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30)三一八惨案
1925年10-11月，「浙奉战争」。在奉系势力向全国扩张的背景下，直系将领孙传芳结成五省联盟，在浙江对奉军开战。奉军退出浙江、江苏和安徽。 12月，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两个老冤家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民国十五年 1926年，张作霖檄调败退山东之李景林和张宗昌「直鲁军」攻其南；张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冯玉祥在直奉两军夹击之下，为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初宣布下野，辩称自己没有被苏联「赤化」，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直系、奉系两个军阀意在消灭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于5月秘密赴苏联考察，希望获得苏联的帮助与支持，在直奉军阀联合讨伐的情况下，冯玉祥便加入了国民党，并于8月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回国，响应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
1926年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
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
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参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中文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排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卷，第一部分的《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 ]。
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卷，第91页，第149页 ]。
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三一八惨案
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同学们，大概都记得鲁迅那篇《纪念刘和珍君》的课文，以及里面这段琅琅上口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写的是 1926年3月18日，北洋临时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包括刘和珍在内四十七名示威学生的事件。史称「三一八惨案」。
但是，北洋临时执政府卫队为什么开枪？这是我们的国民教育，没有讲明白的事情。一个事件，如果隐去了前因，只留下后果，那么事件的是非性质，往往会发生扭曲、甚至会黑白颠倒。刘和珍一案的真相，以及当天「三一八惨案」 的内幕，首先要从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内战这事儿说起。
◆日本扶持张作霖的「奉军」，而苏俄则扶持冯玉祥的「国民军」。2月初旬，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冯军乃在大沽口海设防，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日舰炮战。日本人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3月，奉军占领天津。 3月12日，冯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实为苏俄在华武装），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
日本等国认为违反《辛丑和约》，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辛丑条约》拆除大沽口武装设施。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辛丑条约》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威胁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外务部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因为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公使团对此并未作答辩。段祺瑞乃劝冯部停止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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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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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
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和约》。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一些学生在此次游行示威的过程中，携带了「削尖的棍棒」、高喊暴力口号、并且冲击临时执政府。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呼啸冲向国务院。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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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惨案当天，军警与游行学生对峙的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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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与军队对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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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警在毆打學生 |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参《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版，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一名署名为「自清」（不排除是朱自清）的现场目击证人，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游行的队伍有二千人...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参：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第133页：《执政府大屠杀记》。〕
李星华转述其父李大钊的证言，是这样说的：『…为了提防军警动武，许多人将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案发后北洋临时执政府发布的《临时执政令》中，有关于「木棍」的事实认定文字：『...（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事后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游行示威学生随身携带的木棍，被北洋临时执政府缴去的，一共有九十根，每根长约三四尺，上端有「纸旗的粘痕」〔参：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第156页《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三月十八日惨案致陆军部之函文》 。〕
三一八惨案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最大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枪，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文革」后，尚有《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和《「三一八」惨案始末》(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编著，文津出版社，2000)两书出版。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是段氏下令向学生开的枪。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
现场见证人于成泽，写下了如下的证言：『...这时，我看见群众中有些人，拿着很粗的木棍，上面播着旗帜....卫队说：段祺瑞不在…群众们很愤慨，齐行上前、企图涌进（执政府）大门，便在此时，如狼似虎的（执政府）卫士….开枪了...』〔参：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第164-165页：《三一八惨案之本校经过详情》〕
「自清」的证言『...但是，后来据一个受伤的（学生）说，他看见有一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有些是拿着木棍的，想要冲进临时执政府里面去，这事我想来，应该也是有的，但是，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理由，顶多只是卫队开枪的借口…』〔参：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第135页：《执政府大屠杀记》〕
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1926年，催泪弹、橡皮子弹尚未问世。 当年的执政府卫队军械员邱霖，有这样的证言：『..当学生涌向临时执政府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执政府卫队）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56页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段祺瑞之侄段宏纲回忆：『18日晨9时许，即得到消息，谓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又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大约是11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十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游行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枪支，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有的记载谓：是时，执政府正开国务会议，先伯出席，卫队武团长来报告外面紧张情况后，先伯即命令开枪。实际根本无此事。
