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辛亥革命（13）武昌起義（中）

发布讨满檄文，是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1852年，杨秀清、萧朝贵撰《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历数满清之罪恶：『…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满州脏狗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协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刊刻颁行洪仁玕文撰文的《诛妖檄文》，内载檄文两通，揭露清朝对百姓“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号召人们“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第二通系劝谕清朝官兵“弃暗投明，亟归正道，涤旧染之污俗，作天堂之子女”，如能“倾心归附，莫不一视同仁”，“良才录用”。

章太炎：《讨满洲檄》

《天讨》为《民报》临时增刊，由章太炎主编，初版于1907年4月25日；1928年，民智书局加以新式标点，收入“革命文库”。《讨满洲檄》为《天讨》首篇，以“军政府”名义落款，作者实为章太炎。

武昌起义的详细经过

革命党人为革命经费殚精竭虑，推翻清政府的武昌起义却没花多少钱。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枪械也全是朝廷的装备。当地革命党人好不容易筹集5000元钱，买了些手枪和子弹、旗帜，还由于据点暴露，并被清军一并收缴。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麻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麻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仲文（刘公）。刘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刘仲文（1881年－1920年4月12日），谱名耀瑸，又名柄标、树湘，一名湘，后改名公，字仲文，人称刘仲文，出身襄阳富豪家庭，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东斌学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与张伯祥、焦达峰等在东京组建共进会，任副会长。1908年出任会长。1910年毕业后回国。刘仲文为向革命活动筹集经费，便以捐官的名义向父亲刘子敬要钱。在表弟陶德琨的劝说下，刘仲文父亲答应了请求。

「文学社」一直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共进会」初期发展重点在会党，后来也转向新军。5月3日，「共进会」干部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集会，决定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和「文学社」联络。(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第37页)。随后，双方在武昌孙武宅集会。文学社出席者为蒋翊武、刘复基；「共进会」出席者为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等。初次的谈判并不融洽，蒋翊武认为应以「文学社」为主体；孙武则主张「共进会」应居于领导地位；会谈无结果而罢。5月10日，「文学社」开代表大会，刘复基提出，应与「共进会」联合，得到会议赞同。次日，双方代表再次集会达成合作协议之后不久，保路风潮掀起。

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6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9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居正

究竟谁是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的关键人物？至今为止，大致有三种说法： 1、湘籍同盟会员谭人凤。谭人凤的《石叟牌词》、邹永成的回忆录及其他一些记载均持此说。 2、共进会员陈孝芬。陈孝芬自述“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道理，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长期从事武昌起义史研究的贺觉非先生也倾向于此说。（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陈孝芬》） 3、刘复基、查光佛、陈孝芬、邓玉麟等人。此说散见于另一些首义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就时间上说，首先提出两团体联合主张的既不是谭人凤，也不是陈孝芬。谭人凤于农历五月初来汉，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之前，刘复基就开始与共进会代表坐下来商谈合作事宜。而且谭人凤离鄂时，商谈仍在继续，并不因为谭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于陈孝芬说是他的合作影响了刘复基，此话也有些言过其实。据另一共进会员李白贞回忆，陈孝芬本人因与章裕昆各自在军队发展自己的成员而产生矛盾，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

鉴于刘复基、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无论在干部力量和舆论宣传上，还是社员人数和在湖北新军中的影响上，都在共进会之上，故刘复基主张，两团体只有在文学社基础上的合并，才更有利于湖北革命斗争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

「共进社」和「文学社」的第三次合作会议召开，会上两个团体彼此谦让起义领导人（和孙文老是要争主导权为对比），于是居正建议去邀请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这就是所谓「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促成两会合并」，但其实两会本来就要合并，谭人凤只是沾个光，再者，前面已经说过，谭人凤是「中部同盟会」的人。

到上海去请同盟会领导人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有消息说湖北风声正紧，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举事发难的好时机——后来的历史告诉同盟会领导人，等他们确信湖北大有可为而赶到武昌时，导致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已爆发数日。

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

23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仲文住宅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决定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的军事总指挥、孙武为负责政令的军务部长、刘仲文为负责民事的总理。24日转至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的增加使会议规模骇人：湖北新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标的陆军代表；炮队第八标、马队第八标、混成炮协炮队、工程队、宪兵营、辎重队的代表以及测绘学堂、陆军中学的代表——如同湖北新军的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

会上，刘复基报告了起义计划，还报告了“人事草案”，即军务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负责人名单，还有负责军械、司刑、司书、会计等人员名单以及政治和军务筹备员名单——洋洋大观的名单，犹如一个政府的架构。参谋长孙武在总结时说：“我们大家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会议决定10月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

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春萱)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l辑)。

农历八月十五日，有成语「 八月十五杀鞑子」。［相传元朝时，中原广大人民不甘蒙古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欲联合反抗力量，但元官兵搜查严密，苦于无从传递消息。所以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王昭光制造饼子，将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使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因而一举推翻元朝，为了纪念这一功绩，因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也就传了下来。特别在北方地区，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 ］

张难先《湖北革命党历年团体党员略》民国32年（1943年）稿本，记录了1900-1901年湖北革命团体及成员简况。张1904年进入湖北新军，先后参与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1907年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为政府破坏，他在沔阳被捕，送武昌狱，1911年亲历武昌起义。

