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20) 「二次革命」叛亂
日本扶持孙文分裂中国
不久，桂太郎上台第一次组阁，在任内主持缔结了英日同盟，推动日本对俄开战，夺取满洲，同时积极扶植在日本的中国会党反清，支持「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指定孙中山为中国「革命」领袖。参见同系列文章：日本組織的同盟會
日本维基百科关于「黑龙会」的介绍。国民党编造的推翻满清的「同盟会」，其真面孔无非就是窥窃中国满蒙国土的日本「黑龙会」在日本东京设立的总部罢了。
在桂太郎第二届首相任期内，日本积极支持中国会党颠覆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促成了辛亥革命。武昌暴动后，桂太郎接受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建议，推动日本政府在关键时刻向南方革命党提供了大批日本军火，帮助革命党人顶住了北洋军的武力镇压，使孙中山得以抢到了临时大总统位。
辞任首相后，桂太郎积极推动革命党武力讨伐袁世凯，支持孙中山出卖满洲主权、汉冶萍公司矿山产权、轮船招商局产权、苏路路权等等一系列借款案。由于西原寺公望新内阁担心美英干涉而最终否决了向孙中山提供军费北伐的计划，导致孙中山被迫下台。
(民国元年)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和谈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大清第2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凱
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两次划时代的伟大成功，并于1912年3月10日成立北京中华民国政府：（1）颁布《宪法大纲十九条》，标志我国「君主立宪」成功。清政府于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发布「维新」；1905年7月16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预备立宪」；1907年9月20日设资政院，10月19日各省设谘议局；1908年8月27日颁布《宪法大纲》，许诺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1910年11月4日清朝政府提出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即1911年9月1日「预备立宪」到期，应「立宪」。1911年11月26日颁布《宪法大纲十九条》，规定皇帝权受国会和宪法制约，规定不用亲贵担任国务大臣。这二条规定有划时代意义。《宪法大纲十九条》颁布，标志我国「君主立宪」成功。
（2）袁世凯宣布组成合法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标志我国「共和立宪」成功。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以君主立宪国家元首身份逊位于「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1912年2月15日由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的清王朝留下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由袁世凯宣布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标志我国「共和立宪」成功，共和国建成。
(3)1912年底，国会大选成功，多党制，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确立。
以上三条表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高水平的，和平的，绿色革命。无暴力，无战争硝烟。《临时约法》规定由国会制宪，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政府和总统。新国会选出后，梁启超推动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以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为党纲。梁启超在进步党成立会上阐述政纲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
在任临时大总统上，袁世凯接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聘请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F· J· Goodnow）教授为政府的宪法顾问，批准成立了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的宪法研究会，以向制宪机关反映政府的意见。1913年(民国2年)2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18人组成了宪法讨论会，开始磋商宪法原则和内容。
4月，古德诺来华，受命草拟民国宪法。他认为中国有君主集权的传统而向无议院传统，普选制暂不适合中国，行政之权归于中央政府的总统制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强固政府，维持政局稳定，以改良财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与人民的法律关系，等若干年后再采用内阁制较为有益，建议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应是具有弹性的纲要，以便日后修正；在内容上宜采用美国式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
6月，古德诺拟就了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化行政权力为主旨的宪法纲要，交宪法研究会。7月，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出三十位议员组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会场开始制宪。六十位宪草委员中，委员长汤漪率二十八位国民党籍委员控制了制宪。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进步党223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表面上拥护北京政府，实际拥兵割据南方。副总统黎元洪反对革命党割据，带头在湖北取消军政府，并发出「十害」通电，呼吁「军民分治」，废除各省革命军自封的都督，由中央政府任命各省民政长。梁启超响应黎的呼吁，撰文抨击革命党控制南方四省割据是以专制手段反对中央，反对共和。
