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34)馬日事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及民國滅亡
馬日事變
1927年，正当北伐国军在前线流血牺牲时，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土地革命，一些北伐军将士家属被当做土豪劣绅批斗，甚至杀害，家财被没收，地痞流氓不劳而获，在乡下欺男霸女，社会动荡不宁。
1927年5月21日（电报纪日用韵目马日）下午，国民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称「中国共产党计划在5月25日开始实行大烧杀」 [參：《许克祥回忆马日事变》]，许遂于5月21日当晚发动「铲共行动」，指挥王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围封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但滥杀左倾者，释放所有在押的地主，并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
馬日事變
5月23日，许克祥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5月28日又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引发部分县市遂有类似之举。5月29日，唐生智态度转变，通电反共，同时表示拥汪反蒋立场不变。「马日事变」实际上就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參：武汉分共「马日事件」. 中华民国教育部.] 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回师湖南，欲治许克祥擅自行动之罪，许率军南逃投蒋。
『……其所以酿成祸乱的最大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主持湖南省政且握有军权的唐生智在暗中放纵扶持。…可是唐之为人，天生反骨，狂妄成性，从不知革命为何物，当时对蒋总司令不过阳奉阴违，而与共党分子则暗中勾搭，搞风搞雨。随后，宁汉分裂，武汉政权派唐为北伐军总司令。唐利欲薰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本人盘据武汉，而其所主持的湘省政权，则派其部下张翼鹏与周斓先后代理。张周都是唐的幕僚，虽明知唐扶植共党的行为不当，但扬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盘据湘省的共党，抓著这个机会，藉著「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毫无顾忌的乱干起来。
长沙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等，在这种情势下，很快的便组织起来。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这不过仅是举其一二个事实以为佐证，其馀被共党枪决活埋的良善人民，实在无法统计。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到了民国十六年五月，长沙城里忽然传出了一种惊人的消息，我也连续不断的接获许多紧急情报，内容大致如下：「共党原定计划，在湖南境内编组七万军队，作为阴谋叛变的武力。但恐一时突然编组如此庞大的军队，刺激人民的心理，发生阻碍，他便想出一个掩饰耳目的办法，藉扩大组织农民协会的赤卫队与工会纠察队为名，将农工份子武装起来，然后再编组为军队。」
就在这段时间，共党已决定搜集民枪，先行编组军队二万五千人，号称「红军」。准备随时袭击国民革命军，夺取其枪弹，再行装备其馀四万五千人。当时共党又恐怕这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离开家乡，开赴异地，难免纷纷逃亡，于是想出一个很毒辣的办法，断绝士兵逃亡回家的观念。这个办法就是放纵这些拟编组成红军，原充农民协会赤卫队、或工会纠察的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而死心塌地的跟著共党跑。（按：最近大陆共党的鼓励红卫兵造反、破旧立新运动，闹得天怒人怨，大概也是玩的这一套。）当此之时，蒋总司令适在沪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共党正可藉此大屠杀，来镇压人心。屠杀的物件，包括有共党未能控制的军队、员警、公务员、富户、绅士及一切非左倾的知识份子，以消灭它的「内患」巩固它的实力。于是，决定在是年五月廿五日起事，实行他们认为一举数得的最毒辣的大屠杀。』
〔節選自《许克祥团长「马日事变」回忆录》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春秋》杂志总第226、227期同名连载〕
馬日事變
6月1日，斯大林电报指示武汉共产党：
1，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
2，以党部力量制止农民过激行动。
3，清除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
4，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
5，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
（引自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08页）
蔣介石與馮玉祥
6月，莫斯科指示中共组织工农武装，全面展开土地革命。汪精卫感到紧张与不满。 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同月，冯玉祥的西北军驱逐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并与南京合作。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行中华民国统治权。 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夏，在苏俄顾问和苏联驻中华民国使领馆的直接策划、指挥和配合下，于1927年下半年在南中国发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广州起義」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斯大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Ｎｅｕｍａｎｎ）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斯大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于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斯大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指导的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
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于7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斯大林在发出上述两封电报后，仍不放心，于7月中旬，再派纽曼(Neinz Neumann)及罗明纳兹 (Beso Lominadze) 来华。纽曼是德国人，26岁。罗明纳兹是俄国乔治亚人，29岁，斯大林的亲信老乡。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带来了苏俄交给中共的「新三大任务」,就是要在北伐即将成功之时，发动工农运动，发动武装起義，建立苏维埃政权，直至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时机，迅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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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的「412」清黨,就是因為這一份蘇聯大使館的密件， 連汪精衛看了也決定與蘇俄決裂，從此史達林找上毛澤東搞武裝革命 ！ |
7月15日，武汉汪兆铭政府知悉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共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决定「分共」，宣布取缔中共并驱逐苏联顾问。至此宁汉双方都与共产党决裂。在武汉的中共中央（瞿秋白主持），根据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暴动，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起义。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周离后数小时，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于是中央立刻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追赶周恩来，传达最新指示。但是张国焘抵达九江和南昌时，形势紧急，已经无法阻止起义。
7月26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绝之时，苏联《真理报》已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著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7月28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时，曾评论中共「革命」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1927年苏联第七、第八期《布尔什维克》杂志，还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当年作为红军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现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7月下旬，政府军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进驻江西，周恩来、张国焘随军潜入南昌。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F.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他们煽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师师长叶挺，还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等人，于1927年7月31日深夜武装暴动。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 北伐的国民军被分裂，中共从此有了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
