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1）近代中國自由貿易的開端——上海租界區

提到近代史的租界，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租界是丧权辱国的产物，于是，许多民族主义青年愤怒了！一些為了自己派系狹隘政治利益的教科书告诉你的是真相吗？“租界的真相”是什么？以下告诉你关于租界的一些史实，颠覆许多人的认知。

中国自1845年英国从《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中取得第一块租界（Shanghai British Settlement)，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曾出现过25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后经合并，至清末，中国共有22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

英国 7处：

天津英租界 1860年12月开辟， 占地460亩，1897年扩展1630亩，1903年扩展3928亩，1943年由日本方面移交给汪精卫政府，1945年正式收复。

汉口英租界 1861年3月开辟， 占地458亩，18898年扩展337亩，共计795亩，1927年收回。

广州英租界 1861年开辟，占地264亩。1943年收回。

九江英租界 1861年3月开辟，占地150亩，1927年收回。

厦门英租界 1842年开辟，占地76亩，1930年收回。

镇江英租界 1861年2月开辟，占地156亩，1929年收回。

上海英租界 1845年11月开辟，占地2820亩，1943年收回。

日本 5处：

天津日租界 1902年开辟，占地2150亩，1945年收回。

汉口日租界 1898年开辟，占地200亩，1907年扩展至662亩，1937年收回。

苏州日租界 1897年3月开辟，占地500亩，1945年收回。

杭州日租界 1895年11月开辟，占地1809亩，1945年收回。

重庆日租界 1901年9月开辟，占地701亩，1931年收回。

法国4处：

上海法租界 1849年6月开辟，占地986亩，1899年扩展至2135亩，1914年扩展至15150亩，1941年收回。

天津法租界 1861年6月开辟，占地439亩，1900年扩展至2360亩，1945年正式收回。

汉口法租界 1896年开辟，占地187亩，1945年正式收回。

广州法租界 1861年开辟，占地66亩，1945年正式收回。

德国2处：

天津德租界 1895年10月开辟，占地1034亩，1902年扩展至2304亩，1917年8月收回。

汉口德租界 1895年10月开辟，占地600亩，1917年收回。

俄国2处：

天津俄租界 1900年11月开辟，占地5971亩，1924年收回。

汉口俄租界 1896年开辟，占地414亩6分5厘，1924年正式收回。

漢口俄租界

意大利1处：

天津意租界 1902年6月正式设立，占地700亩，1946年收回。

奥匈帝国 1处：

天津奥租界 1902年12月开辟，占地1030亩，1917年8月收回。

比利时1处：

天津比租界 1902年2月开辟，占地740亩，1931年3月收回。

1931年中國收回天津比租界

英美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正是目前上海这个区域，因此上海别称为『申』，而『沪』的来源则与居民的捕鱼工具有关，最早可以推衍到晋朝，松江（今苏州河）沿岸居民多以捕鱼为业，他们制作的捕鱼工具称为『扈』，其后才渐渐演变成今日称的『沪』。元代之前，上海就是沿海港口与商贸镇。到了宋代设『华亭县』，元代则设『上海县』。

关于上海租界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民国的“老上海”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代表了原英租界的风貌；另一种是武康路、思南路上的老洋房、一大会址、复兴公园、瑞金宾馆，则是法租界给我们留下的回忆。当时有戏言，就说英租界出富商，法租界出流氓。

租界的划分经历过几次的变动，不过大致上与今日上海行政区来比对的话：黄浦、静安属于英租界，卢湾、徐汇属于法租界，虹口区为日租界，闸北区是马永贞的地盘，杨浦区属华界。

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代表了原英租界的风貌

武康路、思南路上的老洋房、一大会址、复兴公园、瑞金宾馆，代表了法租界的风貌

英租界、公共租界——富商及冒险家的乐园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其中第二条约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1788年－1848年）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后，逐渐有英商北上到沪进行商贸活动。根据清廷安排，原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来处理上海的通商事务。但时任两江总督的璧昌、江苏巡抚孙善宝认为英国领事的品衔过低，因而授权苏松太道道台全权负责通商事务。

上海道台衙門遺址，今上海市黃浦區（原南市區）的巡道街上。

苏松太道，中后期依其驻地又俗称为上海道，为清朝江苏省下属的道级行政区之一，辖管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顺治年间驻地为太仓，康熙时期驻地为苏州，雍正之后驻地为松江府下辖的上海县。苏松太道道员属重要官员，虽为正四品官，但任满之后大多都升为正三品按察司（正三品）或从二品布政司，也有直接升巡抚至总督的例子。

时任苏松太道道台的宫慕久因此与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年－1894年）就落实条约中英商居留地的条文展开谈判。过程中英国军方没有参与谈判。

谈判之初，巴富尔要求中方同意英商购买华人土地。但宫慕久依据中方法律，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不同意该议。巴富尔转而希望由英国政府出面购买。但相关条约并未规定英国政府有权购置中国土地。最后，双方通过磋商达成采用「永租制」来确定居留地及其相关权利。

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英租界（Shanghai British Settlement）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