1913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新省级官制》和《都督府组织令》，将黎元洪在湖北实施的「军民分治」推行全国，规定大总统任命的「民政长」为一省行政最高长官，各省军政受中央陆军部领导，各省都督的设撤兼任由国务会议决定。孙中山坚持割据，指示国民党都督抗拒中央政府政令。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闿、安徽的柏文蔚等国民党都督通电宣布不承认中央政府任命的民政长，不容中央政府染指势力范围，秘密联络南方各省联手对抗中央，将国家拖入南北分裂。被迫辞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没有放弃举兵北伐推翻袁世凯计划，相信日本还会提供金钱武器支持他推翻袁世凯。
1912年底，孙文在铁路考中得知日本西原寺公望内阁辞职，前首相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感到机会来了。
得到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的消息后，孙中山立即策划了连环套计划：自己离沪赴日避开，派陈其美暗杀国民党内对手宋教仁，然后回沪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将刺案嫁祸袁世凯作为起兵北伐的借口。到东京后，他面见桂太郎密谋武力北伐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并与桂太郎发起成立了中日同盟会。然而，桂太郎内阁上台不久即在护宪运动中垮台。孙中山赶紧求见日本新内阁成员。获得新外相牧野伸显和日本军界要人的支持承诺后，孙中山在日本购置军火，准备国内起兵。
参见同系列文章：百年悬案-宋教仁遇刺(上）
百年悬案-宋教仁遇刺(中）
百年悬案-宋教仁遇刺(下）
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后身亡。刺宋案后，孙中山政治生命复活了。孙中山在宋案发生三天后回到上海。这时，宋案凶手已抓获在押，司法调查已经展开。孙中山召集陈其美、黄兴等人开会，定了袁世凯是称刺宋主使人的调子，要求立即起兵北伐讨伐袁世凯，致函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人，告诉他们将有日本军火源源而来，要求他们通电以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政府。见孙中山执意起兵，黄兴一百八十度转弯，放弃循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主张，转而主张行刺，召集汪精卫、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等人成立「血光团」，计划携带炸药进京行刺袁世凯，声称「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距「宋案」发生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
自颁布退位诏书之后，隆裕太后郁郁寡欢。民国二年（1913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七日），她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郁郁而终，得年45岁。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以国葬规格处理丧事，与光绪帝合葬崇陵（位于中国河北易县清西陵）
「善后借款」合同
辛亥革命前，中央的收入来自各省的解款。革命后，各省几乎全部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使中央政府失去财源。革命中，南北方都扩张了军队，全国兵员由清末的50万人膨胀至110万人，军饷每月近千万元，较宣统年间中央军费膨胀了四倍多。而裁兵须清还欠饷，发给恩饷，没有钱裁不了兵。革命带来军费开支以亿计，任何人当政，舍大借款别无它法。1913年(民国二年)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善后借款」合同是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四国的银行所签订，因革命爆发而被搁置。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四国银团借款合同涉及东北三省税收，被迫邀日、俄两国加入组成了六国银团。对此，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说，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损害了中国的行政独立，有违「门户开放政策」。根据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银行退出了六国银行团。美国的行动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谈判地位。英国为首的五国银团担心美国单独以更优惠的条件对华贷款，修改苛刻条件，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总额为2500万镑（合两亿银元）的《善后借款合同》和《善后借款垫款合同》。
本次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借款年息5厘，借款总期限47年；而此次债券会以9折向外出售，并扣除6％作为佣金，预计净收入2100万英镑。此次借款指定用途为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另外也用于政府遣散各省多余军队，以及抵充政府行政运转费用外，剩下的760万英镑。到期后归还本息应为6789万英镑。此次借款用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盐区的盐纳税到帐后，要由中国人经理和外国人经理一起协商后会同签字后才可放行。
