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的戰火是誰點的？】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干什麼？（2）關於中日戰爭起因及盧溝橋事變的調查
盧溝橋的戰火是誰點的？
-關於中日戰爭起因及盧溝橋事變的調查
Investigation on the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s usually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t is no mistake that this incident served as the trigger for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but the incident itself was only a small conflict and it should not be called the start of a full-blown war. What must officially b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as the concerted full-scale attack that was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on Aug. 13, 1937, of 30,000 regulars under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in Shanghai in opposition to the Japanese navy land-ing force stationed the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residents.Who, then, caused the actu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二十世纪俄国史》主编祖波夫
"In fact, Stalin needs war."----- Zubov, editor-in-chief of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Russia"
"In fact, Stalin needs war."----- Zubov, editor-in-chief of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Russia"
引言：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次长达1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以伤亡3,500多万人（一说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的代价，非常艰难地保住了中国没有沦亡，但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国力空前衰弱，共产主义红祸藉机兴起，在中国泛滥成灾，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人沦为現代極權制度下的奴隶已近60年。
当我们再一次翻开这一页历史，我们隐隐约约地发现，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黑手在导演着中国发生的这场悲剧。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刻，在刚刚打破千年专制、准备走向民主共和的关键时刻，作了别人的牺牲品，演出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凄惨壮烈的民族悲剧，堕入了一个更加专制与残酷的国家状况下。
我们的对手日本，最后落得无条件投降的命运。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历来一直没有定论：中国人说是日本在卢沟桥发动的；但日本不承认。他们说是中国人扣留了他们的士兵，要求到中国军队控制的宛平县搜查，被中国军队拒绝。因而引发了八年的中日战争。
日本的說辭本文不拟讨论，且中日矛盾的開始以及逐漸激化，事實是國民黨自找的。而着重在讨论「战争是谁挑起的？」或者说，「是谁点的火？」
政治陰謀家栽贓定律
极权邪恶政府、体制性非道德诉求，道德败坏之徒、政党栽赃政治对手的定律：栽赃案对谁有利可以打击对手与非己而且栽赃之事可以做成，那么栽赃案就是谁干的。Whoever benefits from the intrigue，who does the intrigue.栽赃者是一身兼以下身份：原告、证人、法官、陪审团、主控官、原告律师、法律制订与修改者、法律解释者、法警、治安与查案警察、举证者、证据鉴定者。而且旁听者由栽赃者选择，还不许被告讲话辩护，更不允许被告请律师。
掌握宣传工具是现代极权控制一个国家社会的命脉，也是栽赃案生效的条件。只有掌握宣传工具，才能造谣，从而把栽赃案嫁祸到对手与非己身上。栽赃者同时也具备这些身份：策划、剧作者、制片人、发行人、导演、演员、剧务、票务、剧评家、剧场老板。比如：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但德国百姓就连兴登堡总统都以为是“真”的。
「谁需要战争来解困，谁在战争中受益，谁就是最大的嫌疑犯！」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思路来分析当时形势：
1.国民党不可能主动发动战争
(1)国民党志在剿共。自然不愿开辟对外战争。
(2)国民党从北阀战争得到教训，中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毒瘤。因此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中共没有被消灭前，自然不会发动对外战争。
(3)国民党正在建设新式军队，尚未完成。
2.在日本档案中，一直否认发动战争。
3.战争对谁有利，他就是战争的挑起者。事实证明：中共利用战争躲过国民党的围剿。并且利用国民党在艰苦抗日中，中共却发展壮大，最后夺权了政权。
4.国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甚至与日本暗通款曲。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彭德怀因组织了「百团大战」而被毛泽东斗；曾山、潘漢年在抗日时期曾被中共派到上海和南京与日本人私下谈判，要求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
5.中共利用战后民生凋敝，发动内战夺取政权。
6.从动机到后果都可判断中共是中日战争的煽动者！
我们有理由怀疑：日本所声称的他们失踪的士兵就是被中共特务绑架的。一一这种事情，他们是老手，例子也不胜枚举。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者，中日战争的负担自然由国民党来承担。中共却作壁上观。结果如中共所愿，挑起了中日战争。一一这就是中共特征之一：阴险毒辣。为了政权，不惜牺牲几千万中国民众的生命！
7.毛泽东不是一再强调是共产党领导抗日吗？相信他也是有所「本」，那就是战争是由共产党挑起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领导抗日战争」！中日战争一旦打起来了，共产党也就安全了。他坐山观虎斗，并且从中扩展自己的实力。因此只有中共才是中日战争的得益者。只有蘇俄及其中國代理勢力中共及國民黨裡的共產國際代理人，才是发动中日战争的最大的嫌疑犯！
为什么中日之间会发生这样一场战争？难道仅仅是日本侵略中国这样单一的事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走出这个小圈子远观，才会发现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这场战争的爆发，牵涉了许多国际势力参与了其中的博弈，这需要往前回溯这段历史……
日俄战争
1894年，朝鲜（高丽）东学党起义，日本浪人突袭朝鲜皇宫，幽禁朝鲜皇帝与皇后，扶植亲日政府，意图驱逐清国在朝鲜势力，随后爆发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国被击败，朝鲜的闵妃被杀，至此成为日本附庸，清国则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国际通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从清王朝那里获得满洲的辽东半岛，高丽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沙俄因为辽东半岛拥有多个天然不冻良港而想占为己有，于是勾结德国和法国，对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了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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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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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噎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
『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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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的人们就看待黑龙江面浮满尸体，飘动和堆积在这条江的中国沿岸。人们最初认为那是俄国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把所有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扔进激流。由于受难者人数众多，在将他们抢劫一空之后，他们是被分组抛入河中的。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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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如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
这些中外各方对当年惨案场景的纪录今天看来仍然跃然于纸、历历在目、痛彻心扉，恍如隔世。
俄国拒绝撤军，引发当地人民的拒俄事件，加剧俄日矛盾，1903年日俄谈判破裂，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亚瑟港），2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2月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日本称「日露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先后派出30多万日军到中国东北和俄军作战，以牺牲14万日军生命的代价，打败了俄军，由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过于恶劣（对日本的态度也一样恶劣），促成了中日和解，因此日俄战争时中国与日本同仇敌忾，战争时中国官民对日军提供情报及资金上的重大帮助，战胜后中国各报章纷纷称颂日本战胜俄国，开黄种人战胜白种人先例，而后北洋政府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与日军合作立功而窜起。
日本虽在这场长达19个月的战争中取得了大部分战斗的胜利，但支出了17亿円的军费，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几乎所有军费都是透过战时国债获得。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银行家 Jacob Shiff 承诺了日本战争费用的大部分。在日本国内总共109万的可动员兵力中，常备兵力便接近20万，使得国内的各种产业严重缺乏生产人手，同时也使经济陷入低迷的状态 。
作為回報，腐败无能的满清让日本继承俄国在此一切权利，日本取得了辽东半岛南部关东州（意指在山海关以东，前为俄国管辖）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 允许日本在东北移民屯田开垦，『关东军』在内满洲开始驻扎。高丽也在日本统治下。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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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丑條約 |
日俄战争，客观造就了两个结果：其一，种族优越论破产，日本的战争为国人提供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自此，白色人种优于黄色人种的谬论彻底破产；其二，为知识界提供了『立宪优于专制』的思想资源，自此，『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无人敢尝试』。
漢民族反異族壓迫的勝利
◆中國近代的辛亥革命，是屬於漢民族反抗滿清壓迫的一系列革命運動的一個時期。清朝从满人入关1644年至被推翻1912年止计有268年，其间民间的秘密组织有创于元朝末年的「白莲教」，及明代末年的「洪门天地会」。「白莲教」极富宗教色彩，流行在中国北方。而「洪门天地会」是以民族革命为宗旨，分布极广，盛行于中国江南地带，以汉民族的宗族社会为根基，并且宗族社会及会党沿长江发展到上游的武昌、汉口。两者在清统时期，不断发生抗清事件。「白莲教」最后成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而「洪门天地会」辄成为推翻满清的主力。
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也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这些热心中国革命事业的日本人，除了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等政界名人，以及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财界人士之外，大多是所谓的「大陆浪人」。这些「大陆浪人」相当程度是倚靠大隈、犬养等「民党」领袖，以及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部首脑提供活动经费，才能维持生计，因此相当程度上受政党和军方控制和操纵。
经过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等国际力量打击的国际大环境下，体制内外的汉人的共同努力，太平天国起义、新军、改良立宪派，及民间的各种组织，反清复明的「洪门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会」、「光复会」「日知会」革命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1912年，满清垮台，中华民国建立。
滿清滅亡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五大主因：
政治上 : 这是最重要的主導原因-英法美日等國際力量的打擊對大清的瓦解：中英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中日甲午海戰，這些為以後的各種起義提供了可能及前提條件，使得大清王朝無法全面動用國家力量對付之後的各種起義。負責人：林則徐等人；地方實質分裂──太平天國的影響，負責人：乾隆的首席軍機大臣曹振鏞及他的得意弟子林則徐、「洪门三合會」的洪秀全。
太平天國事件使得八旗制度崩壞，漢人綠營兵也無法作戰，於是放手讓地方督府大員自己徵稅練兵，開始了清帝國各地方實質自治，義和團禍亂時，東南各省督府能不奉清政府中央號令，自行與列強簽訂自保章程，可為證明，這也是辛亥革命後會發生各省獨立的關鍵。
心理上 : 失去「天命」──甲午戰爭之敗，負責人：翁同龢
在社會情勢上，清末的政治改革廢除科舉，也讓失去晉升官場機會的立憲派知識份子投入革命行列。
在社會情勢上，清末的政治改革廢除科舉，也讓失去晉升官場機會的立憲派知識份子投入革命行列。
軍事上 : 漢人逐漸滲透及控制滿清的軍隊，練新軍及擴大武裝新軍，負責人：乾隆的首席軍機大臣曹振鏞及他的弟子林則徐、慈禧太后、張之洞、袁世凱一眾人等。
經濟上 : 收回路權等榨取經濟政策的失策，負責人:載灃、盛宣懷等人。
組織上：从明代万历时期就在大陆江南蓬勃发展的汉民族宗族社会，并沿长江发展到武汉、四川，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二百多年歷史的反清復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会」等会党、汉民族宗族社会中具有革命維新思想的「新軍」在民間的廣泛組織。
五大主因中沒有一個是跟孫文有關。而僅僅只有十幾年歷史的「同盟會」領導的黃花崗之役，主力死傷殆盡，所以孫文說：「吾党菁英付之一炬」。
五大主因中沒有一個是跟孫文有關。而僅僅只有十幾年歷史的「同盟會」領導的黃花崗之役，主力死傷殆盡，所以孫文說：「吾党菁英付之一炬」。
