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3) 滿清對漢民族的種族歧視及壓榨

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他们逐渐抹去“黑袍”上的硝烟，隐去宗教神秘的光环，成为最早的一批国际汉学家。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想象。17世纪的法国，汉学的领先程度已经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的上演轰动了法国剧坛，作品颂扬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东方题材风靡一时。

1734年，伏尔泰因秘密出版《哲学通信》遭到驱逐。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中避难期间，他开始着手写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这部史学著作历时16年，直至1756年才完成。书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伏尔泰指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总是止步不前？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成就如此有限？为什么中国的乐谱没有半音？等等。在他看来，东、西方人迥然不同，东方人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前进；西方人虽然获得知识很晚，却能迅速地使一切臻于完善。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二章，里面有西方对中国看法的系统总结，并说明“从17世纪中叶开始，蔑视中国文化的趋势成为支配力量”。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中国被黑格尔称作『永无变动的单一』，『无从影响』的国家。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结论。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1856年，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调查太平天国暴乱、目睹凌迟酷刑后，写成《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包括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认知。』

中华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反躬自省”的智慧。一个成熟的民族把镜子对准别人的同时也一样要对准自己。只看到别人的错误而无视自身缺点的民族是不可能前进的。

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思想的觉醒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当权者的责任；也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必须谋求民众思想的觉醒，尤其是要矫正民族思维的惯性误区。一个思想没有普遍觉醒思维存在大面积误区的民族，就算碰上华盛顿那样英明睿智灵魂高贵且勇于负责的领袖人物也是枉然。一个世纪以前光绪皇帝的悲剧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证。林语堂才会痛心疾首：“中国有那么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就是动物界也找不到如此低智的生物……”

专制统治者为了让民众轻信那些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谎言，采用的手段就比普通说谎者更多更有力。他们通常都用“制度的力量”来垄断话语权，让民众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说话，使朝野上下只能流行他们的“一面之辞”。

所以专制统治者普遍实行新闻封锁和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凡是不利于统治者的声音，或是貌似难听实则令统治者受益无穷的苦口良药都不可能让民众听到或看到。

专制政治奉行“劣胜优汰”的逆淘汰规则。专制统治到了后期，在“劣胜优汰”人事体制的长期作用下，统治阶层就会充斥浆糊脑袋，经常把利己利民的苦口良药误读成“恶毒攻击”。

因为有国家机器的力量为统治者的“一面之辞”提供制度保障，统治者的谎言就能上升为“全社会的真理”。多数民众就算不信任统治者也会不自觉地遵循统治者的思维逻辑。

当代清史研究者的依据是清朝的权威记录，可是满清统治阶级可是将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销毁了，文字狱、武英殿失火巨量典籍底本被焚毁及借编撰四库全书销毁大量有思想的书籍，就是例子。许多民国的研究者的依据是民国一些御用文人如冯自由等人的记录，蒋介石可是从北伐成功后就将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销毁了，只把冯自由等御用文人的东西作为权威记录，那些可是附合蔣介石及其派系個人利益的。

※鲁迅1925曾經发出感叹：『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华盖集·忽然想到》）

从秦代开始在中国就在北疆建长城，汉、唐、宋亦常修理，明代又重建，目的就是防范北方的游牧或狩猎民族，这些民族社会形态文明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华文明，每一次对华夏的侵略抢劫，都在客观上造成文明的破坏和倒退。长城增加了这些野蛮民族侵略屠杀抢劫的难度，对文明保护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如果明代沒有滅亡，经济方面：明朝开放的社会将会保存下来，包括汉文化，汉服，以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明朝很可能会在大概1650-1700年之间完成初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经济全面开花！

或曰：“清朝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一。”但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不是清朝才是世界第一的。而且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45％，清朝是25％。明朝煤\铁产量最高的是九千六百吨/年,超过欧洲总和。明朝每年的贸易顺差是150吨白银，这些钱有70%用于江南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朝新贵族把相当的资本用来发展工业。明朝后期从朝廷至地方的大量官员为了经济利益推行了“重商主义”，（即使明中期的孝宗也是支持海外贸易的）可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革命，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明朝时候皇帝基本上已经是个象征，万历皇帝基本上常年不上朝，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内阁全权代理。后期明朝天子们的懈政，也附带表现出了一个宝贵的现象。即是明朝出现大量冒死直谏的官员和气节之士，他们在天子面前直言强谏，毫无惧色，甚至以此为荣！尤其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朝廷的“非君”浪潮，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绝后。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这正是反映了专置统治的减弱和，皇权神性的淡化和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这正是反映了整个世界的大趋势！

军事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改进火器的应用，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大明因为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以及成功击退荷兰海军的自信，当时泉州地带海贸繁荣，所以明朝必定会发展海上力量。从军器转到民事，明代出现了《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农政全书》《本草刚目》等煌煌科技巨著。

明朝火器佛朗机，明代正德年间利用欧洲技术制造的大型后装火炮，使用带炮弹壳的开花炮弹！1537年装备达到3800门，带有准星和照门。有效射程500米，45度仰角发射的时候射程1公里。大型者炮身250厘米，中型者156厘米，小型者93厘米，炮弹从后方装入，发射间隔短，发射散弹时一发炮弹带有500发子弹，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威力惊人。

近代国人常称明末那场东西交流风潮，为“西学东渐”。这个新名词是从日本传入，而后广泛应用命名历史上的东西方交流事件。欧洲人现在能远远超在中国之前，不止因为自清代以来国人一直败家，更因为欧洲一直积极向中国学习。那场自明末起的东西方交流风潮，西方人带来的新东西多，从明朝学走的文化，却是加倍更多。尤其是让近代国人自卑不已的科学。那些极度崇尚西方科技的仁人志士们，许多都极难想象，真正造就西方科技文明在近代产生质的飞跃的，也许正是我们明朝的老祖宗们。

中国自然科学改写欧洲历史这事，在中世纪早期就发生过一次，即有名的三大发明西传。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科技，伴随着蒙古西征的脚步登陆欧洲，然后深度改变了全欧洲的社会形态。之后的骑士阶层瓦解，文艺复兴运动红红火火，大航海时代蓬勃展开。全是这三大科技带来的连锁反应。照着“英国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的话说：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之后的晚明科技持续传入欧洲。

随着隆庆开关后，中国大门正式向航海时代的世界敞开，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大批西方学者纷至沓来，虽说传教很失败，但意外收获极成功：新鲜机巧的西洋物件大受欢迎，从望远镜地球仪这样的科普产品，到钢琴萨克斯管这类娱乐玩具，在明朝消费阶层里广泛流行。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研成果，更大规模的涌入。虽然后人说起“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常首推清代林则徐，但要论看世界的境界高度，明末的士大夫，随便拉几个出来，也要甩林则徐几条街。

这些热情且睿智的明朝科学家，吸纳西方新成果极喜人：《崇祯历书》的精确水准远超前代。天文望远镜“窥远镜”堪称十七世纪世界最尖端产品。改装欧洲装备的明朝军火，杀伤力强大到恐怖。龙尾车等西方农业器械，也被创造出各类升级版，到民国年间还广为使用。更有从《几何原本》到《泰西水法》，一批亚欧合璧的科学巨著，内容出名的丰富生动。晚明科技文化，在西方新思想的催动下，繁衍出一派郁郁葱葱的风景。