财政破产的中国政府长期陷于借新账还旧账的窘迫，借款合同规定的归还庚子赔款和对外旧债占去借款之半，实收借款额仅为合同借款额之半。这一半借款额也只能应付政府半年的行政经费。梁启超指出：「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固也」；张謇指出：「大借款为吾国命脉所关，断无终止之理」；财政总长熊希龄指出，辛丑条约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赔款和外债负担沉重，国家财政赤字每年以亿计，财政破产，民国政府成立后库空如洗，「南京库储仅余3万，北京倍之，不及6万」。
国民党人称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按孙中山的要求，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以出卖满洲领土、铁路路权、汉冶萍公司矿权、设立中央银行及财政管理之权换取对日借款，宋教仁也曾计划将锑矿权出卖予日本换取经费支持。因此说，国民党人指责大借款没有道理可言，只是为自己起兵叛乱制造借口而已。
「二次革命」叛乱
刺宋案发生后第五天，孙就从日本到了上海，当晚要发动二次复辟武力讨袁，先派廖仲恺去北京动员议员反袁世凯。当时舆论普遍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呼吁珍惜共和国前途。孙中山以宋教仁被暗杀和善后大借款为借口，提倡五权宪法的孙却反对法律程序解决，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中国建立共和宪政后首次因政治分歧而爆发内战。 | ||
| 在上海参加讨袁军事活动时的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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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红十字会救护讨袁军伤兵 |
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国民党籍）免职，由驻节武昌之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袁世凯的理由是李烈钧专制残毒、违法殃民、恣睢暴戾等，令其到北京听候酌用。
「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据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淦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商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呈请派委镇抚使以拯人民等情，嗣因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事，当派王芝祥前往并案查办，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礟台，迫胁镇守史弋克安离浔。曾剧王芝祥电称，迭经责问李督，非空言所能警觉，恳请派兵赴浔。本大总统不忍地方人民财产重罹锋镝，屡经开诚诰诫。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怨讟繁兴，乱机四伏，迭准参议院众议院咨送议员陈铭鉴等、及众议员张大昕、郭同等先后提出质问，九江等公会吁诉。并经黎副总统称，剧陆军少将陈镇藩与国县知事、暨武穴自治商会，先后报告情事，昭彰殆已，无可讳饰。现又据王芝祥将查办情形，呈复前来察阅，原呈虽称各欵未能逐件详查，惟反对汪民政长一节即非李督本意，而纵容军人藐抗已难辞责，至调兵逼浔一案则称因个人恶感，遂冒侵官轻举之嫌，拘拿铁路协理罗朗由一案，则称办理不免操切。该督于政治上学识经验均缺，年少气盛，阅歴未深，事理重轻，人情向背，皆无体騐等语。综核情形该督李烈钧措置乖方，实属不称厥职，念其初莅任时平治会匪尚称得力，仍望其感触时艰，痛伤民瘼，以恢复军人名誉以表，本大总统与人为善之诚，乃迭阅人民代表呼吁之词，至再至三，不忍卒读，即王芝祥呈复查办各节亦有定评，是该督无术维持，确系不孚众望，倘仍优容姑息，坐视闾阎疾怨，商业凋残，何以对赣省厌乱望治之穷甿？何以告各省戢暴安良之贤吏？李烈钧应即免江西都督，本官卽日交卸来京听候酌用。」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袁世凯派兵进驻江西。
在孙中山的指挥下，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及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先后宣布独立。黄兴也积极策动叛乱，到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宣布独立，宣布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同时致书策动北洋系将领张勋倒戈讨袁，致书豫匪白朗策动其配合攻取河南，拆毁铁道。反袁派岑春煊也借机谋反，宣布自任讨袁军大元帅。
对于国民党数省的叛乱意图，副总统黎元洪致电黄兴和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四都督，呼吁「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解决，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北方诸省都督与北洋军将领一致通电谴责破坏共和；蔡锷领衔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声明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谓「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西南军民将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
国民党人控制的数省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发动叛乱各省的省议会，调北洋军由京汉、津浦铁路南下平叛，命海军在长江加入平叛。政府军与国民党叛军在江西、南京一线发生了激战（即国民党史所称赣宁之役、癸丑之役）。
庾恩暘 -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墨江庾恩暘著，民國6年，雲南圖書館總發行
1913年7月15日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宣布前贛督李烈鈞跡文：『临时大总统通令：