《上海租地章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法规，也是中国租界法制开始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这部法规的现代性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它使用了现代的法规结构。不再是中国古代时的诸法分界不清、以刑为主的结构，相反，它的全部内容都只涉及租地事宜，结构明晰、规程严格，没有混杂其他内容。第二，它使用了现代的法规语言。“自行退租”、“如数返还”、“陈报领事”等等都是例证，摒弃了中国古代时使用的“八议”、“官当”等法律语言。第三，它使用了现代的制裁方式。“依法惩判”、“其惩判与违犯条约者同”等用语所在多有，不再使用“笞”、“杖”、“徒”、“流”等制裁方式。

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至上海英租界的设立已历经了200余年，现代法制在英国已根深蒂固，那里的公民长期生活在现代法制的环境中，习惯了这种法制。上海英租界当局的组成人员起初都是来自英国的公民。他们不仅认为英国的法制很优越，还认为中国传统法制很落后。因此，在上海英租界出现前后，他们就制订了现代法规，以《上海土地章程》为开端，以后的系列规定基本都是如此。“余观英、法二公案中西互控之案，层见迭出。无论西人控华人，须请泰西律师以为质证，即华人控西人，亦必请泰西律师。”英租界的现代法制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了整个上海地区。

在这个根本法的基础上，一些有关部门法的内容也纷纷出台。其中包括1854年的《捕房督察员的职责》、1864年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规则》等等。最终，由租地章程和一系列部门法内容组成，形成了上海英租界的法律体系。这是一种现代的法律体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由律、令、科、比、格、式、编敕等构成的法律体系。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划分租界：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

根据这个章程，南至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现在的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现在的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的一块面积约830亩的土地被租借给英国，每亩年租金1500文。

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还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和从事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活动，据有关记载，租界成立两年之后，在那830亩的土地上居住的外侨也仅有100多人，而这块土地的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是归清政府掌管的，也就是说，起初的租界还真的就仅仅是“租界”而已。不过，很快问题就出现了。随着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巴富尔以防止华洋纠纷为名，与宫慕久协商后又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而后，规定进一步改得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英国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这样，英租界就逐渐具有了英国人专属领地的意味。

在英国人的带头作用下，1848年，美国人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租界，1849年，法国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而后，法租界在于上海道台麟桂的同意后开辟。 就这样，上海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现了英、美、法三块租界。

租界的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20世纪30年代淮海路租界的巡捕，其成员就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人。

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英租界曾雇佣了超过70%总治安人员人数的华人警察来帮助维持英租界的治安。英国人立刻发现，当华人警察超过50%的时候，英租界内出现了大量英国人不可接受的腐败和行贿问题，并且华人警察常常与当地人勾结，借助租界内外的资源差牟利。因此，当时的英租界头子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招数，从1884年开始，英租界停止招收华人警察，开始从印度进口人员来管理当地中国人。

因为印度巡捕有着良好交流能力和对英国长官言听计从，以及做事卖力，对比起阴奉阳违和语言交流不畅的中国巡捕，英国长官很愿意让这些印度人出面来管理租界事物。这些印度巡捕，都是印度的锡克教徒，对比当地中国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令人望而生畏，而且按照锡克教徒的传统，这些印度巡铺头缠红巾，于是就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为什么叫三，是因为在上海人的眼中，印度巡捕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位列第三位。

外滩公园里的印度巡捕（俗称红头阿三）

而且印度人来到上海英租界之后，非常喜欢这里的秩序和发展情况，他们一心一意为英租界工作，而且因为印度人遵循长幼有序，新人不会挑战已经来的来老资格印度巡捕，老人也不会故意打压新人机会，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正反馈，印度人也愿意招募更多的印度同乡来，因此更是打压了中国巡捕的名额。 自此之后，英租界的安全和秩序成为了上海各个租界之首，而达官贵人们也愿意首选英租界作为居住地，房价也一升再升。

上海英租界依仗领事裁判权，在租界内最早推出现代司法制度。以后的公共租界继续推行这一制度。1869年出现了会审公廨以后，其适用面逐渐扩大，凡租界内发生的案件都逐步适用这一现代司法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涉及到现代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法官和陪审员、原告与被告、公诉人、代理人与辩护人、起诉、庭审、判决，等等。这里以律师制度为例。当上海英租界设立领事法庭时，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来处理法律事务，而其中也包括了律师制度”。以后，《上海领事公堂诉讼条例》颁行，律师制度更为完善，律师的适用面更大了，这有利于司法公正。“案无大小，胥由人证明其曲直，律师辩其是非，审官研鞫而公断之，故无黑白混淆之弊。”

早期英租界不设有常备军队。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天國三年）初，由于太平天国军队连克南京、镇江，引发侨民恐慌。为此当年4月8日，驻沪英美领事召集外侨，决定成立「上海义勇队」，由全体英国侨民参与，并有部分美国侨民加入，史称万国商团。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有广肇会馆领袖广东香山县人刘丽川、上海青浦人周立春、周秀英、福建人陈阿林等，起义队伍广东人近半数。上海县城和周边嘉定、青浦等地被起义队伍所占领，上海县令袁祖德被杀，道台吴健彰也被逮捕，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陷入了瘫痪。

