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麼？（6）【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調查】

以感性代替理性的国人

1946年12月3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鹤丸光吉被枪决的瞬间。鹤丸光吉为较早遭到枪决的日军战犯，罪名为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中国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对2357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对145名战犯执行死刑。

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战犯死刑，他们都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死刑。

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鲁迅（内山完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转述） 

一个国家，对数据这样不严谨及信口开河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中共所有抗战期间的光荣「革命」「历史」，及畝產萬斤的記錄，也大概就是這樣編造出來的吧？！這涉及一個國家民族對任何事物的嚴謹、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

中共連自己城市居民真实的收入、未就业的人数的統計與實際詢問間巨大的差異，及歷次死亡數據：前段時間的天津大爆炸，再往前的北京—福建高鐵特大慘案，再往前的兲安門六四大屠殺，再往前还有历次政治运动、文革，大饥荒，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何以知道更早的、非自己當權時期，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

在日军占领前南京 的人口大约是20万，日军如何能够在一个20万人的城市杀害30万平民？

◆不但南京大屠殺各方數據差異巨大，中日戰爭死亡數據同樣問題與出入非常大：
1. 中日戰爭終戰後 , 民國政府發表中國傷亡 438萬人 .
2. 公元1985年中共發表中國傷亡 2100 萬人.
3. 現在 , 中共發表中國傷亡 3500 萬人.

這麼大的數據差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這與現在中共許多政府宣揚的地方工資，及實際去尋問許多行業的人的實際收入，差距也特別大，可以看出來，中國對數據一貫的撒謊、不認真的態度！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

南京大屠殺30萬人，起初這數字是蔣介石欽定的，不能改。南京城潰，蔣介石的軍隊流竄，搶奪人民衣服，假扮成人民逃走(搶人民衣服，依照軍法應該槍斃)。蔣介石的軍隊假扮成人民逃走，卻未停止戰鬥，以手榴彈偷襲日軍。日軍展開全城大搜捕，抓到軍人就槍斃。部屬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問死了多少人，部屬說三萬。蔣介石說，甚麼三萬，是三十萬。

好了，蔣介石欽定南京大屠殺30萬人，誰敢改？

從此，歷史課本上寫了南京大屠殺30萬人。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容易凭感性认识而缺少严谨的态度，对待数据与历史上，应该持的是真实严谨的态度，该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凭着仇恨的心理，或者政治宣传的目的，就可以无根据的编造，才会有后来的「亩产万斤」中国奇迹及现在各地遍布的统计上报数据与真实严重不一致现象。1937年12月13日军占领南京城，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下令『纪律肃正战俘（屠杀战俘）』。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上海军事法庭1946年4月开庭审判，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南京军事法庭1946年6月开庭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战犯死刑，他们都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死刑。

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美籍教授贝德士证词1

美籍教授贝德士证词2

美籍教授贝德士证词3

美籍教授贝德士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首先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1945年11月中国在南京成立了「南京敌人（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汇集了警察、律师协会、医师会商工会议所、青年团，还有红十字会和自治委员会等14个团体，呼吁市民告发南京被占领时的被害情况。『看到日军杀人等，什么都可以，请说说日本的恶行』，尽管他们反复宣传并诱市民讲述日军的暴行，当时的情景是：『（这些人）就像冬蝉一样缄口不语』。其实不是这些人不说，而是没有确定这回事所以说不出来。于是，调查委员会改变了方式。

他们把重点转移到红十字会埋葬的尸体上，统计哪里埋葬了多少人等并将其内容写成报告，做成一览表。

根据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南京当时8家慈善团体共埋尸19.8万具。

其中世界红十字会埋葬了4万3121具，据该会1945年的《民国26年至34年慈善工作报告书》及所附埋尸统计表记载，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10月30日，在城内收埋1793具，城外收埋4万1330具，其中女尸75具、孩尸20具。于是便将这些死尸都当作遭受屠杀的死难者的尸体。

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万2371人。

最大的一笔是一处名为崇善堂的殡仪馆，收埋人数达11万2266人，占了30万的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拉贝日记也没提到中国崇善堂埋尸体的事，中国人的解释是:由于拉贝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清楚全部情况，可拉贝等全部国际难民委员会20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也不知道，连日本当局都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20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而在尸体掩埋的统计上，崇善堂提供的数字由于没有原始文献而存在一定疑问。从常识来考虑也很离奇，当时既没有推土机又没有卡车，他们是怎样挖掘能装下11万人的大坑并将其埋葬的呢？日本档案唯一查出的埋尸数目，也只有国际难民委员会所知的红卍字会呈报的4万3071具。当时在南京的各国都不知道。