1922年朱德加入中共，此前已有十余年的军旅经验。早年他在中越边境与土匪斗了数年，采用了「以动制动」的特殊战术，成为后来中共游击战术的雏形。然而因为军阀的背景，朱德不被中共信任，一度无兵无权。
左上起：朱德、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刘伯承、贺龙
参加的部队有：国民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 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鎗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刮商店，拘捕国民党员。』---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８月３日至６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１０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南昌起义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 其中包括当时为连长的林彪。 弹药也丢了一半。高达摄氏30度的高温闷热，士兵们不得不暍田里的污水，由此成群地死去。７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8月4日，国民军包围了起义军队，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 中共部队很快就被打散了，5日，起义军队突围，逃到江西南部，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８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后在潮汕被国民军击溃。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 叶挺、贺龙残部由朱德率领向滇军范石曾部投降。后来，朱德再叛滇军，搞了广东起义后，跑到广南一带。周恩来等则逃到香港，以后又偷偷回到上海。
起义军曾在此江西省长公署与守军激战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9月23、24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
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后，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澎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部分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合影
部分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合影。右起：1为陈毅、2为周子昆、6为叶挺、9为朱克靖
八七會議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并要求各地组织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的力量。8月3日中央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 「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的指导思想。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主持，决策了中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罗明拉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以夺取大城市为主要目标，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领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提出「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农会党等势力」。其次，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
會議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斯大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于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 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成为候补委员。「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行动，是派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以攻打长沙和武汉。彭公达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会议后，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等地党组织在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在「神兵」中开展工作，暴动取得了「神兵」的支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观念最初由毛泽东跟蔡和森通信中讨论得出，1927年由毛泽东带上「八七」会议，由此奠定中共「武装（革命）抢权」的军事政策的原则和基础。毛泽东当时的原话是：「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被提炼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共史上80 句著名口号之一。
8月9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罗明拉兹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他提名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蘇俄侵華 前中華民國滅亡
二次北伐后中华民国情势，蓝色部分为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区域，其他由地方军阀控制
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广州的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阅兵
1926年6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4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初期策略是：「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
北伐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引起许多中国名人的恐惧及厌恶，梁启超、王国维等保皇派勉强接受辛亥革命但认为北伐毫无道德（王国维一直抱持反俄反共的心态，因此对北伐的恐惧及厌恶最可以解释他的自杀），反清派章太炎也将北伐视为叛国行为。共产党是反对北伐的、北伐的方向与共产国际的认知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在其他地区发展实力 。
◆7-8月，武汉政府军队东征。趁北伐军内斗，孙传芳反扑徐州，蒋中正败退江南。 8-9月，「宁汉合流」。在新桂系李宗仁的压力下，蒋中正辞去总司令职务。宁汉矛盾暂缓，北伐军重创孙传芳军队，收复徐州。新桂系主导商讨宁汉复合。汪精卫下野，武汉国民政府迁移南京。
1927年8月是《中华民国灭亡日》。这一月由中华民国将领孙传芳在南京龙潭反击外国侵略者苏联支持的苏共国民党等三党联军发动的复辟战争(三次复辟)，孙传芳的努力失败。中华民国灭亡。
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村（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岔河村）。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后人，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
孙传芳幼年孤苦，寄人篱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国赴日本留学，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与孙传芳曾經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班同学，并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期间拥兵数十万，积极进行军事改革，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江南五省人民生活安定。 1925年，孙传芳 北跨长江，与把兄弟张宗昌的奉军作战，俘虏了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恂威将军施从滨。施已60岁高龄，孙传芳下令将施从滨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暴尸三日，并将施的头颅悬挂在蚌埠火车站示众多日。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组织兵力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主力军消耗殆尽一蹶不振。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数次亲自做孙传芳工作，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 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无理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具有一定的民族气节。为了摆脱冈村宁次纠缠，竟皈依佛门做了和尚，法名「智园」。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復仇刺杀身亡。