就在革命党人9月24日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士兵梅青福、姜锡久离营，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霍殿臣、钱芸生等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步云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士兵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霍殿臣、赵楚屏借着酒劲从军火库拖出一门大炮，并将炮弹推上膛扬言要暴动。由于大炮没有撞针，附和的人也不多。当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派人前来弹压的时候，霍殿臣、赵楚屏等数名士兵纷纷逃离军营。

炮营中的革命党人把这个消息向孙武做了报告，说是事态紧急，必须立刻发难。由于情况不明，孙武和刘复基等人一时难以决断。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逃走的士兵没有一人被捕，张彪好像也没有深究的企图，似乎危机已经过去了。于是，革命党人又按计划秘密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事件虽则不曾扩大，瑞瀓以下的大小官吏却十分紧张。瑞瀓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舰，军队各单位的弹药一律收藏起来，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瑞瀓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许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孙武于是又和刘尧瀓、邓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孙文学说》：『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覆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埸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部，起义军事总指挥部昼夜策划，制定出详尽的起义计划，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起义的政治筹备处，设在共进会总部所在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政治筹备员刻印军政府的印信、预订和制造起义用的旗帜以及起义后新政府的旗帜、新政府的钞票，同时起草各种文告和对外照会。由于人员频繁进出，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转移到一家照相馆里，但很快再次被官府盯住，最后政治筹备处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

令官府越发警惕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炮营逃兵数人因恐追捕，于邮筒投书督提各辕。大致谓彼党团体甚固，如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其中颇多恐吓之语。张提（第八镇统制兼鄂军提督张彪）遂大震惊，请于鄂督，饬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敬慎收藏。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日一律驻营歇息，不准擅离，由张提不时亲往巡查，吹奏紧急集合号令点名，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目兵（班长）有不在营者，责革职严办，并罚其该管长官。一时军纪至为严肃，而谣言亦因之蜂起。」

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部（张廷辅家）武昌起义军事筹备处

10月9日时上午，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事筹备处里，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张廷辅等人正向从岳州赶回的蒋翊武汇报起义准备事宜。虽然风声渐紧，但为避免节外生枝，革命党人希望尽早起义，可是黄兴从香港传来口信说：“各省机关，还没有一气打通，湖北一省，恐难做到，必须迟到九月初（农历），约同十一省同时起事才好。”为了得到响应与援助，不至于“随得随失”，大家遂决定将起义时间向后推迟。然后，召开了各标营起义代表会议，说明将起义时间推至农历九月底，以便“与十余省同时并举”。

大家谈论到下午五点钟左右，邢伯谦与邓玉麟二人“仓皇来告，汉口机关破露”。原来，当天上午，「共进会」的孙武和邓玉麟、丁笏堂等人，在宝善里配制炸弹，炸药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当年于赴京谋炸摄政王以前，在汉口准备炸端方未成而留下来的。计划是做好三个大炸弹，于起义之时从瑞瀓的总督衙门的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摔进去，炸瑞瀓的卧房。孙、邓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邓玉麟有事外出，共进会总理刘仲文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走了进来，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这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烧伤孙武的脸，而且满屋子烟雾弥漫。丁笏堂慌忙把孙武的头脸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个同志（李作栋）的家中，才把孙武安顿下来。（这是邓玉麟的说法。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面说：把孙武的头脸蒙起来的，是李作栋，送孙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与陈光楚。孙武在共和里的“亲戚”那里躲了一阵，最后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不但肯将孙武收留，而且愿负保护之责。）

刘仲文出门时正好碰上闻声赶来的俄国巡捕，谎称是煤油爆燃，旋即避匿。邓玉麟回到宝善里，看见俄国巡捕已经把宝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夹在众人里面混进去，才知遭失了事，赶快渡江到武昌，在轮渡上遇到邢伯谦与谢石钦、牟鸿勋、梅宝玑，听到他们说，刘同与住在斜对门（宝善里十一号）屋子里的刘仲文的小老婆（李贞清）都被捉了去。机关里的名册、旗帜、文告，印信和印制的钞票等物也统统被巡捕拿了去（转交给清吏）。（参见：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

驻汉俄国领事敖康夫立即把他们引渡给清方。审讯时有人畏刑吐实，于是起义秘密暴露。瑞澂下令紧闭四城，飞调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布街巷。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事搜捕。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和印信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而督府师爷张梅生力劝瑞澂按名捕之。刘公、孙武逃入汉口法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文学社」领导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为免起义计划受破坏，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第八标炮声为号。刘复基当即草拟了起义通知。这一重要的历史文件没有留下原文，当事者回忆其基本内容是：（一）十八日（农历）夜十二点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二）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三）炮队攻中和门，占据楚望台及蛇山，然后攻击督署及藩署。（四）工程营夺弹药库。　　（五）第三十标专攻该标一营之旗人。（六）第二十九标以一营助攻第三十标，以二营助攻督署及捕捉伪督。（七）第四十一标及第三十一标留省各部，分攻藩署及官钱局。起义通知被抄写了若干份，由王宪章、邓玉麟、杨宏胜等人分头送往各标营。

武汉清军的总人数，假定以每营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千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据李廉方说）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千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参见：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

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起义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由于城门早已关闭，往炮队送起义通知的人没能出城。结果，城内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外炮队的炮声，城外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内工程营的枪声，在相互的误会和等待中，计划中应于10月9日午夜发动的起义没能发生。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

