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干什麼？（3）特務活動
◆为什么抗日的「中流砥柱」延安没遭到像重庆那样的毁灭性轰炸？甚至从1941年开始，延安几乎没受到任何轰炸？（炸美军观察组那是专门目标，例外的）当时的延安，大型会议一开就是多少天，京剧、舞会、大秧歌…各种大型活动是公开的，大部分是白天举行的，歌舞升平， 其乐融融，绝不似战都重庆那样长期惶恐于日机轰炸的阴影中。
距离近不说，从临汾起飞过了黄河就是延安，地形对空军也很有利，一览无馀。轰炸目标其实非常明 显，尤其是中央大礼堂，在天上看下去就是个飞机形状。别说重庆，就是同在西北的西安、兰州，飞行距离远远比抗日圣地延安远，而遭到的轰炸和破坏远远超过延安。
◆其实，更该问的是：为什么日军不进攻延安？有不同说法。
说法1：黄河天险阻挡了日军进攻。（黄河再险，能比长江？能比太平洋？）
说法2：日军不摸延安兵力底细，不敢轻举妄动。（太小瞧日本人的情报了吧？延安当时不过一万多守军，主力部队只有一个三五九旅，日本人会怕得要命？）
说法3: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人同苏联有默契，双方不战，延安受惠。（这不是说斯大林与日本侵略者长期勾勾搭搭吗？）
说法4：日本是为蒋保留一个潜在敌人，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对日作战。（这不是影射延安在扯老蒋后腿吗？）
◆《时事公报》：毛澤東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划告訴日方。
《时事公报》于1920年6月1日在江北岸同兴街16号（今中马路17号）创刊，1948年10月24日被国民党当局饬令停刊（其中日伪盗名4年多），是建国前宁波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 1948年夏，宁波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拘捕。其它报纸噤若寒蝉，不敢发一字。唯独《时事公报》刊登短讯：「本埠日来人心惶惶，知识青年多人被捕……」。因此国民党特务大骂金臻庠、《时事公报》为共产党报信。
◆抗战期间，由日本所派之间谍，与所豢养之汉奸，可说遍地皆是。只在民国25年（1936）一年，经国府特务处发现的间谍与汉奸组织，就有79个之多，而零星谍奸，尚不在内。其由日本各特务机关所派遣之个别间谍，潜伏于民国政府机关与民间者，更无从知其确数。-《戴笠传》
◆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活跃在上海的基本上有三股间谍势力。一股是日本人的势力，有五大系统：陆军，海军，宪兵，外务省和满铁；一股是国民党的势力，这股特务机构是军统和中统组成，军统头子是戴笠，中统头子是陈立夫；另一股就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其中的潘汉年系统是很重要的特工组织，另外，汪精卫手下的极司基斯菲尔路76号，也很庞大，主管76号的，就是李士群和丁默邨。
◆日本人早期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情报搜集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黑龙会」。一战后，土肥原贤二利 用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搜罗情报，并兼营贩运鸦片，在中国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
土肥原以开办鸦片烟馆为手段，使他麾下的中国和白俄 情报人员染上了大烟瘾，以此来控制他们。由于在东北把间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一跃成为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1935年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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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岛芳子 |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1928年7月4日,日本率先在东北建立了用于刺探中国情报的「特高课」，设在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任务有5项：㈠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㈡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㈢是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㈣是监视伪高官言行。㈤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除此之外，日本宪兵队也与之配合增设了特高课兼管反间谍业务。如著名的佐尔格苏联间谍案就是由日本宪兵队联合特高课侦破的。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网罗了大批间谍，如特高课第二课的高级间谍川岛芳子(中文名字金璧辉)和另一个特高课高级间谍南造云子等人，窃取了大量情报。◆同时，1927年11月，中共在上海建立「特科」，即特务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局长就是徐恩曾。
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情报科成立于1928年4月，历任科长陈赓、潘汉年、王世英，主要负责在国民党、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等敌对机关内发展内线，获取信息；情报科的活动根据现有资料的披露，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有不少国民党及租界的人士被情报科收买，其机构也被情报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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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彭德怀、王明、孟庆树、？、邓颖超。二排左5起：叶剑英、博古、潘汉年、周恩来、郭沫若、张经武。（领导人：王明、周恩来） |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中共党中央，周恩来等紧急撤退，使得中共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军警大规模搜捕扑了个空，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陈立夫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化名赵容）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身份暴露，中共中央撤离上海，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但他拍过的那些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
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吴仲禧秘密加入中共，利用国民党高级将官的特殊身分，进行地下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 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1948年吴石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同时兼具汉奸与间谍双重身份者，以 梁启超、汪精卫和蒋介石所赏识的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黄秋岳最出名。
◆2015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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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藤誉选择美国之音作为首次公开她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的档案 |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
