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18) 民國的成立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的选举人，只具有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是45个人以个人资格，给四亿多中国人又强加的一个临时总统。该政府并无合法性，也未得到多数西方大国承认。而且那時候滿清還沒有退位！之后孙文在广州成立的政府，被视为叛乱团体，不能代表中华民国。 在此意义上，孙文才是窃国大盗。 国民党北伐完成之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才取而代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政府。

1912年 （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临时副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孙中山当上这个非法的临时大总统后，2月3日，他向日本政界财团提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了。只因为在西方自由国家威慑力下，日本政界财团害怕了，孙中山目的未得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 

隆裕太后，名叫叶赫那拉氏·清芬，都统桂祥的长女，慈禧太后的侄女。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慈禧强行立其为光绪帝皇后。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醇亲王载沣年仅3岁的幼儿溥仪被立为皇帝后，改元宣统，尊隆裕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并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隆裕进宫时年仅20岁；二十年后，光绪皇帝驾崩，她成为了清室后宫的寡妇。

《光绪皇帝隆裕大婚图》之一

隆裕太后姿色并不出众，且性格柔懦，年轻时身为皇后既不得宠，也得不到慈禧太后这位姑姑的欢心，平日与诸命妇王妃见面时也不太有威信。但是，由于她做过皇后，也做过太后，并年仅3岁宣统帝抚养成人，也和宣统帝生父摄政王载沣一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由此可见，她也绝非无能之辈。

隆裕皇后旗装照

在清宫著名女官德龄郡主的书中对当时还是皇后的隆裕有这样一段记载：

庆亲王的四女儿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她问我：『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皇后说：『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而有些国家是共和政体，像美国就是，美国对我们很友好。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没准人家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贵族去，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她告诉我，她正在读一些不同国家的历史，当然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

隆裕皇后不仅博览群书，对西方历史与政治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她不会盲目反对维新变法的实行。虽然她的政治天赋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在「开眼看世界」这一方面，隆裕皇后在当时的紫禁城中是非常进步的。

隆裕太后

隆裕太后作为清王朝后宫的掌管者，遵从了中国传统对妇女的要求，具有忠恕忍让的品德，『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

1912年的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共和。在取得南方革命政府许诺他就任大总统的保证之后，袁世凯便开始逼迫清帝退位。袁世凯急于取得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也希望早日建立共和、完成革命。经南北议和，双方议定：清帝退位、建立共和、优待皇室。命运把隆裕推上了历史舞台。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当袁世凯带着一副沉重的面容、痛心疾首的样子来到紫禁城养心殿后，便跪在隆裕太后的脚下，满脸是泪，煞是伤心。然而，隆裕太后虽然是个没有权术的人，但在那「进亦忧退亦忧」的窘境之下，还是有着处变不惊的气度的。

当时，隆裕太后说道：『我也是赞成共和的。但若说到要我们清室退位，目前阻力还很大，袁总理，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至善之策么？……』关于隆裕召见袁世凯这一幕，据长大后的宣统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回忆和描述：『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这个「粗胖的老头子」就是袁世凯。

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在南北双方拉锯的谈判过程中，清室的退位条件的每一次更改，都「入奏」隆裕皇太后过目，『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主要负责起草优待条件的，正是早年被载沣豁免、后来投靠日本的汪精卫。

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所颁布的退位诏书，标志著大清帝国统治全中国之终结。由于宣统帝溥仪当时年仅6岁，无政治行为能力，因此由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另外，隆裕皇太后又颁布两个相关诏书。1912年2月22日，《申报》标题为《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导：「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

隆裕太后與宣統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大清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共有2道：除了1912年第一道退位诏书外，溥仪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失败后，也颁布退位诏书。溥仪的退位诏书则还有第3道，即1945年满洲国解散前，大满洲帝国康德皇帝颁布的退位诏书。

2月2日，段祺瑞等北洋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清廷，要求实行共和政体。2月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清室递交协商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修正案，清帝退位后将保留帝号并享受外国君主之礼，暂居紫禁城皇宫。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中国两千年帝制终结。

清室優待條例

清室優待條例

2月14日，孙中山应南北议和要求，辞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仿法国式之责任内阁制：盖当时之参议院为架空袁世凯，乃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使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总纲以简洁之文字，将国家之要素作原则性的规定:

人民权利义务之保障已有详尽之规定，并设有法律保留条款。

大总统副总统之选举：仍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精神由参议院选举出任。

司法已有独立审判规定，符合三权分立原则：临时约法规定，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成，法官的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1912年3月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加政治事务的自由与权利，给政党的兴起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随著章炳麟等组建统一党， 同盟会改组为体制内政党，民国初期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政党有：国民党、进步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致公党等。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孙中山祭明孝陵时向文武官员讲话。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发贺电称『查世界曆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為中國華盛頓第一，南方君子復許公為世界華盛頓第二，實為中國全體人民所同欽仰之鐵證』。

袁世凯履行约定迫使清帝退位后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孙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南京临时政府不愿交出实权，遂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变總統制为责任內閣制， 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图架空袁世凯，并规定大总统到南京就职。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3月25日，袁世凯任命之内阁总理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3月29日，孙出席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戌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举行饯别宴会。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4月9日，孙应鄂军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汉。4月27日，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5月27日，孙抵翠亨村。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九日中山先生與孫武及武漢各界代表一百五十人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鄂軍政府歡迎人員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鄂軍政府歡迎人員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湖北十三個民眾團體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中山先生與黎元洪在武昌合影。

中華民國的國旗——五色旗

5月，迁至北京的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把五色旗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由紅、黃、藍、白、黑組成的旗幟，分別象徵中國漢、滿、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孙中山支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未能成为国旗，被定为海军旗 （1912年—今） 。十八星旗作為陸軍旗（1912年5月14日—1912年6月11日），1912年6月11日改以十九星旗作為陸軍旗，方藍井白滿地紅井字旗為元帥旗（1912年—1928年），方白井藍滿地紅井字旗為副元帥旗（1912年—1928年）

陸軍旗：十八星旗（1912年5月14日—1912年6月11日） 

海军旗 （1912年—今） 

元帥旗（1912年—1928年）

副元帥旗（1912年—1928年） 

7月，宋教仁因坚持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

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却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体现了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章太炎等人的姿态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对于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

1913年10月袁世凱就任後，與各國使節合影。

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对民国军队事实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既非袁世凯所愿，同时也与孙文的设想并不符合，反而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

而孙文的态度却坚决反对改组，他似乎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于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而孙文的方法则是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

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开宪政框架，再次诉诸无止境的暴力革命，从此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



如果说继续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背叛了宪政。那么二次革命后，我们看到孙文致力于建立的恰恰是一个非宪政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地方政权，将政党慢慢驾驭在国家代议机构之上，形成现代党治国家之雏形。

武昌首义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定，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 月8 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 月1日在南京搶先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

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

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

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

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

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 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 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 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

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坚持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总统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仓促的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 度的的大转弯，完全采纳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孙文将自己任大总统时绝对无法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套在了袁世凱的脖子上，让他去尝尝消解道统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