辛亥革命的主要發起團體：文學社完全和同盟會無關係，共進會和同盟會的關係也始終有爭議（當年同盟會派系中，孫文一直想以廣東為根據地搞邊區革命，但宋教仁等人主張在長江流域起事，並且派人打進去新軍系統，兩個策略爭執不休，後來宋教仁等人離開孫文，自己負責長江流域的起事，也就是後來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發生時，孫文是看報紙才知道，辛亥革命成功豈是孫文的功能？孫文頂多是清帝國末年致力革命的其中一人而已。更不要說沒有袁世凱利用新軍優勢逼退清帝國，中華民國還無法真正誕生。
日本沙俄擴張派對華之態度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列强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道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经济迅速发展。而中国在那时是一个内战、灾荒和饥馑之地、一个混乱、无序和死亡之地。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的专制荼毒，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府，而且被许多个军阀弄得支离破碎。每个军阀都自我宣称代表一个真正的政府，并且相互争斗厮杀。受害者是中国人口构成大多数的农民。内战受害者的数字达到几百万，有时候超过上千万。因为内战，耕作与自然环境被摧毁，而且它造成的饥荒又增添了同样数字的受害者。那时在中国集市上甚至公开出售人肉。日本方面也不希望中國淪爲蘇俄以黨治國的黑手控制的區域，如果苏俄（及其代理人）主宰中国这块土地，它的下一个目标必定就是日本，日本將成爲東亞的一塊孤島。
◆滿清統治中國時期，實爲中華的亡國時期，滿清對於他們的發展地—滿洲，一直不承認其是中國人的土地。对满洲这块土地的归属问题上，苏俄与日本一直争论不休，互相有势力往里渗透。「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一般认为东北地方是「无主之地」。「满蒙（中国东北与内外蒙古）非中国化」的论调在上个世纪初开始形成。源头有二：沙俄及前苏联是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是其二。
沙俄及前苏联从17世纪开始就对中国的东北、内外蒙、新疆垂涎三尺。趁中国虚弱之机，通过一系列武装侵略、威胁利诱、欺诈拐骗等手段占领了这三个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将这些强占过去的领土变得合法化，并进一步向内渗透，该国的一些缺乏良知的御用历史学家秉承其政府之意旨，篡改历史，对满蒙妖魔化，无限扩大满蒙二族与汉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达到其挑起民族矛盾，瓦解多民族中国的目的。而对中国西藏窥伺已久的英国也趁机推波助澜，尤其是在蒙元问题上，试图否定中国自元朝以来已经将西藏纳入政治版图的历史事实。苏俄还在中国东北等地，建立了许多大使馆，事实就是间谍机构。
至于日本，在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其目光也迅速投向了具有丰富资源的东北和极具战略意义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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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泽谕吉 |
1913年10月1日内田发表了他的「支那观」：『中国不仅自立不能抵抗外压，甚至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保全了中国领土的恩惠都忘了。』
◆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解决日本的经济发展问题，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将青岛據为己有，导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激进革命派逐步成形，这才有了被苏俄利用的形势，继而在1920年8月联络中国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共这个听命于苏联的傀儡。
◆青年时代多次流亡中国的北一辉1919年发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认为为了挽救日本面临的困境，日本必须明确树立『天皇乃国民总代表，国家之根本的理念』，实行『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近代民主制度』；废止华族制和贵族院，设立审议院；众议员由国民平等选举，限制国民家庭财产数量和土地占有数量，限制私人产业资本，1000万以上部分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对外政策上，北一辉不论民族自决原则，强调『建立大罗马帝国式之日本』。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二战后的监狱中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记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馀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P33〕而日本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内耕地狭小，其他矿物资源也不足，因此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
日本陆军大学教官稻叶君山1921年的《对支一家言》一书说『中国是一个顽迷愚昧的保守国』，『中国在北方有落后的军阀，在南方有徒唱空调的阴谋家，都不能收拾中国的时局，其救急的手段，是唯有外国人来参与内政』，『中国政治机关应该开放，就是实行共同统治。共同统治是大势所趋，除此别无良法』『日本过剩人口的排出口，当然是满蒙地方。但日本的发展，不仅限于满蒙，山东，江苏，福建，也就是中国的中部地方，都是日本活动的舞台。开发这些地方，不是出于侵略的欲求，而是促进中国的开发活气，并可共同享受利益』
◆京大教授矢野仁一自1921年末到1922年9月，前后发表了4篇论文《支那无国境论》《西域-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中国非国论》《中国的国家及社会》，对田中义一首相的「对满蒙积极根本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主张日本人代替中国人统治或支配中国政治经济活动，是有益于中国的，同时也可以解决日本人口爆发的危机。
◆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他们频繁聚会，订立盟约，制订纲领，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921年10月27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加入。其主张有三点：一是反对派阀人事，即明治以来的『长阀陆军，萨阀海军』；二是准备和确立总体战争体制；三是『重点解决满洲问题』。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陆续形成了一批法西斯性质的军人团体。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六七月间召开了「东方会议」，中心议题是「满蒙政策」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话政策纲领》。
◆著名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应运而生，解决满蒙问题。黑龙，就是中国的黑龙江。1901年2月，头山满以玄洋社的骨干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号称「黑龙」，盖取其「欲担当以黑龙江为中心经营大陆之大业」之志。这一点，与内田等人之前辈组织玄洋社，意图跨过玄洋滩，侵略朝鲜半岛如出一辄，内田良平担任会长，此黑龙会就是中国同盟会背后最大的金主与实际行动支持者。
黑龙会，组织名代表的意思就是意图牟取黑龙江流域一带的东北地区作为日本领土，这块地方是满人的老家，因此满清政权非常厌恶同盟会。「黑龙会」门下的弟子后来多为侵华行动之中的急先锋，例如抗战时期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黑龙会」提出了「成吉思汗为日本流亡贵族论」，源平合战期间，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源义经流亡于蒙古，统合各个部落，称成吉思汗。
1896年，孙文经过介绍认识了黑龙会的宫崎滔天，与孙文结识后发现孙文是大亚细亚主义者，可成为日本擴張的助力，因此宫崎滔天将孙文推荐给犬养毅，随后孙文便取得签证被日本庇護，并与大隈重信搭上了线。
大隈重信是日本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曾在1898、1914年两度担任日本首相。他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曾规划侵略朝鲜与台湾，在其门下曾经收韩奸「金玉钧」。金玉钧是亲日的韩国开化党领袖，曾在朝鲜发动政变失败，遭清国派袁世凯镇压，因而流亡日本。大隈是鼓吹甲午战争的主战派议员，1895年大隈在他所创建的早稻田大学创立「时政研究会」，研究甲午战争后要如何利用台湾来并吞中国。犬养毅要将孙文引荐给大隈重信，把孙文当作在中国的布线。中国「同盟会」就在日本极积在中国制造革命的局势下诞生了。
犬养毅曾说：『滔天实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汉，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中国革命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任务，而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去偷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事实上，当年日本外务省之所以派遣宫崎滔天前往中国调查秘密会党，是希望利用反清秘密会党的力量来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负责执行此项牵制策略者，正是时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也都有各自的任务。
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孙中山早于1896年7月认识了内田良平。孙中山当时对内田说：「原本吾人（革命党）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于日本亦可。」（内田良平回忆录《皇国史谈》）。因此，在1907年庆亲王奕匡与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时，内田良平对政府元老伊藤博文说：「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之地）让于日本」（内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谱》）。
内田良平在其《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亦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7月16日，当时已与日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孙中山曾写信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说：『我将日本视为我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宗方小太郎文书》）。
1900年，内田良平曾对其部属解释：「吾人赌生命以援助孙革命之所以，以其与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孙以大义名分、兴汉灭满为革命旗帜，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以故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后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经营大陆之基础。」
根据此契约书，三井物产会社再与南京临时政府签订借款契约：「根据本日中华民国政府和汉冶萍公司，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之间所缔结的契约书，借款五百万日圆给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另定契约如左：将来中华民国政府有关中国之矿山、铁路、电气等其他事业，若开放给外国人参与，而其他条件相同时，优先许可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参与其事。」
子虛烏有的「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的清国纷乱不堪，外部有列强积极瓜分在华利益，内部又有革命组织风起云涌。但这些革命组织大多以地下秘密方式进行活动，难以整合为一，「黑龙会」为了达成其颠复清国政权目的，将流亡在日本的孙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组织了起来。
中国同盟会，顾名思义就是很多组织同盟所组成的一个大组织，其中包含了：
1.黑龙会：包含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北一辉等。
2.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3.兴中会：孙文、胡汉民、汪兆铭等。
4.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
5.科学补习所：吕大森、刘静庵、宋教仁。
6.青帮：既有的古老江湖帮派，從洪门分裂出來的組織。
7.天地会：即洪门，既有的古老江湖帮派，孙文是其成员。
中国同盟会，顾名思义就是很多组织同盟所组成的一个大组织，其中包含了：
1.黑龙会：包含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北一辉等。
2.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3.兴中会：孙文、胡汉民、汪兆铭等。
4.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
5.科学补习所：吕大森、刘静庵、宋教仁。
6.青帮：既有的古老江湖帮派，從洪门分裂出來的組織。
7.天地会：即洪门，既有的古老江湖帮派，孙文是其成员。
8.哥老会：及袍哥会，天地会的分支，既有的古老江湖帮派，与推翻清国的保路运动密切相关。
同盟会因为山头林立，并不是一个有集中领导的组织团体，他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重要金主：「黑龙会」。1905年，「同盟会」的筹备会议，是在日本东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
其实在中国「同盟会」组成以前，孙文、宋教仁、黄兴就分别发动过很多次革命了。其中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幕后金主就是「黑龙会」。他们个别搞革命失败了之后，内田良平认为应该把在中国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搞才有力，因此就把这些革命失败流亡日的清国人召集起来，组织中国同盟会。
但是整个「同盟会」的实际运作还是很失败的。1905年成立，1907年即分崩离析。 1906年，日本政府(执政者与「黑龙会」不同派系)决定取缔在日本运作的「同盟会」。 1907年，因为与孙文在革命旗帜上的争执，华兴会(宋教仁与黄兴那派)系统退出「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间，对南方革命军最重大的意义，莫过于替革命军争取到购买日本军火的机会。
一开始，日本政府只卖军火给清廷，内田良平得知此事后，立刻写信给三井物产总经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帮助清朝固然不错，但是别忘记也要同时帮助革命军。「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讨灭，其核心力量－革命党，仍将健全保存，到底难以铲除尽净。....此际失革命党之情感，将来无论是否对支那进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所损日本国家之利益。」(三井財閥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第一大財閥，據評估其財勢超過排名第二的三菱財閥約有三倍以上。)
同盟会因为山头林立，并不是一个有集中领导的组织团体，他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重要金主：「黑龙会」。1905年，「同盟会」的筹备会议，是在日本东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