从十七世纪至启蒙运动年代，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毫不吝惜的赞美。照着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的话说，中国文化，便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西班牙菲利普国王时代，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就曾用各种渠道，大量绘制明朝海岸火炮的图纸。以门多萨《大中国志》里的话说：这些炮比我们造的更好，更有威力。

清新的儒家思想，更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最强力助推。如伏尔泰等领袖人物更对此推崇不已。风云激荡的法国大革命里，更有这场思想革命的闪光印记：1789年《人权和公民宣言》中的核心法律，正是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漫画：明朝时期丰收的农民。即便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农民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民

西方传教士们对明朝农业极其称道的，除了辛勤的农民与广袤的天地，便是高精尖的农业科技了。很多传教士的日记里，都清晰记录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发达的灌溉体系。利玛窦的日记里更清楚确认，当时中国南部大多数省份，已经普遍推广了三季稻。以至于中国的大米亩产“远比欧洲富裕得多”。中国农民的精耕技术，也令欧洲人惊叹。就连曾在中国因为走私坐牢的海盗佩雷拉，都感慨回忆过中国农民精耕技术的细腻成熟。

西班牙人拉达，曾不惜笔墨的形容过福建的水车，说这类水车比欧洲大得多，运转能力也强得多，就连山坡丘陵上的荒地都能浇灌得到。同时又介绍了一种大功率农具扬谷扇车。这种可借助风力脱谷壳的设备，使用极其便捷。类似的介绍书籍流传欧洲，引发了好多客户兴趣。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荷兰船员倒卖中国大型农具，转手就有暴利。而到了清朝年间，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也经常做这种倒卖生意。彼时在欧洲最受欢迎的设备，正是上面说到的扬谷扇车，这种新农具的普及，结束了欧洲农民之前只能人力扬谷的苦累生活。每逢有重要外交活动时，欧洲人都格外精心策划，处心积虑搜集中国在种植与开垦方面的技术情报。

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主笔的巨著《农政全书》，便由各色传教士们艰难的引进转译，并于1849年完全翻译成英文。书中陆续亮相的中国农业技术，不断催生着欧洲本土产业的进步。这本书在欧洲，也逐渐有了一个公认的称呼：农业百科全书。但是这本书却在清朝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遭到禁毁，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完全见天日。而作者徐光启生前更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凝结了他一生心血的巨作，竟在欧洲格外受欢迎。

以传教士科鲁兹的话说：明代中国南方城市的工匠们，技术特别精湛，到了巧夺天工的地步。纺织工人的技术，最令当时传教士们称道：中国丝绸的精致与细密，是当时欧洲丝绸难以做到的。而十八世纪法国经济的起飞，也因为一样与中国丝绸有关的本事：强大的山寨能力，擅长学习的法国丝绣，能够准确描摹中国丝绸的图案，因而出现的仿真版中国丝绸，照样可以卖个性价比高的好价钱。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平时上班办公，必穿中国汉服，王后也深受影响，大爱中国丝绸面料的鞋子，业余爱养中国金鱼。在著名的凡尔赛宫里，新建了一所中国宫。整体建造完全中式特色，宫里的砖砖瓦瓦，也全是厚重中国风：柱子上的瓷砖上，满是中国图案，能放东西的地方，全摆满了高档中国瓷器，还有精美中国丝绸织成的纱帐。放眼望去，扑面而来的洋土豪中国混搭风。

越来越多的中医典籍，相继译出了外文版本。欧洲人开始大规模介绍中医，是从明朝中期开始。早在嘉靖年间的时候，一些欧洲传教士，就记录了中国人用黄连治疗病症的情况，甚至说明了茶叶的清热疗效。法国人哈尔文于南明永历年间，正式翻译成功了《中医秘典》，并在巴黎出版，很快火爆一时。这是全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医的欧洲读物。连道家的养生技法，也在欧洲流传起来，并被称为“CONG-FOU)。“功夫”一词，便是从此开始。同时流传欧洲的，还有中医的种痘防治天花法。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首先采取了此法，后来在全欧洲推广开来。以伏尔泰的话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先例”。

在手工业著作方面，一直在西方享有盛名的，便是明代宋应星的科学宝典《天工开物》，尽管比起《农政全书》来，《天工开物》介绍到西方的时间要晚得多，内容也同样有限。直到19世纪早期，法国人儒莲才将其部分翻译。但书中所记录的明代制墨，制铜，造纸等技术，依然远高于这时期的欧洲。因为这部简装版一出，轰动效应十分大，很快被转译成英德意俄等各国文字。然而当欧洲人用火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看到的清代手工业，却是另一出酸楚的情景。因而这部十九世纪中叶得以完整翻译的奇书，也就有了一个唏嘘的译名：中华帝国工业今昔。

西方人仿造学习更多的，则是明朝的造船。早在明朝正统年间，意大利人尼格罗康的游记里，就曾展示过明朝造船的独门绝技：横隔舱技术。而随着东方航路的开辟，学习明朝的造船，也成了西方殖民者的重点工作。中国先进的船体构造技术，对后来的西方造船技术影响颇多。从万历晚期起，随着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府的成立，不惜血本仿造中国船只，更成为一度的热潮。

谷登堡印刷机：谷登堡正是根据中国古老的印刷术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

明代虽在庸君之下，但却推动了全民觉醒，离资本主义路已不遥了。但这样的生机勃勃，随着清军入关，终变成了悲情的昙花一现。而清代这样一个个所谓“明主”专制着一群行尸走肉般的奴才，废除了明代有君主立宪性质的内阁，禁止了明后期繁荣的海上贸易， 紧紧关闭了因为晚明中央控制减弱而一度打开的通向外部的希望大门后， 又回复了原始农业社会的固步自封的时代及禁锢人的思想、人的本性、天性的愚昧时代。

各种科学著作成果，以“异域邪说，蛊惑人心”的名义，长期遭到禁毁。好些明末时流传如家常便饭的科技，到了清朝退化到神秘：比如明朝战场上常见的开花炮弹，在清代销声匿迹，连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都一头雾水，不知这好玩意咋造。直到左宗棠西征，在陕西凤翔看到了明代开花炮弹的遗物，这才搞懂几百年前，明朝人不但早引进这技术，还完美融会贯通了。

满清帝国，是由发端于俄国境内的通古斯人潜入中国的游牧渔猎部落，和以联姻手段操控的蒙古人，再加上征服辽东后投降的汉人，所建立的混合奴隶制和汉人官制，对内实施欺压各族，主要是针对汉民族，以剥削和压榨为统治手段，对外实施谄媚援交主义的殖民帝国。要了解满清垮台的原因，就要从明代开始说起。明代是汉民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旨在复兴遭到异族蒙古入侵而亡国的北宋。汉人朱元璋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河山再造，光复汉室。

