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26)蘇俄對中國的滲透
共产国际向远东渗透，是莫斯科的「万里长征」
孙文被日本人放弃了之后，孤立无援，为了寻求再起，便向1917年甫经十月革命，国际社会敬而远之的苏联共产党招手，展开了另一段旅程。
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孫文就致电临时政府示好，但未得到答复；1918年夏天的时候，孙中山给苏维埃工农政府发去一份电报，在其中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 ，终获回应，不过孙中山似乎没收到这封回电。更早些时候，他已有拥护德、俄、中的无产者结盟，共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在有苏俄政府背景的刘泽荣1920年向他抛出橄榄枝之后，孙中山却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合作建议。
俄罗斯历史学家米·柯留科夫据俄罗斯档案资料所撰《艰难的结盟之路》称，苏联方面的建议包括：全力支持中国青年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行动；尽快承认苏维埃政府；为了建立俄中友好关系应尽快向俄派出官方代表团；应采取一切措施让中国侨民有机会返回祖国。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确认说，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和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派』[ 契切林：《国际政治问题文章言论集》，莫斯科社会经济政策出版社1961年版，第59--60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52页。 ]。这封电报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孙中山之前在欧洲流亡的时候，就结识俄国的革命者，但是『打电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 汪精卫《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5卷上册，第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 不过，当时列宁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份电报，更没有做出过什么「东方的光明」之类的感慨。
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文：「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文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 俄國十月革命 |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发生在俄历（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917年11月7日），故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手段打击俄国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制宪民主党等主要竞争对手，强制驱散由社会主义者为主的立宪会议，推翻民主制宪、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 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12月20日，设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契卡， 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1922年契卡的徽章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 为了镇压和预防这种反抗，维系强化极权统治，列宁当政后依靠军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不断制造和强化恐怖，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捷尔任斯基将契卡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在列宁的授权下，契卡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边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判处罪犯流放乃至枪毙，成了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统治的元凶。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
普列汉诺夫在其遗嘱中曾回忆说：『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
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别乌），后又在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著名的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
 |
| 1917年11月10日的《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 |
『1917年，苏俄劳农政府甫成立。各国以兵力压迫其边境，恫以封锁。谋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而世界竟无表同情者。时先生在粤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已预料苏俄革命必能得最后之成功。于是托华侨由美洲费重金致电祝贺列宁，勗以努力，奠定劳农政府基础。列宁得此电讯，不啻闻空谷足音，始悉远东亦有赞助其主义之友党在。观此一线光明，于心滋慰。』
孙中山的美国顾问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中，这样描述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结盟经过。这当然是简化且与事实部分不符的表述。诚如上文所言，孙中山在1920年时尚不看好苏俄，彼时他对寻求「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似乎更感兴趣。
民國七年（1918年）段祺瑞重新上台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组织北洋军大举南侵，护法军在湖南的领地很快大量丢失。在4月，护法军湖南大败，北洋军连占岳阳、长沙、衡阳、醴陵等地，护法联军向湘粤桂撤退。但跟桂系、滇系密约的敌前指挥直系吴佩孚得到湖南后，不顾段祺瑞反对停止进攻，在7月与南方议和罢战北归。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杀人无数，也可想而知。（孙大炮的外号由此传开）
6月， 援闽粤军陈炯明的第一军与蒋中正的第二军联同海军部分舰队开赴潮梅一带， 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击败段祺瑞的闽浙援粤军，段祺瑞亲令总司令李厚基与孙中山划界停战。援闽粤军进军福建稳住阵脚以后，在驻福建两年期间，从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展至成2万多人六个旅的劲旅。由陈炯明与许崇智负责指挥，许崇智率军在闽浙扫荡北洋军的闽浙援粤军残部，以解除粤军的后顾之忧。
7月，北洋军前线指挥、直系将领吴佩孚不顾段祺瑞的进军令在湖南和护法军停战。
8月，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在北京上任。新国会被皖系安福俱乐部主控，称为「安福国会」。 此时冯国璋与段祺瑞彼此不和相争。
9月，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新国会选举无兵权的北洋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段祺瑞以「参战督办」身份控制实权。