前据兼领湖北、江西都督事黎元洪先后电称：「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电，因近日乱党挟带钜资前来九江湖口，运动煽惑，约期举事，恳请就近酌派军队赴浔鎭摄，即经派兵前往」，嗣据江西护军使欧阳武电阻：「已谕令前往军队，预备撤回」各等语，兹又据黎兼督曁鎭守使李纯先后电陈：「李烈钧带同外国人四名，于本月八号晚乘小轮到湖口约会九、十两团长调去辎重工程两营，勒令各台交出，归其占领，以各营扼扎湖口，遍布要隘，分兵进逼金鸡台、德安之混成旅，并向沙河鎭进驻，该鎭南之赣军队突于十二日上午八钟开枪向我军进攻，且以湖口地方宣布独立」等情。
阅之殊深骇异，李烈钧前在江西拥兵跋扈，物议沸腾，各界纷纷吁诉，甚谓李烈钧一日不去，赣民一日不安。本大总统酌予免官，调京任用，所以曲予保全者，不为不至，且为赣省计，深恐兴师间罪，惊扰良民，故中央宁受姑息之名，地方冀获敉安之庆，不意逆谋叵测辄复，濳至湖口，占据礮台，称兵构乱，谓非背叛民国，破坏共和，何说之辞，可见陈廷训电称，运动煽惑，约期举事，言皆有据。
似此不爱国家，不爱鄕土，不爱身家名誉，甘心叛逆，为虎作伥，不独主持人道者所不忍。言实为五大族人民所共弃，値此边方多故，应付困难，虽全国协力同心，犹恐弗及而乃幸灾乐祸，倾复国家，稍有天良宁不痛愤。
李烈钧应即褫去陆军中将并上将衔，著欧阳护军使及李鎭守使，设法拿办，其胁从之徒自愿解散，槪不深究，如或抗拒，则是有心从逆，定当痛予诛锄，并著各省都督民政长，剀切晓谕，军民共维秩序，严加防范。
本大总统旣负捍卫国民之职任，断不容肇乱之辈，亡我神州，凡我军民同有拯溺救焚之责，其敬听之。』
7月17日，安徽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
7月18日，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7月19日，福建孙道仁和许崇智通电宣布福建独立。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中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回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五次发动进江南制造局，有海军协助的北洋军成功击退对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来源请求]。
7月25日，湖南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南京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4日，四川熊克武在重庆宣布四川独立。云南都督蔡锷遵从袁世凯命令，率军入川，镇压重庆熊克武起义。
8月9日， 孙道仁通电宣布取消福建独立。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8月13日，拥袁的济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8月13日，湖南谭延闿通电取消「独立」。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
8月28日，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庆。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辑，相继逃亡日本。
9月11日，熊克武放弃重庆，解散部队，化名逃亡。
9月12日滇军入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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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陆军部呈报袁世凯核准对参与上海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陆永兰等三人的判决文书（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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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是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向北洋政府国务院呈报镇压上海讨袁军经过的电文。（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
二次革命(即二次复辟)自1913年7月12日开始，拖延了三个多月才发动起来，一个多月后全部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熊克武等亡命日本。孙中山遭全国人痛骂，很被动。8月2日，孙由上海乘德国船舶潜逃至福州，之后转往台湾基隆，随即再乘日本船舶信浓丸赴日本寻求援助。9月，讨袁军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在日本内阁默许下，孙经门司、神户，最后从横滨进入东京。
与庚子年三洲田叛乱一样，孙中山此次叛乱的败因还是日本政府退缩。在孙中山赴日寻求支持时，日本的大陆扩张派和军界表态支持，也提供了金钱、武器。但真到要出兵支持叛乱时，日本政府与庚子年准备出兵占领闽粤时一样，担心对华出兵招致美国为首的其它列强联手干涉，新内阁禁止日军向国民党人提供援助。日本军界虽服从了政府命令，但相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有利用价值，出动军舰接应国民党叛乱首领。至8月底，除陈炯明等人逃往南洋外，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一众叛乱骨干全被日本军舰接到了神戶。
长期花费扶植孙中山的黑龙会首领內田良平对孙中山失望，不願再到神户去接应孙等。因为，十几年孙中山满口承诺革命成功后将满洲划归日本，然而将孙捧上临时大总统位后，孙要求将满洲再卖一次，再索要一大笔钱，拿了200万首付后下台。内田对吞并满蒙计划和合办汉冶萍公司等协议落空的结果极为不满，指责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内田良平是黑龙会的首领，但不是大陆扩张派的最高领袖。大陆扩张派的首领犬养毅、头山满认为孙中山仍有利用价值，日后还会上台，将国民党叛乱骨干由神户接到东京，安排生活，继续豢养。其中，头山满将孙中山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供应一切。头山如此决定，内田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扶植孙中山等人。孙中山等国民党叛乱骨干得日本军舰接到日本，被日本大陆扩张派继续豢养扶植的事实显示，「二次革命」叛乱是日本大陆扩张派颠覆中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孙中山后在《中华革命党宣言》中解释他所谓的二次革命说：「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按他这一解释，对某事不满就可以接受外国金钱武器颠覆政府。有这样的革命家在，国家永无宁日。袁世凯平定叛乱，捍卫了新生民国，无愧当时各界「缔造民国伟人」的赞誉。