◆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中共特科间谍袁殊，1928年赴日留学，1931年10月由潘汉年介绍入党，吸纳为「特科」成员并安排其打入国民党CC系。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随即向远在国统区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求援，要求组织派两位可靠又干练的同志来帮助袁殊。李克农就安排桂林《救亡日报》经理、共产党员翁从六和《救亡日报》电台台长彭克平一块来上海。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就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日本迫切需要有一个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分析，以 便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1938年4月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 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在宝山路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
◆ 经影佐批准，岩井吸纳中共秘密党员袁殊为「岩井公馆」的正式在编特工，全权管理公馆。不久，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恽逸群由党派来上海，也 被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
◆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中共党员刘人寿、李白进入岩井公馆后，在顶楼掌管了一部电台，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公馆」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潘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
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美国之音、英国BBC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军同时攻占香港，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本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著什么？
◆袁殊1949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
罪行如下：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1927年，李士群奉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次年返回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中统逮捕，旋即背叛中共、投靠国民党，后被委派为中统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与丁默邨、唐惠民等人合办《社会新闻》。1933年，李因涉及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马绍武被中共特科暗杀一案，与丁默邨一同被中统逮捕，后经徐恩曾说情被释放。其后，徐被任命为中统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1939年2月，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提出破获国民党「蓝衣社」及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见面礼。土肥原贤二派晴气庆胤给予指导，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1939 年4月，汪精卫在躲过军统特工的刺杀后，从河内秘密回到上海，不断地与日寇策划筹备，加速了组织伪政权的步伐。 1939年8月22日，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及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网罗丁默邨、李士群在建立了直属日本大本 营指挥的特务机关,后划归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梅」。9月，汪伪召开伪国民党6届1中全会后，该特工组织又划归汪伪政府，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梅花堂」又因此名曰最高军事顾问团，监视并控制汪伪政权的一切重要举动。汪伪特工总部成立后，不断分化、策反、侦破沦陷区的军统特工组织，一些军统特工人员或受汪伪「和平救国」宣传所迷惑，或因被捕后意志不坚定等种种原因，投靠汪伪特工总部。如在锄奸行动中屡立战功的王天木、陈明楚、陈恭澍等。
◆1939年，「岩井公馆」「梅花堂」这两个日本间谍机关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76 号设立汪伪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俗称「极司非尔路76号」），丁默村、李士群分别任正、副主任。协助日本「梅」机关、 「岩井公馆」从事搜捕、打击各敌国在上海租界地区以及汪统区的各国间谍任务，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政府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协助他们的人士，毫不手软。日本记者称丁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部份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不久，副主任兼警卫总队队长的李士群先设计挤走另 一副主任唐惠民，又在与丁默邨的倾轧中获胜，出任警政部次长，由于部长由周佛海兼任，实际大权全掌握于李手中。李其后升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等职。同时，他还担任了汪精卫政府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负责在江苏地区的清乡活动。
随后，李要求关露引荐他亲自面见潘汉年，潘在胡均鹤陪同下与李士群夫妇首次见面；未几，李又邀请潘在上海愚国路公馆再次见面。此次见面李将日伪即将「清乡、扫荡」的情报告知潘汉年，并希望新四军及所有中共地方政权及早有所准备。根据此预报，新四军提前撤离有关地区，顺利地躲过了日伪联合「清乡、扫荡」，又多一次抗日战绩。
◆李士群表示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反蒋，经潘请示陈毅、饶漱石并获批准，由陈毅派遣军部参谋处联络科长冯少白负责与李士群建立起经常联络的关系。关露和李士群夫人在一起时，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的通日寇路人皆知。由于特务内部的斗争，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关露又去了日本控制下的《女报》做编辑，主编伊藤俊子是 日本的左翼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和日本左翼的共产党拉上关系。苏青也在上海办了分杂志《天地》，由当时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会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被当时定性为海派文人。
◆ 1939年初，袁殊参与军统暗杀李士群的策划，随即阴谋败露被李逮捕，李士群对军统恨之入骨，凡捕获军统特务均以酷刑折磨，若仍不招供即予杀害决不手软。此时岩井以袁系「岩井公馆」的特务为由，将其救走。
