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壞了近代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29)孫文希望的傳人是汪精衛
沒有鮑羅廷就沒有國民黨更沒有蔣介石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1922年4月，陈炯明與孫文決裂，向孙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但「六·一六」兵变之后，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卒护孙离开广州到上海。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在上海同乡虞洽卿指点蒋：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1925年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合伙经营三鑫公司垄断鸦片买卖。杜与黄张三人并称上海滩三大亨。同年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监察。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 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比喻，对20世纪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有两位犹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党内发现了王明；一是鲍罗廷，俄籍猶太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原名Mikhail Gruzenberg) 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孙中山 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宋美龄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是苏俄鲍罗廷「发掘」出并打进黄埔军校的又一個苏俄代理人。 鲍罗庭看好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卻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内部组织构建相当混乱。据说党员有30000名，注册的却只有3000名，缴纳党费的又是6000名。这非常怪异，所有数字都对不上号。当时党员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所以，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
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台灣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台灣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民国十三年 (1924年)，三德游埠既毕，回三藩市，接陈竞存来书，节录之如下。
陳炯明致洪門人士書
致公堂列位同志均鉴，粤自中山援引客军，卷土西来，炯明不忍蹂躏乡邦，毅然下野，耿耿此心，应为同胞共谅。不料中山入粤，暴政百出，烟赌遍地，捐借横施，农场学校，公然变卖，寺庙庵观，拆售殆尽。又霸鬻人民房屋，数至千家，强占瞽老堂院，虐及无告，其他如铁路收管宁阳，干没华侨血汗，拉夫逼充前敌，实为刍狗劳工，我粤军将领哀此无辜，誓志澄清之。乃天不厌乱，战事延长，彼方骤增湘豫诸军，我军运输不继，粮食煞费筹谋，素仰同志诸公义侠爱乡，热诚救国，务请鼎力筹助军稰，则百粤生灵，共蒙幸福。
陈炯明启。民国十三年二月二日
同时马育航又寄三德一函，谓『中山假执行共产之名，行其掠夺搜刮之实。省港商民，同深惊骇。更盼我军迅起讨虐，而滇湘军在省两酿风潮，或者天相吾粤，得以迅速靖难，并藉告慰于海外侨胞』等语。又云，『南方赤党反背其三民主义之措施，欲以暴力胁持全国，举国滔滔，旧者腐败，新者危险，两者皆无当于建国之任，吾人未敢自菲薄，此后救国与建国之责任，不能不仍引以自负。基此意志，乃有运用大党之必要。老兄领袖侨胞，主持党事，当亦同具此种热心与宏愿』等语。观此两函，更可见国内人士冀望洪门之殷，洪门革命之至诚，与伟人革命之别有企图者，诚不可同日而语。但可惜天欲乱中国，中国人亦大多数欲自乱，令一二有志者所谋不遂，而孙文联俄容共之大祸，果造成矣。』 —黃三德《洪門革命史》
孫中山希望的傳人實際上是汪精衛
1908年在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为挽救同盟会，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汪写给孙文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10年汪精卫、黃復生、喻培倫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埋炸弹被发现，4月16日，警察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附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文之招，从游学的法兰西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 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民众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兰西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进阶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 张作霖、冯玉祥召开天津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 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推段祺瑞先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赴北京后，把其在广州的军权交给蒋中正统领。
1925年 (民国14年)孙文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全肝已坚硬如木，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
2月，蒋中正、许崇智、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曾给蒋中正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覆电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来，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6月， 黄埔军校留校学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平乱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任党军第一师党代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由 31岁的包惠僧负责，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当时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包惠僧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官运亨通，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
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1日，孙在弥留之际， 签字于汪精卫执笔的《 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 3月12日，孙文在北京病逝。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证明者：宋子文 孙科 孔祥熙 邵元冲 戴恩赛 吴敬恒 何香凝 戴季陶 邹鲁
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俄遗书》（孙中山未签字），可见其对「以俄为师」的重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其实，孙文的「担心」，纯属多馀。苏俄的计划是长久而又完备的。苏俄不仅操控国共两党来帮他们杀中国人，还为北洋政府摆出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文，北勾冯玉祥。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而当时的蒋也不过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正忙于「东征」自己的老长官陈炯明于棉湖，孙中山在临死前把蒋介石送到前线北伐，事实是希望他做炮灰的，如果不是何应钦，可能蒋早就丧命于战场上….蒋介石犯有命案等劣跡，暗杀了陶成章等人，這樣的人是不能做國家元首的。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汪精卫在党内的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首数第一。汪为人诚实、不贪钱财、不热衷结党营私。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遭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结束后，与蒋校长（中）、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右）合影，1924年6月 明明是孙中山与蒋介石、何应钦及王柏龄的团体照，却让蒋介石篡改成孙中山与蒋介石二人的合照，因为蒋介石想假借此一照片来彰显其为孙中山的唯一传人！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4-5月，「五卅事件」。青岛和上海日资工厂工人在共产党人指导下掀起工潮。5月30日，共产党组织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示威，英国租界巡捕向示威者开枪，打死4人，打伤多人。上海罢工罢市，运动席卷全国。