其实在中国「同盟会」组成以前，孙文、宋教仁、黄兴就分别发动过很多次革命了。其中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幕后金主就是「黑龙会」。他们个别搞革命失败了之后，内田良平认为应该把在中国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搞才有力，因此就把这些革命失败流亡日的清国人召集起来，组织中国同盟会。
但是整个「同盟会」的实际运作还是很失败的。1905年成立，1907年即分崩离析。 1906年，日本政府(执政者与「黑龙会」不同派系)决定取缔在日本运作的「同盟会」。 1907年，因为与孙文在革命旗帜上的争执，华兴会(宋教仁与黄兴那派)系统退出「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间，对南方革命军最重大的意义，莫过于替革命军争取到购买日本军火的机会。
一开始，日本政府只卖军火给清廷，内田良平得知此事后，立刻写信给三井物产总经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帮助清朝固然不错，但是别忘记也要同时帮助革命军。「武汉之革命军纵令为官兵所讨灭，其核心力量－革命党，仍将健全保存，到底难以铲除尽净。....此际失革命党之情感，将来无论是否对支那进行瓜分，都将大大有所损日本国家之利益。」(三井財閥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第一大財閥，據評估其財勢超過排名第二的三菱財閥約有三倍以上。)
益田孝收到内田良平的信后，往见担任三井总顾问的井上馨。井上指示益田，援助革命军之事须经政府同意，才可进行。于是益田先行拜见对军方有绝对影响力的前首相桂太郎，取得谅解，再与桂太郎同行求见首相西园寺公望，获得政府默许，确立援助革命党的方针。
1911年11月1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朋电告外相内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输送武器给革命军。内田回电指示，对于此事，默认即可。
12月8日，由「云海丸」轮船秘密运送步枪一万挺到上海，交给革命军接收。1912年1月8日，再由「巴丸」轮船运送步枪一万两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大炮六门，炮弹五千发到南京。
1912年1月，内田良平以革命军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与三井物产会社「先成立三十万圆的借款，以三井贷款给内田良平的名义签订契约书，并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弹药的购买费，革命党的使者即从泰平组合购得日本陆军所放弃的大炮、枪枝、弹药，运回战地。另一方面，孙逸仙要求三百万圆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应。」
这些武器都是日本陆军部库存的剩余品，大部分都无法使用，却以高价卖给革命军。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自然无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来偿还。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窘，授与日本朝野侵夺中国利益大好良机。南京政府非对外借款，不足以纾困。而列强之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银行）和比利时虽然也都有借款，然其额度及频率皆远不及日本，其中三井物产会社是相当重要的中介。有借款必有条件，日本朝野透过三井借款所最希望得到的，莫过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以及中国东北利权问题等。
由于辛亥革命发端于武昌，离汉冶萍(漢也萍名稱的轉化）公司所在地汉阳、大冶和萍乡不过咫尺。日本政府为巩固其利权，乃于革命爆发后，迅速派遣军舰前往武汉。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训令驻汉口第三舰队司令官：「关于大冶，如暴动波及该地，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进行防护。其时如有必要，应于保护侨民之范围内保护帝国在该地之特别利益。」
1912年元旦过后一周，三井物产会社同意借款给南京临时政府，并由山田纯三郎将三井方面草拟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交孙文和黄兴签字。要点为：
第一条公司资本定为日币三千万圆，为中日两国人民共营之事业。
第二条中日两国人民股金各半，股权相同。
第三条公司现已借日债一千万，此外再借日币五百万元。（共一千五百万元，作为日方股本）。
第四条前项五百万元由公司贷予中华民国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充当中华民国政府向三井购买军火之费。
1911年11月1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朋电告外相内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输送武器给革命军。内田回电指示，对于此事，默认即可。
12月8日，由「云海丸」轮船秘密运送步枪一万挺到上海，交给革命军接收。1912年1月8日，再由「巴丸」轮船运送步枪一万两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大炮六门，炮弹五千发到南京。
1912年1月，内田良平以革命军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与三井物产会社「先成立三十万圆的借款，以三井贷款给内田良平的名义签订契约书，并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弹药的购买费，革命党的使者即从泰平组合购得日本陆军所放弃的大炮、枪枝、弹药，运回战地。另一方面，孙逸仙要求三百万圆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应。」
这些武器都是日本陆军部库存的剩余品，大部分都无法使用，却以高价卖给革命军。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自然无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来偿还。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窘，授与日本朝野侵夺中国利益大好良机。南京政府非对外借款，不足以纾困。而列强之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银行）和比利时虽然也都有借款，然其额度及频率皆远不及日本，其中三井物产会社是相当重要的中介。有借款必有条件，日本朝野透过三井借款所最希望得到的，莫过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以及中国东北利权问题等。
由于辛亥革命发端于武昌，离汉冶萍(漢也萍名稱的轉化）公司所在地汉阳、大冶和萍乡不过咫尺。日本政府为巩固其利权，乃于革命爆发后，迅速派遣军舰前往武汉。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训令驻汉口第三舰队司令官：「关于大冶，如暴动波及该地，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进行防护。其时如有必要，应于保护侨民之范围内保护帝国在该地之特别利益。」
1912年元旦过后一周，三井物产会社同意借款给南京临时政府，并由山田纯三郎将三井方面草拟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交孙文和黄兴签字。要点为：
第一条公司资本定为日币三千万圆，为中日两国人民共营之事业。
第二条中日两国人民股金各半，股权相同。
第三条公司现已借日债一千万，此外再借日币五百万元。（共一千五百万元，作为日方股本）。
第四条前项五百万元由公司贷予中华民国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充当中华民国政府向三井购买军火之费。
在整个合办及借款的过程中，除了临时大总统孙文、陆军总长黄兴等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南京临时政府的其他首长，如财政总长陈锦涛及实业总长张謇等，大多并未与闻其事，而参议院更不知情。
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百般压迫盛宣怀与日方谈判合办，主要是为借款，甚至不肯明示合办，而只提借款。2月12日，二百万日圆已然到手，而大清帝国末代皇帝溥仪也于本日宣告退位，南北双方也已展开议和的工作，于是孙等考虑废约。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之举，起因于日方想借机将汉冶萍公司纳入其掌握之中，而孙文、黄兴欲得巨款以纾困局所致。其结果，孙、黄取得两百万借款之后即君子豹变，使日方期待落空，种下他日「二十一条款」豪夺汉冶萍之因由。
1911年「共进会」和「文学社」，煽动湖北新军叛变，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之后，内田良平随即命令犬养毅和宫崎滔天把流亡国外的孙文带回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日本人认为，要是让袁世凯掌权了，之后就很难从中国获得利益，尤其袁世凯答应满人，要让满人回到东北的家乡，这对「黑龙会」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
但是南北还是议和了，中华民国还是建立了，后来孙文利用宋教仁的死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及护法运动，都以失败作收。中华民国还是建立了，但是并非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1912年2月3日，森恪邀请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陪同，到南京拜谒孙文，当时黄兴卧病在床，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陪同孙文接见。森恪传达桂太郎透过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所表达的意见，向孙文提出以「满洲」租借，交换日本对中国革命支援的条件。森恪向孙文指出：『阁下也知道，当今世界乃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场。白种人的先锋俄罗斯南下，将威胁我日本的生存与安全。为确保东洋的和平，日本认为有将「满洲」划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必要。....今日大势，单凭中国政府之力，是无法保全「满洲」的。....「满洲」命运已定，革命政府前途维艰，....如阁下能速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经营，以其代偿而得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日本必应阁下的要求，采取必要之手段。』（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付，「森恪益田孝宛書簡」『井上侯爵家交付書類』，三井）
孙文表示最近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到了极点，早先用来供给军队的财源，全数都已到达破产的境地。万一这几天内，没办法找到可以解此燃眉之急的资金，大部分的军队将告离散，革命政府或将遭遇瓦解之命运。孙文欲向日方索取的东北租借条件一千五百万日圆中，五百万日圆是汉冶萍借款，另外一千万日圆是「轮船招商局」 借款。
1912年1月下旬，「南京孙逸仙与黄兴，或以间接形式，或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公然向招商局董事会提出要求，以该局所有之全部财产为抵押，借款一千万两，提供军事费用。」22日，招商局董事会决定以公司所有财产做抵押，向英、美、法等国借款一千万两。
孙文缺乏足够的经费给养军队，自难与袁世凯继续对峙，只好接受英国的调停南北议和。日后宫崎滔天接受『大坂朝日新闻』访问时说：「（孙、黄）既失以汉冶萍和招商局为担保筹集北伐军军费之时机，终至不得已而为南北之妥协」[「宮崎滔天年譜稿」，收錄於『辛亥革命叢刊』第一輯，頁160。]。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13日，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位。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翌日，临时参议院决议，政府迁设北京。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朝野透过三井等财阀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便是为了在中国取得将中国东北划归日本势力范围等这些特殊地位。这些设计与活动，虽一度经南京临时政府同意，然而在英国主导南北议和之后，最终不了了之。日本朝野不甘心血白费，乃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提出「二十一条款」，企图以强硬的手段，夺取辛亥革命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同意出让而遭破坏的种种条件。 三井财阀先前透过内田良平借给黄兴的三十万日圆、森恪擅自作主透过萱野长知借给黄兴的十五万日圆、以及藤濑政次郎交给孙文的二百万，有去无回，一口气损失了至少二百四十五万日圆，原本希望借此取得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和租借东北的计划都全盘落空，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黑龙会等日本右翼人士的失落感更是明显。
◆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无遐看顾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井上馨认为此乃「大正时代对日本国运发展之天助」，日本正可以趁欧洲列强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际，大规模地进行其于辛亥革命期间，遭英国干预而强行未果之战略。8月23日，日本大隈内阁对德宣战，准备以对山东半岛德军作战的理由，向中国出兵。
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等人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自顾不暇，正是日本将德国势力扫出中国，取而代之，并采取强硬路线，解决在中国特殊地位问题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 。10月29日，内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内阁提出《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旨如下：
及至欧洲战局终结，和平恢复之日，不论德、奥与俄、法、英之胜败如何，欧洲势力必然会不断向东亚大陆矿张。我帝国必需在此之前预作准备，制服其未来之压力于未然；而制服之策，唯在于迅速解决对华问题，确立东方和平之基础。....当今政府鉴于对帝国之天职，意图对中国问题做出英断时，与其寄望中国信赖我国，不如采取让中国非信赖我国不可的政策。而让中国非信赖我国不可之道无他，乃在于我帝国主动图谋日中之合作，掌握中国政治、经济之优势实权，俨然居于指导的地位。我帝国苟欲藉由中日合作，占有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宜先利用眼前良机，与中国缔结国防协约。
日本大隈内阁参考内田良平此项《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以及陆军省拟订的《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和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于1914年11月11日，作成二十一条决议。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此《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史称「二十一条款」。
袁世凯为时任大总统，他不愿接受，但因为中华民国国力不足又难以拒绝。袁世凯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放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关注。消息走漏，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中华民国(五色旗)，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但大隈重信早已看破孙文手脚，(之前欠钱都还没还) 认为孙文不能成事而不感兴趣。
如果宋教仁不死，他的「國民黨」就無法被「革命黨」偷梁換柱，所以誰殺了宋教仁其實一目了然！以後，這個「革命黨」，就成了孫蔣的歷史中辛亥革命的主力軍了,各种起义的會黨，全部被偷梁換柱成了苏俄代理人孙中山的「革命黨」了!
