之后，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如果全系溃败的直鲁军所为，是不可能的。遭到抢劫的外侨也指出，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也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美国国务院档案，U.S. Dept of State: Records of Depaitment of states Reatl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9-1929. M.329; H.G.Woodhead: the China Yearbook, 1928, pp 723-726.〕
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
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认为是中共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在吸引列强介入北伐来打击蒋中正，若蒋对列强妥协、道歉，亲共势力就可借题发挥整肃国民党右派；若不妥协，更能让蒋嫡系部队与列强兵戎相见，达成消灭蒋中正的目的。[參：卫藤沈吉著作集，第3卷，东方书店]
1927年4月6日，日本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4月11日，日、美、英、法、意5 国驻武汉领事反诬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这时候，尽管苏俄关于在中国应「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来挑起各国干涉的绝密文件，还没有被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来，但蒋心里清楚得很，南京事件显然是有人做手脚，企图让列强与国民党打起来，以坐收渔利。蒋中正指责军中共产党人挑动排外仇杀。
康有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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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青島故居 |
◆3月18日康有为因躲避北伐战乱，从上海抵达青岛。3月29日参加同乡宴，宴后呕吐，康的弟子、同乡吕振文的儿子说，吕振文在座时目睹，当康有为喝了一杯橙汁后，脸色大变，直说难受。吕振文迅速用马车将康有为送回寓所。经日本和德国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月31日凌晨4点30分，康有为七窍流血，不久就死在了门生李微尘的怀中。他死后才三天，他的三岁幼女康同令亦夭殇。(吕振文于1938年变节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
关于其死因，其女康同壁生前坚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罗仪凤文革中所写的一份交待材料称康氏「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则认为「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康氏弟子吕振文临终对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故而遇害。此外还有慈禧馀党暗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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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 |
註：康有為是筆者外祖父（方姓 ）生前的好友，在上海時曾寫了一副對聯送他，民國末期我外公的一個所謂朋友說要借去「看看」，他當時也太相信別人了，從此對聯就不翼而飛了。
四一二政變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
「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上海《申报》1927年4月7日《本馆要电二》中《奉军大搜俄使馆——现尚在看守中》：『今日奉军三四军团部宪兵警厅侦缉队便衣探共三百余、衣上悬红绳为符号，携械入东交民巷，包围苏俄大使馆毗连之中东路局驻京办公处及远东银行。』根据报道，这次一共搜出了步枪手枪四十支、数十枚炸弹，还有很多宣传品，一共抓走了24个中国人、30个俄国人，这些人都在警察厅关押着。其中，这些人里也有李大钊。随着事件的发展，紧跟着的新闻中则披露了随后俄使馆也被搜查了，被逮捕的人数持续上升。
同一天，《申报》的新闻继续跟踪这件事，有个新闻标题为《李大钊亦被捕在内》，这个新闻细节非常详尽，搜查当天，「先将各门防守(控制)，而后拥入(俄使馆)，闻有枪声一响」，一声枪响之后，有一个俄国人被拽了出来，随后被押送到车上载回了警署。当搜查的消息传出去后，有很多中国人、外国人聚集在大使馆门口围观。据这些围观者的描述，被拘的人从使馆里押出来时，其中大多数「安静步出」，只有几个人抵抗特别厉害。伴随着闹哄哄的搜查，人们正不知所措时，突然不远处起火了，原来是「前俄卫队所驻之屋忽然起火……」有人怀疑这是俄国人自己点的火，为了防止搜出什么。结果当火被扑灭后，奉军果然从屋子中搜出了很多小红旗。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同上，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同上，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 同上， 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412政变」。
北伐軍即將佔領上海时，中共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同时，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再者，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 南京事件一波未平，武汉政府又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伺机逮捕蒋介石。这份密令，系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缝在衣服内，于3月27日启程从汉口去南京送给程潜，可惜迟了一步，蒋已于昨天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怎么办？武汉方面心生一计，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也就在这一天，南昌又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3月26日，蒋介石乘兵舰从南京顺江而下，直发上海，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面示了清党决心。1926年至1927年间，亦即北伐进行期间，国民政府因为「容共」或「清党」两种意见的冲突，而造成内部分裂。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1日，蒋中正和汪精卫在上海会面讨论共产党问题。蒋请汪共同「清共」，遭汪拒绝。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订立「清党原则」及组建「清党委员会」，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罪状