10月，段祺瑞操纵皖系经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幕后控制政府，长期主张和平，标榜「偃武修文」担任调和元老的徐世昌就职总统后下令停战，于是战事终止。之后段祺瑞强迫徐世昌取消吴佩孚职务。此战护法军虽然大胜北洋军阀一时，但由于没有专属自己的武装力量，终因南北军阀妥协而告失败。
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民国8年（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青岛由于大清国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赶走了德军之后，民国北京政府这时才猛然发现：日军战后竟然盘踞在山东、不肯走！ 1915年，日本政府派了外交官「日置益」来到北京、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众所周知，在这次谈判中，日本提出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大总统袁世凯在惊慌之余、使出浑身解数和日本谈判，砍掉了七条、最终签署了其中的十四条。统称《民四条约》。于是，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开始移民、经营青岛。（參見本系列微博之一：二十一條 ）
4月30日， 在巴黎和会上，民国代表提出：依据1915年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但是，英、美等大国代表不认同民国政府的要求，英、美代表的看法是：《民四条约》及其各种附约，是有效条约。民国代表在情急之下，提出给日本报酬：民国政府愿意给日本补偿（1914年）日军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要收回青岛的主权。可是，无论日本、美国、英国……没有一个支持民国的这个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列强签署《凡尔赛和约》，把战败国德国的在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只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中国虽然也算战胜国，但无力阻止。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引起国人愤怒。
身在北京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得知了这个密电的消息，他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火速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煽动舆论的矛头直指当时民国北京政府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亲日派高官。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5月4日，知名学者在北京上街请愿，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史称「五四运动」。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代京师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校舍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四公主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从1916年起，学校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因大楼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8年8月红楼建成后，改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
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1919年5月4日当天上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位于市区的北大旧校址出发参加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苦口婆心地劝阻同学们。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张国焘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北大校长控制不了学生。游行的学生，高呼口号，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可是，列强的外交官不太待见这些学生。学生有火发不出，只好调整目标，直奔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
|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
 |
|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 |
1921年，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于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服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份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五四运动」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种子，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的引进，打开一道方便之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揭露「五四运动」真相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孙文认识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就改变了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援助的习惯手法，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作为号召民众反抗北洋政府的旗帜，并逐渐与日本脱钩，寻找新的资金援助国家。从此，独裁立了共和、爱国的牌坊。
1919年，粤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亲孙中山的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纲领。
11月，总统徐世昌趁俄罗斯内战之际派段琪瑞部将徐树铮率兵进驻外蒙古。中国宣布取消外蒙自治。
12月12日，前代总统冯国璋在北京病逝。临终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
1919年 3月2日 ，苏联的领袖列宁为赤化全世界在莫斯科创建了共产国际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又称为第三国际 Third International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皆为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际」 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第22页）
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22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苏俄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振振有词，谴责自由竞争的国际民主社会是「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第三国际组织法的第一条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