上海豫園點春堂，小刀會起義的指揮所

小刀会（对外称为「义兴公司」）声明其目的是反清复明，并没有攻击租界或与洋人为敌；美国、英国、法国于是在小刀会和清廷的冲突中保持中立。9月9日，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就派兵占领了中国海关。为了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清廷从与太平天国对峙的江南大营抽调兵力，前往镇压，但久攻不下。租界里的外国人开始保持中立，小刀会的供给大多经由租界运输、购买。一些美国、英国的水手还自愿帮助小刀会作战。第二年（1854年）4月3日，英美两国万国商团联合出动军队，英国海军陆战队、美侨上海地方义勇队和清军在位于今天的上海西藏中路一带人民广场的「泥城浜」爆发武装冲突，小刀会趁机攻击清军，击溃了驻守在那里的由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所率领的清军，是为「泥城之战」，清军死300余人，英美军仅死4人。

泥城之战之后上海道道台吴健彰到英国领事馆拜访，以出让上海海关和租界权益为条件，换取英、美、法对他们镇压小刀会的支持。法租界在和上海县城相交界的地方修筑了围墙，同时不许船只在上海县城靠岸。小刀会从此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小刀会的七个起义帮派内讧，广东帮和福建帮对立冲突。

1854年12月14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向小刀会宣战。1855年1月6日，法军用炮轰开城墙，清军攻进县城，史称「北门之战」。除夕，江宁知县刘存厚令攻破县城，清军涌入上海县， 2月17日（正月初一），小刀会弹尽粮绝，刘丽川率众突围，次日到虹桥附近力战，被江苏提督虎嵩林当场格毙。一部分余部逃往镇江加入太平天国。陈阿林突围逃出后，搭船到香港，后转南洋中的泰国经商。小刀会起义后，万国商团一度停止活动。1860年太平军逼近上海后，再度恢复。

1853—1859年英租界转租分布及转租次数

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导致原居住于上海城厢及周边城市的人口大量涌入租界避难。外国人在租界内建造给中国人居住的房屋合法化，租界内的洋人房地产商大量兴修出租住房和弄堂。由于这很快成了租界最主要的税收来源，租界当局对此鼓励。这一系列事件实际破坏了最初确定的居留地「华洋分居」的原则。英国领事阿礼国虽向道台衙门行文希望制止华人的涌入，但外侨商人却乘机搭建大量住房租予华人，并最终迫使阿礼国放弃原先主张。

开始时主要是简易木板房，后来逐渐改成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石库门建筑。石库门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独户建筑和西洋的排联式2-3层结构，一幢楼可供多户人家租用，被称作「老石库门」。后来又发展出几进庭院形式的「新石库门」。

中共一大會址，一座石庫門建築

1853年6月末，阿礼国建议在沪的英法美三国代表签订协议，建立统一行政机构，以应对租界日渐复杂的形式。1854年6月，阿礼国再次照会美法，希望促成市政机关的建立。7月，在英国公使包令和美国公使麦莲的催促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宣布接受这一建议，但须报法国政府批准。

7月8日，英、法、美三国领事发布联合通告，公布经三国公使拟定但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由于该《土地章程》较1845年版本有较大出入，确立了租地人向原业主一次性缴纳租金后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税，而非向原业主持续缴纳租金。

1854年7月11日，三国领事与49位租地人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租地人大会。会议议程为建立代议制的市政机关。大会通过投票同意建立工部局、组建巡捕房等十几项决议。

但与此同时，英美与法国间在上海的矛盾逐渐爆发。在处理小刀会事件中，英美两国将法租界排除在非军事区等做法引发了法国领事爱棠的强烈不满。当年12月24日，布尔布隆公使致信法国外交部，要求政府不要批准《土地章程》。与此同时爱棠则宣称他没有公布法令承认新版《土地章程》对法国侨民具有约束力。

1856年初，法租界单方面召开租地人大会。先后于当年和翌年组建巡捕房和道路管理委员会。法国的做法意味著英美法租界合并无望。在此情况下，英美两租界合并的呼声逐渐浮现。

1860年代初，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和美国领事熙华德开始倡议英美租界的合并。1862年3月31日，英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将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的议案。

1863年9月21日，在完成初步划界后的美租界召开租地人会议，同意与英租界合并。至此，英美租界正式宣布合并。合并后的租界称为英美租界（Foreign Settlement）或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1899年以后，正式改称公共租界。

家藏的上海英租界時期的禮帽，上海大中央製帽工廠，Great Central Hat Co.（Shanghai）,這是我我外公在英租界開工廠時候戴的，當時英租界的上流人士普遍流行這種帽子。

清政府设立“租界”的初衷是想把洋人“圈”起来，但他们不知道，洋人带来的，是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租界很快就超越了曾经繁荣的上海老城厢，吸引了广东、江浙一带的人才与资金。1893年11月17日，在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的庆典上，出现了一幅标语：“世界何处不知上海？”是年，上海人口近100万，到了1941年上海沦陷前夕，增长至390万，真正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公共租界举行50周年庆祝活动

