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31)中山艦事件
蒋介石阴谋排挤汪精卫、打击共产党的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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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豐艦 |
其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以及黄埔军校校长，两人皆是响当当的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国民党政府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俄为师，苏联顾问在政府中的决策举足轻重。
鲍罗廷为苏联总顾问，季山嘉是军事顾问。蒋介石与他们有矛盾。矛盾的原因，除了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来后，对苏联产生了看法，还集中体现在双方对北伐问题的分歧上。鲍罗廷从中国北方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而蒋介石认为军事斗争是首要任务，要进行北伐，铲除「军阀」，进而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未竟之业。
国民党号称北伐是为了打倒军阀，说穿了实在可笑，因为孙在广州建立的军政府作风根本无异于军阀。当时南方有粤系，桂系，滇系，就和北方有直系，皖系，奉系一样！1920年，当直皖战争在北方爆发，南方也打起了粤桂战争。凭什么就只有北方军队打仗算是军阀混战？
既然彼此都是军阀，孙其实没有任何推翻北洋政府的正当理由。他坚持另立中央，图谋取而代之，除了为一己的权力欲，还能有什么原因？很多人看不出他的权力欲，是因为他曾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殊不知，那时革命党皆主张与袁议和，他为形势所逼，又没有听他指挥的军队，只好表现风度。
后来他想尽办法建立自己的武装势力，就是想夺回不甘心让出的大总统职位，甚至不惜勾结苏联。倒是所谓的「军阀」吴佩孚拒绝与苏联合作！
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和西山會議派的陰謀
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共同对付汪精卫，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府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这两个国民党的右派组织一直就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介石分家。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多年來撲朔迷離，眾說紛紜。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欧阳钟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欧阳钟是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由于这层关系，他与海军局也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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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格 |
一直觊觎中山舰舰长之位的欧阳格，散布流言恐吓舰长、其堂兄欧阳琳，使欧阳琳逃匿香港。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到广南船坞，将正在那里修理的中山舰上受欧阳格挑拨的13名内讧的士兵缴械扣押。三天后，中山舰修完下水，恰逢海军局俄籍局长斯米诺夫奉调回国，而中山舰自欧阳琳不辞而别后无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参谋厅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身兼四职，忙不过来，便建议汪精卫正式任命暂代理舰长之职的章臣桐为中山舰代舰长(实际行使舰长之职)，并请第二师调兵一排上舰驻守，以加强保卫。
当时粤省沿海和内河一带走私严重，海军中部分不法分子勾结走私贩子，私收过境船货保护费。尤其是大盐贩，公然将私盐运到沙角炮台交货，再由内河军舰运到广州赚取巨大差价。海军局军舰曾几次缉拿走私船只和人员，得罪了以陈肇英为首的一些国民党海军元老。为此，共产党广东区委怕影响国共两党的关系，区委书记陈延年曾给予李之龙警告处分。据说，欧阳格和陈肇英曾因此事到蒋校长面前告李之龙的状，但蒋对他们不屑一顾，摆明是支持李之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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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格 |
『中山舰事件，为蒋校长裁制共党之一种表现，固为人所共知。原来蒋校长之蓄意裁制共党，已非一日。自蒋校长办黄埔军校以来，共党在广东渐趋优势，而在黄埔军校为尤甚。当时黄埔军校方面，共党颇为猖獗，对于不同情共产主义之份子，动辄加以右派之恶名而加以压廹。时学校方面俨然成左右对峙之势，而且各有组织。共产分子除共产党以外，尚组织有公开活动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反共产分子，则组织有孙文主义学会，青会与孙会，暗斗极烈。时共党较为得势，故孙会颇受青会压迫。孙会诉诸蒋校长，蒋校长以容共为总理所决定，当时未便更改，但对共党分子之猖獗，亦颇不满，故当时曾下令学生之隶藉共党者，须至特别党部登记。但在事实上，共产分子无一人遵命登记。两次东征凯旋后，左右两派之冲突愈甚，蒋校长乃决定以实力制裁，此中山舰事件发生之由来也。』
〔 黄豪： 中山舰事件的眞相〕
奇怪的調艦齡
在中山舰事变之前，敏感的蒋介石，一直处在悲愤、猜忌之中。蒋介石十五年(1926年)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下午，与静江兄叙别，谈本党与个人处境之难，不禁感慨系之。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务尽其能，可不谓艰险乎。
二月二日：晚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干部开联席会议，解决双方干事互入两会，惟高级官长，须令其退出也。
二月二十七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