◆1939年夏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任中社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并命令其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和管理从上海到香港的中共情报系统，授与极大权力。9月，潘奉中社部关于把情报工作重点放在上海的指示，带领延安派遣的刘人寿、董慧赴上海，接管了以刘少文、刘晓等建立的情报小组，建立起中共统一的情报机关，设立了能与延安、重庆、香港直接联系的电台。
◆潘汉年抵沪后从冯雪峰、夏衍处得知袁的近况，未理会冯、夏的反对意见，径与袁殊接头。袁告知潘，岩井要求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日本的文章，例如《兴亚建国论》，为「大东亚共荣」张目，成为公开的文化汉奸。潘批准袁完全 按照岩井的要求办理，借机协助潘的情报网扩大地盘。袁殊得令后马上在岩井提供的地点，以岩井给的经费开办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创办了《新中国报》、 《兴建》杂志，公开宣传汉奸理论。潘汉年则暗中协助，动员改组派人物陈孚木就任「兴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排地下党员翁从六，记者叶文津进入汉奸报社工作，还让袁殊把刘人寿介绍进入「岩井公馆」特务机关。
◆1941年毛泽东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岩井英一，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
◆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不露声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赴香港， 同意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给岩井本人。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2000港币 作为情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
◆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中共打入军统的内线提供 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情报机关之一。
◆ 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的安全。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馀三 家均已「知己知彼」。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 『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 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 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
◆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 有加，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 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 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2 年，李士群又兼任江苏省主席，权倾一时。在汪精卫政权任职期间，李除了镇压进步人士的敌后抗日活动外，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 争斗—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在李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由于李士群，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但是，李士群自己的秘书关露实际上却是为中共地下党员，李士群也因此与中共保有某种秘密联系，李曾秘密安排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
◆陈公博死前在狱中遗作《危险的南京》中写道：『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
陈举例说：『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前中共副总理曾庆红父），在陈毅、粟裕新四军活动的苏北一带从事特务活动，1944年 曾到上海和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寇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随着李士群势力日益扩大，他与日军关系也不断僵化。1943年，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居功自傲十分不满；不久，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馀祥琴逃脱之事又被查知。与李早有矛盾的周佛海在中统授意下，先是请日本华 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适三少佐对其行刺，但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周佛海挑唆日本宪兵队在1943年9月将李士群毒毙。
◆1943年中共派关露、张爱玲、苏青三个亲日派女作家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接近日共分子，借以探听日本左翼的 动静。尽管关露为潘汉年探明了通往日伪的路子，但因为国人尽知关露与日伪打得火热的关系，于是日本投降后清算汉奸关露的呼声极高。《时事新报》的报纸说： 『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中共立即把关藏匿进根据地隐姓埋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甚至为了维护党的名声，亲手强拆了王炳南、关露的热恋。
◆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抄出来曾山与日方私下谈判的机密档案。造反派指控他是大汉奸，开大会批斗他。曾山打电话向中共特工系统的最高首脑周恩来求救，周当场手书中央文件保曾山，向造反派红卫兵提出了四点『指示』要求：一、 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四、 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上述这个密档被红卫兵曝光后，现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查阅。
◆日本军方材料对此的佐证：代号“吕集团”的日军11军参谋部制作的两张表：记录国军的整训计划附表，记录当面国军的兵力弹药补充表。详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两张附表出现在看似与正文毫不相干的《第18集団軍及新4軍ニ対スル民国29年10月19日付中央ノ移駐命令》里 ，这份情报是谁提供给日军的？
而1937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为通缉毛泽东、朱德专门为二人画的肖像，却故意将毛泽东与朱德面容篡改
1940年12月17日新四军代淮安日军购运棉花两万斤，日军报以弹药甚多，又匪军与日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淮日军声明永不向匪军驻地进犯。查日军上月向我进犯，夺取临泽后仍不断出动肆扰，匪军向我进扰时，日军寂然不动任匪之大部通过，日匪通连情节确然。（图为台北国史馆保存的原始档案）
徐焰：抗战中以日本人为主的“中共谍报团”。
此文中，徐焰得意洋洋的介绍了在抗战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中共军队勾结的铁证！徐焰自己都将这些日本人称为“抗战中以日本人为主的“中共谍报团””！
---来自中共军网在2015年8月31日发文