先前南京临时政府给予日本的承诺，与1914年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就变成了1915年大隈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
袁在谈判过程中，虽然守住了中华民国的谈判的底限，坚决不签其中第五号,但孙文却马上放话说袁世凯卖国。
21条，第五号
一、中央政治、军事、财政，聘用日本顾问。
二、中国内地之日本病院、寺院、学校概允土地所有权。
三、地方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
四、设立中日合办军械厂，或由日本采办定数军械。
五、许与日本武昌—九江—南昌，及南昌—杭州，又南昌—潮州各路建造权。
六、福建路矿、整顿海口，先向日本协议借款。
七、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权。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孙中山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廿一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
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中山仍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到中国访问广东军政府。孙中山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孙中山1918年11月16日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财团之间的借款活动，除了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名目向三井借款五百万日圆，以及以招商局全部财产向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借款一千万日圆之外，较大宗的还有以沪杭甬铁路向大仓组借款三百万日圆的活动。而之前的江南「洪門」一些世代商賈之家、明代重臣之后对推翻滿清的财政支持，希望的是「反清复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不是得到一个来自鞑虏的党国集权的非中华体制！
1911年「共进会」和「文学社」，煽动湖北新军叛变，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之后，内田良平随即命令犬养毅和宫崎滔天把流亡国外的孙文带回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日本人认为，要是让袁世凯掌权了，之后就很难从中国获得利益，尤其袁世凯答应满人，要让满人回到东北的家乡，这对「黑龙会」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
但是南北还是议和了，中华民国还是建立了，后来孙文利用宋教仁的死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及护法运动，都以失败作收。中华民国还是建立了，但是并非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1912年2月3日，森恪邀请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陪同，到南京拜谒孙文，当时黄兴卧病在床，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陪同孙文接见。森恪传达桂太郎透过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所表达的意见，向孙文提出以「满洲」租借，交换日本对中国革命支援的条件。森恪向孙文指出：『阁下也知道，当今世界乃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场。白种人的先锋俄罗斯南下，将威胁我日本的生存与安全。为确保东洋的和平，日本认为有将「满洲」划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必要。....今日大势，单凭中国政府之力，是无法保全「满洲」的。....「满洲」命运已定，革命政府前途维艰，....如阁下能速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经营，以其代偿而得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日本必应阁下的要求，采取必要之手段。』（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付，「森恪益田孝宛書簡」『井上侯爵家交付書類』，三井）
孙文表示最近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到了极点，早先用来供给军队的财源，全数都已到达破产的境地。万一这几天内，没办法找到可以解此燃眉之急的资金，大部分的军队将告离散，革命政府或将遭遇瓦解之命运。孙文欲向日方索取的东北租借条件一千五百万日圆中，五百万日圆是汉冶萍借款，另外一千万日圆是「轮船招商局」 借款。
1912年1月下旬，「南京孙逸仙与黄兴，或以间接形式，或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公然向招商局董事会提出要求，以该局所有之全部财产为抵押，借款一千万两，提供军事费用。」22日，招商局董事会决定以公司所有财产做抵押，向英、美、法等国借款一千万两。
孙文缺乏足够的经费给养军队，自难与袁世凯继续对峙，只好接受英国的调停南北议和。日后宫崎滔天接受『大坂朝日新闻』访问时说：「（孙、黄）既失以汉冶萍和招商局为担保筹集北伐军军费之时机，终至不得已而为南北之妥协」[「宮崎滔天年譜稿」，收錄於『辛亥革命叢刊』第一輯，頁160。]。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13日，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位。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翌日，临时参议院决议，政府迁设北京。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朝野透过三井等财阀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便是为了在中国取得将中国东北划归日本势力范围等这些特殊地位。这些设计与活动，虽一度经南京临时政府同意，然而在英国主导南北议和之后，最终不了了之。日本朝野不甘心血白费，乃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提出「二十一条款」，企图以强硬的手段，夺取辛亥革命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同意出让而遭破坏的种种条件。 三井财阀先前透过内田良平借给黄兴的三十万日圆、森恪擅自作主透过萱野长知借给黄兴的十五万日圆、以及藤濑政次郎交给孙文的二百万，有去无回，一口气损失了至少二百四十五万日圆，原本希望借此取得的合办汉冶萍公司和租借东北的计划都全盘落空，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黑龙会等日本右翼人士的失落感更是明显。
◆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无遐看顾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井上馨认为此乃「大正时代对日本国运发展之天助」，日本正可以趁欧洲列强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际，大规模地进行其于辛亥革命期间，遭英国干预而强行未果之战略。8月23日，日本大隈内阁对德宣战，准备以对山东半岛德军作战的理由，向中国出兵。
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等人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自顾不暇，正是日本将德国势力扫出中国，取而代之，并采取强硬路线，解决在中国特殊地位问题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 。10月29日，内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内阁提出《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旨如下：
及至欧洲战局终结，和平恢复之日，不论德、奥与俄、法、英之胜败如何，欧洲势力必然会不断向东亚大陆矿张。我帝国必需在此之前预作准备，制服其未来之压力于未然；而制服之策，唯在于迅速解决对华问题，确立东方和平之基础。....当今政府鉴于对帝国之天职，意图对中国问题做出英断时，与其寄望中国信赖我国，不如采取让中国非信赖我国不可的政策。而让中国非信赖我国不可之道无他，乃在于我帝国主动图谋日中之合作，掌握中国政治、经济之优势实权，俨然居于指导的地位。我帝国苟欲藉由中日合作，占有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宜先利用眼前良机，与中国缔结国防协约。
日本大隈内阁参考内田良平此项《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以及陆军省拟订的《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和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于1914年11月11日，作成二十一条决议。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此《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史称「二十一条款」。
袁世凯为时任大总统，他不愿接受，但因为中华民国国力不足又难以拒绝。袁世凯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放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关注。消息走漏，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中华民国(五色旗)，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款」中，第三号有关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其实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就已和南京临时政府签订过契约。至于第二号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将中国东北划入势力范围，也同样早在辛亥革命时即已向孙文提出，只是在英国的阻拦下未能如孙文之意提供一千五百万日圆的代价收购而已。若说日本朝野提出「二十一条款」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索取辛亥革命期间所付出之代价，似乎也并不为过。
而孙文早在1914年便通过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又选上日本首相了)聯絡。孙文密函致大隈，允诺主政后，让日本掌握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条件是要协助孙文击败袁世凯。
二次革命時，孫中山被宋教仁開除出國民黨，被袁世凱通緝，他逃亡日本又成立了一個「中華革命黨」。1914年7月8日，就在孙中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仅仅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蔣介石的那一隻中国国民党前身）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排居中为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日本人萱野长知。
二次革命時，孫中山被宋教仁開除出國民黨，被袁世凱通緝，他逃亡日本又成立了一個「中華革命黨」。1914年7月8日，就在孙中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仅仅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蔣介石的那一隻中国国民党前身）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排居中为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日本人萱野长知。
但大隈重信早已看破孙文手脚，(之前欠钱都还没还) 认为孙文不能成事而不感兴趣。
如果宋教仁不死，他的「國民黨」就無法被「革命黨」偷梁換柱，所以誰殺了宋教仁其實一目了然！以後，這個「革命黨」，就成了孫蔣的歷史中辛亥革命的主力軍了,各种起义的會黨，全部被偷梁換柱成了苏俄代理人孙中山的「革命黨」了!
先前南京临时政府给予日本的承诺，与1914年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就变成了1915年大隈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
21条，第五号
一、中央政治、军事、财政，聘用日本顾问。
二、中国内地之日本病院、寺院、学校概允土地所有权。
三、地方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
四、设立中日合办军械厂，或由日本采办定数军械。
五、许与日本武昌—九江—南昌，及南昌—杭州，又南昌—潮州各路建造权。
六、福建路矿、整顿海口，先向日本协议借款。
七、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权。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孙中山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廿一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
而孙文被日本人放弃了之后，孤立无援，为了寻求再起，便向1917年甫经十月革命，国际社会敬而远之的苏联共产党招手，展开了另一段旅程。
共产国际赤化世界的阴谋及对辛亥革命果实的摘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着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着 『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借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1919年，苏联的领袖列宁为赤化全世界而创建了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
所谓赤化全世界，也就是顛覆世界上的所有的自由竞争体制的国家，让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專制獨裁政权取而代之。列宁主张用战败来促进革命，其策略包括煽动民主体制的国家（即马列理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最终引发它们的战争，共产党员被受命于在各自的国家挑起战争让本国战败，然后他们便可以乘着混乱上台掌握权力。
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第22页）
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22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苏俄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振振有词，谴责自由竞争的国际民主社会是「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1921年苏联派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
『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它城市也不少。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1919年，「美国共产党」成立,1934年厄尔·白劳德担任美共总书记。
美国共产党在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之后，于1933年成立了「美中友会」，出任该会会长的是左派杂志《The Nation 》「国家」 的编辑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出任机关报《今日支那》主编的是菲利普·夏菲。这两个人当时都否认与苏联的关系，但威诺那档案证明了他们苏联间谍的身份。
1937年2月共产国际在美国的宣传刊物《美亚》杂志创刊，发布的文章目的均为煽动中、日、美之间的战火。编辑委员会主席 ：弗里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IPR美国分部成员）总编辑：菲利普·夏菲，编辑 ：欧文·拉铁摩尔、冀朝鼎（经济学家，1927年加入中共。在1924年赴美前夕，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冀受延安的指示回国，打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身边，垄断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纱厂等，滥发货币，开始了搞乱民国经济的行为！）、毕恩来（在战后作为GHQ（联合国占领军）的一员主导了对日本财阀解体的毕恩来，据威诺那档案显示，他也是苏联间谍）。
◆1922年7月，日本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组建了「日本共产党」。一些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被派遣到了日本，但日本警方非常严厉地搜查并逮捕他们。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籍共产党员，他进入日本并且成功发送一些涉及重要的日本政策的秘密文档给苏俄。他发送的情报后来对苏俄应对德国和日本取得胜利有较大贡献。正因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在手，苏俄才将侵略日本的计划延期到45年日本战败以后，佐尔格本人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被逮捕，后被处以极刑。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苏联一直担心会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着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于是，半年后，维经斯基便奉命经过刚刚占领的西伯利亚前往北京和上海，先后联络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8月在上海陈独秀家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这个苏共支部的党员廖廖无几，在1921年7月才举行了「中共一大」，当时贩卖革命刊物赚钱、仅仅只是共青团员的毛泽东也列席了会议。许多被陈独秀他们网罗来的“一大代表”其实并没有把这个政党太当回事，很多人后来都各奔东西了。当时被誉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坦陈自己其实对马克思学说了解并不多，后来的许多中共领导人也都是这样，基本都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的是这个极端党派控制民众维持极权统治的组织体制。
◆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 「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
苏俄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东方阵线』，试图利用中国彼此对抗的军事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扶持一个代理人。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京后先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未果；后又寻求与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又遭拒；这才找到孙中山。
◆正是在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之下，心雄气壮但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接纳了一个只有400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容共』，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俄国人的经援和军火。
1922年9月至12月，孙在上海寓所3次召集在上海各省中国国民党负责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继、杨庶堪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问题。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引入苏联金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
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
8月16日，孙中山于派遣蒋中正访问苏联，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
苏俄在华的间谍工作
◆1918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联手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列宁已经感受到中、日团结对俄罗斯的巨大威胁。所以，挑起中日仇恨和战争是维护苏联的首要国家利益。列宁通过他的两个下级组织—中共、日共以及苏共间谍机构来达成挑起中、日仇恨和战争的目的。苏联在华扶持间谍『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幌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共军出版社第111页）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1921年苏联派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
『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它城市也不少。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共產國際在美國日本的組織
1995—1996年美国教授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搜索有关国产国际的文件时他们在众多档案中找到相关文档与一份叫做「威诺」（VENONA）的文件:苏维埃联盟合作者名单。这份名单显示美国民主党里面充斥共产党间谍，罗斯福总统一直与共产党间谍一起制定他的政策。美国共产党在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之后，于1933年成立了「美中友会」，出任该会会长的是左派杂志《The Nation 》「国家」 的编辑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出任机关报《今日支那》主编的是菲利普·夏菲。这两个人当时都否认与苏联的关系，但威诺那档案证明了他们苏联间谍的身份。
1937年2月共产国际在美国的宣传刊物《美亚》杂志创刊，发布的文章目的均为煽动中、日、美之间的战火。编辑委员会主席 ：弗里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IPR美国分部成员）总编辑：菲利普·夏菲，编辑 ：欧文·拉铁摩尔、冀朝鼎（经济学家，1927年加入中共。在1924年赴美前夕，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冀受延安的指示回国，打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身边，垄断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纱厂等，滥发货币，开始了搞乱民国经济的行为！）、毕恩来（在战后作为GHQ（联合国占领军）的一员主导了对日本财阀解体的毕恩来，据威诺那档案显示，他也是苏联间谍）。