三月五日：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当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乎。
三月十日：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所显明……
三月十五日：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核心，天下事不可为矣。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听命于苏联。而苏共时不时与南北军阀眉来眼去，对中国革命路径拿捏不定，但主要依靠的势力还是中国国民党。
◆2月，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离开中国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中山舰事件前一月，蒋因不堪党内纷争，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开始汪精卫并不同意，但禁不住蒋坚决要求，为了缓和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了他的请求。此时刚好有一艘装载军火的俄国商船将来广州， 王柏龄、欧阳钟与其叔欧阳格密谋，利用蒋介石与汪精卫及共产党的矛盾，散布流言：因蒋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怂恿汪精卫除掉蒋—— 正好将蒋强掳上这艘商船，经海参崴押往莫斯科受审。
蒋介石申请赴俄疗养时，为试探汪精卫，曾提出希望汪夫人陈璧君陪同出国，想不到汪精卫一口允诺。3月15日，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想去苏联开开眼界， 按捺不住喜悦心情两次打电话询问蒋何时动身，并说汪先生也希望你速去速回。陈璧君催得越紧，多疑的蒋介石益发认定坊间传言非虚，看来他们是要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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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之龙 |
蒋介石先下手為強，1926年3月18日，为排挤汪精衛，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指使其盟弟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速派派中山、宝璧两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
◆3月18日上午八时许，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国民党党代表李之龙参加完陈公博主持的一个会议，收到一个急件，是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写的：
之龙局长大鉴：兹有三事，格不明就里，请兄教我。一、中山舰为何升火？二、闻第二师有军队在舰上，究竟在否？三、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
弟欧阳格 三月十八日上午 海军局局长李之龙
李之龙知道欧阳格为人奸诈，他此番写信，必有用意，至少应敷衍他一下，于是提笔给欧阳格写了回函：
格兄大鉴：大札拜读，不胜惶恐。现将所询，回复如左：(一)关于中山舰升火，已派人往查。(二)为安全计，第二师确有兵力两班驻舰。(三)据报，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希勿挂念。
弟子龙 三月十八日上午
复完信，李之龙找代理舰长章臣桐了解情况，章解释，中山舰升火是因为要检验船厂修理的烟囱和汽笛。两人分析欧阳格来信的目的，一致认为他在打中山舰的主意。于是李之龙交代章，要进一步加强舰上警备，各级人员严守岗位，如有歹徒阴谋夺舰，坚决镇压。
◆当日下午五点多钟，李之龙批阅完公牍，回到文德路上的文德楼，又收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送来的函件。李之龙拆开一看，内容如下：
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
职 邹毅 三月十八晚晚七时
李之龙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动用军舰？但既是奉蒋校长面谕，必有急事，不可耽误。于是写了两张内容一样的手令：「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书毕，一张当面交给同住一层的宝璧舰黄舰长，一张请黄舰长代交给也同住一楼但刚好外出喝酒的中山舰章臣桐代理舰长，并嘱他们立即执行。
◆下午，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接到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打来的告急电话，说一艘日本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现停泊在黄埔附近江面，急需派兵保护。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
『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饬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各原件，均同）孔主任，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赵科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2日、19日）
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孔庆睿认为情况紧急，来不及报告，打电话给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命赵速派巡舰一艘、卫兵16名前往保护。赵锦雯立即将命令下达给交通股。恰巧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在黄埔，赵便把股员黎时雍叫来，当面交待任务。当时军校有限的几艘巡逻艇或故障或外出，一时无船可调。黎时雍便向军校驻省办事处求援，反正顶头上司欧阳钟股长或许正在那里。
军校驻省办接电话的人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王事后陈述说：
『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交通股王学臣报告》，原件，1926年3月26日。欧阳股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还强调要派卫兵16名，今晚必须出动 。 军校管理科无舰可派，需要欧阳主任亲自去海军局交涉。