通过平叛，政府军扫除了国民党人在南方数省的武装割据。10月15日，袁以北京政府总检查厅名义发布了对孙中山、黄兴、岑春煊、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叛乱首领的通缉令。
袁世凯政府外交部为要求限制孙中山等人在日本的行动给日本政府的照会
袁世凯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的赏格
但是在破坏国会方面，孙中山、廖仲恺取得了可耻的胜利。议员们恐惧革命党的暗杀，或退出宪政，或附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宪政。破坏了国会。宋教仁改造革命党人的成果被孙中山、廖仲恺破坏了。导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停止国会议员职务。这时政局成了：孙中山国民党破坏民主宪政；袁世凯一些人强化专制。
袁世凯当选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平定叛乱后，袁世凯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由于制宪没有完成，正式总统无法选出，成立已年半的民国政府仍是临时政府，总统仍为临时总统，不获列强外交承认，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梁启超上书袁世凯，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尽快完成制宪，选出正式总统。袁世凯依梁氏的建议，发布了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人承诺宽大，将通缉范围限制于孙中山、黄兴及暴动各省国民党领导人。8月，黎元洪领衔十九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要求速选总统，再定宪法。因应各地要求，进步党改变主张，提出了由众议院先制定《总统选举法》，据此选出大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的议案。议案获众、参两院表决通过。10月4日，国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10月5日，中国第一部《大总统选举法》正式公布。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1913年10月6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国会在这一天根据《总统选举法》举行了中国首次总统选举，开创了民选总统的新纪元。众多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前来见证了总统选举。其间，号称「公民团」的请愿者包围国会，为袁世凯助阵。当天，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黎元洪当选总统、副总统。多数国民党籍议员投了袁世凯的票，间接表达了反对孙中山、黄兴叛乱的立场。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当众议院议长、选举会主席王家襄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时，在场的各位议员，进步党、国民党，以及一些小政党的党员不分政见地为第一次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而欢呼。
10月10日，在太和殿举行了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在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
日、英、俄、德、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国立即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美国、秘鲁、巴西三国在4月国会正式成立后已宣布承认民国政府），并致贺电。各国承认中华民国并派使节参加总统就职大典。
总统就职大典
《宪法大纲草案》及《天坛宪草》
为早日完成制宪，袁世凯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暂时容忍荒唐局面，派官员将古德诺草拟，宪法研究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大纲草案》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打破临时约法中国会垄断权力的规定，要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国民党人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以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为由拒绝接受宪法大纲草案，将袁派来的官员逐出了会场。10月，在南方的叛乱被平定后，国民党员控制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向袁世凯提交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国民党人制定的《天坛宪草》服务革命党一党私利，其破坏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破坏了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宪政原则，将总统代表的行政权置于国会控制之下，规定总统行政的决定均须经革命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没有国会认可什么也办不成，而国会的权力不受制约。
按照西方三权互相制约的设计，国会通过不信任案或弹劾案来制约总统的行政权，总统也可以以解散议会来制约国会，当国会对政府的提议通过不信任案，内阁又不愿意辞职时，内阁可以提请总统解散并重选国会，让选民作出判断。例如，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规定，解散议会权不必经国会同意。但是《天坛宪法草案》规定总统解散国会须获得议会多数同意，实际废除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使国会得以滥用权力，形成多数暴政。