徐焰之父徐明(1916年-1985年3月30日)，原名徐锐，黑龙江省阿城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国防科工委某试验训练基地原司令员。
◆1941年底，山本五十六几乎全歼珍珠港的美国机群及舰队；而蒋介石中央政府却在用汉阳造老旧步枪与大刀片抵抗飞机坦克，因此许多人相信「亡国论」而去端侵华日军的饭碗。汪精卫另立亲日南京伪政府，由三巨头――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主持，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中共创始人，一大代表，党内排名比毛泽东还要靠前。从部长到办事员，需要一整套人马及后备人才，于是无耻文人、忘义商人、赋闲政客、旧日官僚蜂拥而上。南京汪公馆前，一时沉渣泛起，都在抓住机会，争先恐后，蝇营狗苟，趋炎附势。
江氏父子與日本的勾結
1940年代，商界文人江世俊改名江冠千后，投奔汪精卫，曾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汪伪政府《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干将』，悉心研究纳粹的宣传手段 。江一手策划了「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绩展」，同时还参与策划了抗击英美的电影《万古流芳》，高酬聘名导演，请形象高大的明星高占非演林则徐，完全按侵华日军仇美需要改造历史。 为粉饰太平，让市民淡忘几年前的南京屠城，江还搞民俗形式的宣传，利用佛教文化「盂兰盆会」，大放河灯，在报导中渲染秦淮河中，玄武湖上，绿波中一片莲灯花海，南京市民观者如堵，挤满秦淮两岸、夫子庙前，于无形中被麻醉洗脑，沈醉于「太平盛世」。 江世俊负责的日伪宣传部编创通俗儿童歌曲，深知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用『宝刀如电气如虹，为争一盛荣，』灌输儿童为『民族』昌盛富强可以杀人和发动战争;用『千里万里，大风扬扬，』歌颂侵华日军进军亚洲千辛万苦，为争取东亚民族解放在大风中长途跋涉，英勇牺牲;用儿童读物连环画《英美侵华史》，煽动对英美的仇视，歌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民齐努力，歼英灭美竟全功』。按照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和中国共产党以往惯例，伪军科级以上公务员，就定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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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第一即为中共前主席江泽民，汉奸江世俊的儿子 |
丁默村在另选校址重建伪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训练「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或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并加以逮捕消灭。于是丁创办南京大学青年干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汪伪政府部、局级汉奸趋之若鹜。
丁默村一共办了四期未来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出身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特殊信任与重用，见缝插针，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
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部培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江泽民选择了电机系，这与其父业余爱好有关，也因为江泽民对江世俊在大东亚圣战展览上显示的电机技能感到好奇和新鲜。
江泽民除免费入学外，还有特殊津贴，出手阔绰，与趋炎附势的狐朋狗友徜徉花街柳巷。特工行当使江腐化很早，所以在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第一次出差美国就嫖妓熟练。这在当时部长一级尚很少见。
有意思的是，特工训练除业务技术科目外，也上政治课，从思想上控制特工人员。一切特工被禁止信奉正神。德、意、日结成轴心国后，彼此交流特工资讯，无神论的祖师爷、宣布「上帝死亡」的尼采邪说被当作时髦的「先进文化」，成了特工精神训练的重要教材。
这个青年干部学习班的成员，嗅觉都忒灵敏，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而江泽民也给中共上了一课，他虽然『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却以特工手段，耍弄了土八路中一切新老对手。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见证人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干训班(秘密)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
1945年9月3日，日军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军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徐家汇的上海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在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甄审之列。可就在此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跑掉的原因是他看到了陈公博的下场。南京政府在1945年9月9日受降仪式结束后，立即由中方代表何应钦向日本代表冈村宁茨提出引渡陈公博回国受审，10月3日陈公博被押送回国。从国民党政府对于汉奸的严厉手段，江世俊也感到大难就在眼前，于是他把「江冠千」的名字丢掉，摇身一变，又成了商人、工程师、文学爱好者「江世俊」，跑回老家乡下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六校学生成立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六校学生先后七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八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
这么大这么风风火火的运动，江泽民如果参与了，以其巧舌如簧就足够附会出二、三十集自我吹嘘的电视剧，但江泽民硬是从不提起，实际原因是他根本没什么可说的，一说就露馅儿。当时他既不在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焦急地盼望著甄审活动停止的消息。
江泽民后来为掩饰这段历史，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完全是为蒙骗不懂历史背景的外行，须知当时在侵华日军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这种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学运与其说是为了抗日，倒不如说为了损毁蒋介石的声望和希望国民党与日本人两败俱伤。
江泽民对于大学毕业后1948年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历来也很避讳。据中共中央提供的简历里，介绍江1947年大学毕业后，接著就是有关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经历。
事实上江泽民当时的两个老板分别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剥削者和反革命。这段实情除了海外学者以外，也再没人提起。江泽民和马克思敌人的短暂共事，这是他在中共统治时期无论如何不敢说的。