欧阳钟带着王学臣匆匆赶往海军局。海军局的人早已下班，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值班的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调舰事非小可，欧阳钟同王学臣一样，也耍了个小聪明，把阶梯又提高一层：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面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邹毅科长向欧阳钟要调舰公函，欧阳回答说事情紧急，来不及办理。邹沉思片刻，既是蒋校长和邓教育长的命今，军令如山，便匆匆给李之龙写了封公函，然后派传令兵带他二人去李局长公寓。
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欧阳钟报告》，原件，1926年3月23日）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但据李之龙的妇人报告，当晚，欧阳钟并未回办事处，而是到了她家 ：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馀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李之龙夫人报告》，原件，1926年3月31日。）
同夜10时馀，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季方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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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修復的中山艦 |
敬启者，倾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中山舰劈波斩浪快速前行，驶抵黄埔长洲岛。船甫停稳，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邓演达一头雾水，乃嘱该舰原地停泊，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略称：
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命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黄珍吾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另一头，海军局上午上班时，邹毅科长找李之龙局长汇报昨日之事，并报告日内将有苏联参观团要来白鹅潭参观中山舰，而蒋校长昨日已回广州。李之龙听罢，即挂电话找到蒋，向蒋请示：可否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原本就不知中山舰调动之事，接电话后，没好气地回答：「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这一通电话，弄得李、蒋二人都满肚狐疑。尽管李之龙作了解释，但一时也说不清楚。工作要紧，于是李之龙立即电令中山舰开回广州。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河否，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查团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省。（《李之龙供词》，原件。）
偏袒與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认为：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他忽略了蔣可以找人下令這樣手段更高明）
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才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只有了解他的这一身份，才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参：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6/千，《历史研究》，1988第2期；英译）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欧阳钟报告》，又，《欧阳钟供词》，原件，1926年3月31日。），有意含糊其辞。因此，欧阳钟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季方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回忆说：『在那年3月18日夜晚，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船，于虎门驶过来遭到水盗的劫持后，即驶来军校要求缉查保护。当时由管理处（军校的后勤机构）的欧阳格（科长级干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校长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要调两艘炮舰到黄埔军校来。』见《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34～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这里所说的管理科的科长级干部欧阳格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的误记，季方之女季明订正。）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蔣介石發動事變
此时是3月19日，事变前一日。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李之龙事先得到汪的指示要将一些水兵调离以防蒋重新夺回海军，而生性多疑的蒋则听到了一些谣言說汪精卫和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海参崴软禁，加上蒋身边的陈立夫、王柏龄、欧阳格等人乘机挑拨离间，遂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政变。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九点十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
是日中午，本来有午睡习惯的蒋介石睡意全无。上午李之龙的电话，让他更坚信了汪精卫和苏俄、中共要共同对付自己的猜想。经过一番权衡，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先去汕头暂避风头。汕头是他二次东征发迹之地，又有何敬之(应钦)的部队驻防，可确保安全。蒋处理完一些事务，立刻命令备车，并拉上了刚好来看他的亲信陈立夫一起上车，直向天字码头驶去——那里有开往汕头的日本海轮「庐山丸」。