上海英租界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地区。这种现代化表现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生活等的各个方面，导致了上海市中心最繁华地区的出现，现在的外滩、南京路等都在其列。1862年公共租界实现了煤气灯照明，1882年通电，1883年通水，但建设费用都是由道路两旁的业主承担。市政基础建设也由私人投资，目的就不是为了造福大众，而纯粹是满足上流社会的生活品质。比如，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仅仅把水管通向买得起的顾客家中。用的人少，导致价格极其昂贵，只有极少数富商才能享用。

这张是以前租界时期的电车路线图，如果现在你还想体验一把坐有轨电车的感觉，就要去香港了。

1883年的上海地圖

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

上图为我家藏的民国袁世凯时期的儿童头饰之一，这是我外公在民国初期在上海滩「十里洋场」英国租界区开纱厂时候买的，当时他的厂生产「火炬牌」针织品。法兰绒头饰上有：「老泰和斋帽庄，上海法大马路吉祥街口」。「法大马路」也叫「法国大马路」，因为有法国领事馆，故而地图上标注为「公馆马路」，路的起点边就是「上海大世界」，终点是黄浦江外滩码头边。1840年从英、法、美等国纷纷进入上海开始，划定租界，规划市政建设，修筑马路。在当时的英租界里从南京路往南到延安东路的七条马路，上海人以兄弟排行的习惯，依次将他们称为“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南京路是上海开辟为租界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南京路东起外滩，西至静安寺与延安西路交汇处，横贯上海市区中心，这条路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

法租界——流氓与革命家的乐园

1849年，法商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而后，法租界（经上海道台同意后）开辟。租借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共约986亩。

1861年，法国又以为了开辟沪法之间航线需租地造屋为由，租得了小东门外37亩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扩张。新租界的区域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西门路、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法租界总面积从而增加到2135亩。

以供水为例，法租界是向英商买水，自建公共供水系统，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

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法国租界成立之后几年，竟然没有一个商人买地。后来也只能依靠“烟馆、妓院、赌场”的三大支柱产业，成了流氓和革命家的天堂。法租界比公共租界“穷”多了，但有限的税收中还是挤出一大块用于公共服务，这就是“大政府”的好处。法租界采取以华治华政策。结果法租界变成了帮会组织的大本营，是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的发迹之处。

当时黄金荣是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依仗法国主子起家的黄金荣，利用手中的权利，贩运鸦片开设赌场，聚敛了大批的财富，甚至当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悲观失望的蒋介石一度辞去军职拜师他的门下。整个法租界就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的地方

正是因为法租界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理念”，后来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搞暗杀的大本营，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势力的基地，中共一大在法租界召开，“孤岛时期”的抗日份子子也在大多在法租界活动。

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公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本是由天主教在法租界创办，公董局资助，后来迁到了公共租界。没想到，工部局一开始却拒绝承担这家医院的费用。

上海公济医院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几乎同步搞“现代化建设”，而且更注重“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工作，改造沿河堤岸，建了大量的公园绿地。当公共租界的公园还禁止华人游玩时，法租界公园很早就采取了全民共享的开放政策。

法式园林风格的复兴公园旧照

公共租界的繁荣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法租界的优美环境又吸引了有钱人在此置业，成了高档居住区。上海法国租界大致位于现在的卢湾区及徐汇区内，路旁种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衬著各式漂亮的欧式老洋房、高级公寓，即使在冬天，也颇有萧瑟的意境，是很适合散步的地方。

靠近衡山路的法国马赛市送的雕塑「希望之泉」

淮海中路（霞飞路 Avenue Joffre）以法国元帅霞飞的名字命名，当时是横贯上海法租界的主要干道。东段多华人传统石库门里弄住宅；西段多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中段随白俄难民到来逐渐形成富有异国情调的高雅商业街。沿路著名历史建筑：（详细可参考维基百科）淮海中路1110号，杜公馆（现为东湖宾馆1号楼）；淮海中路1131号，席家花园；淮海中路1209号，犹太富商安德华·爱滋拉住宅（现为上海市武警总队）；淮海中路1517号，盛宣怀宅第（现为日本驻沪总领事官邸）；淮海中路1610弄，逸村；淮海中路1634号，何应钦宅第（现为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淮海中路1836～1858号，诺曼底公寓（现为武康大楼）；淮海中路2068号，又斯登公寓（现为登云大楼）。

上海宋庆龄故居，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主楼为德式红顶白瓦砖木结构的船形建筑，除了内部装潢家具精美，文物保存良好外，那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也很棒。

宛平路（汶林路 Route J.Winling）

上海法租界，1936年-1939年。摄影：维克多

按照《上海英美租地章程》的城市宪章，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的自治领地，其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由其投票选举出七名董事，组成“工部局”，这就是租界的“政府”。而英国的领事只有司法裁判权，不得干涉“工部局”的决定。“自治”是公共租界的灵魂，租界有自己的税收，“工部局”除了搞城市建设之外，大部分职责都是维护治安。1900年，工部局总董F．Anderson在纳税人会议上表示：要“公正和均衡”， “要像对待我们自己那样对待中国人”。