清朝从满人入关1644年至被推翻1912年止计有268年，这段时期，实为中华的亡国时期。史载：“满洲以杀戮为业”，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占领中国。为征服汉民族，从李自成大顺军西撤开始，强令汉族剃发易服，曾经制造了许多大屠杀事件，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满清的建立。即使是孙文也这样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二讲）。

今天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称清朝是中国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统治者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慈禧道：「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出身满洲贵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滿清统治者，完全是一幅外族殖民者的姿态。我国现在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全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

一、经济上的种族压迫

★「俸禄」满人压迫汉民族的根本经济制度：「俸禄」类似现在的特权「编制」制度、各种「双轨」制。

满人统治中国时期最令人厌恶的，就是他们的不劳而获本质和寄生虫的特权！满人整个民族骑在汉人头上作威作福、男女不用劳动更不必缴纳税金，反而打一生下来就可以领一份银两。早已失去任何战斗能力的八旗，完全蜕变成了专门剥削汉人来供养满人的组织。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清廷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张桂生《满族文化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入关后的满族是一个全民皆有俸饷的民族，是一个基本上以俸饷为生的民族，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柏杨《中国人史纲》：「每一个满族男孩诞生，立刻就有一份战士的薪饷……满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使他们的生活堕落，他们的时间并没有用在战斗训练上，反而用在声色犬马上，成为满族人腐烂的根源」。满人改汉姓与汉民族混合后，不劳而获的思想依旧充斥着整个中国，类似现在的「在编」与「非编」、「正式」职工与临时」职工的区别。许多品性不良的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正式」职工高人一等，是种族压迫与种族歧视及特权思想的变相。

每个满人从出生起就受滿清的供养，满清政权剥削汉人为他们全家终生提供口粮，这在老北京称为「吃不倒的铁杆庄稼」。男满人无论是有职务（俗称「当差」），还是没有职务（当时叫「闲散」），都可以享受国家免费白给的「俸禄」。所谓「俸」，就是银钱，「禄」，就是粮食，因此也叫「钱粮」。

满人男孩，自出生那天起到当兵之前，每月就给1.5-2两银子，这些钱在当时足以达到吃穿不愁。满人女孩，自出生那天起，每月不给银子给口粮，直到出嫁。

八旗官兵的俸饷，比前代各朝官兵的要多，尤其是士兵，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汉人辛苦考进士激烈竞争才当的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

16岁以上的八旗兵(旗丁)的饷银，康熙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外地略少，但多发给家属囗粮（称“丁粮”）和马草料（称“马干”），具体数量视士兵品级而定。

士兵出战时，则在原有饷粮之外，另发「行粮」，标准是每兵每月发银6两，每日发米8.3合，马草2束，料5升。老弱病残「馀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就当养育兵（预备兵），每月给银1.5两。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

对比滿清之前的各异族政权，包括通古斯侵华的金，也没有这样过分到了极点的。哪个外国也没有统治民族都可以当懒汉的，包括种族隔离臭名昭著的国家。

甲午战争以后，大部分中国人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普通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准却是不降反升。八旗子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存在一般中国人甲午战败后负担加重的问题。反而由于中国银两减少，银价上升，用国家供养他们的旗银买到了更多的消费品。于是西方人拿赔款，八旗领旗银(仅普通旗人的旗银每年就达2000多万两，而皇室王爷的开销和满族人当官的奉禄尚不算在内，修圆明园等建筑费用和满族官员的灰色收入也未计算在内。甲午战争也无非是害普通旗人少领10年银子而已，而真正当官的旗人，根本不把这点旗银放在眼里)，在这种经济利益分配制度下，清政府很快和各种侵略者走到了一起，形成了某种政治联盟关系。西方列强也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清当他们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满清和列强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其乐融融，亲如一家了。到了伪满州国时期，更是出现了日满亲善的荒唐局面。象川岛芳子一类的少数满人，是真心诚意的在给日本人办事。"经济利益决定政治立场"，马克思的话再次得到了证明。清政府后期的策略之一就是联洋制汉，有些人简单的把伪满州国的建立说成是叛国，其实是忽视了满清统治者在"叛国"前后，其政治经济利益，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土地]

每个满族人不但“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饷”，而且天生就是地主、奴隶主！八旗人丁依旧制，计丁受田，满清拨给每丁田地五坰（三十亩），领取的“分地”又称“壮丁地”，不向国家交纳赋税，保证满人最大限度的剥削。1653年谈迁《北游录》：“各旗下不论贵贱，各给田若干，收其租不复给恼。”

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跑马圈地运动(见圈地令)，两骑携绳宾士，那管有主、无主，绳索之内尽归满人了。据统计，三次圈地，共霸占了汉人田地十四万六千七百六十六顷（2777952晌），三次大规模圈地中，由圈占无主田地扩展到有主田地，由圈地进而圈占房屋，甚至“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史敦：《恸馀杂记》）。据《八旗通志·初集》第19卷记载统计，除皇室贵族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2335477.9坰。满洲八旗的满人共占有地达1623269.5坰。畿辅旗地基本集中在近京250馀公里内，是顺天、保定、河间、水准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馀顷。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500多万顷的近三十分之一。

通过圈地、逼迫投充等暴力手段，滿清就将落后的奴隶制强行扩大到关内，继续通过掳掠、买卖人口和逼民投充扩大奴隶队伍。“又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逼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以不靖。”（《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汉族人民的土地和人身都被满人掠夺，构成旗下奴隶的主体，而且多为满洲旗人所占有。据统计，伪帝、王公、官员和正身旗人（普通旗人）占有的壮丁奴隶，在畿辅地区就接近四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口至少也有一百几十万人。户下奴隶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就是说奴隶和奴隶主的人数对比是7 ：3，正是满清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

汉人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主人名下，所以又称“户下人”或“旗下家人”，没有任何自由，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奴隶身份世袭。户下人是“会说话的牛马”，一切属于满人所有，满人可以随意把他们在北京专门的人市上出卖。本人和子女的婚姻也不能自主，要听命于主人。满人平时任意淩侮，主子杀死户下人不需偿命，只是受到鞭打或罚俸。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关内只能停圈，转向关外。

康熙中期以后，满人盛京政府圈占、管理的旗地为坐落盛京、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

直省驻防旗地是外地满人在各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

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1654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实施了倒退的奴隶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八旗子弟除了月俸和剥削奴隶，还有俸银、禄米、俸米、节赏等等项目。

[禄米、俸米]

满官领巨额俸银禄米，每银一两，配给米一斛。「一年十二月，月月开仓，天天领米，东城及京通道上，热闹非常」。其他满人除每月领俸银外，每年领米24至48斛，旗营有每季（三个月）领米的制度，旗营人领米，就称为领“季米”。旗营中未嫁女子也有禄米，每季发一次，但无俸银。

当无数汉人百姓没饭吃哭干眼泪一贫如洗，许多满人的米却多得吃不完，就做无本生意卖掉，换钱或其他物件，所以旗丁得到一季米其实胜过三月饷。

例如滿清的京西外火器营建于乾隆35年（1770年），有各种营房、官房1700多间，外火器营内生活的满兵及家属达万馀人，满人天生白赚的强大的购买力，使不少商人、小贩云集营房南门外，发展出兰靛厂集市。