中国共产党受卢布之豢养、奉第三国际之命令、叫嚣隳突、向为国人所不齿、及民国十一年秋、共产党徒陈独秀等声称愿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信仰本党主义、谨守本党党纲、服从本党纪律、本党总理素抱既往不咎与人为善之怀予以容纳、彼等寄生其中、渐形滋蔓、置本党之主义党纲纪律于不顾、仍惟卢布之豢养是重、惟第三国际之命令是遵、破坏本党之言论举动、层见叠出、各地同志及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力主曲突徙薪、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加以严重之训令、彼辈犹怙恶不悛、于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于西山 总理灵前、决议开除共产派在中国国民党之党籍、不幸我纯粹同志之间、对于此种议决、尚未一致执行、彼辈乃随革命军之进展、得益张其凶燄、不惟本党基础、日濒危境、即国家社会、亦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同人根据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付托、奔走呼号、不敢告劳、特胪列共产党破坏本党破坏国家破坏社会之罪状如左、
一、破坏本党之罪状、共党分子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自有忠于本党之责任、而彼辈何如者、其对于主义也、既借口民族自决、世界革命、以破坏民族主义、借口无产专制、以破坏民权主义、借口阶级战争、以破坏民生主义、复谓阶级战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即本党之主义，更谓祇问革命、不问主义、离奇怪诞、故与总理三民主义演讲违背、至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一语、自有真谛、彼辈忽而利用、谓民生主义即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忽而仇视、谓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甚至征求党员之启事、抛弃民族民权、仅云达到总理民生主义之目的、今则打倒三民主义之口号、公然呐喊、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公然张贴矣、其对于党史也、既云辛亥革命、为单纯排满运动、又云民国十三年以前所流之血为兽血、视死如归之先烈、蒙其侮辱、硕果仅存之同志、被其谩骂、而双十节改为警告节、双五节改为马克思纪念、种种拟议、均为消灭党史之明证、其对于总理也、欲以爝火毁日月之明、总理电吊哈丁、诋为忠孝洋大人、总理北伐、诋为避免与英帝国主义冲突、总理北上、诋为与军阀妥协、迨总理逝世、彼辈阳为追悼、阴行庆祝、进而加马克思列甯遗像于总理遗像之上、蒋介石同志所谓污蔑总理人格、抹煞总理历史、洵确论也、其对于同志也、离间挑拨、今日曰某也左派、莫也右派、明日则自居为左派、而指非共产分子之同志悉为右派、更有所谓旧右派、新右派、极右派中派、种种名词、借乙之力以倒甲、甲倒而乙为刍狗、借丙之力以倒乙、乙倒而丙又为刍狗、如是递嬗、靡有穷期、是以纯粹同志、囚者囚、逐者逐、凡窥破其狡谋者、又以勾结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反革命不革命反动分子反动派等、莫须有之罪名加之、工界中坚、反指为工贼、军界领袖、反指为独裁、最近则畴昔扶助彼辈之同志、不曰代表封建思想、则曰昏庸老朽、而投机取巧攘权夺利之徒、彼辈正如胶漆之相投也、凡兹言论举动、绳以纪律、死有余辜、何况去年三月之中山舰案、今年三月之武汉会议、其罪状尤暴露无遗乎、
一 破坏国家之罪状、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临终遗嘱、致力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受屈民族必须先将我民族自由平等之地位恢复后、方可讲世界主义、孙先生更于民族主义演讲丁甯诰诫、本党纯粹同志、懔此遗教、继续奋斗、瞬越两年、共产党辄唱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须服从第三国际指挥、苏俄是工人的祖国、列宁是我们革命的导师、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鲍罗庭万岁、种种口号标语、缘之而起、其操纵之湖南伪党部通电拥戴鲍罗庭、卖国无耻、已视韩国之一进会为甚、更公然谓孙先生联俄、非拟平等待我为标准、奴颜婢膝、恬不知差、复日思对外暴动、以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战、若恐中国覆亡之不速、其手段且较石敬塘、秦桧、张邦昌、吴三桂等为卑劣、外蒙名为独立、实则为俄附庸、彼辈乃曲引承认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一语篇之弥缝、殊不知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规定于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曰国内、曰政府、界限何等明了、而共产党操纵之武汉会议、借本党之名义、承认与外蒙互派代表、如是自次、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共产党虽欲尽与中国之版图、献诸苏俄而不可得矣、其他如俄国归还侵地、仅悬虚文、把持中东路、见诸事实、彼辈更掩护不遗余力、祸机所伏、共产分子之人心、悉归化于苏俄、而全国版图、将为列强与苏俄所瓜分、打倒帝国主义，亦不过其口头禅耳、结果则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之囊中物、盖苏俄为柔性之帝国主义、其他各国为刚性之帝国主义、吾人以反抗帝国主义为职志、在排除任何国家之政治侵畧、经济侵畧、彼共产党即为政治侵畧经济侵略之伥鬼、亦云打倒帝国主义、直掩耳盗铃矣、
一、破坏社会之罪状、民众运动、为社会改造所必经之过程、频年以来、民众觉悟、局外从事反抗帝国主义、对内从事打倒军阀、如怒潮春笋、不可遏抑、苟无共产党破坏其间、则残余军阀、崩溃在即、节制资本、发展实业、人民精神上物质上之生活、日即于充足均匀、有可断言者、乃共产党专以牺牲民众利益为能事、煽惑欺骗无所不至、死者、吾纯洁之民众也、伤者、吾纯洁之民众也、失业者、吾纯洁之民众也、而深居简出之共产党、则藉是以领俄国之津贴、募国内之捐款、腰缠累累、而死伤与失业者鲜闻稍获其余沥 凡遇民众运动、莫不如是 京汉路工惨案、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其尤显然者也、最近上海罢工、数百青年工人死于鎗刀之下、直接杀之者李宝章、间接杀之者共产党、以共产党给青年工人以李宝章已允许演讲散传单、青年工人乃不及正当防御耳、我四万万人中、农工为数最多 其处境亦最苦、亟须改良待遇、提高地位、毫无疑义 顾农工之指导、有赖于知识阶级、农工之发展 有赖于中产阶级 合之则俱利、离之则俱伤、共产党以打倒知识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为幌、拆散知识阶级资产阶级与农工联合之阵线、复以该党之流氓地痞、把持总工会、农民协会、擅设纠察队劫制羣众、任意骚扰、任意拘捕、任意鞭挞、任意杀戮、任意牵缚游街、任意没收货物、任意敲诈商民、任意压迫自由、贿赂公行、睚眦必报、有绅背劣、无土不豪、而真正农夫工人、田不得佃、工不得作 复困之以会金月捐 重足侧目 誓与偕亡、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偶尔取缔、则诬为摧残农工、鼓动罢业、以致交通阻塞、商肆停闭、物价飞腾、金融枯竭、军饷拮据、庠序鞠茂草、礼义廉耻荡然无存、革命军甫临上海、各界喁喁待治、及共产党挟伪市民政府与武装纠察队以横行、布流言蜚语以恫吓、租界如遇大敌、市民顿现恐慌、长此以往、固有生产、胥将废辍陵夷、更无产之可共、而乃招摇于众曰共产共产，是不啻先掠入之饼为已有 而画饼以充人之饥也、共产党破坏本党、破坏国家 破坏社会之罪状、已如上述。