大约晚上十点，未得到各营起义的消息，却等来了猛烈的敲门声，闯进来的同志说杨宏胜出事了：给工程营送起义通知的杨宏胜兼送炸弹，到达工程营门口才发现事先联系好的同志已经换岗。他受到盘查，想往回走，但已被怀疑，当军警追来时，他投出炸弹，自己受伤并被捕。（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著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由于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文学社总部暴露，武昌全城大搜捕开始了。

十七岁的秘密交通员刘心田，目睹了接下来发生在小朝街八十五号的一切：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就是我们战死了，也好落个名嘛。”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分，准备打起来，买点零食充饥。”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出门，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了！”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枚，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装上。眼看敌人蜂拥而来，“戈什”（满语，清朝高级官吏的侍从护卫）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楼上的人一看炸弹失灵，纷纷从屋上逃跑，跳下墙头，又被警察包围，彭楚藩机智地喊道：“我们是来捉人的！”警察拿灯一照，见彭穿的是宪兵制服，没有追问。陈宏诰认识警察中的熟人，打了个招呼混过关去。但是大批“戈什”跟着围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拥来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刘心田因为个子小，机灵地躲在了楼梯下，“用装炭的破篓子和撮箕扫帚”将自己遮盖住。他未被清兵发现。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小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2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

凌晨时分，因捕获如此大量的革命党人而万分震惊的瑞澂，亲临签押房指派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官，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官，立即进行军法会审。清朝是个专制王朝，可有一点很怪，像这样的谋反大案，都是公开审讯，允许旁听的，因此这夜三更，制台衙门里人山人海。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原名潭藩，湖北鄂城人。1877年生，1904年投营当兵，师事刘静庵。日知会成立，任评议。日知会失败，改名楚藩，入宪兵学堂。毕业后充当宪兵，利用这一特殊职业掩护革命党人活动。后来加入文学社，为了促进联合，又加入共进会。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主审官铁忠的妹夫。宪兵营出了革命党，不仅会连累妹夫，还可能连累到自己，于是铁忠一开始的问话便有开脱之意，故意对彭说：“你是宪兵，是捉革命党的，怎么也被错捉来了？”彭正气凛然地回答：“我就是革命党！”铁忠还想开脱他，又说：“你不是奉命去抓匪徒的吗？”彭楚藩愤怒地答道：“我是黄帝子孙，怎么会接受满虏的命令！”他要来纸笔，振笔疾书，痛斥清朝权贵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等种种罪行。并谓：“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几个戈什随即将彭楚藩的衣服脱了，“楚藩也就闭着眼睛毫不作声”，戈什将他绑起来拖出衙门。后人记载，“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抓捕的军警，“但他决计与被捕的同志生死共患难”，于是对军警称自己是革命党。

第二个被提审的是刘复基。刘复基，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士兵，被带上来时大喊：“要杀便杀，何必多问！”当铁忠问，党羽炸弹还有多少都在哪里时，刘复基回答：“除了彼一般满奴汉奸，即皆是我的同志。事到于今，该因你们的运气未绝尽，我倒遭殃。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及至被绑出督署时，大呼数十声“天！天！天！”因为被捕时被炸伤，杨宏胜面如焦炭。铁忠说：“你这个样子，也想革命吗？我今日只怕要革你的命哩！但你们的炸弹还有没有？”杨宏胜说：“用了又做，哪有没得的道理！”双寿问：“你们的党羽，是营里的多，是学堂的多些？”杨宏胜回答：“你说军队里多，就是军队里多；你说学堂里多，就是学堂里多，我一刻也难查清楚。”铁忠又写了旗标，上书：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宏胜。

刘复基、彭楚藩、楊洪聖因事机败露被清军捉拿，斩首示众，是為「彭劉楊三烈士」。

10月10日晨六时左右，彭刘杨三人在湖广督署东辕门被斩首。大清帝国的死刑布告上配有砍下来的头颅照片，此为首次。10日白天，清军警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劝谕党人自首。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鲜血，浇剧了革命烈火，革命党人矢志报仇，决心拼死一战。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参见：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

上午，湖广总督瑞澂给清廷发去了告捷电报：

「窃瑞澂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所辖地方则密派侦探，不敢一刻稍懈。昨夜七点钟，据侦探报称，本夜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并探知该匪藏匿各地。正饬防拿。复据江汉关道齐耀珊电称，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查获匪巢……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件及银行支簿伪用钞票，并查有制造炸药形迹……此次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将以鄂为根据，沿江各省皆将伺隙而动，湘省尤为注意。且党羽分布，私藏军械炸药甚伙。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及时扑减……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各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口俄总领事于租界拿匪极为协助，用得先破匪巢，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殒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厪……」 　　　　

朝廷随即回电：「该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实属目无法纪。该督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在事文武，亦皆奋勇可嘉。除刘汝夔（刘复基）三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已获各匪，即著严刑研鞫，尽法惩治。一面督饬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在逃各匪，务获究办。一面出示晓谕，如有被协免从者，准其首悔自新。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既经随同协拿出力，均从宽免其置议。在事出力各员并准择优酌保，毋许冒滥…… 」　

朝廷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军营骚乱，由于处置及时事态已经平息，除了要求继续严加缉拿以绝后患外，并没有提醒湖北的封疆大吏予以格外重视。　