第二条规定：「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
这个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
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不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被共产国际开除，那就是极大的处分。后来的南斯拉夫被定为是修正主义，就被开除共产国际。
这个共产国际是以列宁主义为最高行动纲领。列宁主义为各国共產黨的「圣经」。列宁死后，史达林的训示又接著成为各国共產黨必须遵守的圣旨。
1919年，蘇俄在美國發展了它的下線「美国共產黨」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即《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为了「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亚区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成立东方局，也叫「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与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东方国家成立共产党。华裔俄共党员杨明齐被搜罗，参加设在海参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成立青年共产国际。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 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共军出版社第98页）
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共军出版社第107页）
◆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C.V.CHICHERIN），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中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为讨好中国，又令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采取哪样的政体，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回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引自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一卷，第476页）
1920年9月29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引自同上书第623页）
以上齐采林的报告和加拉罕的两次宣言，虽然是虚晃一招，但是还很灵，在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苏俄确与沙俄不同。认为苏俄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势。一些人遂对苏俄仰望、羡慕、赞美不已。这都为俄罗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做了有力的准备。
◆ 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 「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
中共真正的創始人之一的维经斯基
民國9年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及萨赫扬诺娃联名向俄共（布）中央报告，说他们已著手与中国革命者联系。俄共（布）中央于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俄裔犹太人格里戈里·瑙莫维奇·沃伊京斯基（俄语：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 或译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工作。
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夺取西伯利亚后，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4月6日，由列宁指挥成立「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赤塔，直接窥视中国。伊尔库茨克局和远东共和国建立了东亚各国的第一批共产党。
远东战略相当于莫斯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意在通过迂回战略包围敌人薄弱的侧翼，以免在革命事业在输掉正面战场后立刻全线崩溃。原因在于，欧洲列强从战争爆发开始就撤除了远东的大部分力量，客观上留下了易于渗透的真空。远东共同体建构比东欧慢两拍，比中东慢一拍，本身就构成薄弱环节。
在东北亚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领土主要由中国在清朝割让给俄国的外东北地区组成，寿命虽然仅有短短的2年半时间，但是却暴露了俄国的野心：宁可让外东北暂时独立（还可以再吞下去），也不允许它回归中国！这个「独立」国家的名字就叫——远东共和国 （俄语：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ДВР） ！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俄国遭受到了歐美的围攻。日本也在英美的鼓动下出兵攻击俄国的远东地区，不仅仅占领了海参崴和俄国的滨海地区，更是在英美的支持了进而占领了大部分外东北地区，甚至染指了贝加尔湖东岸地区。
令歐美没有想到的是，新生的苏俄政权迅速击败了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俄罗斯帝国军官组织的军事反抗，不但在欧洲部分站稳脚跟，更是一路猛进越过乌拉尔山，杀到贝加尔湖畔。
但是，面对贝加尔湖，苏俄最高层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湖对岸的远东地区该如何处置难坏了苏俄高层。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再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军战斗力的强悍对苏俄军队的心理影响仍然存在，考虑到红军主力仍然在欧洲部分作战，为了避免与列强之一的日本直接对抗，因此苏俄红军迟迟未敢越贝加尔湖一步。
恰逢此时，英美与日本就远东发生激烈分歧，英美势力不再支持日本在远东的领土野心，经济困难的日本便开始收缩势力，意图能够保有海参崴作为其控制远东的一个基点。而苏俄的势力，则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再次延伸至黑龙江流域。
远东共和国是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共和国，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是受苏俄控制，是苏俄在自身实力尚不够强大时，为了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在苏俄和被日本西伯利亚出兵行动中占领的海参崴等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在苏俄背后的支持下，远东共和国也没有闲著。趁著日本国内经济出现巨大危机，远东共和国的军队步步逼近海参崴。1922年10月25日，日本军队撤离海参崴，远东共和国统一了指定给它的全部疆域。但是，这一统一也意味著远东共和国自身命运的转变。