[节赏]

旗营满人极好面子，不愿在他人之下。营中人每到过节，就铺张浪费，开销剧增。有时不到关饷，家里便没银子了，这时家中恐慌，旗丁开始有顾家之忧。年年如此。

所以每到年节之时，各旗营中的蓝翎长便开始填写花名册，经参领于年前呈给总统，禀述营中兵士之苦状，请朝廷给发节赏。但呈文中绝对不敢讲此节赏是为旗丁们过年的经费，只能巧立名目，说：天气寒冷，购买过冬之物，如今日的煤火费，取暖费。至于端午节、中秋节，呈现文上也有说辞。节赏的数目以旗丁关饷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为月俸银的二分之一。

节赏核发领物日期多在节前两天，如端午节于五月初三领当月俸银，初四便可以领端午节赏，以度“五月五”。中秋节于八月初三领当月俸银，初十便可以领中秋节赏。春节虽一年仅一度，但旗营内发钱甚多，旗营人喜称为“过关费”，言过年如过“年关”，盼喜事待来年，满人当然高兴，管它是汉人可能卖儿卖女才上榨出来的血汗钱。

除了俸银、禄米、节赏外，营房内还在冬季供应配给一定劈柴，在劈柴不足时，发放购买劈柴的资金。春秋两季，每户可白白得到两包食盐。满清政府对养马的人，提供马匹草料金，养马金。

节饷之时，也吃空额。有的旗丁明明已死数年，然花名册上依然存在，在关饷时，其妻能领到守节银两，营子里的人们称之为“寡妇钱粮”。反之，如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营房内也发“红事银子”祝贺。

朝廷对抚恤金也有详细规定：数目依据死者生前的官职决定。若祖父病故，抚恤金赏给其孀妇，孀妇病故，赏其子孙。如子孙年纪尚小，也可照顾，颁给养育兵级别，得到少许终身俸银、禄米，得到旗丁的正式待遇。

章太炎先生《訄书》引用满清《光绪会计录》：满清政府剥削中国人民，1年就支出八旗兵饷马银4675969两，支出八旗俸米折银1108441两，仅这2项就合计580多万两。（不知八旗俸米折银怎么算的，因大米用大运河运来，成本很高。）

八旗制度在满清入关以前适应了当时的游牧战争环境，亦耕亦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把分散的满人连接到一起，用军事的方法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斗力量。但是，夺取政权之后，八旗制度怎么改革，怎么适应新的形势？满清皇帝有八次历史机会，但是都失去了，不做图强维新的改革，不做重大的改革，只做了一些修修补补。从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做皇帝，就可以看出来，满清上层腐烂了。

《北京市志稿》对宣统年间北京旗人的户口有一个统计：京城24旗，黄旗3,0312户，白旗3,4924户，红旗2,4317户，蓝旗2,9230户，合计11,8783户。全国这个群体就更大了。这个旗人群体不工、不农、不商，吃钱粮，一代一代寄生下来，靠国家供应，后来国家就供养不起了。

八旗生计问题在康熙年就出现，雍正时就很严重了。有的人没饭吃了，发了路费及安家银子，到东北开垦去了，这些人怎么肯到东北种地，领完银子再跑回来。所以，八旗生计愈演愈烈。最后，满清的宝顶腐烂，坏掉了，八旗制度—满清的基础崩塌了。八旗制度兴则满清兴，八旗制度衰则满清亡。从上到下都腐烂了，最后结果只有一条，就是满清垮台。

清朝剃发易服图片

二、政治上的种族隔离

一，满清的政权牢牢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

种族隔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利牢牢掌握在某些统治民族手中。由于满清政府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反映在中央机构中，尽管首脑官是汉满并列，可真正权力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其他下属要害部门，亦大抵如此。

清律确认满族享有政治、经济、司法等各种特权。满人做官不经科举途径，而是靠特权；凡是重要的军事、财政部门等主要职位，均为满人垄断和控制；对满人（旗人）给予旗地、旗产方面的特殊法律保护。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由宗人府审理。如须处刑则依例可“减刑”、“换刑”(摘自中国法制史)

满清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汉满复职制度”，如在内阁，规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汉满皆用；在六部，规定尚书汉满各一员，左右侍郎汉满各一员。另一方面，让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虽然汉满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往往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都是满洲贵族。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一色的全部是满洲贵族所组成。

再从中央中枢机构高级官员的人数上看，也是旗人占优势。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年（1646--1894），内阁和六部的官员中，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员外郎、主事，旗人任职的约占400名，而汉人任职的只有160馀名。这些都表明，清廷统治者不仅高度集中权力，同时将核心权力交由满洲贵族执掌，并利用满洲贵族监视汉族官员，从而达到“干纲独揽”。

满清历代能影响朝政的实权大臣如下（许多王爷贝勒未计算在内，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力量还要超过这些权臣）：敖拜等四个顾命大臣、隆克多、年羹尧、阿桂、和紳、福康安、肃顺等八名顾命大臣，曹振鏞、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北洋军统帅荣禄。朝中汉族政治势力无非是依附于满清贵族势力的附庸而已。只有在清末统治者力不从心的时候，才出现过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政治势力，而这三者无一例外都成了满清统治者的打击对象。慈禧废光绪的时候，曾经安抚过两江总督张之洞，算是汉族官员有了一点政治影响力。这就好象中国人当选上了美国议员，绝不能说是中国已经影响参与了美国的政治一样。剃头令的贯彻实施就是清庭中不存在汉族政治势力的明证。

二，满人被统治者视为满清的政权基础，而防汉制汉为满清一贯基本国策。

1。当年的汉奸三藩，立过的战功不在八旗之下，然而却遭到撤藩的命令。如果满清把三藩士兵都象八旗一样，子子孙孙都由国家养著，那么还会有人跟著吴三桂吗?

2。平定太平天国，对满清来说算得上了不起的战功了，没有曾国藩，满清说不定就给灭了，然而曾国藩不过封侯而已，连公都当不上。而他手下的一支能征善战的湘军，更是满清一再要求裁撤的物件。就算是统治者怀疑"愚忠的曾国藩"的忠诚问题，那么将湘军置于国家直接指挥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结果却是湘军被强行解散，甚至有些湘军被迫做了山大王(出自某小说，并非完全可信，但立过大功的湘军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待遇是显然的)。这充分说明了满清统治者的防汉之心。

现在我来看看满清统治者是如何处理汉族政治势力代表的。曾国藩：鸟尽弓藏，解散湘勇，早早剥夺政治权利。左宗堂一死，清政府借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左宗堂提拔的江南官员一并废黜，可惜他们手脚不干净，他们只给这些官免职处分，却没有"依法治罪"，证明了这从本质上是一次对汉族政治势力开刀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

3。慈禧云"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满清贵族对变法的评价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六君子被杀的罪名就是"保中国，不保满清。"以这种防汉思维行事，自然就会建立一个种族隔离制度。汉族对满清种族隔离制度的激烈反抗。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所谓满清时已经汉满一家，其乐融融的说法，只能骗骗无知之徒。如果说蒙元还只是诛人，那么诛人之后，还要诛心的满清在民族压迫的问题上表现更为恶劣。