博尔济吉特·瑞澄（1863年—1915年），字莘儒，号心如，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博尔济吉特·恭镗之子。清末政治家，末代湖广总督。少年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1906年外放，任江西九江道台，有官声，遂调任上海道台，负责与各国交涉。任内奉命在辖境内禁绝鸦片，即建立警察部队。1910年10月，与锡良领衔联名十八省督抚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11年，瑞澂为与调任四川总督的端方争功，提出修建川汉铁路，被任命为总办。俄而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瑞澂采纳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意见，调遣湖北军队赴川鄂边境，准备进军四川。

刘仲文藏匿起来不能出面，孙武受伤已被转移就医，蒋翊武逃走之后不知所向，革命组织已群龙无首。更有一些人转向官府告密，声称自己知道革命党人藏匿的地点，以便讨要赏赐和官职。还有趁火打劫者到处散布恐怖气氛，声称自己手里有革命党人的名册，如果谁想从名册上除名出钱即可。

……营内同志，以为名册被抄去，按名拿捕，万难幸免。又闻瑞澂确已派巡防营至各处围搜，谓某也难逃，某也不免，同志闻之，心为之裂。甚至与革命党有杯酒之欢、一面之缘者，亦呈不安之色。大众既禁止出营，又不能与营外同志通声气。且均系本省土著，年貌籍贯、保人底册一一有案可稽，亦无可潜逃。正值危疑震撼之秋，而铁忠得意洋洋，以为得此一般爪牙，为其效力，革命党绝难漏网。于是命一般小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阴奉阳违，致干重究。同志闻之，与其待缚，不如奋斗，死里求生，莫若早为起义。有谓发难之后，或无人附和，或各营不响应，又将奈何？于是又暗中秘议，设法派人至各营递信，约定今晚起事，并言有不从者，即令失败，被其拿获，亦当一律供出。

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历史时刻猝然到来。关于武昌首义由哪一部率先发难，历来颇有争议，其中由武昌城内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从众多的史料看，首先发难的，当属驻扎在武昌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营队。

第二十一协炮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的革命党人约定的发难时间是晚上10点，但是傍晚6点左右，各营队官长接到通知到炮营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党人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声信号便蜂拥集合，抢得一箱子弹后跑向炮队，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起义士兵向武昌城内楚望台军械库进发。

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回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工八营起义士兵在熊秉坤带领下奔赴楚望台军械库。图为武昌楚望台军械库

驻扎在武昌城内的工程八营，是湖北新军最早成立的部队之一，该营的共进会代表是正目熊秉坤。由于这个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储藏着汉阳兵工厂二十年来制造的大量枪炮弹药，所以起义时必须占领这个军械库以获取军火。

1912年的熊秉坤

熊秉坤（1885年－1969年5月30日），原名祥元，又名忠炳，字载干，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在武昌平湖门码头做苦力搬运工，在二十一岁时入伍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升正目（相当于班长），并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张彪面谕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如能维系至十五日不出事，就将他正式提为营长。所以，阮荣发加紧了防范，当天，他下达的命令是：一、各队官挑选亲信目兵十名，发给实弹，守卫兵棚入口。二、各目兵在各棚睡觉，不得出入。三、各目兵要有大小便者，须报告排长，照准后即徒手出入。四、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五、各目兵不得高声说话。六、遇有紧急集合，遵从官长命令。在这种几乎等同于监禁的环境中，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彻夜等待着起义发动的炮声。

天亮时，他们不但没有等来起义的消息，反而得知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已被杀。军营里开始人人自危，熊秉坤和同志密商后，决定趁部队晚操时发难，随即便与城内的第二十九、第三十标取得了联系。但是，中午时分，官长突然宣布今日停止晚操。熊秉坤等人只好将发难时间改为晚上七点，并再次通知了第二十九、第三十标的同志。

有史料表明，不但一般士兵得知今晚将要发难的决定，就连一些下级军官们也获得了消息。黄昏时分，卫兵长方定国悄悄地对熊秉坤说，你们要办事我决不阻拦，只求到时候饶我一命。熊秉坤当即回答，自己兄弟没有自相残杀的道理。接着，后队队官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他们的对话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认为：即将发生起义；且一旦武汉率先发难全国必会同时响应，因为湖北新军第八镇的战斗力全国皆知，历次革命党人的起义都是被第八镇镇压下去的，现在连第八镇都反了全国焉能不反？

七时许，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即今日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多人不在营中，又看见棚正目（即今日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且取出一盒子弹，仰卧睡觉，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对陶哨长不满，对骂道：『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并和陶启胜扭打在地。程定国过来帮忙，但无机会开枪，以枪托将举枪陶启胜击伤，待陶倒地，背后开枪打中陶启胜，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军营大乱。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见：熊秉坤《武昌起义谈》；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抢击之。”

1961年在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熊秉坤与溥仪会见

196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期间，1961年10月13日，在全国政协第四会议室，鹿钟麟、溥仪、熊秉坤的合影。自左至右：鹿钟麟、溥仪、熊秉坤。

军械库是武昌城内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瑞澂特别派来几名军官驻库监视。驻守在这里的革命党人，看见营区里已经起事，立即占领了军械库，瑞澂派来的几名军官落荒而逃。工程八营起义士兵赶到军械库后，起义士兵增加到约四百余人。熊秉坤以革命代表的身份发布作战命令，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控制局面。参加起义的士兵，很多并不是革命党人，平时只习惯服从长官，而熊秉坤仅仅是个正目，所以“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来袭，其危殆可胜言哉”。紧急时刻，左队队官吴兆麟被带到了大家面前。　　