一路上，蒋介石铁青着脸，任凭陈立夫如何劝谏，就是不动声色。其实蒋内心也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快到天字码头时，他突然大喊：「停车，回去！」踌躇再三的蒋介石，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拉开了发动事变的序幕。蒋介石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定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此说误，当时朱德尚在莫斯科。），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陈公博：《苦笑录》，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参阅陈立夫：《北伐前馀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文心珏：《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陈公博：《苦笑录》，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参阅陈立夫：《北伐前馀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调动武装部队，首先包围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以及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又派公安局长吴铁城率一部分武装警察包围汪精卫的住宅，美其名曰「保护首脑」；再派蒋鼎文占领海军局，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兵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并指定欧阳格取代章臣桐，任中山舰代舰长。蒋介石又亲自电话命令第一军所属的各师、团长，要他们将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二师师长刘峙率领部队配合行动。
『三月二十日上午三四点钟（尚未黎明）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武装兵士（第一军军部特务营），将惠州会馆周围包围，并将守衞纠察队缴械，禁止一切人等出入。那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不在会内，而误会实际负责人邓中夏李森等则均在会内，乃由邓以电话询衞戍司令部，无如此时各处电话已均不通。至黎明七时，惠州会馆附近形势，始稍缓和。』
『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他的公馆即在大东路中央党部对面，平时有衞兵数十人守衞，军政党各方面要人之出入其公馆者颇多，以故门庭如市，一般人认此为广州政治中心。二十日上午三四时，大东路上突来大批武装兵士（亦系一军特务营）将鲍公馆包围，禁止出入，唯衞兵之械未缴，此鲍公馆与省港罢工委员会不同之处。鲍公馆面对中央党部，左邻东较场，斜对通黄花岗白云山之大道，此时东较场及红花岗附近，均密布军警，形势极严重，至下午，情形始为缓和。』〔 黄 豪： 中山舰事件的眞相〕
凌晨三点，在夜幕掩护下，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欧阳格率领下，强行登上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共产党员，宣布由欧阳格接管军舰。
李之龙的寓所位于文德路上的文德楼二楼。这里是广州国民政府有相当地位的人物的寓所，一向戒备森严。下半夜，新婚不久的李之龙夫妇正在甜蜜的酣梦中，突被一阵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军人出身的之龙敏捷地翻身下床，尚未着衣，欧阳格率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已破门而入，将其双手捆绑，口塞毛巾，簇拥着押下楼去，旋即到达万福路的第二师办事处。李之龙这时才发现，原来同住一楼的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亦已被扣押在此。
◆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据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10月1日出版，发表时署名浮海。）。
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风雨五十年》，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98页。）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中山舰事件，为蒋校长裁制共党之一种表现，固为人所共知。原来蒋校长之蓄意裁制共党，已非一日。自蒋校长办黄埔军校以来，共党在广东渐趋优势，而在黄埔军校为尤甚。当时黄埔军校方面，共党颇为猖獗，对于不同情共产主义之份子，动辄加以右派之恶名而加以压廹。时学校方面俨然成左右对峙之势，而且各有组织。共产分子除共产党以外，尚组织有公开活动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反共产分子，则组织有孙文主义学会，青会与孙会，暗斗极烈。时共党较为得势，故孙会颇受青会压迫。孙会诉诸蒋校长，蒋校长以容共为总理所决定，当时未便更改，但对共党分子之猖獗，亦颇不满，故当时曾下令学生之隶藉共党者，须至特别党部登记。但在事实上，共产分子无一人遵命登记。两次东征凯旋后，左右两派之冲突愈甚，蒋校长乃决定以实力制裁，此中山舰事件发生之由来也。』〔 黄豪： 中山舰事件的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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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豐艦 |
中山艦事變衝擊波
◆事变之后，汪精卫忧愤交集。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时报》，1926年3月30日。）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日记云：『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3月22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汪当着与会的党政大员劈头盖脸骂得蒋面红耳赤，不敢抬头。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几天后，对政局失望之极的汪精卫干脆一走了之，隐匿在广州荔枝湾，玩起了失踪。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陈璧君：《致介兄同志书》，原件，1926年4月1日。）