同人力薄能鲜，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贻误本党、兼以贻于国家社会、自惭无地、积疚弥深、差幸本党纯粹同志、烛奸虽有后先、御侮尚无彼此、国人以爱国家爱社会之故、表同情于本党、匪伊朝夕、所望声应气求、作中流之砥柱、焦须烂额、救大厦于焚如、用掬诚悃、惟国人共昭鉴之、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于是，黑道和白道联袂登场，上演一部精彩大片。所谓「黑道」，即上海滩上有名的三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门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谓「白道」，是指白崇禧。有白崇禧的坐镇指挥，又有黑社会的出面帮忙，白道黑道都有人，还怕你鲍罗廷不成？蒋总司令便于4月8日放心大胆地带着他的第一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潜。
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严词指责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历数其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4月11日夜，与张作霖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先调虎离山，诱捕汪寿华，扣留周恩来；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计，当帮会的弟兄们正大肆围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等主要据点之时，驻军闻讯赶来，以制止械斗为借口，下了双方的枪，然后一拥而上，乘机占领了这几处党卫军的大本营，变脸之快，让对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 广西、广东等地也开始武力清剿共产党员。此为「四一二事件」。
『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这句话，出自于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的回忆录，当时他正在上海，应该具有可信度。
第二天，4月13日中午，数万名工人上街游行，在经过湖州会馆时，要求驻军撤退，不答应就硬冲，结果一冲还真的冲进去了，重新夺回自己的总工会大本营，把枪杆子吓得掉头就跑。「由于这次傥来的胜利，使得群众们更形疯狂，尤其，也让共产党人误会了东路军仍将忍让为先，他们不会开枪抵抗。」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中记载「下午（4月12日）一时，闸北工人二千馀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此事件标志著清党的开始。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杜月笙传》相关记载：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请他们改道！〞〝万一他们不肯呢？〞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清党第一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滥杀滥捕。各地右派国民党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凭穿著与发型判断所谓左派分子和中共党员，稍有不合，便予捕杀。而在军队中，也开始了无端滥杀。比如福州四。三事件，当日国民党右派举行清党示威大会，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发言，力斥其非，右派分子竟将其绑缚，剥去军装，游街示众后在万寿桥头杀死，投掷闽江。又如福建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 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人，本就是国民党员，是否是具有中共身份的跨党分子根本不清楚，就已笼而 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干脆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 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象这类滥杀事件，在当时层出不穷，显然是得到蒋等人的鼓励与支持的。
一些基层国民党人上书南京总司令部，恳请说∶「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 些国民党人的想法只是幻想，而且后来的第二阶段清党，也将清到这些人头上了。
对这一局面，天津的《大公报》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 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 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 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
然而清党之局面，亦非一夕造成，杀戮既开，收刀就难了。第一阶段之清党，以国民党杀共产党为始，继以国民党杀国民党为辅，最后谁是共，谁是国，一概混沌，终演成乱杀一气之局面。对此惨象，连最支持清党的白崇禧、周凤岐（412事件的指挥者， 原军阀部队浙军的师长）也感到困惑与不满，并向蒋提议规范清党活动，不要「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而国民党内右派代表如张静江这样最先提出武力清共的人物，此时也提醒蒋「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是这样形容清党的∶『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 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第一阶段清党的后果，是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混乱杀戮，结果不但造成国民党内思想的大混乱，人员大损失，也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感与谴责。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著第二阶段清党的开始。