进行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制作了统计表。统计表上写着哪里杀害了多少人，其中妇女有多少，男的有多少，儿童有多少。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假面具终于被揭开。《产经新闻》进行了大量报道，评论家阿罗了解到，在中国发行的南京市政府的文件披露，当时也就是1937年到1938年期间，这个被称作崇善堂的团体处于休业状态，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根本没有开展活动。所以，11.2万多人的数字完全是捏造的虚假的数字。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 

谷寿夫为什么至死也不承认在南京的屠杀？

◆当时报道「南京大屠杀」后，国际红十字会曾请了当地一些老百姓，组成掩埋队，挖了许多坑掩埋尸体。法医说，根据当年掩埋时的五个坑里的记录尸体一共有4313具。一句也没提到埋尸是红十字会三倍的崇善堂埋的到那去了，然后中国政府用的还是这红十字会埋的四万三千具的资料。
在丛葬坑查验时，由法医潘英才带着掩埋队队员们，分别到五个坑取证，检察官、法官及红十字会会长站在稍远一点地方看着，军事法庭有人举着相机跟在掩埋队员后面拍照。潘英才戴着口罩和白手套，在每个坑边仔细验看，然后招呼掩埋队员们，按刀劈的、有弹孔的、钝器打过的、火烧的，将各种类型头骨的典型样本取样，分别装进麻袋里。装了好几个麻袋的头骨后，又挑了一些全尸的遗骨，其中有的遗骨据法医说是先被奸而后才杀死的。

后来在审判谷寿夫时，那天取回的这些受害者颅骨作为罪证，拿到了法庭当庭陈列，还出示了法医潘英才对遗骨写的鉴定书。潘在法庭上发言，介绍了从颅骨可看出受害者大致有6种情况：被刀砍死，枪弹击中致死，身首异处，被钝器击死，火烧死，及妇女遭强奸后被杀死。

谷寿夫中将

谷寿夫判决书正本1

谷寿夫判决书正本2

谷寿夫判决书正本3

审判谷寿夫法庭内景

据称谷寿夫在他的死刑执行令上的签名有如鬼画符。在收藏谷寿夫的遗物中，找到了这个「鬼画符」标记，这个标记应是他的独特「花押」签署 (注:花押是个人签署的一种符号)

谷寿夫在临刑前写家书

两名中国宪兵押解谷寿夫（中）上刑场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

4月26日，南京军事法庭将战犯谷寿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成千上万南京市民在街道两旁及刑场周围目睹

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就是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兵。另一个令人发指的名字是田中军吉，他是谷寿夫部队的大卫中队长。图为1948年1月28日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行途中。3人在行刑前获准抽最后一支烟。

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倒地之后的情景。

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鹤丸光吉被枪决的瞬间。鹤丸光吉为较早遭到枪决的日军战犯，罪名为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由以上挖掘报导可知，南京大审的中国法官竟然还是『检察官陈光虞、法官、军事法庭几名工作人员、国际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几名南京大屠杀后的掩埋队队员，还有一名验尸官』。

◆后来，东京审判的检察人员和法官们都认为不能将这个数字原封不动地看作是日军的罪行，怎么办呢？于是决定减刑。清濑先生将多数判决称为6人委员会的判决。就是11名法官当中的6人委员会，即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新西兰和加拿大 6国的法官聚集在一起决定的判决。 

東京審判

那么，剩下的法官怎么办呢？据说，剩下的法官如果有意见，就书面提出异议。法国的贝乐纳尔法官私下里透露，11名法官从未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定罪、对谁处刑、罪定为几级等问题。荷兰的洛林法官提出不同意见：『广田弘毅是爱好和平、心怀坦荡的人，在他担任驻荷兰大使时受到了荷兰人的尊敬。荷兰有一种郁金香的名字同广田同音。将这位与郁金香同名的广田处以死刑是怎样一回事呢？他是无罪的。其馀 6人被处以死刑也是不当的，应该减速刑。』

東京審判時候的帕爾法官Judge Radhabinod Pal.