滿清政權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连绿营军的重要职位也被满人霸占。总督和巡抚一般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康熙时，一般汉人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汉满各半，而总督仍多用满人。

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包衣)都不如。

满人的一贯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驯服奴性，直到永远。终满清一代，旗人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奴隶制残馀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虽然是同一级别，汉人大学士见了满人大学士，汉人尚书见了满人尚书，却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臣昂然上座，汉臣跪在他们的旁边，满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臣就不敢起来。有时候满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体力不支，甚至仆倒在地。

至于理藩院这样牵涉到外交、边疆、民族问题的敏感部门，干脆没有汉人的位置。

乾隆盛世的《尼布楚条约》的清国签字代表没有汉人，条约文本只有满、俄、拉丁三种。因为清国根本不是中国，中文、汉语都不是满清国的官方文字、语言。

这样做，尽管保证了满人的特权，但也使汉满之间民族隔阂的鸿沟不可能消除。

《清史稿》：

「凡内、外官分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满洲又有宗室、内务府包衣缺。其专属者，奉天府府尹、奉锦、山海、吉林、热河、口北、山西、归绥等道缺。各直省驻防官、理事、同知、通判为满洲缺。唐古特司业、助教、中书、游牧员外郎、主事为蒙古缺。钦天监从六品秋官正为汉军缺。宗人府官为宗室缺。内务府官为内务府包衣缺。此外京师各衙门、陵寝衙门、盛京五部、各直省地方俱设额缺。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得补满缺，满、蒙包衣皆得补汉缺。惟顺天府府尹、府丞，奉天府府丞，京府、京县官，司、坊官不授满洲。刑部司官不授汉军。外官从六品首领，佐贰以下官不授满洲、蒙古。道员以下不授宗室。

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没几年就当大官），比比也。

绿旗武职，占缺尤多(满人霸占很多绿营伪军的职位)。向例山海关至杀虎口、保德州副、参、游、都、守缺，绿旗补十之三，满洲补十之七。马兰、泰宁二镇，直隶、山西沿边副、参、游、都、守缺，满、汉各补其一。

雍正六年，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言京营参将以下、千总以上，不宜专用汉人。得旨：“满洲人数本少，补用中、外要缺已足，若京营参将以下悉用满洲，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

乾隆间，拣发各省武职，率以满人应选。帝曰：“绿营将领，满、汉参用，必须员缺多寡适均，方合体制。若概将满员拣发，行之日久，绿营尽成满缺(发展下去满人将霸占全部绿营伪军的职位)，非所以广抡选而励人材。”饬所司议满、汉间用之法。兵部议上，凡行走满二年之汉侍卫，与巡捕营八旗满、蒙人员，由该管大臣保送记名。拣发时，与在部候补、候推者，按满、汉分派引见。如所议行。

三十八年，兵部复疏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自副将至守备，满缺六百四十七，各省自副将至守备，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绿营人员选补。现满、蒙在绿营者逾原额两倍(满蒙人霸占绿营伪军的职位超过原有编制)，实缘各省请员时，多用满员拣选。请嗣后除原用满员省分外，其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腹地及闽、浙、两广海滨烟瘴等省，需员请拣，应于绿营候补候选，及保卓荐人员，并行走年满之头、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一并拣选。”从之。自是绿营满、汉员缺始稍剂其平，非复从前漫无限制矣。」

邹容《革命军》指出：“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馀。今试以京官汉满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汉满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和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待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

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馀，户都百馀，礼部三十馀，兵部四十馀，刑部七十馀，工部八十馀，其馀各部堂生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

每季《扌晋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是六部满缺司员，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也。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

三、滿人的司法特权：

在满人面前，汉人属二等臣民，同样的事打官司，满人和汉人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郑秦《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8年3期）。

大清律赋予满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如：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管辖，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则由宗人府审理。

满人犯罪依例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笞刑可换鞭责，徒刑一年可换枷号二十日，流刑三千里可换枷号六十日，极边充军可换枷号九十日。死罪虽不能换刑，但可减等，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满人犯窃盗罪免于刺字，如系重犯必须刺字，则刺臂（一般刺面）。为了保证八旗满寇的侵略军特权，官兵犯徒流罪，免于发遣，仅鞭责便可了事。

贵族宗室除享有“八议”特权外，还可以用金钱赎罪，或暂时革去钱粮。

在监禁方面，满人犯罪不入一般监狱，贵族宗室入“宗人府空房”，普通满人入“内务府监所”，待遇比一般监狱为好。

汉满人之间发生纠纷，在京师则满人向该管佐领起诉，汉人向主管衙门起诉，然后由各该管机关将原告口供、证据转呈户部，查明断结。在地方虽由州县官审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判决，只能将证据和审判意见转送满人审判机关处理。

1902年11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就汉满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的恶果而上奏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光绪朝东华录》），可见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激发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了。

四、旗、民分城居住的种族隔离制度。

一般来说种族隔离制度是殖民地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两个鞑靼朝代元清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特有的悲哀。满清的种族歧视政策，其实比以前南非还严重，突出表现是，

1、满清占据北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种族隔离制度。

清廷下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北城(内城)房屋一律白白让给旗人居住，原内城房屋居民限期搬到外城居住。旗人、民人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旗人'指在旗的侵略军及家属，'民人'指汉、回等族。汉人做再大的官，也不能在北城买一间小房子。

以皇城为中心，八旗侵略军分区占据了全部内城（北城）。两黄旗居北，整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两白旗居东，整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两红旗居西，整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两蓝旗居南，整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各旗之间界址分明。

2、各地主要城市都有所谓的“满城”，也是满人的小皇朝。

什么是满城呢？就是专驻满族兵的兵营，相当于监视大军区的独立师，不受地方官管辖，直接受殖民政府中央领导，一旦有汉人反抗，满兵马上就可以出动镇压。努尔哈赤窃据沈阳后，汉满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

满清八旗兵额共有二十万人（馀丁不计在内），有一半驻防北京和近畿，还有一半驻防于全国各大小城市。据魏源《武事馀记》记载，畿辅驻防二十五处，东北驻防四十四处，西域驻防八处，内地驻防二十处。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宁夏、热河、绥远城、西安，荆州、福州、广州、江宁、杭州、成都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

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洪业》：「汉人的迁居引起了重大困难。特别是在北京城外的那些城镇中，满族营区在这里的建立需要圈占私人土地，赶走这里的长年居民。这些建立于动乱地区以镇压反叛者的营防，按规定应分给旧日属于明朝贵族的土地，……然而，大量土地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了，例如在临清就是如此。这引起了当地的汉满冲突。总共有34个“满城”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来了。它们是分立的，有高墙环卫的营防，或处于原有的城墙之内，或处于其外而与之并峙。并且，建立这种营防的最初后果，是激起了本来想利用它加以镇压的动乱。」