三周之后，1922年11月15日，日本从海参崴撤退后，全俄中央执委会同意的远东共和国的「申请」，将其并入俄罗斯，成立仅有2年半的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国的历史使命终结， 远东共和国合并到苏联苏维埃俄罗斯内。远东共和国的地域大致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在1920年10月之前它的首都是上乌金斯克（即现在的乌兰乌德），之后迁至赤塔。
 |
| 遠東共和國貨幣 |
莫斯科的代理人在其摸索阶段，最初并没有锁定国民党。他们根据布尔什维克在欧洲和俄罗斯革命的经验，希望找到相当于社会民主党这样的进步势力，然后打入寄生对象内部，篡夺其躯壳和资源，最终发起（寄生对象本来应该做、实际上有力量做，然而却没有而且不肯做的）革命。他们费了很大精力说服孙文和吴佩孚联合起来，由孙文担任政治领袖，由吴佩孚担任军事领袖，共同讨伐苏联的敌人和反對势力的堡垒张作霖。
梁启超虽然坚信孙文身边遍布苏联间谍，但这些代理人至少在1922年还没有能力阻止孙文接受张作霖的资助和利用段祺瑞的人脉。前者保证了滇桂联军进军广州，将陈炯明赶回惠州老家。后者疏通了皖系主导的福建当局，为许崇智的残军找到了避难所。孙文在1923年重返广州，离不开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幕后运作。张作霖兵精粮足、财大气粗，是三角联盟的真正主人。段前总理和孙前总统都已经无家可归，只能以其老关系为张大元帅服务。无论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张作霖都是苏联真正的敌人和障碍。
苏联在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党的红色政权，在内蒙古建立冯玉祥国民军的粉红色政权，主要是为了在地缘上解除张作霖白色政权对远东边界的威胁。
（參：《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160页）
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陳炯明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
4月，远东局派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组建中国共产党，其妻M. F. Kuznetsova随行担任助手，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Surnames starting with the letter V. Jewish Encyclopedia of Russia. translated by Josif and Vitaly Charny first edition. 莫斯科. 1995年. ）
5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该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临时执行局,维经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
6月25日，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为俄共领导华侨中俄共党员的中央机构，以便利用华侨中的俄共党员向中国渗透。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共两党，源于共产国际的二期工作。一期工作招募的山东劳工给历史留下的唯一印迹，就是俄国人为他们发明的山东话拼音文字。他们大多数都在苏联后来的清洗中惨死北极流放地，跟同期接受俄式拼音文字的远东朝鲜人蒙古人殊途同归。
两期工作的间歇说明共产国际还没有掌握目标社会的脉络，缺乏良好的现场感觉。他们的盲目摸索经过了多次误会和碰壁，在熟悉东亚政治和社会的人士看来有点可笑。这些纪录从反面说明，李大钊、张克侠这种深谙军 、政界内情的带路党是多么重要。
◆ 1920年3月孙中山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1920年中，仍驻广州的军政府出现内哄，英国支持的桂系与滇系争权。 4月，直奉结成反段联盟。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在1920年7月14日发动直皖战争，皖军大败。曹锟、吴佩孚击败皖系，逼退段祺瑞，解散安福国会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支持下，原来就毫无实权，在各派系军阀居间调停的徐世昌继续任职傀儡总统。但是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直、奉军阀仍然没有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
6月，徐绍桢被孙中山任命为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54岁的孙中山正陷入与广州军政府的冲突中。「护法」仍然是他口中频繁迸出的词汇，此时他身边最可依恃的军事助手是陈炯明。很快，他们将驱逐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为革命者重新辟出一块根据地。7月，孙中山策动徐绍桢率数千救国军在广东江门起兵，分五路攻打桂系盘踞的广州，掀起讨桂序幕。
孙中山并不知道，彼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和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俩人的肖像并排挂在主席台上方。他在苏俄的知名度此时正处于上升期。时隔不久，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刘泽荣给孙中山发去了电报，邀请他前往苏俄。电报的初稿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邀请您前来俄国，以便让您有机会直接了解俄国革命的伟大思想。』这后半句在终稿中被改为：『以便让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中国革命领袖的思想。』
这个变化相当微妙。更有趣的是，在这封电报之前，刘泽荣同时给孙中山和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发去电报，呼吁他们承认苏维埃俄国。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显示出苏俄漂移的外交策略。孙中山的立场也同样难称坚定，
正发动返粤讨桂军事行动的孙中山，此时颇为期待外国的援助，何以对苏俄的热脸却无动于衷？同年，苏俄的阿·波塔波夫将军在与孙中山和陈炯明多次的接触中发现，孙比陈炯明对苏俄更为警觉和不信任：『他多次谈到不相信我们会在俄国建成共产主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米·波波夫在上海考察后，对孙中山的评价也甚低：『他是一个旧式军阀，除了军事之外再也想不到别的拯救祖国的办法』。
苏俄政府很快也就知道，孙中山正试图与日本——他所宣称的「帝国主义」结盟，以获得革命的钱财与武器。这符合孙中山的政治性格，虽然总是在标榜坚定的主义和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有着颇为功利主义的一面。
苏俄曾对孙中山深感失望，一度放弃了他；而孙中山也在特定历史时期试图与「日本帝国主义」勾肩搭背，轻视了苏俄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孙中山与苏联的结盟充满艰辛，依据苏联方面解密的档案，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对苏俄的合作意向漠然，苏联方面也有过多次反复。米·柯留科夫在《艰难的结盟之路》中说，1920年秋，北京政府派张斯麟将军到莫斯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认为可以完成同北京政府签订条约的目标，该委员会副主席卡拉罕准备宣布，俄罗斯联邦拒绝给『以暴动反对中华共和国』的任何力量以支持——孙中山显然就是这种力量。
李大钊
陈独秀
7月4日维经斯基到北京，7月5日至7日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于上海的陈独秀。 ( Bruce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Routledge. 3 June 2015: 153. ISBN 978-1-317-45200-3.)