◆1922年7月，日本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组建了「日本共产党」。一些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被派遣到了日本，但日本警方非常严厉地搜查并逮捕他们。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籍共产党员，他进入日本并且成功发送一些涉及重要的日本政策的秘密文档给苏俄。他发送的情报后来对苏俄应对德国和日本取得胜利有较大贡献。正因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在手，苏俄才将侵略日本的计划延期到45年日本战败以后，佐尔格本人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被逮捕，后被处以极刑。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苏联一直担心会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所有倾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间谍工作者，其实都是围绕着共产国际在工作。这个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让日本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保护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中国的延安，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致的。佐尔格领导着一个有一百多人的间谍组织，尾崎秀实所带领的基本由日本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为可怕的是，尾崎秀实的势力直接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他极有可能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國共兩黨均為蘇俄在華扶持的現代極權勢力
◆共产国际也派遣大量的苏俄代理人到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中共的成立是莫斯科指令的直接产物。操纵中共成立的两个灵魂人物，一个叫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G.N.Voitinsky，1893-1956，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另一个叫马林（G.Maring，1883-1942）。据解密的苏共中央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19年8月即已制订了远东政策，当中第一条赫然写道：『一、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使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冲突。……』而该政策的第一条实施措施，便是『组织中国党的建设』。于是，半年后，维经斯基便奉命经过刚刚占领的西伯利亚前往北京和上海，先后联络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8月在上海陈独秀家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这个苏共支部的党员廖廖无几，在1921年7月才举行了「中共一大」，当时贩卖革命刊物赚钱、仅仅只是共青团员的毛泽东也列席了会议。许多被陈独秀他们网罗来的“一大代表”其实并没有把这个政党太当回事，很多人后来都各奔东西了。当时被誉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坦陈自己其实对马克思学说了解并不多，后来的许多中共领导人也都是这样，基本都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的是这个极端党派控制民众维持极权统治的组织体制。
◆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 「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
苏俄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东方阵线』，试图利用中国彼此对抗的军事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扶持一个代理人。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京后先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未果；后又寻求与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又遭拒；这才找到孙中山。
◆正是在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之下，心雄气壮但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接纳了一个只有400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孙中山国民党之所以『容共』，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俄国人的经援和军火。
洪門弟子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孙打算以武力制压北方军阀。1922年6月16日发生炮击观音山总统府事件，陳炯明跟孙中山翻臉，圍攻孫的總統府。
1922年9月至12月，孙在上海寓所3次召集在上海各省中国国民党负责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继、杨庶堪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问题。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引入苏联金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
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
12月，共产国际派俄籍猶太人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原名Mikhail Gruzenberg)到广州任孙中山顾问，以苏共模式重建国民党。苏俄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足以对抗北方军阀的党军，又协助孙中山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党国集权体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内发展壮大的机会。此時，國共兩黨事實都已經成了蘇俄赤化中國的工具，以前中國傳統治國几乎從來沒有的「以党治国」、「以党领政」（北宋末期的朋黨之亂、明代后期的閹黨之乱除外）的「党国集权」体制就是爲赤化中國的目標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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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羅廷與蔣介石的合影 |
5月，国民党的创建陆军军官学校别称黄埔军校。开学。蒋中正(蒋介石）任校长。苏联为国民党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蔣介石是蘇俄鮑羅廷「發掘」出並打進黃埔軍校的蘇俄代理人。之前的蔣介石曾經是上海灘的混混，洪門的叛徒—青幫手下的，在陳炯明的麾下任過參謀，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根據劉峙將軍的回憶，當時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是要給許崇智的，許是正式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蔣介石根本沒有唸，學歷是假的，可是蔣介石運用了很多浙江人、上海人去廣東卡位，最後卡進去了，逼得孫中山只好讓蔣介石做校長。
◆1922年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和和周恩来一起担任领导。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26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做工，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之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孫中山在臨死前是把蔣介石送到前線北伐的，事實是希望他做炮灰，因為孫知道蔣介石的劣跡，暗殺了陶成章等人。當時的蔣也不過是黃埔軍校的校長，正忙於「東征」自己的老長官陳炯明於棉湖，如果不是何應欽，可能蔣早就喪命於戰場上……
1925年2月孙中山濒危时候，是汪精卫、宋子文等人陪同的，并没有蒋介石。那份著名的《总理遗嘱》事实上也是汪精卫写的，本打算指定汪精卫，但是他淡泊名利谦让了。但是1925年，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还是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是汪过于淡薄权力，没有建立自己的私家军，蒋介石后来飞速上升，曾经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与汪精卫结拜兄弟，都被汪婉言谢绝了。
第二年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藉口共产党员李之龙搞暴动，无视汪精卫的政府，将第一军中代表全部免职，架空了汪精卫。
之后汪精卫主动辞职，把政权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蒋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响应苏俄的指示发动了北伐。蒋介石那支「国民党」事实与中共是一體的，就是苏俄在华的軍閥势力，根本就不是宋教仁成立的「国民党」，而是一个被偷梁换柱的假「国民党」！蘇俄這時候又把精心培養的留蘇特派員，就是中共的人馬一一打入國民黨，起到監控蔣介石的作用，蘇俄後來還一直扣押着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作為人質，以讓蔣介石聽話。蒋介石的25万军队北伐，是哪来的钱养着？其交易条件是什么？他的部队當時是国共混在一起的，事实就是苏俄在华扶持的军阀，用苏俄当时先进的武器屠杀中国人，以控制国家大权，还美其名曰「军政」阶段、「统一」，這樣蘇俄做了一筆非常划算的交易，自己的軍隊都不需要進入中國了，而讓中國人自己代替蘇俄殺戮、征服中國人。
中日矛盾的演变
※九一八至七七事变间，由苏俄主导的针对黄色人种的冲突事件不断：尼港事件（1920年）
万県事件（1926年）
南京事件（1927年）
済南事件（1928年）
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导致日本内阁倒台）【苏联特务机関犯行说】
第一次上海事変（1932年）
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935年）
北海事件（1936年）
成都事件（1936年8月24日）
卢沟桥事件（1937年7月7日）
廊坊事件（1937年7月25日）
広安门事件（1937年7月26日）
通州事件（1937年7月29日）
第二次上海事変（1937年8月13日）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穿着平民服装的中国士兵开始袭击在上海的日本人。而且中国的轰炸机轰炸日本总领事馆、城市街道、船只、主力舰，为了制造是日本人干的假象，还轰炸了其它国家的机构。（淞沪事变或8.13事变)
（以上战前苏俄主导的针对中日平民屠杀行为及战争挑衅行为）
1927年石原莞尔在陆军大学的讲义稿《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中说：『满蒙并非汉族之领土，其关系倒与我国密切。……总之，早晚必须领有，这是肯定的。』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
外务省次官森恪在公开演讲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十八个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1931年3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199页）
外务省次官森恪在公开演讲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十八个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1931年3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0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199页）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1920年，在靠近萨哈林的城市尼古拉耶夫斯克，苏共袭击了住在那里的700多日本人居民，并将他们残暴地杀害（尼港事件）。
1928年，日本为保护在山东的侨民（日本根據與滿清簽訂的條約長居與此的，當時他們是屬於合法的），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
《田中奏折》
◆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他们伪造了一份高度机密的《田中奏折》，这是一个所谓来自1927年的日本战略计划的文件，内容是日本首相田中义（Giichi Tanaka）为裕仁天皇制定的一个日本占领世界的战略，说：『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但是，这个所谓的《田中奏折》仅被以汉语写成，没有日文原文，在日期与其它细节上也有许多错谬与矛盾之处。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仅以汉语写成的伪造文档的翻译，在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中间被大范围阅读。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播。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皇姑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后，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沙俄在其沿线的驻军一度高达十馀万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出于摆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不利处境、打破国际联合进攻的外交考虑，承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侵略权益。根据1924年的协议，中苏共管中东路。但在实际执行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该协议，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
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1928年6月4日「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并栽于日本。這個事件最大懷疑對象只能是蘇俄及其中國代理人國民黨所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而令前苏联不解的是，日本认领了此次爆炸。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 皇姑屯事件」蔣介石為懷疑對象的原因：1〕蔣介石當時已為蘇俄代理人。2〕暗殺一直是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拿手之長。3〕张作霖被炸死後的幾天，6月8日，北伐軍進入北京。4〕「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赴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密谈。她答应过张学良许多事情，但后来蒋介石都没有兑现。回到南京后，宋美龄对此极为不满，向蒋介石拍起了桌子，她声色俱厉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的字），你不得伤害他！』并扬言，汉卿若有不测，她将把蒋的一些丑事张扬出去。)
中東路事件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1929年5月27日，当时的东北地方政府，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逮捕了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召开的，「第三共产国际宣传大会」的共党干部39人，并搜缴了大量有关策划暴动的机密文件。这个带有颠复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性会议，竟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境内召开，可见苏联政府用心之险恶。据此，张学良提出，收回「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及所有权。
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主动宣布，解除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8月6日，斯大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原来号称「帮助」国民党北伐，并曾担任北伐军总顾问的加仑将军，此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所谓远东集团军的总指挥。苏军动用飞机、装甲车、舰艇，集中了8万兵力，向「中东铁路」区域展开立体式的进攻。在陆地，苏军占领了属于中国领土的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炸毁铁路，破坏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在海上，苏军击沉多艘中方战舰、扣留了正常航行的中方民用船只。针对苏联的入侵，南京国民党政府于当年的8月17日，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对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牵制国民党政府向东北增派军力对抗苏军侵略，斯大林亲自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根据苏联的指示，先后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决议，在行动上配合苏军对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所谓的「共产国际」也于当年的10月份，给中共下达了「十月指示」，要求中共以「武装保卫苏联、武装保卫斯大林」为囗号，在全国组织暴动，在农村举行暴乱，武装割据政权。
1929年夏，刘少奇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陈后来因此被开除出党，同志们则受到『共产国际』的表扬∶『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
由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应付由共产党引发的全国性暴乱，首尾难顾，抽不出多馀兵力到东北战场，致使东北张学良部在对苏交战中损兵折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方战死及被俘人员为九千馀人，苏方则大获全胜。1929年11月6日，苏联逼迫张学良签定了被国人称作丧权辱国的《中俄伯力草约》， 草约规定，张学良必须将巳收归中方的中东铁路管辖权还给苏联。
这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明明是苏联攻占我国的领土，到了中共那里， 反而被说成是中国「进攻苏联」；明明死伤的是中国军民，斯大林个人毫无危险可言，到了中共那里，斯大林的安全却成了问题，需要发动中国人民去「保卫」作为侵略者的斯大林？
牛蘭間諜案
◆1930年3月鲁德尼克Jakob Rudnik由莫斯科抵达上海，化名牛兰, 担任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迅速叛变，供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中统局立即刻指示中统上海特区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搜捕牛兰夫妇。警探们从赫德路66号搜出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四万七千元。这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还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与朝鲜共产党员。 1932年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来华协助营救牛兰夫妇。1932年7月12日，宋庆龄组织并担当『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在上海四川路设办事处，联络与组织营救牛兰运动。1932年8月江苏高等法院判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向南京逼近，国民政府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
◆1931年4月，「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克格勃全史》196页）
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莫斯科经历了与日本战前的恐怖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大为光火，严厉批评了一些外国间谍组织，说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
◆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其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的一个小分队巡逻铁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尸体放在现场，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于是日本关东军平田幸弘指挥其部从南边进攻，岛本正一指挥其铁路守备队从北边进攻，夹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菅，因张学良曾下令不得抵抗，北大营的东北军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故北大营逾万东北军被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次日清晨，沈阳东塔飞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飞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但整个机场却没有一架战机起飞来迎战。狂轰滥炸过后，日军派兵迅速占领了机场。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精心培养奉系空军的目的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为了对付国内其他军阀，让其他军阀尝到奉系空军的厉害，而并不是为了积蓄力量对抗日军这个外来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包括：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馀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馀门大炮，2300馀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馀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王锦思《九一八的耻辱：东北军武器先进也挨打！》，联合早报网，2009.9.18〕。
