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麼？（8）針對國民政府的「敵後戰場」及對「共赴國難」契約的違背
◆八年间国军大小「会战」无数，每战皆为尸山血河。尤其是战争初期，往往有死守孤城，格斗肉搏，全军与城同殉的惨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描述的中共游击队在抗战的作用神乎其神。事实，即使在「敌后」，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也有着游击部队。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观看《地雷战》影片时，就指出了该片的问题：『你这个工兵专家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几个老百姓怎么能搞出地雷战呢？』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农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造出如此精妙的地雷的可能性确实不大，甚至在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
日方记录的地雷的个例也有，例如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
1978年版）中，就曾经提到一颗地雷给日军造成九人死伤。
昭和17年（1942年）12月，第3次鲁东作战中，第19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
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只能算节外生枝的小插曲。
◆国民政府将陕北中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且国民政府为了不暴露国军实力要求国军作战时不得公布部队番号，而中共为了夸大宣传、突显抗日功劳，就自称为八路军，而且将国军抗战的事迹『大方地』据为己有。
关于战斗，日方的记录仅为『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1937年南京蒋委员长电，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戴笠久久有心掌控军统直辖武装，而杜月笙也愿意发动上海工人、帮会扩充势力。 因应淞沪战争形势，刚刚组建训练不足的别动队迅速上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运用游击战术对日军突袭、狙杀、侦察、破坏；救助难胞，作出了贡献。随着战场情势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亦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伤亡加重。「别动队」官兵于淞沪抗战中阵亡者共2700余人。〔 大陆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大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亦由于可引用的史料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较少 〕(附錄：筆者方姓家族有兩人在當時屬戴笠的忠義救國軍系統，與上海的杜月笙黃金榮等交往甚密，在抗戰時期專門偵破對付化身為國民黨的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挖牆腳行為，深受中共嫉恨，而後在大陸鎮反運動中不慎查出遭槍決，其中一個為當時國民黨的書記。）
1937年，蒋中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发布通令，要求战区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切实坚持守地抗战。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工作；如此乡再陷，则再迁往另一乡区，「但期有一寸之地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涣散，工作决不中断……」这一命令的发布，对于战区与沦陷区各地政府尽量坚持在原地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江南失陷后，江苏省政府迁往苏北。第89军军长、第24集团军代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留苏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
『杭州沦陷后，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国民抗战自卫团，在浙江省内杭嘉湖地区和浙江省西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其第五支队于1938年曾收复海盐县城，克复吴兴县新丰镇。』
194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批准拟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直属于中美最高军事统帅部，是基于共同对日作战而建立。 据中美合作所梅乐斯主任统计，忠义救国军在日寇心脏地区作最艰苦卓绝作战，先后牺牲1万多人。仅在1944年10月内击毙敌伪近万人。
1944年9月，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雄村班培训的忠义救国军突击队和帕金少校等12位美国军官一起与日寇激战，先后破坏浙赣线诸暨附近铁路25处，哨所2个，铁桥两座。10月，美国教官薛格里斯上尉等5人会同忠义救国军，炸毁20处铁轨和桥梁。11月，美国教官赫尔上尉等人会同忠义救国军，炸毁日军火车头和五个车厢，焚毁日军五座仓库。1944年秋，忠义救国军还劫获或炸毁日军在上海青浦的军火仓库。
随着抗战的胜利，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训的教导队，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了十八个交警总队，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此后，忠义救国军就不复存在了。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提到共产党的新四军只有18位伤病员。才子汪曾琪时被江青罗致编剧。亏了汪的一枝生花妙笔，18位伤病员成了『八千个闪电击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的抗战主力。而被竭力丑化的反派丑角胡传魁的唱词，也出自才子手笔：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骗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了大难一场。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胡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发展到当司令，配备参谋长，颇具规模了。江青对样板戏唱腔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这段唱词旁证了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比共产党的抗日正规军还行。这恐怕是江青在树这出样板京剧时始料未及的。由此亦可证：历史可以被遗忘，但篡改起来毕竟还是颇费周章的。
◆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实际情况在其将领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吴任政委的115师685团是中共的精锐部队，参加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进入江南敌后区，从3千多人迅速发展到1万2千人，后编入新四军第3师，全师从2万人发展到7万多人。所进行的5000多次战斗，大都是与所谓国民党「顽军」以及伪军争夺地盘而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所谓反扫荡，共军基本上是化整为零，东躲西藏于数量少于自己数倍的三流治安日军的追击。吴透露从1941年夏天到1942年下半年，其部队整整一年多没有打仗。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的近三年时间里则是按延安指示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其他敌后游击区的情况大体与之相同。
◆九一八事变无疑是中国的国耻和灾难，中共却认为这是它发展和壮大的一个好机会。日军赶跑了张学良，东北出现了权利真空，许多地方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军虽然在九一八后在东北进行了增兵，但也只有四万馀人，不可能控制东北的广大地区，最多也只能控制住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认为，在东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乡村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最好时机。中共认为，只要打出抗日的旗号，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于是中共中央很快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作出了向满洲进军，建立红色政权的决定。并从关内抽调了大批干部入关，配合满洲省委，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如冯仲云（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学生）、周保中（原名奚李元、白族、云南大理人）、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汉族、四川宜宾人）、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汉族、山西屯留人）等人，都是九一八前后奉中共中央指示进入东北的。
◆满洲省委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秘密状态转入了公开活动，很快就拉起来了几只小队伍，如磐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巴彦游击队、还有饶河游击队等等，大约有十馀只队伍，每只队伍都不大，大的有三四十人，小的只有十几条人枪。但这些队伍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其实并不抗日，而是保存实力，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根据地。东北人民对这些队伍没有好感，把他们视为土匪，称他们是「俄国胡子」、「高丽胡子」，主动愿意参加游击队的几乎没有，队伍没有发展壮大，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
◆1936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满洲省委所属部队和各路义军联合，正式打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号。东北抗日不光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更有规模大得多、影响大得多、抗日时间长得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日；东北抗日义勇军包括:以冯占海（原东北军团长）为总指挥的吉林抗日救国军，以马占山（原东北军旅长）为总司令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以李杜（原东北军旅长）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苏炳文（原东北军旅长）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以王德林（原东北军营长）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黄显声（原辽宁省警务处长）为总司令的辽宁抗日义勇军、以唐聚五（原东北军中校团附）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以邓铁梅（原辽宁省风城县公安局长）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郑桂林（原东北军少校）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48路军、以耿继周（原东北军上校）为司令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4路军、以李纯华（原东北军中校）为司令的东北义勇军、以彭振国（原东北军少将）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以高文彬（原东北军少将）为司令的东北义勇军、以宋国荣（原东北军营长）为司令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和以谢文东（原保长兼自卫团长、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反日大暴动的领导人）为总司令的抗日民众救国军等等。东北抗联的十一个军，属于共产党武装的有四个军，即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抗联第三军（赵尚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其馀各军都是属于联合抗日的友军。总算起来，在抗联中属于共产党的部队不到三分之一。