澳大利亚的韦勃也被 6人委员会排队在外，也提出意见说，与纳粹德国战犯相对比日本战犯的量刑过重了。帕尔博士说，『全体无罪。这种审判算不上审判。』据说，帕尔法官的判决书有60万字。总之，11名法官当中只有 6人委员会的6个人经过商量认为有罪，其馀5个人则各执己见。于是6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是这样的，松井统率的日军屠杀了10多万中国军民，屠杀的数字减少到了一半。东京审判就是这样一种审判。

事实上把这11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2084件、奸淫308件、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国民政府工作效率之高，连崇善堂都难以比肩！（事实上我很怀疑崇善堂的埋尸记录就是这时候造出来的）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万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35万3026人被害』，看到这里都忍不住啼笑皆非，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 

1945年9月13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南京市民以户为单位，向各区公所上报因日军暴行所受生命及财产损失，以备索求战争赔偿；同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发布《接受南京市民陈述大屠杀案冤愤公告》，宣布自当月21日起至23日止，凡身受大屠杀残害和汪伪暴力压迫的民众都可向国民政府控诉，并明确提出希望目击者检举南京大屠杀案主谋及相关罪行，为审判战犯收集确凿的证据；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大屠杀惨案调查委员会（即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要求『普遍征求孑遗市民之目睹事实，与被害人遗族之申述，以符合远东法庭证据法之要求』，再次强调收集被难者相关信息，为远东审判提供证据；1947年4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发布《限期催报抗战损失布告》，规定将各地查报公私损失的最后期限定为1947年8月底，并不再延期。从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从南京市政府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再到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三个机构先后接收各类呈文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年之久，而除去上述接受机构外，更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也都在接收南京市民呈文，这些市民呈文记载于各类信笺与纸品之上，既有略通文墨的幸存者本人、亲属、目击者亲手所书的，也有目不识丁的市民央请文书代笔的，呈文末尾，每个呈报人都或附指印、或画押，以这种约定俗成的具结方式表明自己所述的真实性。

如南京市民徐进的呈文。1937年12月16日下午与千余人被持枪日军押至中山码头附近，在呈文中他这样回述那日的场景，『将全体同胞两手背绑。是时午后五时左右，队前部忽然一片悲哀凄惨的哭声震起，接着机关枪、步枪一阵紧似一阵，这时日寇逼迫每四人为一组向江中跳。……窃民排在队尾，下江时天已大黑，江边已填满，只好伏在尸堆上，枪弹如雨点般落在无辜同胞的身上，射击究竟有多少时候已不知道。其时已骇晕了，惟心中尚明白身上未曾中弹，直至火笠帽（汽油烧在军人遗下的笠帽上）投到身上，才惊醒过来，赶快钻入尸堆中。此时全身皆浸蚀[湿]，寒风吹来冷彻骨髓，突闻岸上枪声连发数响，系未死者上岸被看守日寇打死。』

南京市民的呈文

可是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他们是胡说。因为，谁说中国证人撒谎，谁就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汉奸，而汉奸在当时就是杀头之罪。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于是「一个人看见日本兵杀了57,818人，两个人埋了28,730具尸体」的荒唐事，居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各大报纸。

更为糟糕的是，这3个撒大谎者丝毫不知道外国的行情，以为外国和中国一样也是谎言世界。于是，该3人坚决要求到国际法庭上去作证。虽然当时不少中国官员也知道这3人是在说谎，也知道让他们去国际法庭会出丑，但谁也不敢不让他们去。因为，谁阻止他们的爱国行为，谁就是汉奸。大家只好眼睁睁地看著这些撒大谎者，到国际法庭上给中国人出丑丢脸。当然，撒大谎者在国际法庭上给中国人出丑丢脸后，也没有人敢指责他们的说谎行为。因为，他们说的是「爱国谎言」，大家只好以不再提起这几个人的方式，来宽恕他们的「谎言误国」行为。

◆假设除了崇善堂外的19万全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尸体的总人数，那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死于战争行为，有多少人是死于屠杀？魏特琳12月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水西门发掘出来事实就埋了200人。

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12月13日军占领南京城)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十万国军从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再加唐生智要求死守南京，下令督战队把守挹江门，只要出南京城的人一律射杀，但唐却自己秘密落跑。最后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挹江门外的尸体几乎快堆到半个城墙高。

『唐生智当初自告奋勇担任南京城防司令，其实只想趁机掌握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略）』 ---《李宗仁回忆录》