1909年，“华界”长期积蓄的改革愿望终于得到释放，在总工程局的基础上，新的市政机构“上海城自治公所”诞生了，60名董事会成员经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公所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建立一支800人的巡警队伍和一个法庭，以及拥有独立司法权的法官。事实上，“自治公所”也是一个民族色彩很强的组织，它成立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与租界当局竞争，希望介入更多市政工程，以阻止租界不断扩张的势头。

而隔壁的法租界则走得更远，1914年，两位中国士绅代表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虽然只是一个象征的职位。虽然法租界也有纳税人选举产生的“公董局”，但法国领事有权解散公董局。

公董局旧址

法租界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界筑路，最初是从上海县城西门筑至徐家汇的军路。1913年，当时的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索求界外马路警权，欲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权为拉拢西方，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并与法国签订了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

协定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但条件是法租界当局要驱逐租借内的革命党人士。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从而达到了15150亩，是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同时，租界当局也同意由中国人中推选2名绅董，参加法租界董事会。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已发展成上海条件设施最高级的住宅区。

1930年时的法租界地图

1932年时的法租界地图

到了20世纪，法租界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公共租界，因为租界人口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法租界的竞争压力，使得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得不越来越像个政府了，“财政支出”也从以“治安”为主，发展到“市政建设”占大头。上海法租界的管理是由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和公董局董事会共同负责。法国总领事是法国在租界的最高官员。虽然法国方面最初曾参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但在1862年决定退出工部局，以保持法租界的独立性。

巡捕房（garde municipale）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公共安全。如同英租界当局从临近的英属印度招募大批警员的做法相似，法租界当局也从法属安南（后为法属印支）聘用许多警员。

上海法租界，1936年-1939年。摄影：维克多

1937年，日中发生战争，上海再次处于“戒严”状态。为了强化租界防御，法租界当局增强了武装力量。自义和团运动和在天津常驻军队以后，法租界的防卫任务通常由警察和驻军共同承担。当时驻扎在上海的部队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RIC）第二连和一个轻型坦克连组成，由步兵团的一个中校担任指挥，他的头衔是上海法军分遣队指挥官。

所谓殖民地步兵团，当然服役于被殖民地区，维护法国在殖民地的秩序。虽然中国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步兵团的存在使上海法租界也包括在法国的殖民体系内。殖民地步兵团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1900年创建的法国第十六海军陆战队兵团（RIM），在中国服役的士兵主要由越南南圻和北圻的成年男性组成。当时越南分成三个“省”：北圻（东京）、中圻（安南保护国）和南圻（交趾支那）。驻华步兵团士兵的帽子和头盔上都有锚状图标。

1937年阅兵式中的越南步兵

1937年的上海有300万人口，其中法租界居民有70万。由于冲突数量不断增加，法租界从20世纪初就不断加强各种警备力量。据调查，1937—1939年法租界的市政警卫队队员，主要由中国、越南北圻、俄国和欧洲籍的人员组成，但欧洲籍和俄国籍的人数都没有增加，分别是148和377人，而中国籍队员由1937年的1674人增加到1939年的2074人，北圻籍则由533人增加到900人，增幅最大。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法租界加强了警备力量。在法租界东区，驻华远征军（士兵来自北圻）一营封锁了与华界交接的地区；在西区，部署了驻华远征军二营；中区的保卫工作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第二连负责。1938年8月1日，为了加强这三支部队之间的协调和行动效率，整编委驻华殖民地混合步兵营（BMICC）。

驻华殖民地混步营（BMICC）的士兵

同时，一些陆军部队、驻华南轻型坦克连以及这些部队的支援分遣队（后勤、炮兵、医疗、财政）也来到上海增援。法国海军还派遣了几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以此彰显法国力量的存在。这几艘军舰组成法国远东舰队，在中、日、越之间的海面上来回巡弋。

大体而言，军队负责法租界边缘地区的防卫，警察则保障法租界内部地区的安全。

由于中日战事爆发，闸北（主要战场）和虹口、公共租界北部及东部成为日军的攻击对象。而位于上海南侧的法租界基本上避开了战火，1937年8月14日发生的大世界爆炸案以及日军对南市的轰炸，是仅有的波及法租界区域的战事。尽管如此，法租界还是严阵以待，加强设置了铁门、掩体和隐蔽处。因为法国拥有天主教在华保教权，便在徐家汇开辟了一个军事缓冲区，阻止日军侵占该地区。

1937年敏体尼路（今西藏南路）的隐蔽工事

因法租界相对安全，大量灾民涌入。据统计，到1937年底，来自闸北和虹口的70万难民进入法租界。租界当局采取各种措施，其中14万人安置在难民营，25万人安置在由饶家驹神父（Jacquinot）设立的南市难民区，但仍有75000人没有庇护之所，成为影响租界秩序和安全的隐患。

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同时成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亲纳粹的“维希法国”。而戴高乐将军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抵抗德国的侵略。这样，在上海的法国居民也分化成亲贝当派和亲戴高乐派，幸好军人和警察中这种对立不甚明显。不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应该放弃上海的法租界而而并入公共租界？是否可以对法租界弃而不顾？是否应该服从法国的命令，将他们的命运和印度支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驻军士兵都认为上海是印度支那的前哨战，如果要保卫印度支那的利益，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守卫这座城市。如果离开上海，则是将前哨拱手让与敌人的行为。