吴兆麟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曾经参加「日知会」，其军事学识深为士兵们折服。工程八营发难之际，他怕被起义士兵杀害，藏在了军械库的后面。当他被一名起义士兵发现，并被带到大家面前时，起义士兵竟然欢呼雀跃，一致推举他为临时军事总指挥。　　

临危受命的吴兆麟对士兵们说： 　　　　

诸君同志不弃，公举兄弟为革命军总指挥。兄弟与诸君当此起义之际，均处危险地位，为民请命，亦属义不容辞。自满清蹂躏我同胞二百六十余年，近又派瑞澂督鄂，无知无识，骄横已极，残杀我爱国同志，实为人神共愤。今晚首义，虽属瑞澂激成，实为清罪贯盈，天佑汉族。自此以后，即与满清势不两立。倘诸君不齐力奋斗，一旦失败，我辈皆同归于尽。但是，天下事有志者事竟成，是在诸君之一德一心耳。昔武王伐纣，数千人一德一心，卒诛无道。同志今日，与武王伐纣正同。但宗旨抱定，举动更要文明，使中外人民共仰，知革命军为仁义之师，则外人必表同情。即瑞澂亦无借口，以派兵抗顺。我辈只求成功，不要权力。革命大义，即革去恶劣强权，顺天之命，以救国救民，处处从大者远者做去，未有不成功者……诸君素有大志，当深明革命宗旨。今为时仓促，战机紧急，毋庸兄弟多谈，既承诸君公举兄弟为总指挥，关于军事动作，不能不与诸君先约：诸君能服从命令，兄弟即牺牲一切，与诸君相始终…… 　　　

起义官兵均表示“愿遵守命令，即赴汤蹈火，皆所不辞”。吴兆麟下达了作战命令：分路进攻宪兵营、总督署，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起义，占领中和门迎接城外起义部队，并将今晚起义口号定为“兴汉”。

是晚城内工程八营起义后，响应者仅炮队第八标，城外辎重工程两队，测会学堂学生及步队二十九标约一排，共约二千余人耳。其余马队第八标，步队三十二标，及二十一混成协之炮队营，步队四十一标，均未响应，秩序如常。如瑞澂张彪黎元洪王得胜等，持以镇静，死守不逃。

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的营房相邻于武昌紫阳路。前一天，因革命党人藏在第二十九标的炸弹被发现，两名士兵被捕，标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向官长建议，不要扩大事态，只要将守卫营房的部署落实好，即可确保无事。这一趁部署之机联络起义的建议竟然被官长采纳了。十日中午，熊秉坤到第二十九标与蔡济民等人秘密接头，约好只要工程八营一发难，第二十九标立即响应。晚上八点多，工程八营方向枪声大作，“蔡济民即率原来巡查队周绍武、施洪胜、邹承昌、胡道松等数十人集合出发，并向天开枪，同时大呼各同盟打开军械库强取弹药，到楚望台高地集合”。第二十九标起义士兵达三百多人。第三十标中的革命党人以文学社成员居多，熊秉坤事先与这里的革命代表王文锦联系过，因此当工程八营起事后，第三十标的起义士兵迅速集合——“取枪在手，鱼贯下楼，不闻人声，只闻足音。”第三十标一营，多为旗籍官兵，吴醒汉等少数汉族士兵决意参加起义，管带郜翔宸极力劝阻，甚至以身堵门，但最终没能阻止。由于营门均为旗籍官兵把守，起义士兵撞开营墙，约一百五十余人向楚望台蜂拥而去。

驻守城外的炮队第八标也是一支老部队，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多倾向于革命。十日下午，邓玉麟等人曾赶到这里商议起义事宜。晚上八点左右，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后，革命党人立即拖出一门山炮开炮以示响应，然后各营的起义官兵纷纷拖出大炮，撬开弹药库取出炮弹。当时，炮队第八标统带龚光明不在营，管带卓占标、杨起凤逃走，管带姜明经以及队官张文鼎、蔡德懋、尚安邦、柳柏顺等都参加了起义，结果导致炮队第八标几乎是成建制地夺营而出。起义的炮队连开三炮以壮声威，然后拉着大炮向城内进发。进入中和门后，“在城沿置炮六尊，是日夜，照督署猛烈射击。余炮布置楚望台高地，以弹力攻击敌十五协及四十一标。”炮队第八标参加起义官兵多达八百人，是各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我革命军自炮兵进城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之炮声有以促成也。”　　

随着枪炮声越加密集，陆军测绘学堂、第三十一标留守部队、第四十一标的部分士兵、第三十二标、马队第八标以及陆军第三小学等先后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军炮兵

但是，至少在十日午夜的时候，起义是否成功还无法得出结论。瑞澂掌控的部队包括宪兵营、辎重八营、第三十标旗兵营、教练队以及督署卫队等等，总人数约为五千人。虽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官兵人数并不多，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向总督署发起了进攻——“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若不攻克督署都要杀头的，所以革命党人那时候只想要胜利。”