蒋介石在党内党外及部分军队实权派人物的压力之下，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自请处分呈文」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
……惟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25日，蒋介石日记云：「4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馀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馀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馀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馀之事业，馀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呜呼！是何居心欤！」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ＣＰ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46页。）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和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苏联软禁的一个阴谋，况且事变之后，蒋介石并未很快转变他左派的面目。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各派势力互相博弈，迟早会酿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不过主角未必会是蒋介石罢了。
其间，汪精卫读到了中山舰事件当天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3月31日。）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汪精卫给蒋介石写信的第二天，陈璧君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为汪精卫的准备出国提出了一项新理由，即可以使蒋介石「反省一切」。函称：汪精卫的病，固然在于肝、心、甜尿等症，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剧烈，「思之思之，不得已乃出于一行，固以疗病，亦足令兄反省一切，过去、现在，并勉力于未来也」。信中，陈璧君并对蒋介石提了一条看似平淡而实则语气严厉的意见：
兄平日好阅曾国藩《家训》，此书不但不能福兄，只有诱兄日即于伪，掩其天赋之良好、真纯之精神耳。
函末，陈璧君对蒋介石说：见到此函时，您是发怒扔到厕所里，还是作为座右铭，「均所不计」，云云。
◆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的施存统認為，汪精卫本欲免蒋介石的职，用谭延闿、朱培德同志的军队去打倒他。那时因为民众莫明其中真相，汪同志恐因此弄巧成拙，反惹起党内纠纷，民众怀疑，故此举未实现。而汪没有办法，以致托疾辞职。据苏联驻华使馆代理武官拉宾事后向莫斯科提出的报告及当事人回忆：汪精卫原本主张联合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组成「反蒋联盟」，以武力打倒蒋介石。但苏联方面不仅不支持这一主张，反而撤去原先最积极支持汪精卫的顾问季山嘉（即古比雪夫）等，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不能与蒋介石抗衡，因此，汪内心不满，负气出走。
汪精卫对于苏联方面决定向蒋介石让步感到意外，「委屈」，认为自己「丢人现眼」，「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没有告诉苏联人就「蜷缩起来」〔參：李玉贞《从俄罗斯密档看中山舰事件》〕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为了继续显示自己革命的决心，蒋介石在打了左派一拳后，回过来又打了右派一拳。不久，他便先后下令逮捕中山舰事件的肇事者欧阳格、陈肇英，拿办吴铁城，不理古应芬、伍朝枢，并多次痛斥国民党极右政治集团西山会议派。4月16日和17日，蒋分别下令解散黄埔军校内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饬令军警驱散右翼团体的游行抗议。
而苏联方面，也以未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撤了季山嘉的军事顾问之职，并把他召回国问责，搬掉了蒋介石心头的一块大石。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们是晴天霹雳，对在上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来说，也同样如此。以「中山舰事件」发轫，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接二连三地打击了他的政敌，成功地跃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位置，为他今后成功北伐，扫清军阀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山舰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汪斯时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与蒋校长同为广州政府之柱石。汪之去国，实由于与蒋之冲突。盖三月二十号之中山舰事件，实为一鲜明之反共政变，而汪氏当时，实为同情于共党之人物。当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初，汪绝不知情，仅由蒋在汪前表示裁制共党之意，汪期期以为不可，而中山舰事件，乃突然于三月二十日发生。此事予汪以打击特深，盖汪自以身为国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为政府最高负责人，而蒋之动作，事前并未得汪同意，颇引为难堪也。但一时反共空气，非常浓厚，汪亦无法挽回，汪氏处此，不能不出于一走。』
『中山舰事件既为对共之一种压迫，故共党颇受打击，而高语罕则首当其冲。高为留学德国之共党，在共党内初无显赫地位，唯因其与陈独秀同乡之故，在共党内亦有相当发言权。当彼于游德归来之际，适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即代表留欧支部参加，颇出风头，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监委。时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邓与高在德国认识，交谊颇深，故高即入黄埔军校任事，任入伍生部党代表，地位极为重要。蒋校长之待遇高氏，亦优礼有加。但高为人爽直，出言不慎，常有触犯他人处，故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高即首被免职，离粤至港。』