对于天坛宪草中革命党控制国会剥夺总统行政权的设计，古德诺指出:“在用内阁制者，行政权以解散议院为最有效力之武器，议院有恶意，或轻率之举动，惟此足以制之”。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对天坛宪草表达同样批评说：“总统解散众议院之权如得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始能解散，不免为有名无实之权。若惟议会有武器，而政府毫无武器，其结果会出现议会专制之奇观，不可不防也。”
其次，天坛宪草根本违背了代议制度原则，制定了寡头政治的框架。它规定设立四十位委员的国会常设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期间，这个常设委员会代行宪法解释权、国务总理同意权、请愿权、建议权、质询权等等。对此，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 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也抨击国会常设委员会权力的合法性说：“国会之补助机构，自不应与国会有同等之职权，且其职权非自国会委任而来，乃宪法上直接赋予者也”。国民党籍宪草委员张耀曾承认，设置国会委员会提案目的明显是要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以为党派斗争服务。
第三，宪草中规定众议院可以通过不信任决议倒阁，但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行使不信任权，实际规定国会有随意倒阁权。按照天坛宪草，议员总数过半就可以开议，过半出席议员同意即可倒阁。这种条文明显是服务国民党人操控政府的专制条款。
第四，天坛宪草规定了国会权力不受制约，国会立法权凌驾于司法、行政两权之上，总统处处受制于国会，成为国会傀儡的框架。它将国会权力尽量扩大，侵入行政领域，将人事任免权、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军事权、外交权、法律公布权、戒严权、赦免权等总统权力架空。
对于天坛宪草，古德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代议制经验的国家，国会目前只应作为咨询机构。而国会推出的宪草使总统「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将导致政府不稳定。总统应对国会通过的宪草等议案拥有否决权。他建议将原来的两院制构想改为一院制，赋予总统钦定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
袁世凯的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古德诺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中国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
进步党的法律专家张东荪指出，《天坛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是立法（国会）至上，国会权力不受制约。
袁世凯反对国民党人主持制定的宪草，指出：「国会不信任权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国务员即使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他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侵犯了总统的法令公布权，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大总统行使制定官制、任命官吏、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行政权时无须经国会同意。
对于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国民党人控制国会以宪法已在起草过程中为由予以拒绝。袁世凯不能容忍发动武装叛乱的国民党继续专权国会，要求各省对国民党控制制宪局面表态。直隶冯国璋、刘若曾、浙江朱瑞和屈映光、河南张镇芳、湖南汤芗铭、广东龙济光、江西李纯、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湖北黎元洪等各省都督、民政长迅速复电表示，发动叛乱，危害国家的国民党人断无理由继续盘踞国会，主导宪法起草，要求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议员。
11 月，报刊披露出徐秀钧等国民党籍议员与南方叛乱骨干李烈钧与密谋策动推翻政府的往来密电，各界对国民党人控制国会的不满爆发。袁世凯顺势发布命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内中指出：
「……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世凯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凯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
1913年11月26日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通令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文∶
「临时大总统令：
自政府成立，五族一家，薄海人心，倾向共和，实为千载一时之会，乃有不轨之徒，籍端煽惑，意在摇动民国，扰乱治安，以重生灵之祸，幸人心厌乱，迭经先事，破坏不致危及地方，本大总统深维国势之艰难，不忍见五族人民罹于涂炭，所望共为良善，巩我邦基，若任少数凶徒隐谋蠢动，养痈成患，本大总统何以对我人民？
近据广东都督胡汉民电称，各省/立心不正之徒每以二次革命为口实，若不严诛一二，将何以遏止乱萌？请谕知各省，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歛迹等语，指陈剀切洵为弭乱要图治。各省都督民政长官严饬所属，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以寒匪胆，而顺民情断不能狃，煦煦之仁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也。