当时流传有「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话。
◆抗联部队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联军，形势危急时队伍就出现了分裂。部队开小差回家的很多，最严重的是许多人投敌。有的人出卖抗联情报，有的还反过来打抗联部队。杨靖宇就是被投敌的抗联战士用机枪打死的。从1940年后，满洲地区就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了。
◆中共的党史说抗联部队歼灭了十八万日军，完全是吹牛。要知道松沪会战，国军几乎投入了全部主力，和日军激战了三个月，才消灭了五六万日军。台儿庄会战国军投入了四十几万军队，和日军矶谷师团作战十馀日，才歼灭了两万多日军。抗联在东北和日军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役，一般都是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的小规模的战斗，上千人的战斗都很少，比较著名的战役一个没有，怎么会消灭那么多日军？
◆四方面军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日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后，四方面军达到鼎盛时期，然后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以前不存在北上。
◆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的决定，完全不是为了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的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1936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即命令红军「东征」「东渡黄河，去打日本鬼子！」实际上，通过斥侯（侦察兵）毛泽东早已知道当时黄河之东没有什么日本军队。于是，红军大张旗鼓东渡黄河，呐喊几声，虚晃一枪，然后发动河东贫苦青壮年农民参军，扩编部队一万多人，「凯旋」延安。
1944年三月日寇在新乡开封一带集结十三万馀部队，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打通平汉铁路并占领关中平原和毛共军会师，为击败国民政府，活捉蒋介石，建立「新中日提携」大打出手。国军和日寇激战数月，在牺牲四名将军后，豫中重要据点新郑、许昌、洛阳等地先后失陷。洛阳保卫战中，国军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继续沿陇海铁路西侵，企图一举攻下潼关，占领关中平原，目的是和毛会师。
◆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
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 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 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
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 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
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 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
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 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
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 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
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毛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份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1941年5月21日，左倾报纸《大公报》刊载王芸生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就中条山战役作社评，内称：『（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于国民政府军中的）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16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18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以上所举各项说法，我们皆不愿相信。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
◆抗战时期，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蒋介石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蒋介石身边10馀年的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沈安娜，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
1938年初，按董必武的指示，23岁的沈安娜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想打入国民党心脏。朱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在他手下当过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这位他认为安分守己的女职员，已为共产党做过3年的情报员。朱家骅给沈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上，蒋介石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速记在草纸上。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在这次全会期间，国民党的清除抗日内乱计划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被沈安娜悄悄将两份文件传递出来，中共立即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大肆宣传。
就这样，沈在国民党心脏潜伏了十馀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直到1949年后撤回，
也无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
◆「西安事變」后，為了騙取國民黨的信任與合作，讓國民黨不再剿共，中共承認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承認他是領導抗日的統帥；承諾放棄「土地革命」，不實行「耕者有其田」，只進行減租減息。也就是說，中共承諾不殺地主，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只要求他們減輕農民的負擔……於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汪精卫对中日战争的结局倒是洞若观火：『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李时雨、张德旺《汪伪巨奸印象》，《百年潮》，2005年第3期。
◆1937年2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著手收编共军；其关于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挥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于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过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征兆。
◆「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按照部队编制发给给养、枪支弹药和其它装备。换言之，就是国民党出钱帮共产党养军队。既然接受了改编，接受了军饷钱粮，八路军和新四军理应服从国民政府及其统帅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调遣，开赴前线，奋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毛泽东深谋远虑，他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要听蒋介石的命令，尽量躲避日军锋芒，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千方百计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此后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正副师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馀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后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后，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谘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率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征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是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后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后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分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于政府；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于这个会议始终是尊重的，对于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1937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后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著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后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1937年）11月，正是布鲁舍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之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著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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