1943年1月24日，法文《上海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当局将于7月31日“归还”租界的消息。在汪伪政权的规划下，原法租界地区成为陈公博治下的“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在“归还”租界之后，被雇佣的法国人、俄国人、北圻人理应由各自的领事馆负责接收。但由于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和维希政府的倒台，信息不畅，并没有军舰来运送这些男性职员及其家眷。这样一来，大部分北圻警察都失业了，只有少数法国警察被保留在“上海特别市”的警察队伍里。

于是，越南北圻籍警察在1943年8月组成北圻补充营。由于生活日益困难，营中人员消极怠工、时常缺勤，等待遣返，在前警察和士兵之间、北圻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945年，法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加上日本人的挑唆，最终酿成数起摩擦事件。

1945年5月18日，前北圻警察与欧洲高中生在中法大学足球场进行足球比赛。期间，因一位法军士官的儿子在场上故意犯规，于是北圻人动用警棍作为回应。日军介入纷争，但采取的是拉偏架的手段，反而激化了矛盾。

日本投降后，遣返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实际上，早在1942年，法租界当局就提出了遣返问题，并在市政官员和警察中有过一次调查，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职员在“归还”租界后的去向：是去其他殖民地找个职位，还是回法国谋生？但直到1946年以前，由于海洋通路被切断，无论是北圻人还是法国人的遣返工作，都无法顺利展开。到1946年7月，850名北圻人乘中国船只被遣返，剩下的370人则在上海待到1946年底。最后一批迟至1954年才回国。

以讹传讹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20世紀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其繁榮的程度遠高於當時中國的一般城市

中国最繁化的城市，或者说亚洲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的上海，虽然只有两块租界，但是租界里有大量的中国人，许多在租界内兴办自己的企业。更有许多外国人，法租界也并不是只有法国人才可以居住生活。

所以那句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已经昭然了，应该是以前一派的政治势力，为了挑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大旗「革」租界的「命」，而杜撰出来的。其实，今人关于这句话的记忆大多来自于教科书或文艺作品的传播，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来没对此产生任何怀疑。

1863年（同治二年），英美租界（1899年改称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就是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计划改造外滩（今苏州河口至延安东路口）的道路和岸线，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建议在外滩构筑永久性堤岸，并在苏州河口南岸浅滩上填土，将苏州河口的喇叭形为直筒形，使苏州河的水流方向和黄浦江一致，这样，就不会在河口出现漩涡和继续形成新的浅滩。工部局董事会同意了克拉克的报告，因此准备利用河口南岸的滩地上修建公共花园。1866年（同治五年）4月租界纳税人（外籍）年会上通过这一方案，公园建设的费用来自租界的大富豪——公共娱乐场（也就是跑马厅）基金会无偿捐助的一万两规银。

上海外滩公园“Public Park”建成时的场景，租界当局于1936年9月将园名改为外滩公园。

1868年公园建成后，工部局只是要求在公园执勤的巡捕，禁止衣冠不整的下等华人入园，换句话说，对于衣着考究的华人，如买办商人之类，当然是可以入园的。

早在1878年，《申报》就曾刊登过名为《请弛园禁》的文章，说明当时公园已有禁止华人入内的规定，而且中国人已经开始向当局表达不满。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瑗出面交涉，工部局终于同意，由租界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发放华人游园证，每证可带四人入园，入园证使用时限为一星期。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许华人入园，而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90年，租界工部局发现入园游览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且经常出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如随意采摘鲜花，践踏草坪，一个人独坐一条长凳，还有人在游园证上更改日期，把已经过期的游园证再来使用等等。于是，工部局在苏州河南面新建了一个规模小一点的新公园——华人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同时严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此后，一直到1928年才取消这一禁令，允许华人入园。当时工部局的档案明确记载了公园的园规，“华人”与“狗”并没有并列在一起，照录如下：

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

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四、不准入奏乐之处；

五、除西人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最关键的文字来自周作人的《公园之感情》：

“上午乘车，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记载，“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见的”。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中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于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这块牌子上的内容“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1923年8月28日，郭沫若在《月蚀》的文章中说：“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1923年蔡和森说他看到的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八个字；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么八个字。

1943年7月（民國三十二年）中華民國汪精衛政府宣傳部編印的《上海租界的黑幕》一书在谈到此事时写道：“过去有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小公园之揭示牌上，标举规则多余，其第一条说，‘此园专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条，‘此园不准犬类入内’。简单说起来，就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

外滩公园门口写有游览规则的告示牌

尽管第一条“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和第四条“脚踏车与狗不得入内”，确实有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意思，但是把其中的第一条和第四条合并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意义就完全不同了，第一条第四条分列，最多也就是歧视华人，但是把这两条有机结合一下，那就不仅仅是歧视，而是将华人和狗相提并论，完全就是莫大侮辱了！相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编造这个段子的用意就在于此。各位在满腔激情的同时，一定还要有理智和独立思考，不然可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和利用。