6月，针对「五卅事件」，冯玉祥声援罢工，张作霖抗议英方杀人，段祺瑞执政府称上海市民出于「爱国」，并派团与国际社会交涉。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力图防止事态扩大。同时，苏联高调声援，中共组织「反帝运动」，国民党发动「省港大罢工」。
7月1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改组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大众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8月18日，国民政府控制的各方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成军之初编有五军，黄埔党军为第一军，军长蒋中正。国军初期仿照苏联体制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苏联向国民革命军提供援助。
暗殺廖仲愷，蔣介石首次奪權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今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廖仲恺遭５名枪手枪击身亡。国民政府采鲍罗廷建议， 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经调查后相信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当中胡汉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41–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962-201-352-0. ] 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9月22日派往苏联考察，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遗体暂厝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旁。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
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
蘇俄北勾馮玉祥
◆9月，苏联向被奉系排挤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援助。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
10月10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陈炯明被推举为为总理。
10-11月，「浙奉战争」。在奉系势力向全国扩张的背景下，直系将领孙传芳结成五省联盟，在浙江对奉军开战。奉军退出浙江、江苏和安徽。
11-12月，「国奉战争」。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加入冯玉祥国民军阵营，回师关内攻击张作霖。郭松龄兵败身亡。张作霖挥师入关，进攻冯军控制的京津地区。
蘇俄協助蔣介石二次奪權的手段：分化左右派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
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这一全会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被视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右翼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
出席西山会议的主要人员有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振、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14人；上述多人颇多为佛学素养极深厚之居士学者，有别于孙文基督教信仰，可说是当年中国佛教在家信士领袖大集结。西山集结初始意并非为政治，是至孙文灵柩所在碧云寺超度诵经念佛；敌对的国民党能到北京西山，也因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信仰佛教，所促成因缘。
西山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会后，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西山会议派反对汪精卫的联共，长期与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内部以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左派不合。蒋介石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假惺惺的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
『三德在民国十四年之末，与民国十五年之初，又叠接徐傅霖自北京来书，谓「孙大炮之所谓新国民党，现在内讧，分为两派。一派在粤盘据，奉苏俄为老祖宗，宣传赤化。一派在北京及各省，因争权夺利，互相攻击，表面上虽反赤，实际仍是赤。在北京者以徐谦为首，先从流氓烂仔著手，继向军人著手，近则专从各校男女学生著手。每月由苏俄驻京大使加拉罕给以钜额之金钱。凡加入赤化之学生，每月有津贴，至少以二十元起码，有多至百余元者。倘有人反对，则使流氓烂仔蹂躏人家，或殴击其人。且有冯军中人为之保镳，无怪乎北京城成为国民党赤化派之世界也。
现在许内阁中之阁员，以国民党派占多，许亦极力拉拢该派，以图保持其总理饭碗。在国民党仍拚命破坏法统，欲实行其中山式之国民会议，以泡制全国，言之可畏，中华民国其将亡乎」等语。此为当日洞见症结之言，三德并述序之，以见国之将亡，有时识者亦无如之何，但仍不能不努力也。』 —黃三德《洪門革命史》
1925年，孙文派蒋中正率黄埔军校学生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部。尤其是在第二次东征中，苏联派将官直接指挥部队行动。陈炯明被迫解散军队，退居香港。
同年，张作霖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冲突严重。张作霖发觉，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
中东铁路，1896年—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因为中东铁路横跨中俄两国，张作霖在铁路所有权上与苏俄结怨。
『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它城市也不少。
司法党化的元凶
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司法部曾公布法令，要求法官不得加入政党。1912 年 12 月司法部训令第 16 号令这样写：「法官入政党，先进各国大多引以为戒，以职在平亭，独立行使其职务，深维当官， 而行之义，重以执法不挠之权，若复号称为党人，奔走于党事微论，纷心旁骛，无益于政治… 查法院编制法第 121 条，推事（即现今法官）及检察官在职中不得为政党 员、政社员及中央议会或地方议会之议员。」因此，北洋政府期间，至少还努力维持司法的独立性，不受单一政党的操控。
但是就在 1923 年孙文主张以党治国之后，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党在广州成 立了自己可以掌控的国民政府。1925 年 11 月 28 日，广州国民政府修正法院 编制法第 12 条，删除「为政党员、政社员」字样，解除法官、检察官加入 政党之限制；紧接著又制定许多政府机关研究国民党党义的条例。
對孫文的評價
学者冯胜平称，孙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孙从辛亥革命前到中华民国建立后，都致力破坏，拙于建设。他开启近代中国百年动乱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始作俑者。从二次革命起，孙先后联合日本并引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重组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一道培植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军，施行党内独裁，以革命名义，借北伐名义夺取政权。孙死后，蒋介石完成国民党的党国法西斯体制。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大量史料证明，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学者袁伟时和王怡先后撰写大量文章批判孙的错误选择和机会主义外交，用大量史实论证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其中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
学者黎建军称，孙生前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死后为中国国民党精神领袖。中国国民党为把建立的党国合法化，在统治地开始把孙供上神坛。黎建军表示，用历史眼光看，孙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实为罪人而非功臣。孙通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的秩序毁灭殆尽。孙革命几十年，所争取的并非民众利益，实乃自己一己私利。[ 黎建军：民国尽头是党国. 独立中文笔友会. 2013-09-19. ]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