北伐照片集秋收起義
湖南起义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 18日，毛才姗姗露面，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毛在领事馆坚决要求取消他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理由是，暴动应小范围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共数千人。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他們带走。
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纯粹是因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如愿以偿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让他当前敌指挥官。
8月23日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在军事上能够「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毛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最后离别！
9月初，毛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
秋收起义
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9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军人（团长卢德铭是中共党员）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
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P121]。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毛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侥幸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那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 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P52、53]
当天，毛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8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
秋收起义一开始就内讧连连。中共湖南省委不听中共中央要求，临阵脱逃放弃再攻长沙而南下，总指挥卢德铭阵亡后，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同毛泽东互不服气，发生严重争执。9月9日，秋收起義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10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11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到了文家市。长沙湖南省委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 。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 「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
他们没意识到，毛不遗余力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 ，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170公里的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两人手下有500人马，占领着13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份，靠收租征税过活。
9月19日，罗明拉兹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旗帜，首次为中共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9月19日，队伍在浏阳的文家市会师，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败走赣粤边界，然后落草井冈山中。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无异于当土匪，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之一是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在萍乡县芦溪镇遇袭，伤亡1/3，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到达莲花县三板桥时，毛泽东叫何长工到永新去找一个上井冈山途中安全的休整地。9月25日下午，何长工来到永新石市村，找到了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农会干部汪季元，了解到走过高溪后，爬越十里山，有个群山环抱的山沟名叫三湾。那里既能摆脱追击，还可走上宁冈茅坪的山路直达罗霄山脉。连夜，何长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作出决定去「三湾改编」决策。9月29日上午，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原有5000多人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部队在毛泽东住的「协盛和」杂货铺里召开了前敌委会议，进行了「三湾改编」。把原来的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腹地—茨坪，只剩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廣州起義
10月，南京方面的新桂系李宗仁军队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军队爆发冲突，史称「宁汉战争」，又称「李唐战争」。唐生智后来战败。
11月，原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兵变，驱逐新桂系，拥护汪精卫，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国民党各派系陷入激烈争吵，备受抨击的汪精卫提议请蒋中正复出。
11月9日和10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上海及顺直等地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
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
1925年，彭湃首次发动海陆丰农民起义，反抗军阀陈炯明，在当地建立起农民自卫军。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于10月间领导海陆丰农民配合起义军发动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12月10日，国民党恢复蒋中正总司令职务。
12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按：指中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12月11日3时许，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平等，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1300人，叶挺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共5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苏俄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起義的指揮部。
1927年的广州起义
『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会工人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12日下午，广州苏维埃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又称「广州公社」，苏兆征为主席（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广州起義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義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
广州起义
