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干什麼？（1）中共自己的內部資料關於毛澤東及中共抗戰期間消極怠戰及與日寇勾結的記錄

《舊唐書·魏徵傳》李世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黑格爾說：『中國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几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曆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曆史改變。』中國被黑格爾稱作『永無變動的單一』，『無從影響』的國家。
讀史可以明智，可知道陰謀家之權謀詭計，歷史是一面鏡子，野心家也清楚這個道理，所以爲愚民的目的，要故意把歷史真相搞亂，欺騙百姓，達到亂中取利、而奸邪之徒靠不正當手段篡取國家大權之目的。滿清編輯四庫全書、大興文字獄；中共文革破四舊，曾經毀掉中國巨量的歷史典籍及真相。尤其近代歷史，更是混亂不堪，需重新整理。
「以人為鏡」。乃指以人為借鑒。即將其成敗得失，引以為鑒，以免重蹈覆轍。編輯此系列博文目的也在於此。
中國所謂的抗戰根本不值得去誇耀，一個歷曾經實力是世界第一的國家，被一個後來居上的島國，打得節節敗退，這本身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可是現在的國共黨派居然把這種恥辱，當作自己派系的榮耀，沒有從中反思。更為恥辱的是，一個派系為爭權奪利的目的，借這場國難坑害、屠殺自己的同胞。這場戰爭，若沒有美國的參戰與援助，中國事實早就一敗塗地了。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一群自以為或者冒充領導了中國抗戰的中國人，佔據了中國的政壇與領導，造就了整個中國無法制規則，沒有道德底線，專制愈加厲害的局面。我想，既然他們號稱革命是為了人民拋頭顱撒熱血，為甚麼現在卻與民爭利霸佔社會各種要害職位與利益特權？這明顯與他們宣揚的不一致，這只能說明他們根本就是在忽悠百姓。

毛澤東之所以能走上官场，一是欺骗了汪精卫，把自己装扮成总理的忠实信徒，被招为秘书，从此靠拢了国民党的上层，汪精卫甚至将自己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让毛去代理。二是欺骗了美国，在美国派调停小组到延安调停时期，通过新闻媒体，放出了“今后中国要走美国民主自由道路”的烟幕弹，获得了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三是欺骗了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毛高喊“蒋总统万岁！”使蒋没有扣留或加害于他。四是欺骗了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中的民主为诱饵，拉帮结伙成立起一个所谓的国，不过，没两年又被一脚踢开。

毛澤東之所以能窃国成功，一是利用了日本侵华的时机，扩大地盘，与他的老师兼恩人汪精卫互相勾结，交待属下“不要救国民党的中国”。日本的飞机多次轰炸远在西南的重庆，而离日本占领中心区近在咫尺的盐城和延安却从未遭轰炸过。

二是谄媚讨好苏联，二战后各国主动放弃了不平等条约，归还了被占领的领土。唯独苏联不肯放弃沙俄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不肯归还被侵占的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旅顺、大连等海港基地，不肯取消外蒙的独立。苏联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毛老贼始终认敌作父，以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以丧权辱国的条件来换取窃国成功。在红军时期就企图用西路军去打通通苏联的道路，没有成功。抗战胜利后毛贼即将60%的军队和60%的高干、中央委员急速调到东北，谋划背靠苏联来争夺天下。

三是依靠流氓。流氓在湘语中称“痞子”，将“流里流气”叫成“痞里痞气”。湖南农民运动曾被老百姓称作“痞子运动”“糟得很！”但毛老贼强称“好得很。”毛老贼还主张在军队中使用流氓分子。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1964.12.2）”

◆1937年8月25日,延安以东50公里的洛川县，当时中共的总书记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学习列宁》，学习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怎样让俄国的军队在一战当中失败，让俄国被德国人打败。就是说在这场抗日战争当中,中共就应该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拼，拼完之后江山自然就是我们的，我们不要打，我们的办法是要使得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让国民党的南京政权彻底被日本人打败。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初，毛泽东等很担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0-381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月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cp.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410)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5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

『1939年8月20日左右，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90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

『他（毛）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毛泽东接着强调—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该报告给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任何借口，予以推脱。』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6-388

◆『1937年12月，在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就如何评价平型关战役和我党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发表了两点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平型关战役超出了游击战的范围，它具有运动战的性质，今后不能再重复这类战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而不能去打运动战。这就是我们的战略。』---译自：王明《中共五十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版。