攻击督署的作战在炮队第八标参战后才显气势。起义士兵在督署附近燃起大火，大火不但给炮兵指示了轰击目标，也激发了起义士兵的战斗激情。

一名督署卫兵被起义士兵捉到了。被捉的卫兵说，瑞澂根本不在督署里，早与家眷一起逃跑了。瑞澂的出逃，被认定为武昌首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起义军攻打都府，根据瑞澂一位家眷的亲述，十日晚饭后，瑞澂接到军队造反的报告，他立即把幕僚 张梅生、统制 张彪、停泊在长江边的军舰“楚豫”号统领 陈德龙以及其他的文武大员找来商量对策。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陈德龙认为衙门是守不住的，建议瑞澂撤到军舰上躲避。陈德龙说，“楚豫”号停泊在距督署后花园不远的江边，可以在花园的墙上打个洞，大家从洞里钻出去直接上军舰。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府，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镇压。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身为湖北清廷最高军政长官的湖广总督瑞澂逃走后，本应担负起职责的第八镇统制张彪和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也没有任何作为。尽管张彪主张坚守，但他“坐守愁城，束手无策”。身边的幕僚不断地劝他赶快逃走，他虽然没有立即逃走，但连第八镇司令部的通信员来给他送信他都不敢开门，怕是革命党人来杀他——“惟紧闭大门以待末路而已。”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的部队大部驻扎在城外，城内只有第四十一标三营，黎元洪生怕这个营造反危及他的安全，于是亲自住在营内监视。

当吴兆麟派到三营传达起义信息的革命党人周荣棠翻墙入营时，被黎元洪发现，“问明是革命党，即拔刀亲手将周荣棠斫死”。杀了这个革命党后，“其左右护兵马弁见势危急，即请黎元洪潜走，以避营中革命党为周荣棠复仇。黎遂偕其参谋刘文吉窜至黄土坡刘文吉家，闭门而匿。”

起义部队攻击督署两次受挫，在炮兵的支援下组织敢死队再次发起攻击。清军在紫阳桥与起义官兵猛烈交战后，退至王府口。起义官兵猛攻不止，冲破清军的机枪阵地，清军退向东辕门。起义官兵边攻击边放火，并劝说居民们躲避，声称所受损失事成之后如数赔偿，居民们竟然四处寻找煤油帮助起义官兵放火。各路进攻部队最后合成一股，向督署发起最后的攻击。署内的大小官吏衙役早已逃走，只有最为顽固的教练队与起义官兵混战在一起。

战斗在督署外面的东辕门附近达到白热化程度——东辕门下，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烈士的血迹未干——

革命军敢死队乘势冲至东辕门内与敌对射，熊秉坤、阙龙等人奋勇直前；王世龙取煤油烧钟鼓楼，中弹阵亡。钟鼓楼火起，督署目标益加显著，各处炮轰，几乎无不命中。敌教练队退到辕门以内。大堂之清军，用机关枪扫射，革命军受阻。敢死队改以环形包围圈形式前进。纪鸿钧携煤油跃至门房放火，壮烈牺牲。其他战死者尚有彭华封、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多人。火烧到大堂，教练队非死即俘；巡防营早已溃散；骑兵第十一营两队由革命军代表召归建制；宪兵、警察等都换便衣逃散。清廷的湖北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督督署，终于被革命军所克。

藩署是湖北布政使和藩库所在地，全省的现金均汇集在此。起义官兵第一次攻击未果，得到增援后再次攻击，炮兵也开始向这里射击，接近天亮的时候，藩署被攻克，藩库里满地银锭和银元，起义军立即派人看守。首义后点验，湖北财政存款约四千万元。　　

黎明时分到来了。除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之外，在藩署指挥抵抗的布政使连甲，在藩署即将被攻克的时候逃走。他先躲在八省土膏捐局督办大臣柯逢的家中，然后又跑到了瑞澂所在的“楚豫”号军舰上。

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是夜躲在文昌门内的公馆里。初闻城外发生兵变，“以为无关重要”；继闻城内工程八营发难，开始“忧心如焚”；当督署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他急忙收拾细软准备逃往汉口日租界。正在收拾的时候，辎重八营管带萧国安前来，说他的营内没有一个革命党，请张彪到辎重八营去躲避。凌晨时分，张彪带领辎重八营渡江到汉口。张彪的日本顾问认为他的逃亡后果严重，建议他带领现有兵力偷渡到武昌，伪称是起义部队，然后寻机捣毁起义军的指挥中心。如果得手，可奏明朝廷，或许能够将功抵过；如果失败，无非是一死。张彪不敢采纳这个建议，龟缩在汉口刘家庙火车站里。

湖北提法使马吉樟听到新军起义的消息后，不知所措。他曾派人去打听投降的办法，但是人去之后一直未归。他只好穿上官服端坐大堂，准备等革命军到来时投降。等来等去没有人来，于是，他脱下官服从容逃走。　　

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交涉使施炳燮、盐法道黄祖徽和武昌知府袁毓楠等都于十一日凌晨逃走。汉口方向，江汉关道齐耀珊、巡警道王履康、夏口厅同知王国铎等还未等汉口驻军响应起义，便乘上火车逃得远远的了。汉阳方向，汉阳知府琦璋在武昌发生起义的时候，表面声称过江请兵，实则藏在江中鹦鹉洲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观察动向，然后悄然离去。

从1911年10月10日午夜开始，大清帝国湖北当局各级官吏的集体逃亡，成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政权垮台前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现象。这个晚上，“革命军共死伤二十余人，督署守兵死四十余人，伤三十余人，旗兵共死五百余人，俘虏三百余名。”

旗籍官兵大多是在起义过程中被追杀的。武昌城内的满族官僚家庭也受到抄查和杀伤，其中以扎、宝、铁、卜四个家族损失最大——“是日，革军遇旗人，不论老少皆杀。”