為什麼南京下關國民黨撤退時候自相殘殺留下來的現場,像極了八九六四北京天安門的偽造軍人被學生殺後的造假現場??都是放火燒.讓人事後辨別不出死者的身份,到底是國民黨自己的軍人還是平民百姓?這一般就是同一類作案者留下的痕跡!而潛伏在南京城那批殺自己人的督戰隊,是國共混合的,後來有許多投共的。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都有督战队防止士兵阵前逃亡，中国军队中，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双方有很多士兵因临阵逃脱而被处决。当日本军人和中国士兵战斗时，他们经常对所看到的中国军队不正常的状态感到吃惊，因为中国军队接受一些古怪的、美军和日军都从未有过的训练。那就是，在中国军队后面有督战士兵，他们会枪杀任何试图从战场逃跑的士兵。中国人自己人杀自己人，而这正是中国人战斗的传统形态。

关于牺牲者的数目，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学家黄文雄写道，死于督战队的中国士兵似乎比死于日军的更多。国共联手抗日时，有时是国共是联合上战场的，而且国民党当时也被共产党渗透，有很多私下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当时督战队就发挥了非常有意思的功用：就是我是蒋介石的督战队，我就在后方拚命射杀毛泽东的人(或是我怀疑是毛泽东的人)。而我是毛泽东的督战队，那我就在后方拚命射杀蒋介石的人。另一方面，日军有一个中国军队从来没有的特色。每场战斗后，日本人建立纪念碑以向战死者致敬，一个为日本亡魂而立，一个为中国亡魂而立。


上海松沪战役时，国军第十九师受到日本军猛烈攻击而后退之际，遇上后方的中国督戦队｡在被夹于日军和督战队间的国军第十九师面临里外受敌的困境，竟选择了攻击自己人国军的督战队(可能与日军相较之下国军督战队实力较弱)，而督战队也用全力应战自己人国军第十九师，于是自相残杀造成数千名伤亡者。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由第三大德械师之一的36师师长宋希濂部担任督战队。时任国军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在南京防卫战中正防守光华门一带。12月12日上午，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在挹江门内被督战队所阻。下午，曾发下「誓与首都共存亡。」豪语的中国南京总指挥司令官唐生智下令南京弃守，命令并没有下达完毕便自己先跑了。各军措手不及。孙元良遂放弃指挥脱队藏匿，全师失去指挥陷入混乱。
中国布防于南京城外大部分军队是朝著长江逃跑的，南京城的长江沿岸有三个门，挹江门是大门。但是，唐生智为了防止中国士兵随便逃跑，将门塞住了。唐生智决定撤退逃亡时，结果督战队并不知道允许部队撤退了，对在撤退途中的部队进行攻击，与溃军打得风声水起，双方均使用重武器，是役其辖下88师的3个旅长阵亡2个，六个团长阵亡3个，营长阵亡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第88师战前约6000馀人，战后仅500人生还归队。中国最精锐的德制师之一88师几乎全灭。

Japanese soldiers having a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dead Chinese soldiers in front of the monument on which was written"The Tomb of the Unknown Chinese Soldiers." (1937War Bega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还有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

◆南京有没有这么多人给日军杀呢？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20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

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只有这么点人口还都在安全区里，哪儿来的30万给人屠？当年被杀的30万中国人难道都是傻子，南京城1/3那么大的安全区，不会往那里跑？

宋美龄后来曾经找到拉贝希望能在东京审判中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但被拉贝婉言拒绝。 目前英国《剑桥战争史》也是认为有四万五千中国平民死亡。 南京屠杀时在南京全程经历的贝德士(M S Bates)从来就不相信有所谓三十万人遇害的事，他在1946年东京大审时，还是坚持他的调查结果三万军人与一万二千平民被害。

◆找出了30万切实可信的证据的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大作，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毫无疑问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这么重要的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卻炸翻天了，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柏烈拍的电报。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自杀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谈资。