我到执政府门前时，游行大队大部分已散去，见东面围墙下有尸体十余具。据卫队旅排长报告，有受伤者数十人，已送附近医院。
我驰回吉兆胡同向先伯报告，先伯甚为伤感。他命我速电话召地面负责军警首长来商。大约在12时半左右，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及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同来吉兆胡同(也许是楚先到)，向先伯报告肇事经过。宏业(段祺瑞长子，在陆军部挂名——引者注)亦在旁。他们分别报告后，先伯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 』〔参：2002年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卷〕
杨德群
刘和珍的遗体
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京报副刊》也发表有关文章。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三一八惨案」 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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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琪瑞 |
当年上海滩《时报》曾刊「十九日京讯」披露：十八日惨杀以后，形势异常重大， (国务总理) 贾德耀于是日下午三时，急召各阁员(各部部长或次长)在吉兆胡同段宅开临时紧急阁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亦亲自到席，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
第二天(3月19日)段祺瑞发表了《通缉令》（即《临时执政令》）：『……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御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长官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切切此令……』〔参：人民出版社《三一八运动资料》第409-410页〕
第三天(3月20日)，段氏又发布了第二道《临时执政令》：『爱国运动，各国恒有，聚众暴动，法所不容。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殊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其当时军警因执行职务，正当防卫，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着陆军、司法两部查明，依法办理。此令。』
段琪瑞执政府就是这样因「三一八惨案」下台的。有这样一种传闻， 段祺瑞曾在「三一八」惨案现场「长跪不起」并自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的说法。但是吉兆胡同的段府里，一直有一间很大的佛堂，早在多年前，段即在天津寓所里设佛堂吃素食。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
一代報人邵飄萍之死
４月１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4月9日， 冯玉祥部将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 段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 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记者邵飘萍。奉军进京后 张作霖和儿子张学良对「赤化分子」展开镇压，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搜捕「赤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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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 |
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张作霖买通了一位叫张翰举的文人，把邵飘萍骗了出来，4月26日清晨旋即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枪决」。在北京政府总执法处张贴的布告中，宣布其罪名如下：『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一代报人就此飘零。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原名邵新成，字振青，号飘萍，学名锡康，后改作镜清。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新闻工作者，1918年创办《京报》。被称为新闻界全才。早年任《申报》的特约通讯员，后任《汉民日报》主编，1913被捕入狱，1914年至日本创办东京通讯社，专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1916年回国后，为《申报》等多家报社撰写时评。根据他的讲义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第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邵飘萍非常擅长做采访。当时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的厉害就在于「使言者无所遁饰」，即采访对象无法回避和搪塞。汤认为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被称为是记者的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1917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经常闹矛盾，史称「府院之争」。为了了解「府院之争」的真相，邵飘萍决定去采访当事人段祺瑞。这个采访的艰巨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飘萍此前与段祺瑞素未谋面，没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个「传统」，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但邵飘萍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有过权衡的。当时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占了上风，应该是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见解。于是，邵飘萍选择在一个深夜登门拜访段祺瑞。果然，后者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两人畅谈到次晨3点。邵飘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
邵飘萍之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 邵飘萍促成了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郭松龄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松龄)冯(玉祥)联合。邵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12月7日，邵飘萍在其主编的《京报》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张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还亲自写了点评。张作霖的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邵飘萍还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称『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可把张作霖气得吹胡子瞪眼。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
4月22日，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后听信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奉系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收买）之谎言，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于4月24日下午回到报馆，一小时后即被捕，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以及他与冯玉祥的合影等，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骂了张宗昌的手下潘复。怎么骂的呢？林白水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怕别人不懂，林白水还在文中做了解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潘复是绿林好汉出身，行事没有那么多规矩，第二天就派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抓捕了林白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林白水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毙。此时，离邵飘萍被杀仅仅100天。人们便感言：萍水相逢百日间。
蘇俄借北伐之名入侵中華
4-8月，张作霖和吴佩孚和解，联手「讨赤」，在北京郊外南口和冯玉祥国民军交战。冯军败退西北。「南口大战」为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时机。
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9月，北伐军打败吴佩孚，占领湖北。同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北伐阵营。
11月，北伐军打败孙传芳，攻克江西。同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
据现存的《莫斯科关于拨给加伦军事费用协助南北各革命军军械事致苏什赤夫斯基函 》的载录看 , 1 9 2 6 年前后 , 苏联用记帐方式分四批援助南方国民革命军的物资有 : 第一批 . 日本来福枪 4 0 0 0 支 , 子弹4 0 万 发 , 大刀 1 0 0 0 把 , 长矛5 0 杆 ; 第二 批 , 俄国来福枪9 0 0 0支 , 子 弹30 0 万 发 ; 第三 批 , 马克 逊式 机枪 40 挺 , 大炮 1 2 门 (每 门炮 附带最 新 瞄准 具及 药箱 ) , 炮弹 1 0 0 0 发; 第 四 批 , 俄 国来福枪5 0 0 0 支 . 子 弹500 万 发 , 机枪50 挺 , 战炮 1 2 门 , 配有 药 箱及 马 具 。 ( 苏联阴谋文证 汇 编》军 事 类) 1 9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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