『第一军中之政治工作人员，大多系由共党担任，中山舰事件以后，第一军之政治工作人员，全部撤回。但一时又无法安置此一批Ｃ字型大小英雄，不得已，乃于广州市之大佛寺，创设高级政治训练班。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该班主任，第三师党代表鲁易为该班秘书，实行开课训练。』
『广州之中央党部，在中山舰事件以前，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如五个常务委员，共党占去二人（谭平山林祖涵），此外各部处之主持人，主要者皆系共党分子，如秘书处在林祖涵支配之下，秘书处无秘书长，以书记长代秘书长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共党刘芬（伯垂）担任。组织宣传两部，为中央各部中之最重要者，乃组织由谭平山任部长，宣传部由毛泽东任部长。此外，如农民部长为林祖涵，工人部长胡汉民远游海外，部务实际由秘书冯菊坡负责；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为准共党，而秘书许苏魂则共党也；青年部由秘书黄日葵（共党）主持；妇女部由共党邓颖超主持。总而言之，当时中央大权，全在共党手中。中山舰事变以后，中央党部首先改造，谭平山去职，组织部长由蒋校长自兼（以陈果夫代理）；宣传部长代以顾孟馀；青年部长代以丁维汾；秘书处改书记长为秘书长，以叶楚伧任秘书长。此后之中央党部，共党势力乃大减。』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另一种大效果，即为黄埔同学会之成立。盖蒋校长鉴于数千黄埔同学，毕业后决须联络，非组织一同学会，不足以资团结，故有黄埔同学会之设立。会址即在中央党部内，由蒋校长自任会长，以曾扩情为秘书，刘仇西为总务科长，馀洒度为宣传科长，杨引之为组织科长。蒋校长创设此会之用意，原在联络学生情感，故用人行政，使两派平均分担，如曾扩情与杨引之为反共派，而刘仇西与馀洒度则共产派也。但同学会之成立，仍不能清除两派之隔膜。不久，黄埔军校中另有同情共党之左派形成，而左右两派之暗斗乃益烈矣。』
『当中山舰事件未发生以前，共党在粤，炙手可热，故投机者纷纷加入共党。及至三月二十号中山舰事变起，一般人见共党受压廹，不易发展，乃纷纷脱离共党，而表示忠于三民主义，此亦中山舰事件之结果也。』
黄豪： 中山舰事件的眞相
中共中央曾企图从莫斯科得到指导，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在归国途中经过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4月3日，《向导》所发表的伊文诺夫斯基对该刊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就是布勃诺夫对中共中央的谈话。自然，在他的影响下，只能根据既定方针依样画葫芦。同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中国革命势力的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99～10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张国焘到广州后，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斯切潘诺夫在报告中曾说：『关于蒋介石之个性，馀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会长等观察略同。』又说：『中国共产党亦同具此眼光，而完全赞成此种根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谓彼离去上海之前，中央委员会亦有此种决议，以为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苏联阴谋文证·广东事项类》，36、38页。）这里所说的从上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会长」或「主席」，当均指张国焘。
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5～6页，香港前卫出版社，1957；参见《彭述之选集》第1卷，72页，香港十月书屋版；《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36、38页。）
中共中央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以彭述之为书记。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 鲍罗廷取消返国计划，经张家口、库伦，转道海参崴，在那里和自莫斯科来的胡汉民等会合，于4月29日一起回到广州后，即面临着所谓「右派政变」问题。 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两种选择之一：「采取类似汪精卫在三·二○期间为应付局势，而已为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措施，即组成反蒋联盟，依靠联盟的压力，迫使蒋不屈服于国民党中反共派的要求」云云，显指中共中央的这一新的政策。
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
据谢福林向莫斯科的报告：三·二○之后，右派认为蒋介石向右转了，企图靠近蒋。但是，在4月20日蒋解除了吴铁城的职务之后，右派认为，蒋不可能投入自己的怀抱，因此，开始接近李济深和其他各色广州将军们。李济深曾有可能被争取过去，但在胡汉民回国之后，右派便将胡看做自己的头目和组织者。报告说：
右派利用汪精卫不在的机会，没有通知国民政府，计划为胡汉民的到来举行精心安排的庆祝典礼，向其致敬。他们甚至准备为他建立一座凯旋门，并且举行示威以支持胡汉民成为政府首领。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宣言，同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他的报告和宣言表明，他不想和我们合作。他秘密地会见了伍朝枢、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和其他反动派，并且使李济深、陈铭枢和其他广州将军们站到自己一边。他告诉蒋，鲍罗廷将开始解决三·二○事件，怂恿蒋逮捕鲍罗廷，试图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Wilbur and How: 〖WTBX〗Missionary of Revolution, pp.717-718.）