张纯如的書採用的照片，面帶天真笑容的婦女兒童被日軍驅趕去屠殺？ 

张纯如在书中流露出的仇恨情绪，来自战争中的日军之所作所为。这种仇恨如果仅仅针对日本的暴行本身，不要说中国人怀有共鸣，就是正直善良的日本人都能够理解。但遗憾的是在关于日本现状的描写中，张纯如显然仅仅凭借一些间接的资料，甚至借助自己的想象来补充没有进行田野工作的缺陷，出现数处瑕疵。张纯如的书有一个非常巨大漏洞就是时空错位，把十七世纪的明清革鼎时江南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和二十世纪抗日战争中的淞沪抗战相混淆。英国记者田柏烈是抄十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争》里关于「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的描写，当然骗骗中国当前的脑子比蟑螂还不如的「愤青」是可以的。但是真的要作为历史文献那就只能是进垃圾堆！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Alvin Coox说：『无疑地张的书作为历史书是缺陷的，而作为政治鼓动下游击队式的宣传则是成功的，张的同情心难道不应延伸到如何治疗旧伤而不是去揭开它吗？』 

【大屠殺的主因：便衣战术】国军采取「便衣队战术」进行的游击队与恐怖袭击。「便衣」(便服)就是日常人民穿的衣服，因此「便衣队」(便服队)就是没有穿军服，穿日常穿的衣服在群众中袭击敌人的「隠藏的戦斗员」。

「便衣队」起源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西班牙组织人民游击队进行抵抗时期，1907年海牙陆战规定［第２条］［第23条禁止事项］便衣队」违反交戦法规，以人民的形式接近敌军，予以攻击，便服队可依交戦者「现行犯罪」作为正当防卫立刻杀害。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更指示中国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1937年底南京沦陷时，约2万中国南京守兵脱掉军服抢夺民众衣服换装，逃入「南京安全区」，有些國軍還會趁亂向日本人丟個手榴彈甚麼的，趁机偷袭日军，施行「便衣队战术」。所以，每次城破，日軍一定搜捕國軍。

......有这么一个南京国军第一人称报导：他换穿了抢来的人民衣服，被日军拦下，日军摸他的手，有持枪的茧，就指称他是逃跑国军。刚好这时他在一家弹子房门口，他辩称自己是打弹子的，还邀请日军到里面挑一把。幸好日军没跟他进去，否则就穿帮了！ 

对于中国方以此非正规的「便衣队便战术」，日本士兵之间由向中国便服兵的憎恶和畏惧转化成对民间人士和投降俘虏的杀害，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命丧中国便衣队之手。日本军方看到南京市区内好手好脚，却「不当兵」的男子，特别疑惑，视为南京「败残兵」伪装，依据成年男性的右肩膀是否有老茧来判断是否是军人，以「败残兵」、「便衣队」抓出来枪决。被视为「现行犯罪」的中国便衣兵若被日本兵杀死，可以栽个「滥杀无辜人民」的罪名给日本，大大宣扬日军残暴。

◆最早宣传南京大屠杀的是曼彻斯特卫报田柏烈，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外机构中任职』。中国宣传部请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柏烈「帮忙」，有钱拿又能算好事，田柏烈答应了，还到汉口去向中国政府顾问端纳领一笔钱后，才回上海宣传30万人在华中被害的事.。 

中国宣传部长曾虚白在《抗战宣传追忆记》就露底说明了：『我们的政策既立（指国际宣传—引者），目的已明。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推进我们的政策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办理国际宣传，虽然在时间上比日本落后得多，可是日本在宣传上的失败的经验，供给了我们极可宝贵的参考，学得了宣传的正确技巧。上面说过，抗战初期，英美各国对我国抗战实力没有准确估计，对日本阴谋暴行也还没有适切的认识。我们虽然可以公开陈述，却无法令人轻易置信，唯有借助于代言人才能发生最大效果。可是我们理想中的代言人从什么地方去找呢？…英人田柏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及美人范思伯所著《日本间谍》 两书，我们取得了作者同意，由我们出版问世，耸动了国际间的听闻，使日本军阀的阴谋暴行，天下周知。』

◆在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与周恩来、理查德•佐尔格等一起进行过情报工作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也曾在上海与说『南京市民被日军屠杀了20万』的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起共过事。史沫特莱女士生前，曾否认过她与苏联的关系。但在后来公开的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我们找到了1935年9月2日白劳德给共产国际的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信，证实了史沫特莱女士曾接受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面向欧洲与美国从事对外宣传工作。（Harvey Klehr 著《美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五月書房） 