此令。」
随着国民党垄断国会局面打破，宪法起草委员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被废弃，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停会。1914 年(民国3年) 1 月，袁世凯据政治会议决议下令解散第一届国会，成立「筹办国会事务局」筹选新国会，并下令解散地方议会。至此，孙中山发动叛乱使国会在开幕半年后被解散，制宪受阻国。这种局面是孙中山胁迫南京参议院制定出国会专权《临时约法》带来的必然灾难。袁世凯上台之初接受了孙中山的恶法，使自己陷入了要么作国民党人国会的傀儡，要么背毁法恶名的困境。应进步党人的请求，袁世凯指定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了前云贵总督李经羲为议长的政治会议作为政府咨询机关。
5月1日，袁世凯政府提名57位议员组成的约法会议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大总统具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经参政院同意，有解散立法院之权，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其立法机构称为立法院；仿美国，设国务卿职位等等。新约法的主旨是纠正《临时约法》中国会专权，凌驾行政权的弊端。
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
1914年10-11月，袁世凯和国民党议员矛盾加剧。国会起草宪法，削弱总统权力。袁世凯以勾结乱党分裂国家罪名取缔国民党议员资格，国会失去法定开会所需人数。12月29日，袁世凯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1913年10月袁世凱就任後，與各國使節合影
当国的几年中，袁世凯在外忧内患，政府财政枯竭，革命党叛乱的逆境中领导民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快速进步。政治方面，民初延续了晚清的宽松局面，成为组党、办报最自由，舆论最自由、人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骂总统的文章多不胜数。例如，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筆名天仇）在《民权报》（1912年4月19日）以《杀！》为题，刊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 袁世凯坦然面对这样的暴力文字，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胸怀。
在经济发面，在清末地方建设中建树良多的袁世凯领导民国在逆境中造就了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袁世凯当国的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私人开办企业最简便自由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诀窍很简单：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二是保护经营自由；三是注重立法，以法律维护私人产权和经营权不受侵犯。在晚清十年新政推动商业立法的基础上，他推动颁布实施了关于企业注册和开设公司的法令。从1912年到1914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都有长足发展。
不过短短百年历史的袁大头价值竟然过百万。
在币制方面， 民国政府根据梁士诒的建议铸造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的银元。这种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被民间称为「袁头币」（袁大头）的新银币在全国流通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是为中国铸币史上最成功的银币。「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民国三年的袁大头银元中，袁世凯「签字版」尤为珍贵，包括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以及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由于签字版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如今的币市上，一枚普品袁大头700元以上，而孙小头则是勉强600元左右，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能说袁大头相对孙小头而言比较受老银元爱好者欢迎而已，和存世量真的关系不大。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后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的教育制度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和《实业学校令》，对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小学教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取消读经课，女子加设缝纫，男子加设农业；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
与1904年的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缩短了学制，规定初小为义务教育，取消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提高女子在教育方面的地位，除大学还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中的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女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所规定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算术课的比例；将手工、家事、园艺、缝纫等实用科目正式列入课程，这就加强了生产知识技能训练。