直到1994年，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对这一木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诚然，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至今未能找到实物，也没有照片，甚至在当时的大型报纸《申报》等都无法看到相关报道，而只是在文人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厦门租界、天津租界也是中国自愿划分的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主动划割的。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所以划割了租借地“……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天津美租界，也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清政府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给英国，并入了英租界。《天津通志：租界志》有记载。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19世纪，西方曾经在中国、埃及、日本、摩洛哥、伊朗、泰国，因这些国家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司法舞弊、以权代法现象，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旧式的监狱管理（卫生与拷打都是一大问题）或者存在酷刑（凌迟，五马分尸），没有能力作出人道判决或者判决过于主观，采取方法保护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除此之外，没有独立法庭与辩护人的存在使得判决不够客观。因此西方的领事被授予处理所有与本国公民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权力，即领事裁判权。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爱国青年急了。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中华民国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为解决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进行对抗政府的活动，于1914年4月7日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一份条约如下：

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

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从而达到了15150亩，是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同时，租界当局也同意由中国人中推选2名绅董，参加法租界董事会。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已发展成上海条件设施最高级的住宅区。上海法租界也是帮会组织的大本营，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发迹之处。

收錄上海租界時代路名與現今路名的對照，來到上海不妨也認認路，看看你現在走在昔日租界時的哪一條馬路上？

霞飛路Avenue Joffre--淮海中路，貝當路Avenue Petain--衡山路，海格路Avenue Haig--華山路，

亞爾培路Avenue du Roi Albert--陝西南路，呂班路Avenue Dubail--重慶南路，

福煦路Avenue Foch--延安中路、金陵西路，

馬斯南路 Rue Massenet－－思南路，為紀念法國作曲家Jules Émile Frédéric Massenet （儒勒·埃米爾·弗雷德里克·馬斯奈）而得名。

巨福路 Route Dufour－－烏魯木齊南路，巨籟達路 Route Ratard－－巨鹿路，

貝勒路 Rue Amiral Bayle－－黃陂南路，貝禘鏖路 Rue Lieutenant Petiot－－成都南路，

聖母院路 Route des Soeurs－－瑞金一路，邁爾西愛路 Route Rue Cardinal Mercier－－茂名南路，

白賽仲路 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 復興西路，環龍路 Route Vallon－－南昌路（雁蕩路至襄陽南路段)，

拉都路 Route Tenant de la Tour－－襄陽南路，金神父路 Route Pere Robert－－瑞金二路，

蒲石路 Rue Bourgeat－－長樂路，福開森路 Route Ferguson－－武康路，

辣斐德路 Route Lafayette－－復興中路，福履理路 J.Frelupt，Route－－建國西路，

薛華立路 Route Stanislas Chevalier－－建國中路，康悌路 Conty，Rue－－建國東路，

古神父路 Route Pere Huc－－永福路，華龍路 Route Voyron －－雁蕩路，

畢勳路 Route Pichon －－汾陽路，麥尼尼路 Route /Rue Marcel Magniny －－康平路，

麥陽路 Route Mayen 華亭路，麥高包祿路 Rue／Route Marco Polo 龍門路，

麥琪路 Route Alfread Magy 烏魯木齊中路，勞爾登路 Rue L.Lorton 襄陽北路，

勞利育路 Route Camille Lorioz 泰安路，杜美路 Route Doumer 東湖路，

亨利路 Route P.Henry 新樂路，汶林路 Route J.Winling，寶建路 Route Pottier 寶慶路

居爾典路 Route A.Charles Culty 湖南路，趙主教路 Route Mgr Maresca，

姚主教路 Route Mgr.Prosper Paris，格羅希路 Route de Grouchy 延慶路，

恩理和路 Route Henri Riviere 桃江路，愛棠路 Route Edan 余慶路，

高恩路 Route A.Cohen 高安路，陶爾斐斯路 Route Dolfus 南昌路（重慶南路至雁蕩路段)

雷上達路 Route Remi，潘興路 Route General Pershing 吳興路（淮海中路至衡山路段)

國富門路 Kaufmann，Route 安亭路，法界徐家匯路 Route de Zikawei－－徐家匯路、肇嘉浜路

孟神父路 Pére Meugniot, Rue du 永善路，莫利哀路 Moliere，Rue 香山路

賈爾業愛路 Garnier，Route Francis 東平路，賈西義路 Cassini，Rue 泰康路

鐵士蘭路 Destelan,Route Picard 廣元路，愛麥虞限路 Emmanuel Ⅲ，Route 紹興路

高乃依路 Corneille，Rue 皋蘭路，高逖愛路 H.Cordier，Route 高郵路

巨潑來斯路 Dupleix，Route 安福路，古拔路 Courbet，Route 富民路

甘世東路 Kahn，Rue Gaston 嘉善路，白利圖路（南段） Bridou，Route 吳興路

台拉斯脫路 Delastre,Route Rene 太原路，台斯德朗路 Destelan,Route Picard 廣元路

亞田南路 Adina，Rue 安亭路，西愛咸斯路 Sieyes，Route Herve de 永嘉路

安納金路 Hennequin，Rue 東台路祁齊路 Route Ghisi 岳陽路

武康路（福开森路 Route Ferguson）以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名字命名，上海的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亦有许多花园洋房、名人故居。沿路著名历史建筑：武康路40弄1号，唐绍仪故居；武康路99号，英商正广和大班住宅，电影《色戒》场景。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原俄侨通商事务所）；武康路115号，密丹公寓；武康路240～246号，开普敦公寓；武康路270号，英籍Mr&Mrs R.M.Saker私宅；武康路376号，武康庭，上海仪表局的办公楼（现为武康庭 Ferguson Lane）；武康路390号，意大利总领事馆；武康路390弄1号，周璇故居；武康路393号，黄兴故居（现为徐汇老房子艺术中心、武康路旅游谘询中心）