13日，张发奎调动外围部队回师广州敉平暴动，中共军队撤离广州，向东撤往海丰，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逮捕，在年底被驱逐出境，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暴动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至此，1923年-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天津病逝，章太炎「天坼天崩，哀感何极」，先后作《祭大总统黎公文》及《大总统黎公墓志铭》。章又作一联挽黎：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此挽联对黎元洪极尽赞美之辞，认为黎元洪在创建和捍卫民国中所起的作用在孙文之上。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力推黎为全国革命领袖，并以武昌为临时政府。他认为，孙文「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不赞同将选孙文为总统。
在上联中，章太炎将黎元洪视为明太祖式的人物，为民族英雄、民国象征，清楚地表达了对黎的一贯认识：黎「首倡大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继而述及黎作为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被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的悲剧。黎一去，中华民国的正统亦荡然无存。换言之，章氏以民国「法统」系于黎元洪一身。
在下联中，章太炎强调象征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已被国民党颠复。「鼎湖」，旧谓黄帝死亡，此指黎元洪。谯周为蜀国老臣，劝说后主投降，被魏封为阳城亭侯。温庭筠诗云：「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章太炎的意思是，孙文前半生投靠日本，后半生投靠苏俄，哪里有资格自称革命元勋！
该挽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章太炎对蒋介石改换国旗，以及「以党治国」的行为和政策异常愤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除五色国旗下之中华民国，更无可与。」「袁氏帝制，不过叛国，而暴敛害民，邪说乱俗，则尚袁氏所未有也。一夺一与，情所不安，宁作民国遗老耳。」
1928年6月，白崇禧、阎锡山率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至此，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初告完成，北伐在军事上基本结束——尽管南京政府实际控制的区域只有东南数省，远不及南宋的疆域大。
南京国民政府以孙文灵柩尚在北平碧云寺暂厝，祭典久缺，将移灵安葬视为第一亟务。孙文在生前曾说，在他身后，要像「他的朋友」列宁那样，用科学方法长久保存遗体，将来安置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地——南京的紫金山麓。但1925年孙文去世时，国民党并未拥有南京，无法满足他死后当皇帝的愿望。如今，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当局大兴土木修筑中山陵，稍后就可以让孙文安息了。
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孙文灵柩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拟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前往主持。7月3日淩晨，蒋介石等人的专车抵达北平，并于下午一点直奔香山碧云寺，参谒孙文灵柩。参谒后，蒋即留居碧云寺之含青舍，因「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祭典于七月六日举行。这一天，蒋介石「未明起床，澄心静虑，迎接曙光」，显得非常虔诚。上午八时二十分，祭典开始，由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祭典开始，首先奏哀乐，由主祭献花，全体行三鞠躬礼。接著由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祭文和蒋介石的祭文。然后司仪宣布主祭偕襄祭恭谒总理遗容，由守灵卫兵揭灵。
蒋介石目睹孙中山遗容，忽然抚棺恸哭，直哭得不能抬头，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抆泪，全场气氛非常哀伤，唯独李宗仁在一旁肃立，没有掉一滴眼泪。李宗仁后来解释道：蒋「抚棺恸哭」，冯、阎「挥泪相陪」，都是「出于矫情」，而他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蒋介石哭了很久还不停止，冯玉祥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许久，蒋才止住哭，将仪式完成。
此时，蒋表面上在痛哭，心中却在窃喜：北伐成功，他功劳最大，他在党内资历虽浅，但手握重兵，成为孙文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北伐成功，活人中蒋介石是最大的获益者，死人中孙文是最大的获益者。
孙文去世时，很少有国人将他视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因为他两次短暂的总统生涯都「名不正、言不顺」；当然更少有人将他视为中华民国「国父」——最早提出「国父」之说的，不是国民党人，反倒是孙文瞧不起的军阀、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孙文去世后，于北京公祭时，钟所致送的巨型素花横额大书「国父」二字。十四年之后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抗战的硝烟中，国民政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林森等十二人提议尊称孙文为中华民国国父。一九四零年三月，国民党中执会批准该提案，并发表《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并「函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党指挥政府，党的提案成为政府法规，这样就把「国父」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由此，孙文从国民党的「总理」升格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孙文生前没有坐稳总统之位，死后却「卧稳」了皇帝的名分。中国传统帝王墓穴有一个专有名词「陵」，历史上只有皇帝用「陵」表示其死后依然享有淩驾于臣民之上的荣光，《说文解字》称：「陵，大也。」入民国后，没有了皇帝，自然就没有新建「陵」的必要性——除了「中山陵」。
中山陵实际上是国民党沿用传统帝王葬仪来体现孙文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学者陈蕴茜在《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中指出，国民党倾力建造中山陵，目的在于将孙文符号神圣化，并向世人展示国民党做为孙文政治遗产惟一合法继承者的尊荣地位，以强化孙文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同时强化对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认同。
中山陵的整个陵区超过五万亩，甚至将明孝陵也纳入其中，让朱元璋为孙文「附葬」，这也算是国民党的异想天开。而根据《总理陵园小志》记载，环园四十点六华里，东西长二点三华里。陵寝「在紫金山南坡，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墓室位于五百四十尺高度，高出明孝陵三百余尺。自墓道口上达墓室平面距离约二千三百尺，高低相差约二百四十尺，故自下仰望，极为崇高：
「全部建筑采用故吕彦直建筑师之图案，融合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神，庄严简朴。自大路端上石阶，经打石牌坊过一千四百五十尺之水泥墓道，达陵门，越碑亭，上石阶，凡二百九十级，达祭堂平台。祭堂位于平台之上部，墓室在祭堂之后。」
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耗资巨大。中山陵的总建筑成本为四百多万元，占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岁入的百分之一左右。蒋介石说，即便不盖中央部会的办公楼，也要先修好中山陵。在党国体制下，党比国大的事实也体现在中山陵上：中山陵本来花的是国家的钱，国民党却在中山陵赫然镌刻「中国国民党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纪念碑，这是花国家的钱（更准确地说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来完成国民党之「党葬」。
国民党将孙文的「总理」地位写入党章，而且是唯一的称号。以后，蒋介石只能被称为「总裁」，不能称「总理」。同时，国民党赋予孙中山的遗教即「总理遗教」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这样，孙文就成为中国第一个被现代官方传媒、现代独裁政党和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卡里斯玛式人物（魅力型领袖），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精神控制，远远超过帝制时代的皇帝们——当然，跟后来共产党打造的「毛泽东崇拜」相比，又黯然失色了。
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里，孙文仍保留「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的崇高地位，却被安置在毛泽东之下；在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心目中，孙文仍是不可撼动的「国父」——每逢有国民党主席、副主席级别的人物访问中国，首要行程必定是到南京中山陵「谒陵」。而在台湾的总统府和立法院等权力中枢，孙文的巨幅画像仍高高悬挂。太阳花学运时，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数日，居然没有人想过将孙文画像取下来——那才是一个最具象征性的解构伪历史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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