清末民初取得的教育成就后来被革命党刻意埋没，不为后辈青年知晓。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等教育家1914年编成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反映了民初教育水平之高。这部女子高小教科书内容包括：《礼记》、《左传》、《国策》、《论语》、《孟子》以及历代名家诗文，《亚衣丹》、《记某法人事》、《鲁滨孙》、《英民之特性》、《述奈端轶事》、《斯密亚丹》、《海伦》、《达尔文》、《苏彝士巴拿马两运河》、《斯巴达妇女之美谈》、《立那》、《盲女》、《巴黎观画记》等及西方历史文化的课文，有讲述美国“丧明失聪”的残疾女孩儿罕伦（即海伦·凯勒）自强自立、学有所成的感人故事（感动了世界上无数人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愿望），有《民族之演进》、《社会》、《政体》、《爱国》、《我国地图》、《我国之交通》等常识，有培养爱国情操的课文，有《赋税》、《国债》、《资本》、《公司》、《保险》、《专利》、《通商》、《国货》、《币制》、《股份》、《慈善事业》等介绍经济学的课文，有《习劳》、《蚤（早）起》、《慎微》、《惜阴》、《友爱》、《和睦》、《自立》、《诚实》、《忍耐》、《退让》、《礼貌》、《崇俭》、《交友》、《爱护古物》等关于伦理、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的课文，有《国文》、《文字》、《小说》、《诗歌》、《书信》、《阅报》等介绍语言、文体知识的课文，有《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四篇介绍主要宗教的课文，每篇二三百字，简要介绍该宗教的创始者、教义、传播、影响等，有《蚁》、《蜜蜂》、《象》、《狮》、《鹰》、《稻》、《麦》、《色》、《热》、《热与色关系之发明》、《火山》、《纺织》、《机器》、《纺纱机之发明》、《制麻》、《毛织品》、《育蚕》、《种痘》、《利用废物》、《利用天然力》等介绍大自然，启发蒙昧，激发学生求知欲的课文（课文中甚至涉及了今天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还有《裁缝》、《烹饪》、《浣濯》、《造花》、《俭妆饰》、《婚姻》、《良妻》、《婴儿之保育》、《教子》、《姑舅》、《家计簿记》、《女子职业》、《看护妇》等专为女生编撰的家政课文。课本中竟没有选李白、杜甫的作品，所选是白居易的《赎鸡诗》、《放鱼诗》等感发恻隐，培植同情心的诗篇。其中，国文（第一册第二课）的课文这样写道：「今人之言曰：不习外国文，无以周知世界情状，固也。然本国文尤当注重。盖国文者，国粹之一也。相传至四千余年，通行及二十二省。苟国文不达，微特寻常应用扞格滋多，抑且蹈忘本之讥矣。俄裂波兰，禁用波文。英亡印度，专教英文。日本县台湾、并朝鲜，亦废汉文、谚文，通令小学校用和文课本。推其用意，无非因国亡而文尚存，则其遗民虽屈伏于势力之下，而腃怀故国，耿耿不忘，终难泯恢复之想也。然则求国之强，而蔑弃其文，有是理乎？」
一部民初的普通教材，内容之丰富，理念之先进，无党派之私，在一百年后令二十一世纪的学子羡慕不已。与当今宣扬斗争、仇恨、一党之言、一党之私的党化教材对比，人们不能不怀念更加进步的民国初年。
通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最终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袁成为「天子的继承人」后，先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政治传统没有在一个独尊的领袖之下的分权理论，所以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这些举动事实上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默许。中华民国走到这一步，实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即使如此，袁世凯还能取消帝制，要继续当总统，再造共和；而孙中山和革命党却不允许袁世凯改正错误，逼袁世凯忧惧而死。袁世凯的死前种种特征表明他是被下毒谋杀的（留日派革命党人那段时期暗杀的手段是：爆炸—枪杀—下毒—）...
袁世凯与儿女合影
到了吴佩孚当政时。全国仍然兴起保境息民，联省自治，自制省宪法运动；和即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建设联邦制度。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共和国，艰难地，顽强地在向共和前进。1913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军民分治，但没有效果。二次革命后袁的声望实力达到巅峰，觉得时机成熟，于1914年6 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以后慢慢演变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这一中央集权的胜利完全建立在袁世凯本人一时的威权之上。所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省即刻恢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此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中国处于所谓「军阀混战」时期。
两者区别是：中华民国是通过袁世凯与大清王朝隆裕太后和平协商立国；国民党国是靠外国人苏联帮助打赢了这场复辟战争立国。中华民国是「共和立宪国体」；国民党国是「党国制度国体」。孙中山和国民党，发动复辟战争，使我国国体由「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变为「党国制度」的「国民党国」。
孙中山和国民党，发动复辟战争，使我国国体由「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变为「党国制度」的「国民党国」。
近代百年孙中山和革命党有三次复辟专制记录：第一次复辟指二次革命，第二次复辟指苏联支援三党联军的北伐战争，第三次次复辟指中共获得一党专制。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复辟极权制度的精神贵族，共产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轻视人民，两面三刀，儒家三民主义。他的表现为：封杀自由，追杀异己，动乱独裁，党国至上，镇压人民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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