◆胡兰成,绍兴嵊县人，青年时于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善写作，追随汪精卫，对日抗战时期任汪精卫政权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长，被列为著名汉奸。1943年，胡与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相恋，1944年结婚，1947年离婚。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被暗杀后，胡兰成与其遗孀佘爱珍同居。他晚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今生今世》详细的描写了他在爱情与政治上摇摆的个性，人们戏称《今生今世》是一部《群芳谱》。1981年7月25日，因心脏衰竭，死于日本东京。◆山口淑子出生于奉天省奉天市一个叫北烟台的村落。1933年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收为义女，起中文名为李香兰。中国人都认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 。1941年2月担任『日满亲善歌唱大使』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纪元节庆典大会，连续一周在『日本剧场』表演『歌ふ李香蘭（欢唱的李香兰）』，造成大轰动。
◆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为见李士群而到南京，李引荐其会见汪精卫。汪表示欢迎中共参加他主张的政治议会，建立联合政府。潘答复似乎没有可能，但愿意将此意禀报延安方面。并表示新四军主要图谋自身发展，倘若将来汪需要转寰，新四军不会跟他过不去的。离开南京之后，李士群又引荐潘在日军公寓里会见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知潘汉年：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军则希望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游击队就不会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会见后潘随即返回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报告了只要不骚扰铁路日军就不会「扫荡」根据地的军事情报，但未报告其会见汪精卫的事情，由此酿成他日后的悲剧。
◆ 饶漱石对潘汉年在日伪地盘的举动不以为然，他给延安打报告状告潘「违犯纪律」，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1945年春，中共指定潘汉年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七 大」，毛亲自斟酒为潘洗尘。2月23日，毛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饶：（一）汉年三九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做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 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已向他解释清楚。（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 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伎，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们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以致中敌人奸计。』
◆由此电我们知道，潘汉年的一切举动都是经过延安批准的。我们还看到，『完全是造谣诬蔑』的事情原来都是事实，我们也知道潘当年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且，毛亲切地称呼潘为「红色小开」亦有另一层原因：毛许多至今还被那些拥趸们夸耀为「料事如神」或「英明预见」的文字，其实不过是依据潘汉年从日本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写的。 例如日本会不会进攻苏联，毛无法判断并为此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得了潘发来日本不会攻苏联的情报后，立即「英明预见」了一次；又例如德国将进攻苏联，也是潘发回的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那篇《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则完全依据潘的情报写成。很显然，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系统在日伪占领区如鱼得水般安全自由的 活动，以及他们所报来的日本方面态度的情报，对于毛向敌后发展大有可为的决策帮助极大。
◆例如，1940年10月上旬，陈毅、粟裕部在黄克诚部配 合下，于黄桥全歼国军李守维部。日军驻泰兴部队开赴主战场附近15里处待命观战，及至国军大势已去败局笃定，日军撤回泰兴。 至于详实的真实，如今只能看见一点点漂浮于水面的冰角，至于潘在那几年里还有多少经历？不得而知。电报中『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又有多少故事呢？也不 得而知。《毛全集》看来是出不得的，潘汉年狱中写的交待材料，那就更出不得了，或许，他平反时为了彻底就已经烧掉了。
（史料来源：尹骐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柯兴著《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其馀资料恕不一一开列。）
◆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到：『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中共领导人 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 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中共今天辩解说这些情报工作是为了拉拢这些敌人，这完全是不通情理，越描越黑，由岩井、李士群的身份，在当时均居敌特情报机关首脑要职，要投降也是投国民党中央政府，怎么会投降到偏居西北的中共地方武装。事实正好相反，是岩井、李士群充分利用了这个汉奸集团，换取中国的战略情报与资源，并分化中國武装，使日军与汪伪可以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网路，打击坚持抗日的军队。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佐证细节是：岩井、李士群从来没有领取中共的特务津贴，而正是潘汉年、袁殊这些中共党员高干，定期领日本人的特务津贴，并常年定期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情报。
潘汉年是以中共情报高级干部的身份，以帮助日本特务头子岩井在香港每半个月提供一次中国情报为条件，领取每月二万大洋的日特津贴，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日本特务岩井化名册。潘本人持有日本上海领事馆签发给特务的特别通行证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是清楚潘的中共高干身份，也正是因此与潘合作的。战后，中共极力保护自己的通敌特务，潘汉年在战时就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彰，(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 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潘后来担任上海副市长的要职。
◆这次「秘密」活动的当事人胡均鹤被中共逮捕不久被处死，杨帆已于 1954年11月31日被捕。
「高饶反党联盟」
◆1952年8月，中共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当时民间流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谚语，“一马”指的便是高岗，只有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毛、朱旁参与了开国大典。（当时有位著名画家绘下了这一庄严隆重的场景，可惜没几年不得不将这幅名画剜了个空白，那就是站在毛身旁的高岗副主席。）五马里还有一名饶漱石，他在进京两年后，卷入了“高饶事件”中。“五马进京”之一的邓小平，在1980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引自《邓小平文选》257页）。应该特别讲清楚之处，邓却是一笔带过，例如：“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至于毛如何面授机宜，如何处置高岗，略而不谈。