邹容《革命军》指出：「乃于各行省中，择其人物之胼罗。土产之丰阜，山川之险要者，命将军、都统治之，而汉人不得居其职。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另为内城以处之，若江宁，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广州，若镇江等处，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满、汉自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称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满州城有的建在城外，如青州满城建在城北，银川满城建在城西。建在城内的就要大拆大改，如，顺治二年，满清进入西安后，把西安东北角包括明秦王宫城在内划为八旗驻防城，叫做“满城”。满城是满人的天下，容不得汉人混杂，故筑“小城”以与汉人相隔。满城东北两面利用原来的大城墙，西墙延伸至今北大街东侧，南墙则到今东大街南侧，四面城墙相接，周长达7公里左右，包在满城里的原“王城”拆毁后则被改做八旗校场。这样西安东门就变成满人的专用东门了，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20年代末期，曾一度将这个地方叫做“红城”，30年代初，原来的城墙也被拆除，城中城至此消失。

成都满洲城建在城内西侧。1718年，荆州八旗人调防入川，以后旗兵眷属陆续来川，是为清人入川的高潮。四川提督年羹尧于大城西垣内新筑一城，专驻满蒙八旗官兵，名曰满城，驻防八旗，每旗建官街1条，披甲兵丁小胡同3条，八旗官街共8条，兵丁胡同共33条。按照清制，将官和每名披甲兵丁都有份地，一、二亩到数十亩。满清进驻少城之后，在这个称为满城的窄小范围内，很少与汉人往来。四道城门禁止外族人进入。有时汉人误入，多遭毒打，还常与居住城边的汉人发生纠纷。长期以来民族矛盾相当紧张，汉民不得擅入。

康熙年间，江陵驻八旗满清，控制江防要地，于城中设间墙，将江陵城分为两部：西部为汉城，东部为满城。东部驻满洲八旗兵，称满城；西部为官衙民舍，称汉城。

银川满城建在城西，1739年为大地震所毁，次年重建。太原满城原在城西，1886年为大洪水冲毁，又在东南重建。

湘军打下江宁，招致八旗的嫉恨和满清的戒备，曾国藩为了讨得满人的欢喜，就修复满城、恢复万恶的种族歧视制度。曾国藩郑重其事地请旗人官文向虏廷建议：江宁乃江南重镇，满城重建后，务必请从八旗兵中挑选精锐者来此。从前中国太平军歼灭的满城旗兵为二千人，请加派名额三千，兴建中的满城就是按五千编制的规模设计的。又建一座规格最高的清国神社-祠堂，“悼念”中国太平军歼灭的江宁将军癌猩觉猡-祥厚、江南提督苏完瓜尔佳-福珠洪阿、江宁副都统牛轱辘-霍隆等等。

五、婚姻上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

野蛮的满清乘虚而入“入主中国”，如同剧毒的病毒感染摧残了不幸正虚弱的人，当然，满清绝无强势的优越，野蛮人心底必然有强烈的自卑，为此，他们凶残恶毒地用血海屠城来消灭文明古国的华美汉服，把文明人在外表上也变成野蛮人，大家都一样丑陋，扯平了。然后，殖民者大力推行把汉人(民人)当家奴，把亡国奴当作下等民族的邪恶偏见，当然首先要严厉地禁止汉满通婚，这样就可以自以为高人一等。

1648年清廷的所谓“诏汉满官民，欲联姻者从其愿”，只是一种欺骗、宣传手段，一个短暂的政治把戏。相反，伪清政府多次颁伪谕旨，邪恶地要求满人“自保其种，不自混于他族”，严禁汉满通婚。

于希贤等《中国古代文化史》：「清代顺治五年（1648年）曾发布“令汉满官民得相嫁娶”的诏令，但不久便严禁汉满通婚。」

《大清律例·户律》：「八旗内务府三旗人，如将未经挑选之女许字(字，嫁也)民人者，将主婚人照违制律，杖一百；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许字民人者，照违令律，笞五十，其聘娶之民人一体科罪。」

满清户部(民政部)法规《户部则例》称：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倘有许嫁民人者，将双方主婚人依违制例治罪，并将该女开除旗籍。

《户部则例》中，有“旗人婚嫁”例文: 「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联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与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

汪仲翰《中国民族史》：「旗人。。。与民人交产(交易)、通婚或抱养民人之子，都在反复申禁之例。这些限制，成为旗人正常生活的桎梏。」

满人觉得自己是主子，汉人是奴隶，哪个满人胆敢与汉人婚嫁，就要取消他们的满人特权，不能上册，不能领红赏，也不能再领钱粮。直到１９０２年２月１日，清国眼看没几年了，慈禧、光绪才准许汉满通婚。

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说：「岫岩、凤城、宽甸等满族自治县的婚姻调查中，这些老户订亲议婚，宁可到外县寻找旗人结亲，也不与当地汉人结亲。在一些70岁以上的老人的观念中，还在坚持'旗民不结亲'、'汉满不通婚'的传统风俗，列为通婚禁忌」！

三、满清的闭关锁国及禁锢思想

马克思认为，满清闭关锁国的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满清旧有的文字狱，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

康熙之所以可以得到“千古一帝”的名头，满清无非是吹嘘他的文治武功。其文治方面，在用人方面，除健全科举取士外，开博学鸿词科，破格荐用人才。又篡编明史，编纂《康熙字典》等书籍，这为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打下基础。因此，康熙统治时号称治平。继任者乾隆沿着康熙路线向前推进。这就是历史上称道的康乾末世，康熙是这一治世的主要时期，又称康熙之治。

如果深究其目的与结合他的另一些作为来看，却可以发现，他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维护满族和少许蒙古贵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压迫；二是为了维持已经走向没落，接近灭亡的封建主义制度，保证以他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三是在精神上打垮和软化作为中华主体的汉民族精神的精华，而宣扬其糟粕。以利于满州酋长们可以千秋万世统治华夏大地；四是努力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惜拖累整个中华民族。

健全科举制度是为了更好的禁锢思想，使一批批可以代表中华先进思想的知识份子穷尽一生，困死在经书考据之中，做他的好奴才。

开词科破格录用人才，则更是残酷迫害不愿意与之合作的先进知识份子。像一些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尊严之人，居然用捆在轿中送京做官的方法，打断中华民族最后的脊梁。如傅山、李光地，中国文人之失去尊严和道义，卑颜屈膝、卑阿谀吹捧成风正始于康熙。其流毒至今，不能根除。

而为了使宁死不屈者屈服，康熙在肉体、精神上对于他们百般折磨，如三月不使说话，不许文人看书。其手段之毒辣，更胜于文革。中华之最后一点骨气，终被彻底抽走，只剩下愚忠或者顺奴之才。

但是即使是对于为其所用甘心效命的汉人，如周培公，用完后则弃之如蔽履。前朝之重臣如三藩，则百般逼迫，屠而后快。汉人自强自信之信念，以及其高贵矜持的精神被其掷于粪堆，一扫而光。

其修书，与其孙乾隆修四库一样，皆是借修书之名而毁书，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实比焚书坑儒还历害。将精华高贵的中华精神去除，留下宣扬做奴隶，当顺民的糟粕。是一次可耻的开倒车，一次可恨的优汰劣胜。