谢福林的报告并称：右派正在散布共产党即将「共产」的谣言，并且正在煽动银行家和商人罢市，结果，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极大地扰乱了政府的财政。报告特别提到，5月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分别组织示威，孙文主义学会的潘佑强和杨引之被打得半死。最后，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成员。5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谢福林的报告系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写成，显然，上述内容反映的是鲍罗廷对广州形势的了解和分析。
鲍罗廷回到广州之际，蒋介石颇为惴惴，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蒋介石分类日记·党政》，1926年4月26日。）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之点」。（同上，1926年4月30日。）但是，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就迅速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他对彭述之说：『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的罗贝斯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8页。）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 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
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接受蒋的要求，以避免一场灾难」，与鲍罗廷对彭述之所说的话，精神完全一致。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也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时在广州的赵世炎表示：『我们应当信任鲍罗廷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实行。』（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9～10页。）随后，鲍罗廷指示陈延年召开干部特别会议。会上，鲍罗廷一再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必要，为了合作，必须向蒋介石妥协。会议在没有进行讨论的情况下表决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同上。）
三年以后，陈独秀回忆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告全党同志书》。）以上所云，应是事实。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道义上处于劣势，军事上只掌握第一军的部分力量，实力处于下风。如果在这个时侯组成反蒋联盟，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坚决的回击，那么，胜利者显然是左派。然而，苏联考察团和苏联顾问计不出此，一再对蒋妥协、退让，并帮助蒋达到了他当时可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及至蒋介石率领重兵开始北伐后，鲍罗廷等才慢慢感觉失策，于是先有迎汪运动，后有提高党权运动，目的都在于夺回蒋介石已经取得的权力。但是，文斗敌不过武斗，党权敌不过军权。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武汉政府才下决心利用程潜第六军的力量逮捕蒋介石，然而，那时候，蒋介石重兵在握，岂是轻易能够就范的呢！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
當事人際遇各異
不管有意无意，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冤案，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海军局长李之龙。李被关押一个月后获释，蒋介石把他派到邓演达的总政治部，降级使用，担任少将宣传处长，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新剧团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李之龙挥笔写就《3·20反革命政变真相》的讨蒋檄文。后参加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赴日本避难。1928年2月，李之龙从日本潜入广州，介入派系斗争，策反海军兵变，事发被捕。蒋介石得知李被捕后，立即打电报给当时主持广州「清党」的李济深，命令把李之龙解往南京。然而晚了一步，李之龙的宿敌陈策已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将其在红花岗执行处决。现广州烈士陵园(旧名红花岗)建有其墓陵。
1949年以后，周恩来(李之龙在黄埔军校的上级)、董必武提供证明，确认李之龙被捕后有脱党叛变情节，所以人民政府一直否认其革命烈士的资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重新调查和认证，否定了李之龙叛变行为，正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山舰事件另一位主角，时任中山舰代舰长(实际主持该舰)的章臣桐，在事变结束被释放后，推辞了蒋介石正式让他担任中山舰舰长的委任，调任远离权力斗争的海军学校(筹)副校长。后因北伐军起，海军学校筹备工作中止。章臣桐自此脱离军界。1927年回沪筹备恢复商船学校未成，旋即担任江苏省水上公安队均和舰舰长。1934年复入招商局，历任该局江靖、江清、江襄等轮船长。1938年抗战撤退入川任招商局航务组主任、副处长兼考核科科长等职。
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据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的因缘，曾劝章臣桐撤退台湾。章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大陆。1949年后，章臣桐派往招商局南京分局，任驻埠船长(总船长)、海事科科长等职。1952年调任长航局上海分局监督科科长至退休。「文化大革命」中，章臣桐因担任中山舰少将代舰长及海军学校副校长的历史包袱，不堪频繁的检查交待，目睹运动的日益残酷，遂在上海虹口寓所服安眠药自杀。章死后，家属对外宣称其自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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