我们仅仅从这两句话里，看出第一邓是告密者角色，第二毛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取得毛的信任。陈云原是国务院副总理，历来掌管财经大权，他怎么稀罕谋一个党的副主席呢？因此邓的自白极不清楚。林彪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夕，曾被撵出政治局，接受党的审查。由于林揭发有功，时隔一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林又官复原职，参加了清算高饶联盟的这一会议。
赫鲁雪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曾透露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这位代表（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开始给我们做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们了解其中的内容。……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州的代表和首脑，与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那位代表带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被打入冷宫，后来把他软禁起来。
以下是赫鲁雪夫分析斯大林何以向毛告密的想法：“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与自己保持的不寻常关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会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这样，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引自一九九零年出版，叶永烈着《陈伯达其人》）。唐德刚先生在《传记文学》372期曾提及高岗与斯大林私订终身，如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等斯大林一死（1953年3月），毛泽东于同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第二年2月7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除了前引的“高饶唯一的纲领”，还严厉指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涛，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其中举出斯大林的屠夫贝利亚与张国涛为例，两人结局不同，而且都不是“代理人”的角色，当初斯大林帮了毛很大的忙，如今却骂他是敌人了！
1955年3月中旬，潘汉年赴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是提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会议文件提及杨帆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3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共产党之命与大汉奸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并向中央写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4月3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赴潘汉年下榻的北京饭店，宣布逮捕审查令。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批准逮捕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兼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一个半月后，妻子董慧被捕。
就在1954年5月6日，高岗在软禁中服安眠药自杀（据1994年5月6日《神州时报》的一篇文章）。另一种说法见于六十二卷六期《传记文学》吴明山的文中，该文称：“一九五四年冬由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率多人包围高的寓邸，他的警卫员左兴甫负隅顽抗，此时，高岗举枪自杀，左兴甫被公安部人员制服，判无期徒刑。”后面这个死法，他不但有警卫员，自己还带有手枪，与高饶这时已在软禁中有矛盾。
高死后五个月，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觉哉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觉哉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觉哉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行有三：1936年国共谈判时秘密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秘密投降日本特务机关，与汪精卫勾结。掩护胡均鹤等中统特务导致206轰炸。其实潘汉年的这些 「罪行」都是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有关，没有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潘汉年如何敢于与他们秘密谈判媾和。毛泽东不过是「过河拆桥」，「杀人灭口」。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因为许多党内外人士不了解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在此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刘志丹与高岗是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开拓功臣，刘死于1936年4月，比高岗早死十八年，他是在山西兴县三交镇与阎锡山部队作战中壮烈牺牲，党史上把他写成烈士、英雄，而且毛泽东将陕北的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不过有关刘志丹部的败绩，刘是否壮烈殉难，又出现了几个重大疑点。
「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1954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而像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终于不得不同意以 当时毛泽东所信赖的人之一—邓小平代替他将来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为此目的，毛泽东突然给高岗背后一击，宣布高岗领导的反刘少奇运动是「清君侧」运动，也就是说，这次运动「名义上是反刘，实际上是反毛」，「反对刘少奇正是为 了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迫害了高岗（在他被害之后宣布为「自杀」并「开除」出党），便把高岗在东北大区的领导职务交给了罗荣桓。可是革除高岗的真正原因却 在于高岗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真心实意地执行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1940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参阅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P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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