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镇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湖北军队提督张彪在水师统领陈得龙带兵保护下由文昌门退出武昌。

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这个新政权被取名为“湖北军政府”，全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参加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会上，在讨论都督人选的时候，“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有人提议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派陈磊等去找议长汤化龙，建议他出任都督。汤有些心动。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对清政府已经绝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未有绝对拒绝意”。他的儿女亲家、谘议局议员胡瑞霖顾虑到汤“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就“力持不可”（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3页）。但是，他们还是到谘议局参加了会议。

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等。这些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过了一夜，现在惊魂未定地来到谘议局，却意外地发现革命党人对他们是十分尊重的。汤化龙发表演说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于是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黎元洪现在城中，如果大家认为合适，我愿带人找他。”（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会议决定派蔡济民随刘前往，但是，这时工程营的士兵已经把黎元洪找出来了。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

起义爆发时，黎元洪任新军21混成协统领，在武汉地区清军中地位仅次于最高领导人张彪。张彪没有多少文化（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云：“张彪原系张之洞亲随，娶之洞使女为妻，因有‘丫姑老爷’之名。”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62页），经常吞蚀巨额官饷，虐待士兵；黎元洪则出过洋，受过资本主义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铁路风潮中，他是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新军士兵对他普遍存有好感。论学识与经验，他进过海军学校，参加过甲午中日之战的海军战（于战败时跳水自杀获救），帮过张之洞在湖北创立新军。论地位，他官居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简称协统，相当于今日的旅长），高过了吴兆麟以次的革命同志。吴兆麟是队官（连长），蔡济民与张鹏程、张廷辅等人是排长，熊秉坤是正目（班长）。早在起义前，革命党人内部便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建议。　

新军中多数为黎元洪的学生，所以希望黎元洪能出来当革命军的领导人。但黎元洪本身并不愿意，所以传说黎元洪最后被革命党人找到时，是从副将刘文吉的床下被拖出来当上革命军政府的领导人。10月11日晨，革命党的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找到黎元洪的时候，他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据朱树烈1945年10月所记《回忆辛亥首义》载， 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日：『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

黎闻之始出。有徐君寿林已将黎平日所乘棕色马拉来，不待回答，即拥黎上马。先到楚望台，临时指挥吴兆麟向黎报告云满督及统制张彪，业经义军击走，督署已焚，各重要机关均有兵占领，嗣后领导主持，非公莫属。黎云：『汝辈事太闹大了』。连说不已，大众拥黎至阅马场谘议局……到阅马场，下马进谘议局，黎身穿灰色长夹袍，黄皮马靴，赤面黑须，神色庄严。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时年四十七岁。少年读私塾，十九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五年后被派往海军服役，1890年调任广东“广甲”兵船三管轮，次年晋升为二管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北上威海卫，在渤海口遇敌，军舰在炮击下沉没，他在海上漂流数小时，于大连湾附近得救。战后，他脱离海军，投奔张之洞，深受器重，曾任炮台监制和护军后营帮带，参与新军的训练，并赴日考察军事。1906年，黎元洪在改制后的湖北新军中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是年秋，他率队参加了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军事演练，获得了“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

在吴兆麟的提议下，众人一致同意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军政府民政总长。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一个昨天还手刃革命党人的旧军官，一夜之后，突然被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宝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刘复基等被杀害，“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已在八月十八日之夜于被捕后，跳出巡警署花园围墙而逃不知往何处。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预定的都督刘仲文此时虽均仍在汉口，而汉口与武昌有一水之隔（汉口到了次日，二十一日[10月12日]才光复）。其他的几个素孚重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杨时杰，这时候没有一个在武昌，使革命领导在起义前夕就处于空缺的状态。

黎元洪在起义前后的立场是不赞成革命的。被推举为都督后，仍十分犹豫，提出都督当为刚出狱的革命党人刘湘(刘公)或胡瑛担任。黎元洪为了制止起义军方面的顾忠伟残杀满人的行为而传出口令『忽得滥杀旗人，革命党是文明的，顾某如此胡闹，是野蛮行为，馀不取也』

防守武昌城门.

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汤化龙，（1874年11月27日－1918年9月1日），字济武。湖北蘄水（今浠水）人。 时年三十七岁。祖上数代经商，家境富裕。幼年刻苦读书，1902年中举人，1904年参加大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甲辰科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8年回国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被湖北省第一届咨议局推选为议长。皇族内阁成立后，他是坚定的反对派，曾赶往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的联合会议，对皇族内阁进行了猛烈抨击，呼吁清政府早日召开国会。他是宪友会湖北支部的发起人。

经过紧张的商议，湖北军政府决定：

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

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

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

五、称中华民国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

七、移檄各省，并照会各国领事，宣布满清罪状。

八、布告全国国民并军民长官。

九、布告湖北各府州县。

十、军政府紧要谕令。

十一、致书满清政府。

十二、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促其觉悟。

十三、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甲）参谋部；（乙）军务部；（丙）政务部；（丁）外交部。