第二阶段的清党，其指导原则也是混乱不堪。清党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 几乎毫无标准可循， 按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共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无非是使国民党内各派系或私人之间因各种恩怨而相互攻击，互相拆台，甚至彼此杀戮。过去在北伐战争时期投身农工运动的国民党员，此时成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报复对象。
更有甚者，即使是清党委员会人员，也可能一夜间变为被清的对象而遭不测。如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若非其为「天子门生」，得蒋介石亲自过问而免于一死，早就被枪毙了。而其他人则未必有此好运，如∶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 发，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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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与工人武装冲突死亡的国民革命军26军三名士兵 |
清党运动发展至此，连清党委员会也控制不住了。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大公报》 称∶「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平 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这一阶段之清党，被害之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不在中共之下，上海国民党部甚至愤而发表宣言说∶『…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 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 运动固如是耶？』
清党一旦开始，则意味著与中共的决裂，蒋为对抗武汉政府，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即使冤杀上十万国民党普通党员，也并无悔意。清党的结果，自然是蒋在国民党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势与地位，但对于国民党来讲，导致的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崩坏，人员大损失，恐非蒋之本意，固然从此独大，但人员结构与北伐前迥异，农村党员、基层党员、青年党员，十不存一，而原为革命对象之地方豪强、帮会、军阀势力，则进入党内，并取得极大权力。
◆4月14日，武汉政府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意驻汉口领事递交答复照会，承认「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之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为严禁……」，并列举五卅惨案和沙面惨案中英法等国水兵枪杀中国人民之事，以示抗议。在照会的其余部分中，武汉国民政府提出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事件元凶，若出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则对侵害外国侨民的行为进行道歉。此外照会还允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提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蔣在上海清共成功后，发布了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
1922年6月，李富春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1月，李富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间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同年夏，李富春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参加北伐战争
林祖涵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林祖涵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21年1月，林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此后林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林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4月17日，「宁汉分裂」。蒋中正等人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跟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汪精卫在武汉继续执行「容共」政策，并讨论针对南京展开「东征」。
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4月，共产国际开会讨论，决定迅速指挥中共，开展武装斗争。要中共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目下，展开农民革命。
◆4月27日，共产国际密令鲍罗廷指使中共完成以下任务：
1，改组武汉政府，增加中共的领导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选拔中共的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
3，武装两万中共党员。
4，选出五万工农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代以中共党员或彻底的国民党左派。
5，成立法庭，严审右派及反革命份子。
6，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财产。
（引自张玉法：《中共现代史》第413页）
4月29日的《申报》报道《李大钊等已执行绞刑》：「今日(4月28日晚8时，因为新闻报道有滞后性，所以报的是前一日的事情)，军法判决绞毙李大钊等二十名，已执行。」和李大钊共同被剥夺生命的，还有其他十几人，报纸上详细列出了名单，有「谭祖尧、谢伯俞、邓文祥……」其中还有几位女士，李银莲等也都在地方厅看守所绞毙。
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节录 ）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文《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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