吴廷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吴廷康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他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中共的真正创始人之一的Henk Sneevliet马林
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荷兰语：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笔名马林，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4年，他参与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马林在印尼领导积极的工人运动，这不但招致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意见。马林于是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十月革命之后，荷兰殖民当局担心马林激进的思想和在当地居民中的声望会引起革命。于是强迫其于1918年离开印尼。回到荷兰后，马林继续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与荷共领导发生分歧，逐渐被边缘化。
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宁主持，举行共产国际二大。华人俄共党员刘绍周、安恩学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会议。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会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这次会议列宁进一步策划向中国渗透的安排。选荷兰人马林、印度人罗易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后马林和罗易都被派到中国，参加指导和组织成立中共的工作。
「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7月19日在上海举行，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吴廷康「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亲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会议后，吴廷康和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组织部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吴廷康起草了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为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7月27日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组成人员有冈察洛夫（俄共（布）中央全权代表，西伯利亚红军政委）、布尔特曼（东方民族处处长）、加篷（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使团副全权代表）。
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共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代表，他们的平均年龄28岁。吴廷康协助成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送青年出国学习，培养干部。（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Taylor & Francis. 23 October 2013: 32. ISBN 978-1-136-82900-0.）
9月末俄共（布）远东局书记兼外贝加尔省委主席布龙斯泰因担任东方民族处主席团书记兼报道部主任。设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日本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情报科。中国科负责人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该处领导维经斯基对华工作，在上海的机构改称东方民族部国外科。
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北京， 经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和李大钊同意，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中共成立時，毛是青年团员。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在位於北京的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八大檔案中，有一份毛澤東親自填寫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其中關於入黨時間的一欄，清清楚楚填寫的是1920年。
★ 9月，孙文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出发前，孙文向李章达面授出访要务，要求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并请求苏俄红军在第二年从苏俄中亚地区出兵中国新疆，并沿河西走廊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甘肃进入四川，协助四川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路途艰险，李章达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21年春天了。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文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苏俄已在此前公开表示，放弃和归还沙皇政府在中国取得的各种特权。但北京政府在表示感谢之余，却以『中国为协约国之一，所处地位不能对俄单独行动，如将来协约国能与俄恢复贸易与邦交，则中国政府对于俄政府此种提议自当尊崇』。
由于张斯麟莫斯科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离开莫斯科后，苏俄政府又想看看孙中山方面的态度。
8月，在粤军的哗变支持下，孙中山力促粤军自福建回师广东，由陈炯明、许崇智指挥粤军分三路向粤边境进攻广州驱逐滇、桂等「客军」，许崇智任前线总指挥，突破大埔、梅县，苦战经月攻占河源。10月20日，受伤的许崇智因病离军。孙中山令下再度赴广的蒋中正，代替许崇智出任前线总指挥，并于22 日攻克惠州，10月22日，粤军三路并进广州发起总攻，28日光复广州，开始「粤人治粤」时代。陈于11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长期受到桂系力量打压的广东地区欢迎陈炯明主政，省外广东人合资汇款60万支持陈，又有华侨捐献飞机12架。陈炯明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并改编陈的军队由其直辖。11月29日，军政府任陈为总司令。
陈炯明回到广东，就开始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他的最初目标是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陈炯明部驻军福建期间，苏俄曾派人送列宁亲笔信与陈炯明联系，并咨询陈是否有合作的可能。陈指出苏俄革命后治权侵夺了人权，又称辛亥革命后国人已对民主有所认识，『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
1920年代初，彭湃发起了海陆丰农民运动，陈炯明最初对该运动抱持宽容与支持之态，并试图说服彭湃为其服务。随着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会的扩大，海丰士绅阶层屡向陈炯明报告农会的危险性，尤其农会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愈益密切的关系；陈炯明终于1924年下令予以镇压、解散农会，农会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并与陈炯明对立。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此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 10月，格·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当月底，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孙中山发了最后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