十四、设立招贤馆。

（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

從武昌起事並未採青天白日旗，就可以知道此次起事與孫中山無關。

由立宪党人汤化龙起草的《军政府暂行条例》，不但赋予了都督黎元洪绝对权力，而且还确定了各部部长和部门主要负责人：

军令部长：杜锡钧（原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原清军标统）

政事部长：汤化龙（咨议局议长）

政事部各局局长：

内务局长：舒礼鉴（咨议局议员）

外务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长：胡瑞霖（咨议局议员）

交通局长：马中骥（宪政会员）

司法局长：徐声金（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长：阮毓崧（咨议局议员）

编制局长：张国溶（咨议局副议长）

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无疑起到了推动全国响应起义的重要历史作用——立宪党人所拥有的始终令革命党人望尘莫及的政治优势，是透彻地解读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之一。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汉阳与武昌隔江相望。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有可以控制长江江面的龟山制高点，是革命军与清军的必争之地。驻扎在汉阳的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邱文彬等率众起义，控制汉阳兵工厂及整个汉阳。并在龟山山顶设置3门大炮应对江面清军舰船。10月12日，满载清军的“楚才”号军舰从刘家庙驶向武昌蛇山，突然转向汉阳龟山而来。邱文彬果断指挥炮击，击中军舰尾部，清舰转头逃回刘家庙，清军以军舰运载士兵夺取汉阳兵工厂以及封锁江面的企图破产。

革命军牢牢控制着汉阳兵工厂，厂内库存汉阳造步枪8000多支，半成品11万余支，子弹200余万发，过山炮56门，小钢炮108门，炮弹3万多发，不仅为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提供了军火武器，而且支援了邻近江西、湖南、四川各省的革命武装。

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发布了《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布告全国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布告海内人士电》、《致满清政府电》等，在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行同虎狼，厘金杂税，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状。为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起见，还发布了安民和免税等公告，抨击清朝苛政，豁免恶税。宣布除盐、酒、烟、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撒；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以前积欠丁漕，各项杂捐，概行豁免。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颁发的出入城门证

早在孙中山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 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精神，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 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 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 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 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 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 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 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 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 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 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 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

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膻，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

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

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

梁钟汉，湖北汉川人。汉川起义军总司令。

梁恢汉，汉川军政分府参谋

汉川起义军出发作战摄影

9月，梁钟汉就得到武昌即将起义的消息，指示汉川党人组织队伍，准备响应武昌起义。汉川党人在梁辉汉、黄警亚的带领下，赶制炸药，收集制作武器，制作十八星旗和符号，拟写起义布告，作好起义的一切准备。武昌起义第二天的11日，消息传到汉川，傍晚，梁辉汉、黄警亚、张荫兰等革命党人率领汉川义军1000多人举行了汉川起义。他们高举十八星旗，由南大门顺利进入汉川城，县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部阵前起义，汉川名绅周植三、商会会长毛玉成、典狱官洪上纲等亲赴监狱请梁钟汉出狱。起义军攻入县衙，县官贺祖蔚投降。起义大获全胜。

第二天，起义军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公推梁钟汉为总司令，黄警亚为参谋长，设参谋、秘书、军需、事务、稽查等处，将义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三个支队、一个补充大队和一个敢死队。然后梁钟汉亲赴武昌，向省军政府报告情况，并领取枪支弹药。

汉川起义的成功，是以梁氏兄弟为首的汉川党人多年奋斗的结果。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方政权，为其它地区的起义作出了榜样，有力地支援了武昌军政府，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武昌起義政府舊址(今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會堂)模型

武昌起义后，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图为汉口军政分府安民告示

为号召各省响应武昌首义，鄂军都督府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贼檄》与《联合东南进讨满虏檄》。

《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司法部布告》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临时大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草案》

湖北军政府通过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为境域，组织鄂州政府统治之”。“凡具有鄂州政府法定之资格者，皆为鄂州人民。”“人民一律平等”，享有选举与被选举、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权利，“人民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保有家宅，非依法律不得 侵入搜索”等。这些规定说明，国家由人民主宰，“自由、平等”得到了肯定，并且加以法典化，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张知本（1881—1976），湖北江陵人。鄂军都督府初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司法部长。

都督府成立后，即设置各部门，分科治事。图为《湖北革命军政府内部组织之条例》

国民党出具的证据，鄂军政府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名义发布的布告。告文于1911年年10月下旬至11月间多次在鄂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上刊发。这个孙后面为何有空格非常奇怪，到底是指孙武还是孙文？？

1911年10月16日，军政府创办了《公报》。刊登在创刊号上的《本报出版章程》声称："本报暂为军政府军务部附设机关，故定名中华民国公报。"报纸还根据上述会议决定，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1913年底自行停刊。这个孙后面为何有空格非常奇怪，到底是指孙武还是孙文？？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12页）。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居正；《辛亥札记》，1929年版，第71页）。

10月17日《军政府暂行条例》公布。黎元洪以都督兼司令部总长；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政事部部长汤化龙（未就任），副部长张知本，政事部下设七局（外交局（黄中恺为局长）、财政局（胡瑞霖为局长）、内务局、交通局、司法局、实业局、教育局）。各部中以军务部最为重要。

这条例共分六章二十四条，是居正的手笔。居正在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到达汉口武昌，于仓猝之间写成了它。其中的疏漏之处有二：（一）“司令部”在第一条称为“军令部”，在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称为“司令部”；（二）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而第一章便是“都督府”，写到第六章第二十三条，对“军政府”依然一字未提。第二十三条规定这“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于“都督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都督府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固守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全省，号召各省响应，分兵北伐，统一中国。然而，清军大举南下，连陷汉口、汉阳。幸亏始则有黄兴赶来。使得汉口、汉阳的战事，不致迅即结束；继则有蒋翊武不辞艰难，苦撑危局；否则，武昌入了清军之手，彭、刘、杨等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