关东军在东北的赌博获得惊人的成功，岛国为之沸腾，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军队「下克上」的风气和扩张的野心，在张学良的积极配合下，成为大和的主旋律，军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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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變事實是中國的陰謀家自導自演的,炸路之華兵曾被擊退一次 |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與中國的士兵独自共同策划的，非为日本政府策划。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采用强硬政策，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凌晨6点左右，关东军便迅速占领奉天。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陷落。短短4个月内，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落他人手里。1931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采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时，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便毫不掩饰地对阿班说：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本庄繁告诉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日本很快将这一野心付诸军事行动。
1932 年 5 月 5 日,第一次上海事变后,日本和中國缔结《上海停战协议》。美、英、法、
意各国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与日本、中國的委员一道监督各项条款的贯彻实施。日中
两军各军的驻扎地便是由该协议决定的。
1933年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学良抵抗，并协助调动8个军组编为8个集团军，未料汤玉麟弃守热河，逃到滦平。3月4日，一支仅百馀人的日军小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会城市承德，不久，热河也被归入了「满洲国」的领地。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少将，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九一八事变前后，反蒋、倒蒋最猖狂的恰恰是中共，因為他们抓住了蘇俄已經成功挑起的全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然后又抓住囯府在抗日和整顿内部等的必要的過渡性階段进行煽動。
中共中央出版的党史书上有『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及时于9月20日，22日，30日连续发出宣言和决议』的讯息，但却躲躲闪闪不说明其具体内容，只能找到一部分：9月20日发表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正式叛國並要建立伪国国号公请于国民，虽然加上了「中华」字样也是准备加盟苏联的中国了。这个宣言除了表明他们为苏联附属和要领导抗日以及大量篇幅攻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外就是号召国民『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两天后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是『党在这次事变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和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中来，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农民、工人、士兵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为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还把日本侵占我东北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中共还有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等，其内容都类似。主要内容都不外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要煽动国内各阶层的骚乱，而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这完全是秉承他们的主子苏联的旨意。
1931年11月6日苏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告全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中的话：『日本强占东三省，这并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的战争，这是对我们的战争』『已经在中国开始的战争便是反苏战争的第一步』。共产国际在12月29日给中央的另一指示《共产国际指示》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
在全国民众抗日爱国高潮汹涌的时刻，中共知道，如一意孤行，继续去推翻正面抵抗日本军队的国民政府，一定会进一步失去人心,策略及时做出了调整，1934年4月20日，同时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另外发出《中共致各省委、市委的一封最为重要的秘密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第248页-259页）。这指示的前面专门提醒「不要翻印原信，但必须将信的内容用口头报告」
中共加以利用的局势是：日本军队加紧侵略，已经控制了华北；国民政府基于需要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忍让妥协的战略；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公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正当的方法了。』这就是要将有苏联背景的苏维埃共和国合法化，在中国建立多个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全中华民族的利益；并且不顾弱国非常需要战争准备的基本现实，蛊惑人心地主张立即对日宣战。
这份文件，由中共的同盟者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字发表。缺乏理性的人们，以为光凭热情就可以打败日本军队，他们哪里知道，这份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起草，目的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热情呢，打出抗日的旗号，以便扩大影响，聚集力量来推翻国民政府。即以「抗日」的名义，鼓动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战来笼络人心，将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重要战略宣传和歪曲为「不抵抗」，號召「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中共躲在背后，成立全国性的抗日组织，削弱国民政府的领导，再进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细致规定瓦解国民政府军队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进行，才能煽惑起人们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对声浪。而中共军就趁机大肆发展壮大。
◆在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数据》中，有在日本人发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
毛泽东在1958年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的。他的原话是『过去苏联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思想僵化，现在好一些了。』这文章也刊在《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比中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和之后发表的这些文件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叛中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表面上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为发展自己势力不惜削弱国家抗日力量的鄙劣行径。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进攻，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使华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机，日本方面开始着力于「华北五省自治」，力图使华北也像「满洲国」一样「特殊化」。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记开首一行都写着醒目的「雪耻」二字，以示不忘国耻。对蒋来说，他也认为远不是与日本做对手的时候，所以只能忍。在国民党实力被逐出华北的《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已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参加这一期训练的郭汝瑰即便后来留在大陆，他后来也公允地说：『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而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更是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七七事变』第二天，陈诚激励这些青年军官们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西安事變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是20世纪20年代，民国著名的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毒，样样精通。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比张学良还无能的将军，在武器、兵力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丢掉东北全境；外交史上，要找一个比张学良更贪财和弱智的更是绝无可能，苏共与中共相中了张的性格弱点，开始重点渗透，1935年张进入中共名单的3甲行列（《八一宣言》）。◆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张学良的剿共部队，李克农在瓦窑堡奉命联张反蒋。李从俘虏的张学良亲信、卫队营营长高福源为突破点策反，结果与张学良一拍即合。中国军阀的共同特征是拥兵自重,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机挑拨『蒋借剿共消灭异已』。如高桂滋早在1935年11月就与中共签定《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甚至阎锡山都与中共有过类似的会谈，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萌生发动某种形式西安事变的念头。曾在张手下做一个小小副官的盛世才，只身去新疆发展，由于联苏得法，苏曾二度出兵帮助盛打败所有的政敌，一跃而成「新疆王」,且张学良一直以为是日本暗杀了其父，急于联苏，且曾尝试自己派人与苏联系，均毫无结果，张的动机很快被毛泽东掌握。『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张解决经费与装备问题，红军帮助张把蒋系势力从辽阔的西北陕、甘、青、宁、新五省清除出去，并与苏联结成联盟。』『假若南京政府胆敢进攻，苏联红军将会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所有对手那样击败蒋。』这个稳固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脑及军队统帅是张学良，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一再向张解释，苏联将会真心援助「西北大联合」，经济与军事援助将会源源而至并帮助张在平凉建军工厂。
海岚.里昂（Hyland"Bud" Lyon）珍藏的“西安事变”原始史料证明，早在事变前半年多，毛泽东、彭德怀就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表示要撤退前线的红军，正式提出要与张学良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1936年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中共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化名刘鼎来西安张学良驻地。此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军工技术与理论,1929年秘密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科长为陈赓）)。
1936年4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虎城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1936年6月，杨部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并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大陆，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17路军提供。
将军足下：
顷晤少卿团长，欣悉足下与鼎方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始终不为环境所打动，对抗日红军，不仅无继续阻扰企图，且愿给以实际帮助，此中华民族的幸运，亦兄等千秋万代的伟业。
今日之事，也非日本应不应该给予打击和抵抗的问题，亦非东北健儿有没有抗日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而是在决心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以冷静至诚的态度，谨慎(原文作精审)周到的精神，来同盟抗日救国的策略和步骤的问题。
因此特派本方面军政治部李克农同志，传达微忱，并提出下列问题以资讨论。
一、从本月十六日起，我军即下令撤去甘泉、虏施之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同盟抗日。
二、目前各就原防，做抗日的一十万准备。
三、各派全权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以及抗日的作战协定——时间地点再商定。
四、我们提议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汉卿兄有何意见?
五、在抗日问题上，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步骤，这一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汉卿兄有何意见?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初步的协商，仍望足下坚定其与日本不共戴天之誓，深切了解红军抗日之诚，达到在抗日联军战线上，共同奋斗。
事急矣，时亦迫矣。万方多难，国势险危，华北沦亡，民族疹瘁，枕干戈以卫社稷，谁为抗日之雄，息箕豆相煎之嫌，愿结同仇之谊。知足下家仇国耻，常思建白于国人。我们是断铁斩钉，坚决收复我东北，因夙致意，不尽所怀，引颌南天，伫侯明教。
敬致勋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彭德怀
政治委员毛泽东
李毅(按：即张学良)同志(按：称同志)：
一、赵年(按：即潘汉年)同志从赵联(按：即苏联)返回，根据赵联同志意见，国内及西北的形势，对于兄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有如下的意见，即令赵年来西安与我兄商酌。
二、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相约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兰州、打通赵苏，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三、乘蒋注意西南方面无力北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对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基本部分。
四、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的进攻。
五、东北军以致其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赵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赵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赵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此战略就巩固内部来说，好好地完全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中心。
六、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赵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路。新疆的协助与赵联的接触，已不成问题，其详情问赵年同志。
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还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4月26日刘鼎返回洛川，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赶到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刘鼎以「刘秘书」的身份被张学良聘为随从军官，在张公馆住下。此后，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中共中央。
◆毛诱张入伙后，立即挟张自重，诱另一张就范。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本于1935年11月5日另立中央，并下令毛的中央改为西北局，服从他。毛诱张学良入伙后，立即借东北军做资本电张国焘：『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蒙订立互助条约。』『国际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西北成立大局面。』张国焘在「西北大联合」的诱惑下，于1936年5月30日撤销自立的中央，臣服于毛。
◆6月30日，中共接到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张学良已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7月2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回电中共，对张入党『感到特别不安』，张学良可能是一个「特殊党员」。这样，张学良成为了未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中共党员「同志」了。（杨奎松《张学良是中国共产党员？》）
◆西安事变策划者们，使用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即对外宣传语言系统与对内的语言系统。例如他们的对外宣言，立即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并信誓旦旦的『一兵一卒也用于抗日疆场』。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东北军缩至平凉一线。』又如对外宣言『不忍见国家之地致复灭』，『完全是为民请命』。对内的真实计划则是：『肃清蒋系势力』、『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西北像外蒙古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如此叛国行为，也能套上爱国的面具。
成为「同志」以后，刘鼎和张学良抓紧在东北军中建立起共产国际的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刘鼎拟写了章程，经讨论修改后进行秘密宣传和筹备，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15名志愿入会者于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会。西安事变前夕，抗日同志会在军中发展会员70多人，形成骨干。张学良辖下守卫卢沟桥的29军，便大量被共产国际所渗透，几乎成了斯大林领导的，为其制造中日战火提供了绝好机会。
◆「西北大联合」使张身边的激进份子飘飘然，膨胀到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程度。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兵谏」，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十月革命」。早在拟订计划时，就把他们的「义举」选在11月，即俄历十月。当蒋镇坐西安，亲自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于12月12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而一举歼灭中共。张获悉此情后，决定挺身而击，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以能「火线入党」并「择苏前嫌」，从而顺利得到苏援，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美梦。
蒋介石在一个粗心大意的时刻被张学良抓住了。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第17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叛乱，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据《炎黄春秋》2002年11期发表的文章披露，实际上，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谢葆真就是中共党员，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而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从史料来看，杨虎城完全符合中共地下党员的标准。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刘鼎即代张学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请电，电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
