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lumière de la lune

◆ 延安整风运动又称作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是中共自 1942 年 2 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约 3 年时间。所谓的「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 1942 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最初表现为 1935 年遵义会议后至 1937 年间，从 1938 年未至 1941 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整风运动的实行，使毛泽东成为党主席，在党中央的地位更为确立，也使共产党对于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 自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 康生 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 周恩来 、 李克农 、 吴克坚 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 潘汉年 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  ◆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 1930—1931 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 团」大镇压，它直接导致了 1930 年  12 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 1935 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 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 1935 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 1941 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巨大影响，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并没有独立自主权。一方面为中共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和指导（包括周恩来、顾顺章建立中央特科，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等等），因此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由毛泽东等中国本土干部领导而中共中央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掌控，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中共的斗争运用苏联模式并服务于苏联，对中共的斗争产生不利影响。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摆脱共产国际领导，转变成不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 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其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共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直至1976年死去。 ◆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时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的时刻，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用心可谓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异己，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威的目地也得以实现。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已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

抗戰的一些負面情況——關於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狀況實錄 抓壮丁 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 1355 万 8493 名。这还不算自愿入伍者和国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招募的士兵。（《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121）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也差不多：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 1405 万 0521 名。 但实际征兵数量恐怕远远不止这些，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回忆：“ 1943年夏天，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给何应钦的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 1200 万 人。”（周开勋《国民党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P67）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也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 1090 余万 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301）。这样算起来，实际的征兵人数要比官方数字多得多，但到底征了多少兵，恐怕很难说清楚。 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这部分人有多少呢？据蒋纬国书中记载：“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 一亿人以上 。”（《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 2卷P120）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从这段话看，国民党自己编写的官方抗战史已经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但是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