上海法租界的諾曼第公寓（I.S.S.Normandy Apartments），现为武康大楼，位于淮海中路1836～1858号，武康路、淮海中路、余庆路、天平路、兴国路的五交叉口，是知名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造型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诺曼底号，圆弧长型造型特殊，彷若巨轮，路过即被其气势震撼住，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

意大利总领事馆，位于武康路390号，采用地中海式设计，纯白色墙面与黑色屋瓦边框，简洁漂亮。

黄兴故居，位于武康路393号，武康路、泰安路交叉口，现为徐汇老房子艺术中心及武康路旅游谘询中心。

衡山路（贝当路 Avenue Petain）以法国元帅贝当的名字命名，当时是上海法租界的主要干道。白天时路旁植满法国梧桐及漂亮的独栋欧式花园洋房，适合散步，入夜后灯火辉煌，独具异国风情的酒吧餐厅林立，更有不同的风貌，是上海著名的「酒吧一条街」。沿路著名历史建筑：（详细可参考维基百科）衡山路10号，美童公学；衡山路53号，上海国际礼拜堂；衡山路300弄，丽波花园；衡山路303～307号，华盛顿公寓 ；衡山路311～331号，集雅公寓 ；衡山路525号，凯文公寓；衡山路534号，毕卡第公寓；衡山路700号， 贝当公寓；衡山路811号，百代唱片公司。

衡山路3号

衡山路5号，近东平路交叉口，Zapata's Mexican Cantina，颇受好评的酒吧，气氛很好。

东平路（贾尔业爱路 Route Francis Garnier）沿路同样是成排法国梧桐树、独栋洋房，东平路比起衡山路更加静谧，是上海著名的「情侣路」、「恋爱一条街」。沿路著名历史建筑：东平路1号，席德懿故居（现为本帮菜馆席家花园）；东平路9号，爱庐（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东平路11号，宋子文故居（现为Sasha′s Restaurant and Bar ）。

宋子文故居，位于东平路11号，与衡山路交叉口，现为高级餐厅酒吧 Sasha′s Restaurant and Bar，跨年夜当晚有Party狂欢活动。左侧东平路9号的洋楼即为爱庐，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宋子文送的嫁妆。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给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中国人对租界趋之若鹜

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法租界因为大量华人涌入，才开始兴盛起来。后因法人帮助打退小刀会有功的关系，故借端扩充。 1899年6月，法租界总面积从而增加到2135亩。1910年，上海法租界共有外国侨民1476人，只有公共租界13536人的1/9。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美国人（441人），其次是法国人（436人）、英国人（314人）、越南人（207人）以及德国人（148人），而华人超过10万。

20世紀初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像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1937年法租界停在街面上的法军装甲气车，旁边有警察和士兵配合巡逻。

租界侵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但是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他们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瘀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许多被灌输了错误历史的人，以为租界都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却不知道当时丧权辱国的满清，在外国也拥有中国的租界呢！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就是说，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1882年10月1日，李鸿章、周馥、马建忠与赵宁夏、金弘集、鱼允中在天津签订《商民水路贸易章程》，中国在朝鲜拥有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同时规定「中国商民准入杨花津、汉城开设行栈。

1884年4月2日，闵泳穆与陈树棠在汉城签订《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同年中朝又签订《会拟釜山华商地界章程》。

1888年3月12日签订《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

依据这些章程，清朝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相继设立了租界，给予华商居住及贸易。其中仁川清租界因华商不断增多，「商民云集租界，即无隙地营造市房」而选择在三里寨新辟租界，1887年7月18日，中朝签定《三里寨扩充华界章程》，仁川清租界得以拓展。

华界土地实行「国租」，地契由清驻扎当地的商务委员颁发，土地存备金由清方控制。华界由清驻扎当地的商务委员总理市政，华商商董负责界内商务等事宜，华界巡捕由英方领导，华商诉讼由清驻扎当地的商务委员负责。

1913年11月22日，中国驻韩国总领事富士英与日本朝鲜总督府外事局长小松禄签订《中国在朝鲜居留地废止协定章程》，废除了仁川、元山、釜山的中国租界。今仁川中华街和釜山中国城即是分别在仁川清租界和釜山清租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徐万民. 《中韩关系史》（近代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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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赫秀. 從兩則新史料來看晚清時期中國在朝鮮元山的勢力. 《安徽史學》2014年第1期 (合肥: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 2014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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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江楓. 朝鮮半島的中國租界——以1884至1894年仁川華商租界為個案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2013-3-31

仁川中華街

釜山中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