在与张学良这个统帅数十万大军的超级卧底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共隐瞒了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完全蒙在鼓里的张学良，满以为发动兵变，有共产党切齿痛恨的蒋介石作筹码，就可以换取苏俄的大批援助，称霸西北。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但是，却坏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苏联希望隔岸观火、鹬蛽相争渔翁得利，中共「联蒋抗日」与国民政府一起牵制日军北上，而当时只有蒋有威望整合中国的抗战力量。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并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从斯大林的这个电报里，可以看出中共当时的思维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判。毛的莫斯科主子的意思是：『不要杀他。迫使他与日本开战。』
一时间，中共从兴奋中冷却到了极点。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即「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即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不再剿共」。同时，中共担心蒋介石失约，还派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释蒋必须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的指示。
但是，蒋介石拒绝签字。对张学良来说，他所肩负的逼蒋联共抗日的使命已经完成，西安事变的初衷已经达到。他认为蒋介石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破坏和谈气氛，甚至引起内战这样的不良后果。遂决定25日下午亲自送蒋返洛阳。
◆毛遵循这个莫斯科的命令并对蒋说，『我会保全你的性命，如果你与日本军队开战的话！』蒋接受了毛共的条件（译者注：苏俄此时还扣押着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人质），而且从那时起，他一直都处在被已渗透进他的军队的众多共产党间谍监视中。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匆匆赶赴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密谈。她答应过张学良许多事情，但后来蒋介石都没有兑现。回到南京后，宋美龄对此极为不满，向蒋介石拍起了桌子，她声色俱厉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的字），你不得伤害他！』并扬言，汉卿若有不测，她将把蒋的一些丑事张扬出去。蒋介石怕把事情弄大，面子上不好看，便听从了夫人的劝告，使得张学良免遭杀头之祸。
◆张学良晚年时曾表示，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的孙子、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2013年出版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通过研究历史也做出一致的结论。而中共达到自保目的后，就把杨虎城抛出作为牺牲品。杨虎城被中共抛弃后，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著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此外，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表示不满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蒋介石）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蒋介石后来软禁张学良一生，而在离开大陆前杀掉杨虎城，除了他和张私人情谊更近一些外，应该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实蒋和他的心腹判断出张学良只是名义上为首的，「西安事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杨虎城。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67军110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复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常发牢骚。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五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馀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当时并没有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 。蒋严厉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馀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是杨奎松编著的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就被有意的忽略了，恰恰这段历史是最关键的。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公里远的通州，日本人扶持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1/4的特殊关税，推行所谓『日满友好』。
12月，以宋哲元为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随即解散北平军分会，北平实际上自此处于半自治状态。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给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形成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日本人积极策动宋哲元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被宋拒绝。同时，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嘱托是，『国防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愈久，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宋哲元和他的幕僚便在「和」与「战」间徘徊。华北与中央政府分离的局面已经造成，1936年日本陆军本部不失时机推出《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中国驻屯军的升格、扩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深知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日本人，也不反对宋哲元来主持局面。作为地方派系，一方面宋哲元和蒋介石彼此都想保持自己的地方实力，有时不得不有求于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国人』的身份又成了宋哲元决策的第一考虑。所以在日本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宋哲元一直苦心经营着，对活跃着的中共地下组织，他也态度相对温和，导致中共地下组织大量渗透进了29军。此时的蒋介石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剿红军上，无意抽身北顾。
日军于1935年在北平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胡同7号设立北平特务机关。第一任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少将。他曾在西北军中担任军事顾问，是一个「中国通」，和29军的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也很熟悉。特务机关成立后下设顾问部，分为军事、外交、经济、建设和交通等部门。各部门都有负责人，军事部门由樱井德太郎少佐担任，外务方面是矢野征记，通信方面是长佐谷台。
北平特务机关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刺探29军的军事情报，如驻军、编制和军事部署，及军队领导人的家庭生活信息；二是利用庚子赔款培养亲日派人士。1936年12月松室孝良转任北满骑兵第四旅团长，松井太久郎接任机关长，加紧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控制与渗透。松室孝良曾告诉手下:『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的伙伴。』此外，特务机关还不断用明暗结合的方式挑拨29军和中央军及29军内部的关系，扬言『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夜-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从这一点上看，『卢沟桥事变』本身缺乏『精心策划』的依据，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但日本对华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共产国际驻日间谍尾崎秀实的势力渗透到了日本的决策层，直接参与对外政策制定。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像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拚的各方势力太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七七事变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战争爆发后，参战国家分成以中、美、英、法、苏联为主的同盟国，以及以德、日、义等国组成的轴心国两大阵营，战争进展到最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估计有19亿以上的人口因而被卷入战争之中。
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说，关于「七七事变」这部分历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手的档案及文书全被毁掉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些最关键的文件被毁？显然是某集团要极力掩盖什么事实？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支部队，从1901年进入中国，一直到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正式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在中国时间最长，有将近40年的历史，「但是有关这支部队的材料—比如当时他们是怎么向东京军部汇报的、军部又怎么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关东军还保留了很多资料」。
参考资料：臧运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29 路军是由宋哲元将军统帅的，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的一支约 15 万人的军队。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
《辛丑条约》里规定的12个驻兵地点里其实并无丰台。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29军是西北军的部队，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土崩瓦解，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群龙无首，張學良于1931年1月把这些部队收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6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全军两万多人。西安事变华清池一役，蒋中正侍从四百多名军警宪兵团成员，包括中央大员邵元冲均牺牲，其馀如宋子文等人则一度被拘。对中央军攻击恣杀之军队，名义上虽由张学良统筹，实则主要系由西北军杨虎城所指使，此时，29军已经开始负责华北的防务，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不能驻守华北，29军事实上站在了国防的第一线。29军军长宋哲元同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而29军也扩充到10万多人。此时因张学良、杨虎城已为中共地下党员，辖下29军核心被共产国际势力所渗透！
1937 年 6 月，蒋介石瓦解挫败了一度强大的东北军，其嫡系部队进驻陕西，再次对中共红军形成合围之势，红军此刻似乎将再度面临抉择，要么彻底投降，要么被围歼，要么撤退到北方的荒漠地带。 共产党为了摆脱困境，决心孤注一掷。一大批党员混入 29 路军的各个级别当中，煽动反日情绪。
与忍辱负重、小心翼翼维持华北局面的宋哲元不一样，第29军的普通士兵们却都盼着能早日与敌人痛快地杀一场。据第29军一些老兵回忆，当时这些极度压抑的中国士兵都有着强烈的作战欲望，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高唱军歌，提醒自己莫忘国耻。「七七事变」前，根据华北剑拔弩张的形势，第29军也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每个士兵都背一支枪，配一把3尺长、7斤重的大刀，还邀请河北的民间武术家前来传授武术。
后来在卢沟桥争夺战中，这些大刀也令日军胆战心惊。他们没有意料到的是，抗日的激情被日本的敌人苏联利用了！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9月18日18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向丰台增兵后，日军便时常在附近演习，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方已经数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日军允诺如有实弹演习，则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7月7日，日军第 8 中队的 135 名士兵事前通告 29 路军，将在卢沟桥附近干涸的河床上进行战术演习。如附图所示，战术演习在卢沟桥前方，距离卢沟桥城墙（宛平县城墙）及河堤上的中国驻军碉堡约 400 米外的一处地点实施。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正当演习结束之际，从后方 400 米开外，几发枪弹射入日军阵地。此后，从堤防那边又射过来十几发枪弹。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注：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处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他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中明确承认：『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战后有人问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随后，那位『失踪』的传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现役，遣送回国。不过他并没有逃出战争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1944年10月在缅甸战场被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打死。
也许意识到『失踪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脚，战后很多当事日军的回忆，又将矛头转移到他处。今井武夫称，就在王冷斋与日方前往宛平县城实地调查时，『到达之前又得知中国军队从长辛店向龙王庙增援了部队，并再次向日军射击』。而据王冷斋回忆：『当车到达离（宛平）城约2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日方显然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称来不及调查，让他『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拒绝此议，坚持先调查，一行人遂进了宛平县城。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第29军一共有4个师，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团长吉星文。所以闻听此讯后的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马上起程赶回北平。
◆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有人在预谋挑起事变？)」
「之后又有十几发子弹从龙王庙方向射出，日军未予以反击。清水中队长派遣岩谷曹长和两名传令兵马上向丰台驻军报告。收到报告的牟田口廉也第一连队长在联络北平特务机关后，决定在天亮后与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同前往事发现场。 随后清水中队长率队向东面的西五里店转移，与从丰台赶来的第三大队在一文字山会合。凌晨3时25分，龙王庙方向又有3发射击。牟田口连队长认为频频出现的射击目的在于进攻日本军队，于是在4时20分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时之前由森田中佐带领的对中谈判代表到达了该地区，森田中佐作为代理连队长命令禁止装填子弹。日军代表随即要求中方将集结在卢沟桥周围的部队撤走，但该地区的中方部队已开始从龙王庙附近及长辛店高地方向开始对日军阵地进行迫击炮炮击。日军开始还击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30分。战斗开始后，日军歼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方部队，进入永定河右岸，包围了卢沟桥。」
「从被击毙的士兵身上搜出的证件表明，该士兵属于29军正规军。至此中方战死20名，负伤60名左右。5时30分，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中方军队进攻，双方进入全面冲突，战斗持续2个小时后逐渐沉静。上午9点半，中方提出停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第一枪究竟是谁放的？一些日本人认为有可能是中国29军里反日情绪激烈的下级军官放的；也有人认为是日军阵营里的好战分子挑起的，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后来日本关东军一位参谋田中隆吉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提供过一种新说法：『7月８日，我由内蒙古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但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上记载，当被问及「第一枪是谁先放的」时，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不在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便成了当天日方最高指挥官。过了一会，大队长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特地要求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亲自接电话。今井武夫听到牟田口廉也斩钉截铁地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然后『他避开话筒，独自嘀咕着：「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目睹这一幕，他已预感到这个命令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电话那一头的一木清直似乎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是可以开枪吗？」，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上午4时23分。」这个时间就这样定格在历史上。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一木和我谈及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得到联队长的射击命令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战斗失败后自杀。
◆7月8日凌晨5点30分,29军第四次发起攻击，日军得到攻击命令后开始炮击宛平城，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还击，双方于是在卢沟桥一带展开激战，揭开八年抗战的序幕。日军以一个大队渡过永定河，从宛平城西迂回进攻；以一个大队从丰台镇方向向宛平城东门进攻，并一度占领了城外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
入夜，29军调动何基沣旅从北京西郊增援，从八宝山方向向占领铁路桥的日军展开反攻，而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一个营也出击支持，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域内双方整夜反复以近战肉搏争夺，终于在9日凌晨夺回了铁路桥等地。
10日，在双方约定中止炮击之后，29军又发动进攻，日军再次还击。日军参谋本部军事课向总部提交报告『支那军已经撕毁和平协定，对日本军驻地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在北京居住的一万二千馀名日本侨民处境非常危险，支那29军共有兵力7万5千人，为了和他们对抗，我方应增兵至10万人规模以应付北支局势。』
枪击事件四天之后、于 7 月 11 号达成的局部停火协议当中。总共三条的停火协议中的第一条协议写到：「29 路军代表向日军表达歉意，声明将会惩办肇事者，今后相关的负责人将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中国方面明确为此事负责。29 路军的上层也无法确定是谁开的枪， 但他们强烈怀疑是共产党干的。此协议第三条写到：『鉴于此事件是在所谓的「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类抗日组织的指示下发动的，今后我们会对那些人采取措施，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此后，拟定协议的具体细节的工作仍在继续，最终在 7 月 19 日签署了协议。当时一直在呼吁彻底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自身处境堪忧，显然是企图持续制造冲突。
7月11日，国军司令何应钦抛出《对日作战计划书》，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战斗到底；同一天下午14点，日本内阁也发表了「北支出兵」的声明，战争全面展开。
此后数日，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30日先后有一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等新军到达，使29军面临的形势日趋恶化，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卢沟桥，北京、天津随即失守。战斗开始后，日军歼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方部队，进入永定河右岸，包围了卢沟桥。