在这之后两个月，孙中山『带着一个军火商头目突然来到一个公司，准备用日本的钱和日本的武器讨伐北京』的情报，传入苏俄。苏俄对孙中山的印象变得非常差，认为陈炯明都比他更像一个革命家，孙更多是精明的外交政客而已。整个1921年，苏俄开始试图建立与南方陈炯明和北方吴佩孚的联系。
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到日本留学，不久在日本组织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10多人。在法国，也由张申府、吴明、周恩来等组成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
-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赴苏联学习。到上海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留他在上海工作，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4月份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青年，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1921年3月，武汉党支部组织了6000多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的首次斗争胜利。
1920年11月陈炯明率领粤军回粤，推倒盘踞广东四年多的桂系军政府后，马上进行「联省自治」的第一步工作。这工作分两方面并进而行：（1）制定省宪；（2）实施地方自治，建设广东模范省，以「模范起信」来号召国人的注意。
民國十年◆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设立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东方民族处基础上,成立「机动的和临时性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ДВС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секретариатИККИ),帮助远东太平洋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寻找建立阶级组织。这个机构组织庞大，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专门挑选「中国通」或与中国有联系的人任职。在此期间，俄共先后派出二十几位各式各样的间谍、特务，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收买各阶层投俄份子，为在中国发展势力进行准备。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兼任俄共（布）远东中央局委员、第五军区政委）、副代表明斯克尔（设在哈尔滨的俄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全权代表）、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鲍得里茨基等。派驻上海代表尼科尔斯基（瓦西里、别尔克、涅伊曼、瓦西里耶夫）。中国科的中方书记先后是张太雷、张国焘。
1922年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完成了帮助建党任务而撤销，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接替。1923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东方部分为近东部、中东部、远东部。维经斯基负责远东部的工作。同时在海参崴成立远东部海参崴局。1923年7月海参崴局撤消。远东部的工作只负责中国北满。
◆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返回广州后孙中山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开始。 1920年到1921年间，当时叛乱失败的失势政客孙文，为了图谋夺取政权，于是和当时的苏俄国际特使马林达成秘密协议，国民党和苏俄结成同盟。
1921年2月中旬，孙中山召集广东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会议，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以选总统无异于自树目标，广东目前无力抵抗北方进攻为由反对，不参加就职典礼，但最终未能阻止。
陳炯明
1921年6月4日，浙江都督卢永祥通电主张：『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观』。炯明首先通电赞成：
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6月，军政府派为援桂总司令。同月，桂系军阀再次进逼广东，陈炯明带兵迎敌。此战虽大败桂系且一度反攻广西，但死伤人员约有全军五分之一，士气大受打击。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民选议员和地方长官等）；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有所冲突。8月初，陈炯明进入南宁后，原打算协助马君武筹划仿照广东省的「地方自治」计划，包括恢复省议会，筹设仿照广州的市政府。但孙再下令陈炯明北伐，激化其与陈的矛盾。
而陈炯明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陈炯明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
自治是『分权』，不是『独立』「联省自治」常被指斥为军阀割据地方，拥兵自保，破坏国家统一的藉口。其实，倡导联省自治者认为「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全是两回事；而「地方分权」是会巩固，而不会破坏国家统一的。他们相信在军阀割据各省的情形下，只有「废督裁兵」，走「联省自治」的路，建立一个有实权的中央（联邦）政府，真正的统一才能实现；若果诉诸武力来统一中国，以新军阀或拥有军权的党派来代替旧军阀，结果还是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
『联邦制』的主要含义是「地方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要在宪法上，划分清楚。中央政府依据国宪，地方政府依据省宪，各治其事。（这与「中央集权」，恰恰相反，在「中央集权」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行政代表。）以美国的联邦制为例，地方（州）官吏由地方人民选出，向地方人民负责。中央（联邦）政府由全国人民选出，向全国人民负责。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是两个独立机关，两者间的关系是依据国宪行事。如果国宪与州宪有抵触之处，则以国宪为依归。负责解释国宪之运用是司法独立的最高法院。所以，所谓『联邦制』，在定义上很广泛，而实际上，也就是在欧美国家里，施行了有数百年经验，「三权分立」的民主法治政制。
中共的真正创始人之一的马林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Acqulia)客轮抵达上海。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馬林提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团队展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2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陈独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
◆1921年7月23日晚， 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学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改为望志路106号，现黄浦区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现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47号，新天地附近。)
中共一大會址
中共一大会场是楼下的客厅。
张国焘回忆，会场遭搜查后第二天停会。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7月31日，法国警察要求在法租界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前取得批准。7月30日晚，大会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在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下，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代表们在烟雨楼前租了一艘丝网船，佯装游湖的客人，马林、尼克尔斯基以及李汉俊、陈公博未前往南湖参加闭幕会议。陈公博于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指出中共一大持续了两周，并指出遭搜查时时第一周的周末。1921年7月30日是周六，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