1、文字狱

文字狱并非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而是皇帝的一道圣旨开始，又是一道圣旨结束的。文字狱已经收到了统治者期望的效果，如果还有人敢出版什么扬州十日，那么文字狱就是他们的榜样。所以嘉庆没有真正废除文字狱，而只是缓和矛盾的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事实也证明，到了清末，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扬州、嘉定的血泪史，甚至至今对四川的血泪史也仍然不知道。

近人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第731页]。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五年毛重倬等坊刻制艺案。除此之外，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发生了“明史案”，于两年后结案。据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清代文字狱简表》不完全统计，顺治为6宗，康熙朝文字狱约10起，雍正朝20几起，乾隆朝130多起，嘉庆朝1宗，光绪朝1宗。直到嘉庆帝正式亲政后，才下旨平反，将所有依然受刑人犯，全部释放，并且明示，再不得有此案例。自此祸延百余年，牵扯成千上万人的清代文字狱，自此绝迹。

文字狱中最离奇的就是大肆删除金宋古书中的"中国"两字。

「清人不仅要掩饰他们自己的凶残，还要替金人掩饰凶残……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摘自鲁讯，病后杂谈之余)

庄廷鑨明史案

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庄廷鑨，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愧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庄廷鑨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吴之荣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自14岁亲政后发生过一起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

方孝标曾到云南入吴三桂幕府为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南山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结果被仇家御史赵申乔告发认为其著作中有“大逆”语。其实著作中并无真正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犯了清朝的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刑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过后来康熙下令只杀戴南山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百余人改为流放宁古塔。

雍正朝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如“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案”和徐骏案

查嗣庭试题案

1726年雍正年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后又有人查出查嗣庭的文集《维止录》，有许多“狂妄悖逆”之语，有人说标题“维止”，是“雍正”两字，少掉上端，意思是要斩首雍正皇帝，雍正大怒，令嗣庭斩首，后嗣庭病死狱中。然而此案被证实为偏离史实的民间传说，查嗣庭是因为朋党而获罪，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出过“维民所止”这样的考题[39]。

吕留良案

湖南的曾静和张熙两个书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中“华夷之辨”等观点的影响，到处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同时，雍正帝将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一一进行了辩解和驳斥，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大员带领曾静到各地进行宣讲。

徐骏案

雍正年间，翰林官徐骏因在其诗文里写有“讥讪悖乱之言”而被处斩[雍正实录·八年十月己亥. 刑部等衙门议奏，原任庶吉士徐骏，狂诞居心，悖戾成性，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应照大逆不敬拟斩立决，将文稿尽行烧毁。从之。]。

乾隆时期

乾隆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诗案、蔡显案、字贯案、尹嘉铨案、沈德潜反诗案。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乾隆本人执政逐渐松懈，文字狱渐少[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嘉庆时文字狱正式结束，此时刚好亦为清朝由盛转衰之时。

学者李祖陶评价道：“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问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清名家词》卷七，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

2、借编撰《四库全书》毁书。

满清为「统一思想」，借编撰四库全书销毁了大量汉民族有思想的书籍。明修了《永乐大典》，清就有《四库全书》，其确实整理了大量典籍，但毁书亦在不少啊！“四库一成，古书亡尽。”一部《天工开物》都要后人从日本缉回，科技著作与你满清统治何干？照样毁弃，以致销声匿迹，正是愚昧至极！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历史学家吴晗慨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唐弢：《四库全书》...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

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指出清朝所禁毁的书籍几乎都是晚明清初的书，其他书籍甚少：“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

费正清：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新清史学派学者欧立德指出，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的说法有失公允。乾隆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尽管乾隆期间的文字狱带来种种乱象，但并非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他指出，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以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虽然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为清朝皇帝的皇权实际上并不是无限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孔飞力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中国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过相似的概念“反行为”，高王凌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

3、沿海迁界

明代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如果没有满清的入侵，参照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英国以及西欧现在的发展水平，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始于满清及之后的长年国家内乱、战乱。

迁界令又名迁海令，是清朝政府为对付明朝遗臣郑成功在台湾的明郑王朝，以断绝中国大陆沿海居民对其之接济的法令。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列传十一》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十八年，用黄梧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清政府采纳黄梧的建议，将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并将房屋焚弃，不准百姓复界。当时包括两广总督周有德、广东巡抚王来任等一些地方官员均请求复界。

满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满清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

到了康熙统治下，开始正规的大兴土木修筑界墙，真是打算把中国包在里面，彻底和海洋隔离。下面是《南明史》的记载“（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以前明朝政府虽然也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有过禁海令，但其性质主要是针对倭寇，和东南亚的往来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短时间的禁令也不过是空文，民间海外的贸易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朝结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综观明朝，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不断增强的局面，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加强。到了郑成功父亲的时代，更有完全压倒西方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的趋势。而满清的二十年沿海迁界等于把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在清廷的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

沿海迁界牵连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顾诚摘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在沿海迁界的范围内。

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沿海居民复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平定台湾后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第7页]

四、“康乾盛世”的弥天大谎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很多的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讯，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

康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丛生，康熙要重整乾纲来巩固专制制度，所以若要把他和前代明君雄主相比，他的开明不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他的用法也不象汉文帝那样宽仁轻缓。康熙所钦定的《满清律》及其事例可见用刑之重，那一次次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不仅是康熙用刑严的明证，而且也是他加强思想统治，扼杀新鲜思想的明证。康熙的暴虐，实比之秦始皇也不过分。前有秦皇，后有康熙，都是思想界的克星。

而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五年，内部矛盾加剧，康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加强专制和巩固自身的统治上，加上精力不继、荒弛政务，于是吏治败坏、风气日衰，许多地方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景况。国库亏空极巨，以至于黄河决口无钱拨治，面对青海的叛乱而无力进攻，只能防御。

他的另一半所谓赫赫武功，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堪回首的记忆。康熙在位期间，前期大肆圈地，大量汉族百姓流离失所，好容易不圈地了，一次次无休止的战争、残酷的迁界禁海迎面而来，百姓死亡近亿。打仗对于皇帝是功绩，而对于百姓呢？则意味着拉夫、逃亡、横死、捐税、兵灾、盗匪、粮食减产、衣食无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汉族的草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尸骨都无法被人看到，看到的只有“千古一帝”那光辉的身形。很难相信，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连年战乱不断中，人民还可以吃的饱，还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千万年难逢的“盛世”就这样在残酷的精神压迫和无休止的战乱中拉开序幕。

等这个康熙死了，一个比他更变态的人登上了帝位，他就是雍正。

和“千古一帝”相比，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强调重农抑商的。他曾宣称农民最贵，不仅工商下贱，连“不肖士人”（这也反映了他对“读书人”的轻视）也不如农，因此创为“老农总吏”之制，选拔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结果在专制制度下只选出了一批作恶乡里的村霸。

雍正从他父王的手上接下一个烂摊子，虽然日夜辛劳，并且执行了摊丁入地、火耗归公等一些措施，但是从根本上却难以扭转财经的颓势，怎么办？一个字，抢！雍正有个极大的嗜好，就是抄家。许多官员被抓住小辫子，二话不说家产抄没，都进了库。一个皇帝抢钱，抢到自己的大臣身上，实在是个创举。而因为文字狱等各种民族压迫问题而被满门抄斩的民间大户，其家产的归属则更不必多问。