◆据杨国光著《潜伏在上海的佐尔格》（社会评论社）书中叙述，1937年7月，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不久佐尔格（注：佐尔格是共产国际间谍，德国人，以远东为中心开展间谍活动，1944年被日本政府下令处决）作为德国新闻记者曾到过卢沟桥访问。此后，他乘坐日本的军用飞机飞到南京，在南京攻陷后的12月中旬，据书中称他目睹到了「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德国大使馆，当时向德国政府提交了『日军变成了杀害市民的机器』这样的报告书。此报告书很可能与佐尔格有关。另外，据早稻田大学的客员教授加藤哲郎所述，在上海向佐尔格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秘密会合场所的建筑家鲁道尔夫•汉布尔格实际上是苏联红军谍报部驻上海的负责人，他的妻子鲁特•维尔纳是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助手。汉布尔格夫妻的朋友就是写下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之一《拉贝日记》的约翰・拉贝（西门子中国公司的总经理）

◆至于南京当时有多少平民死亡？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迷，1938年元旦日本占领军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扣除老人和小孩子南京一共有16万5千人，如果加上那就有20万人；这比1937年10月减少了30万人，这就是目前认为有30万平民被杀的由来。问题是到1938年6月南京人口又增加到了50万人达到1937年10月的水平，这说明有30万人是重新从避难的地方回来了。到1939年元旦南京人口又到了100万人达到1937年初的水平！

◆有关大屠杀的第一时间原始档案十分匮乏，要根据现有的档案、证词以及其他历史记录得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确切人数或者较准确的估计数是非常困难的。把确定是伪造的证据去掉，常规战争行为的死难者去掉，大概还有多少人？我估计想上六位数都非常困难，可能真如一些安全区内的人所说，平民遇害只有4万人。但这个事实是很难查证的，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像犹太人那样统计已经不可能了，南京从1937年大屠杀发生直至1945年战败，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后，南京临时参议会6月11日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中共政权成立快60年，从来没想去调查过这个问题，等到80年代才旧事重提，这时候还真是死无对证，查起来有相当难度。

1938年6月到南京的日本冈村宁次做一番调查认为：有4万中国平民在南京沦陷时死亡；1944年日本崇仁亲王在南京时也进行同样的调查认为有4万到5万中国平民死亡。他们的结论是根据南京各个善后机构埋的平民尸体有2万3千具这个数目推导出的。2007年4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一份答辩书，暧昧地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不能否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在具体的被杀害人数上存在各种议论，政府作出断定是困难的』。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主流看法是，从数万至十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杀害。 目前英国《剑桥战争史》也是认为有4万5千中国平民死亡。这个数字目前被日本那些左派和中间派学者所肯定，而右派学者认为只有3万平民死亡。

同样是这个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持推出《黄金武士》，称日本从中国掠夺走了价值几百万亿美金的黄金；而这个数字，是当时全球黄金总储量的几百倍。

约翰·马吉(John G.Magee)

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拍摄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原始素材带，使用的16毫米摄像带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G.Magee)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是迄今唯一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

约翰·马吉是美国圣公会牧师，1912年至1940年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教堂传教。南京沦陷后，日军暴行使马吉深受震撼，他除了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接纳、保护、救济南京的难民外，还使用「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对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城偷偷进行拍摄。

南京大屠杀史料 约翰马吉拍摄 Original Film of Nanking Massacre by John Magee

 

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10幅由约翰·马吉胶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附錄：【南京大屠杀记录片为拼凑情节用，漏洞百出】

比如国军防空片断中,击落飞机的满天驰光弹.出现的明明是美国太平洋海中著名的40MM博克斯机炮和29MM乒乓炮反击零式战斗机的片断.

在进攻南京的火力准备中,有很多炮击的日军是当年与苏联暴发边境冲突的记录片段.其中关东军厚实御冻装和当时南京的天侯成鲜明对比.

上海被轰炸的残局,很多照片都来之于重庆大轰炸的照片和记录.

南京城快被攻破的一段,有一小段是日军在用长梯爬城墙.

其实仔细一看,就看的出其中一人手持的是汤母生冲锋枪,这其实是中国远征军反攻缜西的记录片段,全是一水的美国援助.

很多在南京的巷战片断,有来之于太原会战的巷战记录,有上海会战的记录.

总结,这部记录片的拍摄手段很不高明,很不严谨,火的原因,也许是老外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件,和中国人热闹去看老外拍这类片子.

严格的说,应该是剪辑的片子,不算完全意义的记录片,配音也很差差,不值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