◆毛泽东洛川讲话：毛在会上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洛川会议后不久，八路军正式宣布成立。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第二天，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党组织举行了许多集会，会议宣布，中央委员会已立即向蒋介石发出了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过了几天，我得知，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以全体军官的名义，在一份署名的电报中，要求蒋介石立刻把他们派到前线去反击日本入侵者。』
『然而整个七、八两个月，我在陕甘宁却很少觉察到有迅速出兵的迹象。』-（德）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中国纪事》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P278-279)



◆『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79-380

◆在这几年内，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两年半外，我看到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一项不是为了推展共产主义而采取的。那时候有少数人曾看出，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联合阵线」乃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从我的经验里看来，这项宣称的目的全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偶然的，他们的真正主要目的，在于渗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渗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以期用阴谋和武力强使国民接受这种思想。---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

◆毛泽东承认，他的确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同时他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成立英法美苏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应当做的事情不是去搞什么英法美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

他继续说：『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战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我们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王明著作《中共五十年》选(P187-188)：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

『1955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饶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查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变路线的见证人。』--王明《中共五十年》，译自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版。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它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45-346




◆1938年4月，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成立，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而全权管理公馆的袁殊为中共秘密党员，助手恽逸群、翁从六亦是，岩井公馆的几百名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至抗战结束，在潘汉年与影佐帧昭的双重领导下，岩井公馆为延安建立了不朽功勋

◆１９４１年四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人民出版社出版《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泄露了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安排下，潘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随时破坏铁路交通。」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因此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话语，让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参考书籍：馀杰～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中干了些什么？读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到：『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中共领导人 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彼得· 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提到这件事时说：1941年4月的中立协议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无疑的是，宋将军在日本人面前并没有投降，而是率领二十九军进行了战斗。这里有两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关于平津战役的消息在延安迟迟才给与公布，另一个是，毛在选集里没在再提到宋将军的名字,只是笼统地指出有叛变、动摇、让步的可能性。』

『…并进行一场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特殊的两条战线战争。同时他把重点越来越转移到第二条战线，那本来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其实，毛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这个方针，这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得出来…』------（德）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中国纪事》东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P278-281)

◆１９４２年９月：『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１９４２年９月〗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的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选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１９７５年美国纽约德布尔戴公司出版）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依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做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p409-410)--cp.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

『1939年8月20日左右，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90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

『他（毛）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毛泽东接着强调—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该报告给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任何借口，予以推脱。』--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p386-388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0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延安日记》：『1942年7月9日：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到的情况感到沮丧。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馀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选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１９７５年美国纽约德布尔戴公司出版）

【国民政府关于与日寇勾结的记录选】

◆民国三十（1941）年四月皖北电：『四月二十四日，涡阳西北第十八集团军某部参谋长到战门集，与敌司令冈田会见，双方决议互不侵犯，该参谋长回防时，敌曾举行热烈之欢送会云。』

◆民国三十年五月绥西电：『第十八集团军，近由晋陕边区窜入绥东之集宁来镇兴和陶林等县城者甚众，驻在乡间向民众勒索钱粮，现城内驻日军，城外驻十八集团军，彼此均无冲突，据闻寇军与十八集团军有默契，将有所企图。』

◆民国三十年六月上海电：『沪新申报称，第十八集团军，在晋东各部队，对此项晋南战役抱定，旁观态度，甚至截击中央部队的队尾，帮同皇军作战。』

◆民国三十年六月陇东电：『中共陕北三边区伪警备司令贺晋年，曾于七日召集坂部二千人讲话，略谓「我们要保持边区，我们后面，还有日本人帮忙」等语』。

◆民国三十年六月晋西电：『山西中共自苏日中立条约订立后，指示第十八集团军活动方针如下：（一）摧毁中央政权，（二）与敌避免冲突，（三）实行暴动政策，（四）统制金融破坏法币。』

◆民国三十年四月上海电：『中共近与敌伪在沪接洽频繁，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特拨款五十万元，派员在沪国际饭店设立机关，专与中共联络。』 三十年五月东京电：『军部发言人称，日军与共军素有默契，彼此不相攻击。』

◆民国三十年六月香港电：『汪逆近派其驻港新闻专贝李健峰极力拉拢中共左倾分子，并与华商晚报接洽，愿在经费方面资助，并保证彼等赴沪之安全，连日由渝至港之中共分子及左倾文化人，赴沪者颇多，又沪新闻报编辑曹天纵，因社论反共，竟被伪方警告，迫其离沪。』

蘇聯在中國播下了這顆禍亂中國的種子：直接孵化了兩個互相鬥爭的黨派——國共，瓦解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