朝廷官员和有名望的大户尚且如此，卑微的百姓遭遇更可想而知。摊丁入亩，把税归到地上，大大提高了剥削之效率。火耗归公，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由地方政府征收剥削的税款直接拽到中央手里，跳过代理人直接剥削。

而对于真正可以提高收益的工商业，雍正的政策则极为短视，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于是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对于对外通商则更是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不但不开放反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捆绑到无法刨出更多利益的土地上。地少人多，看天吃饭，但是税收却一文不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而雍正的一些其他执政特色就更难以看到“盛世”的踪迹了。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扬灰，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文字狱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份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这个敛财的地主打仗的本事却比他老子差的很远，区区几万人的青海叛乱却硬是打了几年，拖得甘肃、陕西、四川叫苦连天，那里百姓的生活只怕离“盛世”差的还远极吧。

乾隆帝的宝座，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到了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终于到达顶峰。但是请注意，不是人民百姓的顶峰，而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层层的经济压迫、文化腐蚀、思想禁锢、民族歧视，一层又一层的套在了各民族的头上。这个昏庸又好大喜功的败家子接过的是他父亲抢夺而来的万贯家财，等他离开的时候，义兵四起、国库空乏、闭关锁国、暗流汹涌。就连满族自己也评论，乾隆晚年，危机四伏，矛盾迭起。

乾隆号称“十全老人”，自诩文治武功天下少有(要是没有那个虐待狂的爷爷，他只怕自称第一了！)。而实际情况呢？乾隆花在游玩写诗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勤政的时间。一个皇帝，一个主管全国命脉的人，一生仅烂诗就以万记。这是完完全全的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务正业是他最好的写照。每天生活在宫廷的虚华背后，听着大臣们奉承欺骗的奏报统治国家，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好不浪漫，可惜当时满清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否则他的下场绝好不过李后主。

当然在某些方面他是强过李后主万倍的，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维护满州酋长的统治，文字狱在他手中甚至于写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是死罪。如果说他的祖父、父亲只是不许人乱说话，那么他完全就是不许人说话。

他修订《四库全书》借着修书之名，从全国各地搜罗来宣扬中华精神的图书加以毁灭，留下宣扬号召做顺民、当奴才的糟粕加以修订宣扬，他的愚民政策之完美，大约比之后世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明之光的毁灭比之先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恶劣。就其修书之立场，完全无法与为继承中华文明而修的《永乐大典》相提并论！！！耻辱的优汰劣胜，到他统治的时期到达顶峰。

财经方面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个二世祖早早将父亲遗留的财产挥霍一空。于是买卖官爵、议罪银等黑暗的制度，官员的犯罪半公开和半合法化，百姓的生活更加暗无天日。注意，这里的百姓基本都是指是汉人，而八旗子弟们则躺在祖宗的树阴下，做着贪婪吸食各民族鲜血的寄生虫。

同样在他这里的闭关锁国也到达了颠峰。一个荒淫而虚伪的皇帝，只为使节行单腿下跪还是双腿而争执的不可开交。心里一动就把一个和平打开国门的机会扔了出去，就使得中国的近代化拖后了许多年。就这层意义来说，他乾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

而他最宠爱的大臣和绅之天下第一贪，不用过多言语，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大名鼎鼎的乾隆七下江南，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复述。他的每一次南巡，都给沿途百姓带来无尽灾害，劳民伤财以及四处搜罗美女供其淫猥。在他的晚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文字狱，政治上越来越腐败，百姓生活十分贫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绅，使满清国库逐渐虚空。应该说，满清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到他禅位前后，白莲教起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等他死后，一支农民义军居然摸进了皇宫。可怜的嘉庆写下了“千古未有事，竟出满清”的诗句。乾隆死后仅仅40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算是乾隆以及这个可笑的康乾末世留给继任者的一笔遗产，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留给这个“盛世”的一个无厘头结局吧。

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

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

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是这样概括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英国使团在「乾隆盛世」的见闻

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经过了异族金与满清的残酷专制奴役百年后，整个民族性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792年9月26日，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为代表的庞大使团，以向乾隆帝贺寿为名，由朴茨茅斯起程，前往中国，英政府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开拓中国市场。 1794年9月5日，返回伦敦。

乾隆皇帝，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民。

热河行宫 避暑山庄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素描，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1、巨大的贫富差距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热河行宫的湖泊，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

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圆明园大殿，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2、靠权力来豪夺的财富积累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

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职和严苛的礼法。

官员叩拜乾隆皇帝，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大清军事基地，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3、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4、官本位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5、专制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敏感字”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敏感字”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到通州给马戛尔尼送信的信差，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创作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法國思想家卢梭說：『我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出名的国家被一群盗匪统治着；我进一步仔细观察这个出色的民族，我发现他们当奴隶，我并不感到惊讶。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总是听天由命，听任盗匪的宰割。我看他们连叹息的勇气都没有。这个民族之中的人是有学问的，但却是胆怯的、伪善的和有江湖气的。他们话说得多但不说明问题，富有知识而毫干，很会装腔作势而缺乏理想。他们有礼貌，态度殷勤，举动灵活，但却狡猾刁奸，老于世故。他们把一切义务和道德看做礼节仪式，只知道敬礼和鞠躬，而不知道什么是人性。』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英关系发展的“决定性时代”。马戛尔尼使团出版的游记、报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传教士传播“中国经验”的做法，开启了非神职人员主导欧洲“中国经验”的新局面。同时，欧洲人也重新开始评估中国的现状与实力，增强了其向中国殖民开拓的信心，而正是在深受乾隆帝喜爱的小斯当东（副使之子）的鼓动下，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五、清末民族解放运动的孕育

满清统治中国期间的残酷的专制统治、闭关锁国及禁锢思想，一小部分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特权，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中国发生了世纪性的历史倒退。广大汉民族中国人民对于满清这群殖民特权者只能是用咬牙切齿来形容了。清末的民族矛盾激烈，在日留学生分成了两派，满族和汉族留学生是绝无交往，日本军国主义者据此产生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想法。("盐丁儿"一书，某与父兄决裂的满族共产党员回忆录)

翻开革命派文献，连篇累牍，轩然赫然的是“排满”的大字。因为满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必须驱逐的鞑虏，“反满”或“排满”，是最能号召群众光复中华、推进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口号。

蔡元培１９０５年《释仇满》一文上说：满人这个名词，是代表特权的记号。满人的特权包括世袭君主，驻防各省和不治生产，靠剥削别人生活。反满就是为了反对这些特权。

章炳麟在民报第二十一号上发表的《排满平议》一文里说：“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倳刃其腹哉？……

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称之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正是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小册子中，指出了满人寄生虫的可耻面目。陈天华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也揭露了满人不劳而获的罪行。邹、陈的宣传最为激昂慷慨，起了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惊天动地的革命起义在武昌爆发，不到一个月，响应者十余省，每一省的宣言或类似文告中，无例外都有驱除鞑虏的口号，把满清葬送在反满革命怒涛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