在南湖开会时乘用的船。
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50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而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还有从事各类工人运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此纲领中文原本已经佚失，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陈公博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大会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称为「三人团」。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
在中国期间，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因此与中共领导人产生很大的矛盾。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利金作为「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
◆1921年7月，正是俄共在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苏共红军侵占外蒙古，打败白俄军，占领库伦。苏共军在赤塔狂杀中国侨民。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接著扶植由苏共训练的波多（Ｂｏｄｏ）任国务总理，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同年十一月，又把这个政府改为「蒙古独立国」。在中国之内成立国中之国，严重侵害中国领土和主权，明目张胆分割中国。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1921年9月，列宁统治下的苏联，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苏共拉拢当地青年，组织「土文革命党」。到1926年11月，在苏俄导演下，成立「乌梁土文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行苏联制度，与苏联订立密约，由俄国人控制军事、政治和外交。
◆1921年11月初，莫斯科收到孙中山写给契切林的复信。此时距契切林发信已整整一年的时间。孙中山给出的说法是，他在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契切林的来信，而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才作复，则是因为他等待着「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21年8月28日。
在这封信中，孙中山批评中华民国政府说：『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
孙中山希望，在这期间，能与契切林和『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他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
契切林怀疑孙中山的诚实度，但还是请示列宁对与孙中山合作的立场。列宁的回复是：『我认为应当千方百计客气些，经常写信给他并且要秘密派遣我们的人驻在广东。』
此时苏俄政府的对话政策主轴仍是「首先同北京来往」，与广东孙中山政府的接触都是秘密进行的。如契切林在12月7日的一封电报中所言：『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
而随着苏俄与北京政府结盟未见起色，孙中山的好运气开始了。
孙中山希望，在这期间，能与契切林和『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他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
契切林怀疑孙中山的诚实度，但还是请示列宁对与孙中山合作的立场。列宁的回复是：『我认为应当千方百计客气些，经常写信给他并且要秘密派遣我们的人驻在广东。』
此时苏俄政府的对话政策主轴仍是「首先同北京来往」，与广东孙中山政府的接触都是秘密进行的。如契切林在12月7日的一封电报中所言：『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
而随着苏俄与北京政府结盟未见起色，孙中山的好运气开始了。
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中共真正的創始人之一的尼克尔斯基
因为尼克尔斯基的生平、履历等曾长期不为人知，所以其被称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与会者或者中共一大「第十五人」。
1889年2月10日，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出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1916年到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处当列兵。1920年4月转入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他在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区书记处领导委员会中国处工作。1921年6月，他作为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前身「职工国际理事会」这3个组织的代表来华，其时使用「尼克尔斯基」这一名字。到上海后，尼克尔斯基与另一位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合，他们与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1921年7月23日，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1922年至1925年，他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经在满洲里等地进行地下工作。1925年之后他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1933年至1935年他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1935年至1937年他任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其间曾经到中国进行地下工作。1938年2月，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以「间谍罪」被捕，1938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尼可尔斯基生于1898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23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1893年，来华时38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包惠僧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会打算盘，十分吝啬。俄国这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1991年7月3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著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关于中共是苏共支部「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1949年中共进城时，墙上挂领袖像，马、恩、列、斯的像要挂得高高的；而毛泽东的像则要挂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支部「党」才要造总部「党」的反。这就是所谓「批修」是也。）
陈独秀后来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1941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的冲击，「革命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连夜将珍藏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这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顷刻之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