◆日军人丢了人没找着，按照当时中日定的条约，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1932年在东北抗日，兵败突围而出，加入共党，1934年，吉在天津遭戴笠派遣特务暗杀未死，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移送国民政府，何应钦亲审，11月24日被处死。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原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而刘这个命令是否来自其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及史达林？）吉星文的旅长顶头上司何基沣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当时是中共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故此，斯大林后来出卖了高岗，这样就确保了其更重要的线人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对于斯大林来说，刘少奇比高岗更有价值。
◆1948年 淮海战役，国防部共谍郭汝瑰和刘斐事先将国军作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数次误导蒋介石和国防部做出错误判断决策，中共潜伏卧底、七七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张克侠、何基沣在关键时刻率部投共，结果最终55万国军精锐被歼，害死了黄伯韬。
◆中共宣传材料《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05页《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张克侠自己承认：
『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
『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肖明，即萧明，刘少奇的下属，张克侠的上司，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共华北局撤到了延安，经历了毛泽东的延安整风。
1937 年8月3日刘少奇给张闻天的电报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
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斯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MGB)官员彼得•德日阿宾（Petr Deriabin）曾说，早在30年代，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此外，刘少奇在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中共8届11中全会开幕前一天，周恩来在7月31日两次找清华蒯大富谈话，共6个小时。蒯回忆说：我现场给周总理提供的实际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蒯大富的告状，为毛泽东的大字报提供了炮弹，也成了毛整刘的利器，而穿针引线的则是周恩来。以后王光美和清华的所有纠葛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控制。包括王光美是否可以去做公开检查和被清华师生批斗。
李锐回忆：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结论计有四条，是周亲笔写下的，批示『此人该杀』。
1968年9月25日，周还亲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份子。』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在8届12中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这份报告，以增加这报告的严肃性、真实性、可信性。所有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情况最为熟悉，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消灭当时导致民族灾难的战争阴谋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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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屍體的火葬申請單，使用的是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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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者章立凡曾經敘述週恩來銷毀檔案之事 |
◆ 1937年7月8日，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远在延安山沟里的中共及其首领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后仅几个小时，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它被特称为“7.8 通电”，此外，在同一天，同样的电报以毛泽东以及其他六位军事将领的名义被送至蒋介石、宋哲元将军等人的名下，号召：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毛为何有如此迅速的反应？难道事先知道会有七七事变？如前所述，日军的首次还击是在 8 日清晨 5:30 分。在当时的通讯环境下，8日日军还击，8 日这一情报到手，起草一份包含事件经纬的长文，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并作为共产党正式官方通电发往全国各地等等，是绝不可能办得到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份电报事前已拟定好了！
日本中国派遣军情报部北平分部部长秋富重次郎大佐说『卢沟桥事件发生当晚，天津的特别情报班的通讯员截获了一份相信是位于北京大学构内的一个无线电台发往延安共产党军事
委员会总部的紧急无线电传，连续重复了三次「成功了！」， (产经新闻 1994.9.8，晚间版) ，他说他们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明了了。无线电传向延安汇报在卢沟桥的策谋已大功告成。延安立即着手拟定电文，紧接着，8 日清晨，在证实日军已开始反击之后，共产党向全国各地发送了大量的长文电报。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正是支那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当天就得到了消息。我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时，他正在看书。他看过电报，又把它交给我，说：『让他们都看看。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在埃德加·斯诺的记述当中，卢沟桥事变似是日军引发的，把共产党从 6 月份的巨大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写道：『现在支那共产党再次迎来了千载难逢，绝处逢生的良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由于日本「时机巧合」大举入侵支那，共产党才得以摆脱险境。这让蒋介石别无选择，只得搁置全歼共产党的其他作战计划。』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毛上蹿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国带入战争的血海。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国的合法政府能够同日军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整个抗战史上，中共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同日军要过仗，他在看着国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无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用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达到借乱夺权的目的。
重要的是，仅有 5600 人的日本军队不可能发动攻击，也没干过这种事。11 日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但支那方面无论是军队抑或不明身份的人士却一再违反该协议。还发生过诸如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这样的中国军队大肆破坏停火协议的事件。7 月 27 日，自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奉行“矛盾不扩大”方针的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向支那内陆派遣三个师团，并于 28 日向 29 路军发出宣战布告。
卢沟桥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发布的指令中有两条写道：
1. 必须坚决反对就地议和，推动日本与支那之间的全面战争。
2.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达成上述目标，必须除掉那些就地议和，向日本人妥协，背叛支那解放事业的重要人物 。
Comintern Order (Dir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uly, 1937.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打破中国共产党困境的直接目的之外，卢沟桥事变的真正目的是造成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全面冲突。中国共产党号召对日抗战，但并不直接和日本军队交火，促使日军和蒋介石军队爆发全面战争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能达成保卫苏联的目标。当日支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之时，共产党获胜的长远之计便得以实现。不言而喻，1949年，履行这一（共产国际的）全球战略的支那共产党终于实现了这
一最终目标。
北支事变和通州屠杀
这场冲突正如共产党期待的那样不断扩大，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在拟定计划派兵北上，如前所述，日本被迫改变其“局地矛盾不扩大”的政策，7 月27 日决定派出 3 个师团，28 日向 29 路军宣战。尽管兵力上相比悬殊，但在满洲的关东军和朝鲜驻军的支援下，日军迅速控制了平津地区全境（北京和天津地区）。日本军队虽已控制平津地区及北部周边地区，不过参谋本部却发出指令将军队的推进范围限制在北京以南 100 公里左右的地方。此地距离上海约 1000 公里。
然而，兵力悬殊的日军转移后，中国军保安队伺机对城内的日本居民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北京以东 12 公里的通州城内，居住着约 420 名日本平民。7月 29 日，日军守备队出击附近的南苑，通州的日本留守部队为藤尾小队的40人，山田自动车中队的50人，连宪兵、兵站（从事补给）、兵器部等其他部门在内一共110人的薄弱兵力,城内由亲日的殷汝耕自治政府的支那军保安队驻守。通州保安队趁著夜色袭击了长官公署并俘虏了殷汝耕，並突然冲进城内袭击残留的少数守备队员和普通居民，实施了一场惨无人道的野蛮大屠杀。后来得知保安队第一大队队长张庆余,第二大队队长张研田事前与国民党有勾结。
对于729通州屠杀事件，中国方面都是隐瞒的，只称是「抗日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代长官池宗墨向北平的日本大使馆正式谢罪，最后向日方赔偿了约120万日元。
日本民众听到通州大屠杀的消息怒不可遏，各种报纸头条上「暴支应惩」的呼吁铺天盖地，对于中国人这一不可宽恕的兽行群情沸腾，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天皇陛下的建议下于8月1日草拟了一份和平提案。5 天之后，获得外务、陆军及海军大臣的批准，向中国方面提交了议案。这份和平议案是一份割舍了日支之间大部分悬而未决的事项（特别是日本在北支获得的既得权益）的重大和解让步案。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在华纺织同业协会会长的船津辰一郎，被任命为和平交涉的负责人，于是这次交涉便被称为船津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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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報紙對於通州屠殺慘案的報導 |
※结论：从各方描述的各种蛛丝马迹及综合分析推理，卢沟桥事变的这支幕后黑手，现在已经清清楚楚了！造就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只能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在各国的势力共同造就之后果，其目标，即是为了赤化全球，让共产党势力在各国夺权政权。
而中日矛盾的開始以及逐漸激化，事實是國民黨自找的。孫文在當初辛亥革命取得政權後，違背了契約精神，對援助辛亥革命的日本的毀約，也是另外一個原因，所以失去了國際援助！
在开始浴血抗战的时候，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选中了山西省向外发展。
还在中共从江西撤退至贵州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掌权的最初，就打算至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丢盔卸甲，被赶往四川西部靠近西藏的最苦寒的大山区。苏联对毛的武器援助可通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外蒙古，一个是新疆，中共只能向西北发展，企图打通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军队，几乎全军复没于河西走廊。
在西安事变以前，1936年2月中共军队就以抗战为名东渡黄河，其实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结果被阎锡山统率的军队打了回来，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就死在那次战斗中,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死前八天，毛下令：「28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11年。
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蔣介石入侵上海租界日本區
◆1937年大约有 3 万名日本人生活在上海的租界，从事生产和贸易,2200 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驻扎于此地保护居民。中國军队违反停火协议，大批士兵潜入租界外围的非军事区，为此日方紧急召集 2000 余人的增援部队。首先,日本完全没有理由发动攻击。无需赘言，以区区 5600 驻军去进攻拥有 15 万军人的 29 路军简直就是疯狂，此外,若论及日军的全部兵力，在日本本土、满洲、朝鲜和中國，大致上约有 25 万人。相比之下，中國有 210 万人的军队。其中 50 万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接受了现代化的战术训练和装备。此外,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是苏联，而苏联则拥有 160 万庞大的军队，其中 40 万部署在苏联的远东地区。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在北中国地区挑起战事对日本而言是极不明智的，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类似的计划。◆當時蔣介石的那群不事生產的國共大軍，比辛亥革命後投奔南京的那批來自四面八方的大軍還多（孫文黃興那時就為軍費問題火燒眉毛，只好找日本借款）幾乎是世界最大的一隻軍隊，經濟消耗就可想而知了，快支撐不下去了，上海租界可是一塊巨大的肥肉，所以他們全部打起了這主意。
1937 年 8 月 31 日,《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哈利特・阿本德如是报道∶
「外国人支持日本在为避免爆发局部冲突而召开的会议上,多个外国政府观察员和政府官员一致同意,日军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陆战队在抵沪数天之后闭门不出,严格驻守于自方的营地之中,尽管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会危及到日本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8 月 13 日前在上海与会的一位外国官员认为,尽管对于早前 7 月份北平附近的冲突谁先开火存在争议,然而对于此次上海的局地战,所有的证据均指向一处,日军并不愿重蹈覆辙,于此地再燃战火。他们表现出自制和耐心,竭尽所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日军却实实在在地被意图让外国管区和外资卷入这场冲突的支那军队逼入了战局。」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主调是顺应时代风潮谴责日本,同情中國。不过仍指出上海战事的发端源于中國单方面的军事行动。
◆8 月 9 日，就在日本的川越茂大使和高宋武亚洲司司长初次会谈的当天，大山中尉遭到杀害。此事是南京上海卫戍部队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治中的指令下为逼迫蒋介石和日本开战而犯下的罪行。据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
卢沟桥事变后，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张治中引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把中国推入无边的战祸之中。『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12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13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14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治中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
在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率领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50 个师的装备和训练得以现代化，在创立中央集团军的同时，中国方面为了准备和日本开战在上海郊区构筑了由 20,000 个堡垒群组成的被称为“塞克特防线” （以第四期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坚固防御体系。蒋介石对起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持谨慎态度，他并不完全赞同张治中一类人的主战论。但是，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加上谋杀大山中尉已成既成事实，形势恶化，因此他最终下定了开战的决心。
包围租界区的中國正规军以精锐的第 88 师为主,总数超过 3 万人。于 13号展开攻势,14 号中國队开始实施联合轰炸。
在以后几天里，张治中不断传播虚假资讯，制造混乱，并不听蒋介石命令，擅自向日军进攻，加速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正如我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中所看到的那样，唆使中国和日本开战正是苏联的战略目标。8 月 21 日中国和苏联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中所附加的秘密协议 （Source: The Lowdown (New York: January, 1939), p. 18.），依据这项条约，截至 1937 年底，苏联将向支那提供如下援助：360 架飞机、200 辆坦克、1500 辆卡车、15 万支步枪、12 万发炮弹，6 千万发子弹，此外，相关领域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将被派往中国。这项条约的交涉迅速展开，预计最迟在 8 月初秘密条款便会生效。 苏联的军事支援承诺，给了蒋介石信心。尽管拥有二百一十万军队，但它们却无法自行生产飞机、坦克等武器。抛开首战不议，一旦战事稍许绵延，军事支援便显得至关重要。没有苏联的军事支援，蒋介石或许还下不了决心与日本开战。
8 月 13 日，3 万中国精锐部队包围租界，对驻扎在此的 4200 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展开进攻。人们通常认为上海 813 事变是北支战火延烧到了上海，但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北中国的日军根本没有越过防线南移，距离上海约 1000 公里。因此它们对上海根本构不成威胁。正如纽约时报所述，上海的这场战事完全是由中国人策谋并单方面发动的。8 月 15 日，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建立最高司令部，并亲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对日本发动了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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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日本《朝日新聞》報導的中國軍隊貿然入侵上海租界日本區的報導 |
23 日，陆军的一个师团终于在吴淞口登陆,而在过去的十天里，数量稀少的日本驻军坚守了阵地，他们在作战中展示了惊人的勇气，从而阻止了上海的大屠杀。30 多万中国军队利用 2 万多个碉堡和复杂的防御工事，让登陆中国大陆的日军陷入苦战，三个增援师团推进缓慢，日军伤亡惨重，伤亡总数最终达到了 41,000 名，这是日军自日俄战争亚瑟港战役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
◆1937年8月25日,延安以东50公里的洛川县，当时中共的总书记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学习列宁》，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怎样让俄国的军队在一战当中失败，让俄国被德国人打败。就是说在这场抗日战争当中,中共就应该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拼，拼完之后江山自然就是我们的，我们不要打，我们的办法是要使得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让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彻底被日本人打败。
通州屠杀事件与攻击日本上海租界区，使日本人民「暴支膺惩」的怒火响彻云霄，一致要求惩罚支那，而中国人反日情绪也早已高涨，大家都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中日全面战争就此爆发。11 月 5 日，日本陆军第十军团采用奇袭战术在杭州湾登陆，计划切断中国军后路，中国军队瞬即崩溃，并向南京方向溃逃。蒋介石拒绝了德国大使奧斯卡ꞏ陶德曼调解下的和平谈判，仍然负隅顽抗。为结束战争，攻占战略要地南京便成为必然。12 月 1 日，现中国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中支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团组成）接到攻打南京的命令。他一路追击溃逃的中国军队，12 月 9 日，在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之后，向城中发布了劝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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